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延之

摘要： 《宋书·颜延之传》载颜延之三十岁时尚未出仕,其起家官为后将军行参军,府主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刘柳。然而由《宋书·谢瞻传》等可以推知,刘柳任吴国内史时,颜延之约二十岁。为避免时间冲突,有研究者认为《宋书·颜延之传》所载刘柳任吴国内史时间有误,进而将颜延之的起家时间提前十年左右。这种解释与现有史料存在三处明显矛盾,难以成立。由刘柳仕履来看,刘柳曾两次任吴国内史,第一次在元兴二年(403)至义熙元年(405),为建威将军、吴国内史;第二次在义熙十年(414)至十一年(415),为后将军、吴国内史。如此则史籍所载颜延之起家年龄及刘柳官职等均无误,可与相关文献材料自洽兼容,而不必臆改原始文本。

摘要： “文取指达”说是陶渊明身后其诗文获得的第一个重要评价,影响深远。将“文取指达”视作否定性评论不符合《陶徵士诔并序》的总体内容、感情倾向以及陶、颜友谊之实际。“指达”特指玄学家对玄理的感悟、理解、阐释活动,既要求语言简约,更强调传达玄理。颜延之早年深染玄风,深谙玄理,洞察陶渊明其人其诗文与玄学、玄理、玄言诗文的密切关系,“文取指达”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秘密”。“文取指达”虽揭示了陶诗文辞简约乃至不追求辞藻的特点,却非颜延之强调之重点,亦非批评之态度。“文取指达”被误解事出有因,是南朝玄风消退、尚文之风大炽之结果。从本质上说,“文取指达”的评价及其被误解,反映了陶渊明诗文精神内涵的丰富性。

摘要： 隋末唐初大儒王通,生前即有“王孔子”之称,初唐名士魏征、房玄龄等都出自其门下,其儒家经典视域中的“风雅精神”,不仅体现了古代文士的“君子才性”,还蕴涵了个体“教化天下”的使命,是一种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风雅文教精神”。王通希冀通过“道”的“文教”功用来影响天下,其批评谢灵运、沈约等而褒美曹植、颜延之、王俭、任昉等六朝作家。在王通的经典视域中,“君子才性”是风雅精神的形而下呈现;“教化天下”是风雅精神的形而上呈现,初唐文士们的视域与王通的视域出现了融合,“风雅文教精神”从而演绎为初唐的文化趋向,并推动形成了盛唐气象的蔚为大观。

摘要： 颜延之是刘宋时期的庙堂大手笔,本文通过探讨其《秋胡诗》进入《文选》“咏史”类的原因,发现颜延之采用图写情兴的方式,借鉴了乐府诗的创作艺术,有裨益教化的意图。

摘要： 颜延之的诗文创作总体上大量用典,故而历来诗话都以“用典为博”来概括其诗文创作的特点。但是通过对颜延之现存诗歌用典的考察,发现其用典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多与寡的区别,这与其诗歌创作动机及创作心理有必然的联系。因此,颜延之现存的诗歌作品难以显示其用典好“博”好“密”的自觉创作特色,更多的是受制于文体特征与创作语境需要下的主观且被动的斟酌与润色,体现出颜延之文学随从身份下文学创作的局限与无奈。

摘要： 考索中古时期"异书"的内涵,可以确认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所谓"心好异书"乃是"心好纬书"的隐语.在南北朝时期,纬书多次被官方纳入禁书之列,因为纬书的内容常常涉及天人革命和改姓易代的重大话题,极易触动人们的政治神经,故颜延之就绝不会明言陶渊明"心好纬书".然而,陶渊明对纬书并非全盘接受,他对谶纬之学中有关天人革命的诸多异象也并不认可,但纬书"A=B=C"的表达方式又被其悄然引入表达易代之思的某些经典作品中.陶公读纬,体现了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是对儒、道之外的知识体系和真理世界的积极探求.所以,颜《诔》"心好异书,性乐酒德",正表现了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刻知解.事实上,陶渊明确实具有俯视古今的文化视野和蕴大涵深的人文修养.他的阅读史,既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互动史,也是其与古人乃至同时代人的精神交流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精神成长、思想发展以及文学表达的历程,其读书生涯与其个人生活是密不可分的.

摘要： 颜延之与谢灵运以词彩齐名刘宋.察颜、谢一生行迹,各自共有两次流放的经历,期间创作出隽永流芳的文学作品,继承了屈原、贾谊等骚人迁客流放文学"怨"的本质特征,同时以佛玄思想折合儒家思想,突破并发展比兴象喻,最重要的是归还自然本身的审美价值,将怀才不遇的主题转化为对自然的欣赏,以文学表现山水形态,从而减弱了哀怨的情愫,赋予了流放文学新的活力,展现出士人复杂的心态、纯粹的品格和多元的时代思想.

摘要： 通过追溯史部文献对颜延之的评价和集部文献对颜延之诗作的选录情况,阐述了颜延之作为"庙堂诗人"的诗坛地位;从诗歌写法转变的视角分析了颜延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诗谈玄的不良风气,成为近体诗定型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反思了历史上的"颜谢优劣论",指出谢灵运诗歌与颜延之诗歌分别代表了"感发兴会"与"思索安排"两种不同的创作思路,认为颜延之的诗歌为诗歌体式的演进过程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路径,相较之下更具意义.

摘要： 随着晋宋文学及绘画的发展,官方往往通过东宫僚职、文秘史职、礼官儒职等文官的文事活动,来延续汉代以来以经学为主、绘画为辅的教化引领策略,其标志性建树体现在《南齐书·文学传论》"张眎擿句褒贬,颜延图写情兴"的叙说中.晋宋宫廷多委任文儒兼通之士承担侍讲经筵、摘句录义等职属,后者汲取儒生研经摘句之法而展开文事褒贬,这拓展了晋宋文学批评的新走向.颜延之屡次出任儒礼之官,在蔡邕、曹植、顾恺之等人画赞的基础上,依据多种绘画题材进行创作,从而树立起刘宋文画融合的标杆.在南朝东宫、藩府及宫廷画师主导下,图写又成为官方掌控文衡、论能铨授的重要方式.迄至隋唐,摘句与图写逐渐摆脱儒官主导、官方评价的模式,而步入文人自主创作的时代.

摘要： 陶渊明《饮酒》其十六"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反用《尚书大传》"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语典,暗示东晋正朔已失.由此可知,《饮酒》二十首作于晋宋易代之后.《饮酒》二十首最有可能作于刘宋永初三年(422)秋天.《饮酒》二十首主要表现了作者的易代之悲、归隐心态、固穷与立善的人生理念,以及作者仕宦的经历、对世道的痛惜、与故人交谈的情形.《饮酒》诗中与作者对谈的"故人"最有可能是陶渊明的挚友颜延之或庞参军.

摘要：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邪临沂人。文章从传本《颜延之集》未收诗文辑录考辨和类书、总集误收与史志误著辨正两方面论述了颜延之著述辑佚与辨伪，并介绍了其主要文学作品。古本《颜延之集》于南宋末年亡佚，传本《颜延之集》是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陆续编辑刊刻、流传下来的，至今仍没有新辑整理本或注释本。对传本《颜延之集》未收或收辑不够全面的内容进行辑佚，对类书、总集中误收和史志中误著的著述进行辨正，以期对重新整理编辑《颜延之集》有所贡献，并进一步推动对颜延之与南朝文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