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摘要： 言贵诚、情贵切、文贵真。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这样说的:"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可见,真正能引起读者感情共鸣的,还在于文中奔涌着的作者那强烈而真切的情感。因此,文要佳则必须情真,情为真则务求话诚,真实表达,是作文永恒的生命。求真,应该是作文教学中的一道鲜红的底线。所谓"真",即不与生活和科学相背离。所谓"真实表达",即写作必须负载真实的信息,必须有真实的信息输出,换句话说,就是写作必须与生活相结合,必须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相联系。

摘要： 《文心雕龙》是复古还是革新,历来颇存争议,然"宗经式"思维可见其主张。因此,若能找到"宗经"的述理脉络,了解刘勰"以复古为革新面向未来"的理论关切,就会明白其与文学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发展史观"生一弊救一弊"的"救弊观"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以《文心雕龙》与《雪涛阁集序》为例,从宗经与通变的视角切入,对二者的文学史观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摘要： 学界通常将1917年刘师培、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视作“龙学”确立的起点,其实自1904年《奏定大学章程》颁布后,“龙学”就开始兴起,但这尚未引起学界重视。作为学制改革主导者的张之洞将刘勰的辨体意识、文学宗经等思想注入大学章程,使其成为具有官方约束性的国文教育规范。在国文教育的具体实践中,章太炎、刘师培、黄侃等人通过诠释《文心雕龙》,申论“广义文学观”“韵文学”“情辞说”等主张,提出不同的文学学科建设方向,进一步推动了“龙学”阐释的多样性。可以说,清末民初“龙学”的演进,始终与国文教育观念的发展相互激荡。

摘要： 注释与译者的情感关系一直无人关注,实际上注释作为一种副文本可以建构译者的情感。通过注释,施友忠表明了自己对民族文化形象和民族文化输出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化解了读者中心和译者中心的矛盾,发挥了译者的主体作用,照顾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彰显了译者对自我与他者的态度,建构了自己的个人情感;调节了因语言和文化因素造成的审美距离,保留了原作的异质特色,再现了原作的风格,在审美偏移和审美调节中建构了自己的审美情感。对注释与译者情感关系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提升翻译质量,提高译文的接受度,有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

摘要： 《文心雕龙》是南朝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因此文是道的体现,为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义。本文即从“道”在全书体系中的地位和文章的行文脉络出发,理清“道”在文中的具体体现,论述了《文心雕龙》所秉承的“道”是天人之道与“儒释道”人文之道的统一。

摘要： 道德、器物与文学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契合。器物作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承载着深厚的道德内蕴。人们以器比德,通过赋予器物精神内涵来表达对“德”的思考。刘勰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文心雕龙》以“器物比德”的方式来论说理想的文学与文人。首先,刘勰继承了儒家明慎辨物的传统,以辨器比识德,认为明辨器物的正色与间色就是推崇道德与文章的雅正之美。其次,刘勰以器质比德质,以治木砌墙时的先质后文来论说理想的文人人格,以玉器的以质为文来论说文章之美。再者,刘勰以制器比修德,以金属冶炼对质料的重塑、律管定律对器物的规范,来喻指人修身正己的过程,并将其引申至文体的规范性。最后,以器用比德彰,借圭璋等玉器之用比君子德行和文章之美,又以木材喻人才,论说文德以器用为本。《文心雕龙》的“器物比德”传统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器以藏礼”的礼法观念基础之上。

摘要： 刘勰的《文心雕龙》非独为一文学批评论著,更涉及对文体学的论述,二者内容实可互为补足。从两汉以降兴起的连珠文体入手,针对其《杂文》篇及《定势》篇的内容,可阐明与“势”相关的文学批评概念。

摘要： 《文心雕龙·情采篇》将儒家文质观纳入对情采内涵及关系的阐释之中,形成了“情经辞纬”的文学创作理念。《情采》篇务求情志真诚、文采雅正的“真情正采”理念是儒家“著诚去伪”“中正无邪”思想在文学理论中的推衍。刘勰以“彬彬君子”形容情采兼具的理想境界,体现了对中和之美的追求,蕴含着儒家中庸思想。刘勰情采论的直接目的是矫正时代创作风气,最终追求是要以立文实现立德,达成以德润身、以文化人的理想。

