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

摘要： 曹植熟读经典,受到先秦文化浸润,有自身的哲学观,但这常被后人忽略。彼时“原始意象”形式留存的“通天”符号,由他经过自己的“取象思维”提取和融入文学创作。横跨前后期,曹植都有一种“天路”情结,属于他的通天意识,心念“皇天”,关联政治理想,终其一生不磨灭。由于他的事业被压抑,其“天路”被断绝,他的风格透显悲情。看似虚幻色彩的一系列“游仙”作品,还有他的政见奏表,均有围绕“天路”的意象,为此类意识形态原理下的产物。这份“天路情结”在曹植一生中都强烈,是他自身的特色,也是他没有信奉神仙宗教的证据,当引起注意。

摘要： “通天”意识是上古天人文化的核心概念,以原始意象的方式在后世流传,曹植深受“通天”意识的影响,其前后期作品中都表现了“通天”意识,通天的使者就是龙,其作品中的龙意象。曹植创作的在这一侧面很少为研究者所注意。

摘要： 《文选》作为南北朝时期的诗文选集,其收录标准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编录者的编选趣味。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诗文赋皆精。从《文选》选录曹植的赋、诗、文三类作品入手,探究曹植作品的深层意蕴与《文选》选录标准之间的联系,指出文质相符、沉思翰藻、储君身份、教化功能等是《文选》编选作品的基本考量。

摘要： 曹植是建安时期最重要的赋家,他的赋美学意识和思想对魏晋六朝赋美学具有开启性的历史意义,他明确把赋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对赋言之美的创造,赋家对赋言之美的创造也即是赋家对赋之意象和气韵的审美创造,强调慷慨悲壮是赋美的基本精神。他将审美之赋从价值论方面定性为小道,反对赋文的审美创作可以令赋家收获自己生命的不朽,他的赋观在这一点同曹丕的文章不朽论直接对立,对立的背后,隐约可见曹植同曹丕在政治上各自处境、位势的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对赋文创作是否具有审美救赎功能有了各自不同的认知。

摘要： 在曹操众多的儿子里面,最为出名的就是曹丕和曹植。曹植才华出众,曹操死后,曹丕日夜担心曹植有一天会来争夺自己的帝位,就经常找借口刁难曹植。一次,曹丕宣曹植进宫,对他说:“父王在世时,经常夸奖你诗作得好,文思也来得快。现在,我就限你在走七步的时间内作出一首诗来。作得出来便罢,若作不出来,决不饶恕!”

摘要： 一般而言,帝王之家不太容易产生文人学士,这个道理,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有所论述,欧阳修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为什么?他对此的解释是:诗人由于仕途失意,生活困穷坎坷,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然后诉诸诗歌,抒发内心积郁的愤懑和不平,会使作品的内容更加充实饱满,艺术形象和意境更加生动感人——不是创作诗歌使人穷厄失意,而是诗人遭遇穷厄失意后,更能创作出流传不朽的作品来。

摘要： 从接受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的改变影响着曹植的接受。从建安到南北朝时期,曹植的接受逐渐达到了黄金时期。初唐时期,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文人对曹植诗歌的接受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是在题材和创作手法上接受,二是在文学批评上的接受,这主要表现了曹植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希望通过继承“汉魏风骨”来改变六朝以来绮靡的文风的愿景。

摘要： 曹植的《神农赞》《黄帝赞》等一系列作品将炎、黄二帝的形象分为圣人君王、神灵仙人、英雄领袖、典故人物四种。这些作品赞颂了炎、黄二帝厚生爱民的丰功伟绩,反映了曹植作为贵族阶层的炎黄观,暗合了他厚德爱民的思想,也寄托了他政通人和的愿望。同时,曹植创作的《黄帝赞》,为后世赞体确定了范式。曹植对炎、黄二帝的崇拜和赞美,反映出魏晋时期士人们的炎黄观和民族共同体观念,为炎黄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摘要： 对于曹植《妾薄命》创作时间,有前后期的不同说法,结合历史动向、史料证据对照文本,可根据诗人曹植和周边关键人士的心态心理,一并剖析,试接近当时的某种真相。对于这两首乐府诗的内涵、其中意象和关键字句,也会有所解释。

摘要： 曹植由于部分作品言辞深邃,被打上了“缘情”标签,实际上,如果通过宏观视角,借鉴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理论探析曹植的人格类型、心理价值、情怀导向,便可对“感甄”之说予以辩驳。另外,他的“寄心”之所,以及不以辞赋言情的创作立场,皆证明曹植拥有宏伟的理想视野和自身的哲学思想。

摘要： 在《文心雕龙》(以下简称《文心》,或只称其篇名)中,刘勰具体讨论了建安文学中的三曹,即曹操与其儿子曹丕、曹植的文学活动及其艺术成就,其所议论,颇有分量,有许多评价、鉴赏及其批评观念,大多成为后世评论建安三曹文学贡献的理论根据.但也有若干批评,后人多有不同的议论.比如认为刘勰对曹操文学成就与贡献少有提及,或评价不高而多有批评;扬丕抑植,似乎也有欠公允等等.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摆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刘勰所论,除个人文学爱好外,更主要的是受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 在《文心》中,刘勰作为文学思想家、理论家,他在评价文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众多作品时,强调"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篇),力求公正客观而全面;但作为一个被时代制约而有理论个性的文学家,由于时代不同及个人主观欣赏偏好的渗入,要完全达到恢复历史原貌的公正客观,却是不可能的梦想.因此,其评三曹文学,是非优劣,或有不到位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还在于读者的深入思考与明辨能力.一旦看清事象背后的本质,则《文心》之论三曹,多有可资学习借鉴的.

摘要： 钟嵘称曹植是“建安之杰”、陆机是“太康之英”、谢灵运是“元嘉之雄”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曹植、陆机、谢灵运的五言诗创作高峰都是在建安、太康、元嘉年间.事实相反,这三人的创作实际情况与这三个年号之间恰好发生错位,即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歌创作高峰均不是在建安、太康、元嘉这三个时期.本文通过对三人作品系年的疏理,指出曹植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是在建安二十五年以后,即黄初、太和年间,他并不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建安诗风的代表应该是曹操.陆机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是在入洛以后的元康年间,太康时期诗坛的主将应该是张华.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是在晋宋易代之际,进入元嘉以后,从总体上创作已过高峰,元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应该是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