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

摘要： 《岷州卫修学记》石碑镌立于明万历三年。现存碑文虽多处漫漶不清,但可见碑文内容丰富。从《岷州卫修学记》碑文明证了明代岷州卫儒学之发展和文庙创设、改易扩建,以及地方官员主持修饬学宫等盛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摘要： 时空观念既是清代诗学的理论建构逻辑,也是艺术家处理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坐标。清代诗学时空观念的表现,较之前代有新的特质。从思想基础来说,清代诗学上承儒家的社会理念,在社会秩序中重新规范了诗学与社会政治的位置,追求儒学与社会秩序的复归;从主体条件来说,清代诗家主体意识觉醒,使清代诗学注重诗歌及诗话写作与学术文化的距离,追求心理感悟的时空形式;从诗学的理论形态来看,诗话写作仍以时空意识为逻辑基础,呈现出时空化的审美形态。如此,清代诗学是在传承美学精神的基础上,在社会思想、学术文化环境以及艺术个体追求之间,寻求并重建了一种协同发展的可能,是对儒家秩序规范的新阐发。

摘要： 乐教思想是孔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宋室南迁,衢州自古有东南阙里之誉,时至今日,每年,以礼乐为载体的祭孔活动都会以政府公祭的形式展开,弘扬礼仪文化,复兴南孔儒学,让衢州成为名副其实的有礼之城。笔者尝以公祭时《大同颂》的礼教过程转换到乐教维度发展的美学功能,揭示乐教对人格培养的重要作用,探索乐教在人的教育发展中的成功路径和积极意义。

摘要： 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是要告诉人们在世界上存身立足、安身立命之道。由于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始终将自我放在由他人构成的社会之中,所以,“己”始终不能脱离“人”而存在,“己”不仅身处“人”中,而且“人”构成“己”生存发展的条件,“立人”构成了“立己”的题中应有之义,“人”相对于“己”具有优先性。正是因为“人”优先于“己”,所以,“立人”优先于“立己”,每个人首先都必须承担起“立人”的责任,从而编织起一张牢固的人己交织的社会关系之网,将自己网罗其中,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在现实世界中流离失所,才能安身立命。

摘要： 张之洞与康有为作为晚清儒学的代表人物,均感于时代之艰对儒学作出了实质性的转型努力。将二人的儒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二人均重视对儒家道的阐发,强调变法的重要,关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在选择时代危局的解决径路时,因时代解读和政治理想的不同,由寻求合作走向了最终的决裂。在比较中,可以厘清他们儒学思想体系中的问题意识,廓清二人在近代儒学转型过程中的作用,理解他们的为人为学和时代精神,也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决当下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摘要：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从有利于推进中国发展与现代化的角度,对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进行了“批判”“发现”“重构”三个方面的工作。陈独秀等人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孔子和儒学,打倒一尊、九流并美,瓦解经学、构建新子学,直接推动了服务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建立。近现代中国知识阶层发掘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现代性资源,构建新子学话语体系,既是为了化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与紧张关系,同时也是致力于建构“中国现代精神传统”。在中国现代精神传统的建构过程中,应把开放态度、批判精神、包容意识与创新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摘要： 儒家文化在海南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孕于古、启于唐、兴于宋、盛于明”四个阶段。包括黎族在内的海南同胞,在吸收中原儒学的过程中,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弦歌沧海滨”。儒学在向海南传播浸润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完善。这种双向互动发展的历程,对把握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源流与内在逻辑有重要意义。

摘要： 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百年之争”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以马克思主义源于欧洲的身份是否有资格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纠结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性时代精神的低估。在全球化进程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时代,民族的纵向发展受到世界历史的横向干预,使其文化生态形成由时代精神和纵向传统交汇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代表着19世纪以来的新时代精神,这种时代价值在中国释放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巨大生命力,促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生态秩序得以形成。我们应该在“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的文化定位结构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辩证统一。

