玄学

摘要： 如果把当代中国法理学的主题概括为依法治国或法治,那么,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则可以提炼为圣人治国,亦即圣治。要理解郭象关于圣治的法理构想,可以借助“中西”与“古今”这两个维度组合而成的时空坐标。从空间或者“中西”这个坐标轴上看,郭象的圣治命题呈现突出的自由取向与饱满的世界意义,与西方近现代的自由主义及其法理学可以相互映照。从时间或者“古今”这个坐标轴上看,郭象的圣治命题具有强烈的民本取向与丰沛的当代意义,与当代中国的民生法治、民心政治、自由个性或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可以遥相呼应。由此可见,郭象虽然是魏晋时期的中国古典哲人,但他的圣治命题具有明显的世界意义与当代意义。在中国法理学史上,郭象以圣治为核心的法理构想具有与时俱进的潜质,蕴含着广阔的生长空间,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代表魏晋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完成形态。

摘要： 魏晋时期,由于受当时流行的玄学的影响,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走向了觉醒,也唤醒了个体的艺术创造意识.汉字作为最重要交流工具,人们认识到汉字除了有使用价值之外,还有审美价值,随着人们审美认识的提高,汉字的书写逐渐走向审美化,成为了一门独特的艺术.伴随着书法创作的自觉,书法理论也走向自觉.

摘要： “文取指达”说是陶渊明身后其诗文获得的第一个重要评价,影响深远。将“文取指达”视作否定性评论不符合《陶徵士诔并序》的总体内容、感情倾向以及陶、颜友谊之实际。“指达”特指玄学家对玄理的感悟、理解、阐释活动,既要求语言简约,更强调传达玄理。颜延之早年深染玄风,深谙玄理,洞察陶渊明其人其诗文与玄学、玄理、玄言诗文的密切关系,“文取指达”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秘密”。“文取指达”虽揭示了陶诗文辞简约乃至不追求辞藻的特点,却非颜延之强调之重点,亦非批评之态度。“文取指达”被误解事出有因,是南朝玄风消退、尚文之风大炽之结果。从本质上说,“文取指达”的评价及其被误解,反映了陶渊明诗文精神内涵的丰富性。

摘要： 熊十力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宗大师,其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尤其是在玄学,大乘佛学、儒学方面都有深造之处。对于熊十力的境识论述学者们有许多系统的研究,本文主要依据熊十力《新唯识学》中的《唯识》部分,尝试论述新唯识学的重要命题——境不离识。一、认识对象的地位熊十力在《佛家名相通释》中说道,“夫境非他,即识所变之相也。”

摘要： 不知道在座各位同学是否听说过这样一种玄学:选择题不知道该选啥的时候就选C。此玄学由来已久,最初出自谁口已不可考。但有说法认为,这是因为老师不希望你一眼就看穿正确答案,所以不会把答案放在前两项,而放在最后一项又太过明显,于是常常就将C设为正确选项。但真的是这样吗?

摘要： 魏晋南北朝历时约400年,一直处于国家分裂和政局动荡状态,如春秋战国般没有绝对强权的统治,但虽为乱世思想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第二次思想升华的伟大时代,文学创作空前活跃,文学走上了独立自觉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学冲破儒家“诗教”束缚而独立,与史学和哲学有了明显的分工;思辨批判性彰显;玄学气息浓郁,推崇和发扬了道教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诗、赋、散文和民歌等各种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舞台。

摘要： 最近,MBTI测试火遍全网,甚至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实际上,MBTI测试每隔几年都会火一次,从最广泛应用的职场领域,到如今万物皆可MBTI,有着80多年历史的MBTI人格测试到底是科学还是玄学,至今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是一种人格测验,通过完成测试题可以得到由四个字母组成的结果,这个结果代表被测试者的人格类型。MBTI将人格特质分为外向E--内向I、感觉S--直觉N、理性T--感性F、主观J--客观P4种相互独立的倾向,在此基础上排列组合,共形成16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其对应的性格特点。

摘要： 一般认为,玄学的兴起导致了魏晋士大夫“崇尚清谈、不问政事”之风。但实际上,当时的伦理规范和用人制度决定了士大夫不可能“不问政事”,士大夫的言行也表明了他们并没有“不问政事”,他们大部分仍然沿袭着传统士大夫恪尽职守、勤勉为政的风范。所谓魏晋士大夫“不问政事”之说,主要源于《世说新语》刻意建构的“史实”之误导,人们对士族社会的偏见和误读,以及对社会剧变中士大夫人格精神结构从儒学独尊到儒道互补之嬗变的认识不足。

摘要： 阮籍思想的发展脉络经过了由儒入玄的过程,其早期建功立业修齐治平之情怀,具有鲜明的儒家特征。其四十岁之前所作的《乐论》一文,反映了他用圣王之乐移风易俗改变世风的政治主张。晚年作品《大人先生传》和《达庄论》所反映出来的阮籍,则与作《乐论》时判若两人。阮籍的思想转变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思想,内因则是阮籍思想中已有的玄学因素。《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集中反映了阮籍晚年思想向老庄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从世界观到社会观、处世哲学都没有儒家思想的影子,因此,他的思想转变是彻底的。阮籍思想的转变还表现在践言履行特点,这在当时难有与之齐肩者。同期的嵇康虽然在理论上高于阮籍,但在实践上却没有阮籍的放达。至于后人的刻意模仿,更与阮籍的放达差之千里。