摘要： 龚鹏程的《文心雕龙讲记》是他研究《文心雕龙》的总结之作,不仅包括了他之前的成果,而且进一步研究了目前"龙学"界的盲点和误判问题。作者视野宏阔,新见迭出,全书贯穿着极强的问题意识,而且环环相扣,每一讲解决一个问题。作者在批驳以前成果的同时,常常指出前人研究视域的盲点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主张把刘勰的文论放在中国文论、文学、文化的脉络传统中去整体研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加上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使得他的龙学研究极具冲击力。但作者把刘勰文论定位为经学传统下的文论的同时,又囿于儒学视域,从而混淆刘勰"征圣""宗经"的儒学立场和具体评判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实事求是原则。

摘要： “龙学”与“钱学”均为跨世纪显学,但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钱锺书十分重视《文心雕龙》,但并没有像其他“龙学”家那样一味赞扬,而是站在贯通中西古今文论的高度去审视,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出《文心雕龙》的价值,发展其理论,衡量其得失。特别是,钱锺书以“打通中西”的方法,对《文心雕龙》固有特点的挖掘;在“非体系”理论指导下,对《文心雕龙》“片段思想”价值的发现;从文学修辞视域,对《文心雕龙》修辞论的阐扬;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钱锺书批评《文心雕龙》的特色,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可以说,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不仅极大地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在20世纪“龙学”史上具有经典性,更为21世纪“龙学”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摘要： 《文心雕龙》“通变”论并非《周易》“通变”论在文论中的直接运用.在《周易》“通变”论中,“变”是天然合理的,“变”是“通”的条件,“通”是“变”的结果.但在刘勰看来,由于南朝以来的文学“新变”产生了太多的“爱奇”之风、“浮诡”之言和“淫丽”之辞,导致了“文体解散”的严重弊端,使文章之“变”成为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刘勰文学“通变”论的独特思路和特殊内涵:其论述重点不是如何鼓励和推动文章之“变”,而是怎样通过对源于经典的“有常之体”之“相因”来规范文章之“变”,以克服“新变”之弊;其所说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变”的结果,而主要是指向文章之“变”的前提,即对传统“有常之体”的“会通”.刘勰通过将传统“通变”论置入《文心雕龙》“以正驭奇、以常驭变”的整体论文思路,并经由对“通变”一词的创造性使用,重建了“通变”概念的意义结构和具体内涵,从而将《周易》“变而通之”意义上的一般“通变”论,转换成了《文心雕龙·通变》篇“会通一适变”意义上的文学“通变”论.

摘要： 标注《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据此研究其连接词的显隐、语义及用法.研究发现:1)隐式关系(78.1％)多于显式关系(21.9％),17类关系仅有4类(因果、转折、假设、目的)显多隐少;2)各类关系的同义连接词种数与使用有差异,其中种数最多17(顺承),最少则无(总分、背景);3)连接词(56种)单义为多(44),多义为少(12),义项最多为5,分布有差异.最后,个案分析同义连接词与多义连接词的用法,并与同时期著作连接词使用对比.

摘要： 在中国诗性文化语境中,作为自然物的金玉被看作是山川万物之精英,可以沟通神灵,又被赋予特有的文化品格,是永恒价值、高贵品格的象征.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存世的早期文字资料都大量存有金玉崇拜的文化烙印.金玉崇拜直接溶进了中华文化的建构过程,从日常用词到实践体验再到精神品格,我们都不难看到金玉文化的身影.基于漫长浓郁的金玉崇拜文化传统,《文心雕龙》也深受金玉文化的影响.刘勰认为,珠玉是身份的象征,是人格、品德、地位的标志.刘勰喜好以金玉喻文学,用镂金雕玉的生产经验来比作文章写作,以金玉的特质来作比拟文学的至尊地位、永恒价值、伦理法度、人格精神等等,从而形成《文心雕龙》以金玉喻文的独特言说方式,呈现出中国古代文论富于人文传统和生活气息的审美体验.

摘要： 中国诗歌走上格律的道路,与音乐分离还是结合的问题引发了学界的讨论.笔者认为声律论的出现,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是为了促成诗歌自律,这是六朝文艺自觉的必然结果.刘勰之前,沈约对声律论的贡献非常大.沈约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新变符合历史潮流,是六朝文艺精神自觉的必然产物.文学自觉促使文学理论家自觉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于文采的自觉追求之外,又进一步探寻声律的规律.或者说,对"形文"、"声文"、"情文"的共同追求,才能称得上是当时为文的"自然之道".rn 刘勰所总结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声律方法，更具有创作实践性。关于这些具体的声律方法，学界讨论非常多，祖保泉先生也有深入阐述。笔者要讨论的问题是，刘勰为什么能够超越同时代的理论家，进一步推动了声律论的发展。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刘勰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尤其是道家乐论的吸收。rn 此前学界关于刘勰声律论思想来源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心雕龙》声律论来源于儒家乐论系统。第二种观点更重视《文心雕龙》声律论的“自然”属性。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这种解释更符合声律论的阐释。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心雕龙》声律论的“自然”属性。“内听”、“外听”也来源于文子、庄子等道家乐论思想。rn 基于以上材料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文心雕龙·声律》篇的理论基础是借道家乐论，尤其是嵇康《声无哀乐论》。本篇是专论文学声律论，而非泛论文学创作。这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以及《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所阐述的“音生于心”、“情发于声”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刘勰站在六朝文学自觉高度来探讨文学创作规律，才能从揭示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看待声律问题，这是超拔于沈约和其他同时代的理论家的。此外，刘勰声律论的自觉不仅对文学之近体诗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音韵学的影响也是功不可没的。以嵇康为代表的道家乐论对声音的自觉，促使音韵学家更加关注自身声音的规律性，应该不为过吧。总之，在声律论的自觉问题上，道家乐论是功不可没的。