摘要： 王弼、郭象分别通过“体无”“体本”赋予了孔子“自然化”色彩,重塑出儒道相融、名教自然合一的圣人人格,展现了“老庄不及孔”的尊孔趋向。通过寓“无为”于“有为”的手法,郭象将王弼推崇的“上古”“三皇”“五帝”圣人系统延伸至“三王”,阐明这是“有德”的圣人人格下落到“有位”的现实君主人格之必然过程,因而上古、三皇、五帝的无为政治与三王的有为政治都是圣人因时顺势、循道行事及自然无为的代表,这就肯定了圣人所创之名教存在的必要性及三代之制的合理性,实现了无为与有为的统一。此圣人人格与圣人系统在政治上便体现为“内圣外王”的王道理想追求。郭象在王弼主张“本末一体”的基础上以“体用一如”来诠释道与德、圣与王的关系,实现了由王弼倡导的“先圣后王”政治理想向“圣王合一”的转变。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以孔子为圣人人格、肯定三皇五帝到三王的圣人系统、追求“内圣外王”的圣人政治,本质上是对儒家坚守的社会理想之延续,是对儒家圣人观的“接着讲”。

摘要： 儒学的发展历程曲折多舛,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五次严重的危机,分别是:秦朝的焚书坑儒、北朝的鲜卑政权统治、隋唐时期的经书注疏混乱、唐宋时期的佛教冲击、近代的西学东渐。每次危机都使儒学受到很大伤害,但每次儒学都从低落中复兴,其中前三次走出危机的中兴旗手都是衡水籍人士。衡水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

摘要： 如果认为梁启超愿取“儒家道术”而欲舍“儒家哲学”的想法比后来纯粹哲学化的儒学研究进路更符合儒家传统的本来面目、从而也可能更有意义的话，那么，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进路及在相关讨论中对于梁启超观点的漠视，就需要解释其中的历史缘由，揭示背后的权力机制。对于儒教是否宗教的问题，二十世纪学院派的主流看法自然是否认儒教有宗教性质。发生在现代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有关儒教是否宗教、儒学是否哲学的争论背后有两个重大的现实关切。一个是全盘性的，涉及启蒙主义的现代性谋划。另一个重大的现实关切是特殊领域的，涉及儒教是否还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挥其教化功能这一重大问题。

摘要： 本文以儒学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儒学生存状态，指出依托大数据时代的特征，儒学依旧可以找到自己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道路，阐述了未来儒学的发展思路：第一，儒学的大数据化使儒学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资料，学术成果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为简化。以训话学和考据学为例，只要数据足够准确和全面，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是受益最为直接的，他们相较于此前的研究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料，而且不排除提供新的资料以供研究；第二，第二，儒学可以通过和其他学科的互动来获得发展，这是大数据时代下儒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摘要： 韩中两国由于本属同一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地理上又属毗连,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所以长期以来在许多方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频繁的交流.尤其在文化交流方面,韩国早就崇尚诗书礼乐之教,特别是知识界人士对以诗文为主的中国古典文学颇为关注和推崇.众所周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唐代,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都获得了最高的辉煌成就,涌现出了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超时代、超地域的第一流作家.其中在诗文两方面对韩国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就是韩愈(768年-824年).韩愈大量的诗文作品以攘斥佛老、阐扬儒道为内容,这与韩国从高丽末期起持续到朝鲜王朝的排佛崇儒政策最符合,所以韩国的评论家对韩愈的儒学家形象颇感兴趣与关注.

摘要： 原始的儒学要通过《论语》、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还有《孟子》《荀子》这些儒家的经典来做整体性把握,如朱熹的《四书集注》更是需要被反复深入地研究.原始儒学反映了中国人传统思想资源里对宇宙天地根源的探究,在平凡中孕育伟大,在现实中寄寓理想.杜维明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第一个阶段,原始儒学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冲击.第二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儒学在国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唐君毅称之为"花果飘零".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之后至今,儒学的"灵根"漂洋过海,即开始了跨文化传播阶段,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世界各个角落开花结果,生机盎然.