摘要： 嵇康之死以其壮烈的艺术性及复杂的政治性成为历来针对魏晋时期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或云其悲剧乃乱世之殇,或言其命运早由任侠之性格注定,在嵇康之死的大讨论中,玄学作为其指导思想对嵇康几乎每一次关键性的人生选择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要点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摘要： 文章主要研究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的哲学体系玄学对于该时期的服饰，特别是对士大夫衣着服饰的影响。本文介绍了玄学这种思潮出现的社会背景和起源，分析了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状况，进而将分析的重点推进到玄学对士大夫服饰的影响这一领域。文章从服饰的款式和衣冠方面进一步证明了玄学在士大夫服饰中的影响，重申论文的主题——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玄学是魏晋服饰文化丰富多彩的源泉。

摘要： 易学产生于自然科学，归属玄学范畴，形成了东方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易学文化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尤其是上层建筑的认可，那就要逐步的从玄学领域走出来，增加科学的含量，从无规则的解释性说明逐步上升到有规则的、确定性的层面，这条路既漫长又摆在人们的面前。需要易学工作者正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结合新的思维来研究和发展易学理论。玄学涵盖思想文化，但不等同于思想文化。而源自玄学的易学理论可以指导科学，但不能替代科学。玄学与科学是母与子的关系，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先哲们运用普通人所不具有的超自然力为后人描述宇宙自然。遗憾的是中国的玄学没有从解释性思维走出来，而是越走越远，继续以解释性的思路向前发展，没有将老子关于宇宙形成的描述进一步研究论证，而是继续解说，以易经的太极八卦来解读宇宙自然，创建了数术宇宙模型。同时，易学可以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但并不是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础。玄学与科学应当是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的关系。玄学的产生、发展与超自然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很大的程度上有人体感应功能的因素，感应功能可以跨越时空感知到科技水平所无法达到的空间领域;可以感知道普通肉体不能感知的隐态世界和微观世界，为科学的论证提供论题、为科学的发展指引方向。

摘要： 李充现存五十条《论语》注有引用《论语》、《老子》、《周易》、《孟子》、《庄子》、《孝经》之处,李充注引用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儒家《论语》、《孟子》、《孝经》、《诗经》,一类是"三玄"《老子》、《庄子》、《周易》,通过两类的比较看"三玄"内容所占比重.李充的注释一方面体现出玄学的影响,例如:"三玄"内容频频引用、郭象"独化"概念的出现、以及玄学特有的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体现出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如对传统礼、法、道、仁的推崇和重视.李充是典型的儒道兼通、礼玄双修.

摘要： 隋唐之际老子《道德经》之注,仅有佚文留存至今者,为刘进喜与车惠弼、蔡子晃等,是成玄英的同时代人而略早.这三位活跃于隋唐之际的道教理论家以其强烈的逻辑思辩的追求,为成玄英重玄学的理论建构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从这三位曾被杜光庭列为学宗重玄的人物的遗存文献的分析,重玄学的理论发展背景问题得以呈现.

摘要： 本文首先细读《弘明集》所收桓玄与慧远等人辩论的原始材料,考证事件始末并检讨佛教史书的叙述方式,揭示慧远和桓玄从默契到紧张的微妙关系,以及东晋朝野对沙汰沙门和沙门不敬王者两事的态度.然后考察桓玄、王谧、慧远三方立论的依据.桓玄将君主抬高为自然的代理人,提出新君权说,王谧以师道为佛教辩护,二者辩论仍局限于玄学范围之内.慧远以神不灭理解涅盘,将"自然"归为因缘宿构,提出"求宗不顺化",显示出玄佛分途的趋势.最后,本文指出,这一趋势和晋宋之际佛教的转型——即寺院主义的兴起有关.佛教摆脱玄学清谈,转而与本土经学传统结合,研寻原典.

摘要： 从探讨中医脉学的讹误入手，追根溯源其文化背景到汉字，从“脉”与“脈”两个汉字的通用、经络与脉道的异同，脉象不等于脈搏，脉动又不同于动脈等命题进一步认识脉学源流。中医脉学是如何由玄学演化为科学的，从它们之间的一般逻辑关系来阐述脉学的演变过程。

摘要： 在汉魏之际“天命论”与“德主刑辅”观念动摇的时代背景下，曹魏官方政治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所谓“名法”思潮兴起。其理论特点是：以黄老“因循”哲学为最高原则，儒、法、术并用，“随时致宜”。它萌生于建安时期曹操丞相府的新兴知识群体——建安名士中，其理论建树主要是由第二代建安名士，在曹操、曹丕、曹叡祖孙三代相继执政的建安～景初之际完成，并对魏晋之际儒学、玄学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