摘要： 从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维度看,"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由其产生的形象思维意识,几乎可以统驭传统中国所有的文化观念与理论实践.成篇于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从"天文"与"人文"相通的观念,到观察事物"远取诸物"和"近取诸身"的思维模式,以及"形文"、"声文"、"情文"的理论体系建构,都是由对天人关系的思考并推及对文学问题的理论阐释而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实则是古人协调物象与人事、自然与社会、文本与世界关系的基本认知图式,故而《文心雕龙》的理论构建就必然以"象"依托来解释"文"与"意"之关系.rn 刘勰以形象思维的逻辑构建起《文心雕龙》的理论大厦，以“象”为其思维的起点，将象思维转化为“象”观念，最终以融合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文”展现出来，这就是我们从形象思维的角度体察出来其理论建构的思维理路。从《文心雕龙》对具体物“象”的把握和描述来看，刘勰对有形实体的“物”的自然属性是有着深刻认识的。然而，在中国传统的思维世界里，形象思维方式并没有像西方的概念思维那样以严密科学的眼光，钻研其自然空间下的形态、结构、演变等特性，而是从动态连锁反映的角度对其生成推演的现象进行意识上的体察感悟。就具体的文学规律而言，“文”之承袭流变，暗含了自身的秩序与规则。“文”是“道”的自然表现，因此“文”的秩序与规律同样契合着“道”的秩序与规律。又因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都是由“道”衍生而来，那么具体的物或象的秩序与规律，就必然隐蕴着“道”的运动。于是，当人们在思考相对抽象的秩序与规律问题时，更倾向于从有形实体的“象”来把握生成，即运用“象”的形式，来演绎“意”的过程，最后落实为“文”的表现。

摘要： 转韵问题，从现有材料看，曹魏时期就己提出来了。《文心雕龙·章句》说:“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从刘勰这段话来看，魏武帝曹操对押韵有过论述。这应该是可以见到的批评史上对转韵也是押韵问题的最早论述。主要看诗。从创作来看，押韵转韵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一些乐府，己经不转韵。但似乎从汉代文人诗开始，更多的诗不转韵。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之后，六朝至唐五言诗多不转韵。唐代很多长篇五言古诗都不转韵。如杜甫那些三十韵五十韵七十韵的长篇五言古诗，都一韵到底，并不转韵。转韵在唐代五言诗中，似不普遍。但是另一方面，这时却有了掷韵诗。五言诗不多。七言掷韵诗多为一二四掷韵，更明显是有意探索，这种形式成为七言歌行的押韵模式。rn 《文心雕龙·章句》篇曾论及转韵.说:"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輙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两韵輙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析之中和,庶保无咎."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从这一个问题,或者可以了解《文心雕龙》思想的一个小侧面.