摘要： 儒家学说,千百年来,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及其播迁海外,又对东亚以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儒学,传承于古代中国,在受容过程中完成了本土化建构.从韩国儒学发展史来看,其儒学传承行为具有强烈的自觉性,而本土化建构,亦是客观性与主观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承传中国儒学时,高丽、朝鲜时期的士人大多标举道学统绪,以完整接续朱熹之学为宗.但是到了清代末期,中韩两国均遭遇列强入侵与西学东渐的严重危机后,朝鲜士人在寻找出路与力求突围时,本土意识与独立意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张扬态势.他们以回归与坚守传统为旗帜,对本国儒学进行了不同以往的本土化建构.这种建构,对韩国的国家独立与社会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的复兴儒学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摘要： 西方文化全球化范式是文化裹挟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中向全球空间拓展.西方文化全球化实践是通过宗教、语言、教育和科技等具体文化形态,实现从文化精英到普通民众全覆盖整体推进.从技术理路上而言,起初,西方向全球输出他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教育、宗教和价值观念.作为借鉴,在现当代,儒家传统全球化实践中,实际中存在两种范式.这两种范式在路径、对象、核心价值和时效上有分别,但是从践行儒家传统世界化理念而言,则是完全一致的.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这儒家传统世界化的两种范式的分析和总结,成为儒家传统和中国传统当下的核心关切.rn 儒家传统的全球化无论从其文化形态自身还是从文化母体自身均在于努力向世界陈述其文化价值，获得世界认可。中国推动传统文化的世界化愿景并不在于某种某种霸权，而是为人类整体贡献自由文化价值和智慧。具体实践中，儒学和儒教扮演了中国儒家传统世界化的两种现实路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世界化的有益尝试，通过推动传统文化全球化实践，也为构建更加广泛的更加丰富的中国文化提供实践经验。

摘要： 由春秋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汉代开始被大多数王朝奉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成为两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导思想.儒家主张着重发挥统治机构的社会教化职能,应当"为政以德",实行"仁政"、"礼治"、"德主刑辅"等,在民族政策上则坚持以文化而非血缘来区分夷狄与华夏的"夷夏观".儒家的这些积极主张为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所吸收,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客观上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与融合.儒学的精华部分,在我们今天的治国政策上,仍然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兴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摘要： 儒学的治理理念的核心概念是"道、仁、义、礼、智、信、和、生、敬".儒学精髓在当下中国的治国理政的价值必须面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张力,在儒释道和马中西三者对话、融合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它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rn 其一,建立在忧患意识基础上的道德自觉的人文主义精神可以指导每一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企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精神重建,在改善生活方式的实践中提升生命的境界.rn 其二、表征孕生万物的总根源,象征着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总规律和真善美精神实体的"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精神,对今天的内政外交、修齐治平具有诸多启示意义.rn 其三、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不仅是人文文化,同时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治国安邦的一整套理念和行动方案,其背后突出的是中华文化主体性、民族性、母体性、根源性的人文价值和经邦济世、治国理政等中国智慧.

摘要： 川派中医是中医学众多的地方医学学派之一,近年来有关"火神派"的讨论十分活跃,其学术特色从医家及学科特点进行总结的资料也开始增多.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山川气候特点以及文化背景,应是产生川派中医最重要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是形成川派中医特色更深层次的地域环境因素.四川多元化的地理环境和多雨潮湿的气候特点，对四川中医药的发生发展和医家用药特点带来显著的影响。四川医家一方面擅用辛温发散温阳除湿药物，处方药猛剂重，另一方面不少名家用药轻灵平和淳正，以及伤寒与温病学术并行，不同学术风格兼容并存，在中医地域医学中独树一帜。相对艰险封闭的自然条件，造成四川古代与省外特别是北面中原地区文化交流困难，古代四川医家与外界文化及学术交流不易，当是形成其独特地域医学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近现代以来，北方、江浙等地文人、医家大批入川，促进了各地医家与四川医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四川中医学术的发展。儒学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对于川派中医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易学与经学与中医学关系最为密切。现代医家任应秋4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问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平，得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扎实的文化根柢。任氏刊行的著作达37种，1300余万字，在现代中医界堪称学术翘楚。当居四川儒医中与廖平一脉相承的的理论大师。成都刘复亦受业于廖平，得其传，以继承古医学为志，创立中国古医学会。由此可见，儒学特别是易学、经学修养是川派中医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儒学是川派中医的重要文化渊源。

摘要： 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和科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四层意思:1.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接通儒学与民主科学从而刷新中国传统文化;2.内圣开出科学,即是要给科学以独立性;3.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4.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