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

摘要： 洛阳发现的4座初唐时期的棺床墓,可以分为土棺床墓和砖棺床墓两种类型。4座棺床的位置,只有1座位于墓室的北部,其余3座位于墓室的西部。土棺床墓和砖棺床墓的结构不同,砖棺床墓的结构明显要比土棺床墓复杂。洛阳发现的4座初唐棺床墓,都有随葬品,随葬品多数为陶器,种类也差不多,都有保护墓主安全的镇墓兽、武士俑,为墓主服务的陶马、陶俑,家畜,模型器具,工具和装饰品等。洛阳发现的初唐时期土棺床墓和砖棺床墓的随葬品,在数量、质量、类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洛阳发现的初唐时期土棺床墓和砖棺床墓,都随葬有陶器,有的陶器上有一层米黄釉,这种米黄釉是盛唐时期唐三彩釉陶器出现的先河。

摘要： 初唐开始,受魏晋文坛秀句意识萌生的影响,唐代诗坛出现了专门辑录秀句的句集和句图。元兢在《古今诗人秀句》的序文中通过对谢朓诗歌的摘句批评,集中阐述了其选录秀句的审美准则。他继承了刘勰和钟嵘的诗学观点,提出“情绪为本”“直置为先”的秀句观。自元兢创作《古今诗人秀句》后,秀句集与诗歌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诗文界逐渐出现了句图、诗式、诗话等新的摘句批评形式,这对文学作品的传世及后代文学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 从接受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影响着曹植的接受。从建安到南北朝时期,曹植的接受逐渐达到了黄金时期。初唐时期,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文人对曹植诗歌的接受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是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接受,二是在文学批评上的接受,这主要表现了曹植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希望通过继承“汉魏风骨”来改变六朝以来绮靡的文风的愿景。

摘要： 隋末唐初大儒王通,生前即有“王孔子”之称,初唐名士魏征、房玄龄等都出自其门下,其儒家经典视域中的“风雅精神”,不仅体现了古代文士的“君子才性”,还蕴涵了个体“教化天下”的使命,是一种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风雅文教精神”。王通希冀通过“道”的“文教”功用来影响天下,其批评谢灵运、沈约等而褒美曹植、颜延之、王俭、任昉等六朝作家。在王通的经典视域中,“君子才性”是风雅精神的形而下呈现;“教化天下”是风雅精神的形而上呈现,初唐文士们的视域与王通的视域出现了融合,“风雅文教精神”从而演绎为初唐的文化趋向,并推动形成了盛唐气象的蔚为大观。

摘要： 借历史文献和考古、图像材料互证,分述初唐政治环境、引进方式、马种及用途,可知初唐引进域外马种规模巨大,其中突厥马占比最高。文献与图像相对应的有突厥马、大宛马、吐谷浑马、于阗马等,引进胡马大大促进了唐与其他民族文明的交流与互动。

摘要： 如果在历朝历代中,选一个最喜欢的朝代,那一定是唐朝。大汉一朝,少了几分文气;北宋一代,又是少了些勇武。唯独在大唐,陌刀之下人马俱碎,笔锋之间举世无双。在大唐近三百年历史里,从初唐走到盛唐,又从中唐走到晚唐,让无数人心生向往的,可能是那数十年的盛世大唐。

摘要： 陈子昂虽以诗闻名于世,但其应用文的成就一点都不逊于诗。韩愈曾评价其文"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肯定了陈子昂在文体、文风及初唐散文发展史上的贡献。但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其诗作,对其文则少有提及。实际上,陈子昂的应用文不仅量丰,而且质优,在"工为文,而不好作"写作观指导下,其应用文内容极具现实针对性,为世人所称道。然而,陈子昂并非重质轻文一派,他的应用文既重内容又不忽视形式的表现力,这从其语言的使用上就可窥知一二。

摘要：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服饰作为物质文明的载体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它也记录和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时尚追求。唐代女性服饰精致富丽、大胆豪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汉魏女性服饰传统的突破和创新,在中国服饰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初唐(618~712年)时期贵族墓室壁画中女性形象中的袒领服为研究对象,从服饰视角探究唐代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和社会风尚。

摘要： 美如春园的语言春晚山庄率题二首卢照邻顾步三春晚,田园四望通。游丝横惹树,戏蝶乱依丛。竹懒偏宜水,花狂不待风。唯馀诗酒意,当了一生中。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春。莺啼非选树,鱼戏不惊纶。山水弹琴尽,风花酌酒频。年华已可乐,高兴复留人。有些诗你一读再读,是因为它辞藻含香;有些诗境让你流连忘返,是因为它给你造了一处,你最想待的地方。待在哪里?诗意花香里。

摘要：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服饰作为物质文明的载体与人类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它也记录和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时尚追求.唐代女性服饰精致富丽、大胆豪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汉魏女性服饰传统的突破和创新,在中国服饰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以初唐(618～712年)时期贵族墓室壁画中女性形象中的袒领服为研究对象,从服饰视角探究唐代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和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