摘要： 语文教材是否应该选入文学作品呢?当然!从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文学作品不易选入过多，同时，文学作品讲解，除了艺术技巧和审美内容外，更要注重思想学问层面的探究。rn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在选文定篇上存在争议,应试化的讲解正在改革的探索过程中;大学语文如何让选文及讲解原则与人文素质教育目标结合起来,并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衔接,还是一个难题.文章选讲原则初见于官方文件,是在1903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其中对"文学研究法"课程的说明,不仅是大学中文教学与研究的法则、纲领、原理,也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指南.它与《文心雕龙》的联系,由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序言可见:"其发凡起例, 仿之《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主要是谈文章写作原则与方法的,也包括文章批评、研究原则,刘勰提出的"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是优秀文章的标准,相当于选文原则.本文将宗经六义与《奏定大学堂章程》及《文学研究法》之选文原则结合起来,探讨它们对当下语文教学的启示.除了艺术技巧和审美内容外，更要注重思想学问层面的探究。rn 综上所述，从《文心雕龙》到《奏定大学堂章程》之中国文学研究法要义再到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在选文标准上有着明显的历史传承，亦有时代的进展。本着继承和发扬前人选文传统的思路，今天的语文选篇原则大体是:一，宗经原则，以经过时间检验和众人评判的经典为主要选文来源，时文和非经典的古代作品作为课外阅读的、自由讨论的材料;二，以明道经世为根本，即文章应该传播正确观念，或具有多方面的思想启发;具有“大业”精神，关注国家、民族、社会、历史及人生之大事或大问题;或者具有实践指南意义;具有或者能够激发伟大意志与情操，或者能够培育健全的情志;三，有可靠的知识学问性内容，或可靠的史实、现实内容，合乎逻辑;可增才学。四，语言平易，音节明朗，不芜杂，不过度追求华美辞藻，不浮夸和过度煽情;情感真挚、自然，不虚假和狭隘。这只是对《文心雕龙》、《奏定大学堂章程》及《文学研究法》之选文原则的初步概括，具体细化，还需要结合当代学制及语文教材进一步研究和考量。

摘要：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刘勰自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乃是指出文学的两种表现结果;藉此做为本文重释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义涵的研究焦点.虽然此一议题乃是近现代龙学研究领域中的熟题,然而综观学者研究进入,其虽始于此篇之补文的真伪问题的考证,并以此展开一连串有关〈隐秀〉篇之探讨:但无论是从微观、局部的研究路数进入,认为其是刘勰探讨语言文字之创作修辞上的问题,或是从宏观、全局的后设性诠释进入,展开连类引申之论证,探讨有关刘勰「隐秀之美」的创作论问题,或将其连类引申到有关美学思想的议题等,本文认为仍有可反思与重新诠释的空间.准此,首先本文将藉由前行研究成果在基础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这两部份的反思,做为重释刘勰〈隐秀〉义涵的基础.其次,本文预设:各家之诠说,理应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以避免将〈隐秀〉义涵的诠释窄化为语言形式技巧,忽略其中所隐含之作者内在「情思」的创作元素,甚至忽略此篇文论所要承载的文学性与理论性位置与功能.因此本文提出回归文本重新诠释《文心雕龙》〈隐秀〉篇义涵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摘要： 《文心雕龙》全书义脉纵贯,"枢纽"五篇是文理的基础,而"上篇"二十篇之论文体,与"下篇"之论文术,体用相依,而总归撰作的用心.此心为总持文体的关键.故论《文心雕龙》文体之说,必须根本其意义脉络,则其中的"常理"便显然可见.刘勰寻绎文章之体的常理,是为立言事业建立"极",即树立以崇高的标准.刘勰的用心,成功地实现于"上篇"文体观念的建构之中,《宗经》"六义"涵盖所有文体的理想境域,以"雅丽"为整套文体观念的灵魂,心为根本所在.本文通观《文心雕龙》文体论,从而显照其一以贯之的文体"常理".

摘要： 《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蕴含丰富的时代思想,关于魏晋六朝儒、释、道三家观念的影响,学界贤哲早已开示良多.在如此丰厚的研究基石上,《文心雕龙》的思想研究,信可从更为精致的角度进行考析.目前固已具备关于《礼记·乐记》对《文心雕龙》艺术思想影响的研究,惟在玄佛进行形上思想探究的过程中,除却《易》一直是备受重视的经典,而直接为玄谈佛说所探用之外;佛教文明进入中土,产生的不独是形上宗极的较劲,还有异域礼仪文化带来的冲突,使士人对中国礼学的意义,有更为深层的考掘,而礼学其立德明本的体道思想,亦得以为时人所注意.刘勰注意到佛季舆玄季言意之辨和以言诠理的讨论，并以《礼记》思想建立了言、文在诠理上的分别:其次，开发了天地之心作高人的体道本质的思想，并区分了另一佛学近义词道心;此外，引入《礼记》与玄佛二家开发的礼的应然体道意念。

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木雕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舞动木雕龙，其通过驱动装置为多组传动装置提供动力，通过传动装置分别对多组木雕龙体进行驱动，使多组木雕龙体上下浮动，模仿龙在空中舞动，从而提高木雕龙的演出效果；包括驱动装置、多组传动装置、多组木雕龙体和外壳，驱动装置安装于外壳的内部，多组传动装置均安装于驱动装置上，多组木雕龙体的底端分别安装于多组传动装置的顶端；所述驱动装置为多组传动装置提供动力，多组传动装置分别对多组木雕龙体进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