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西汉公羊寿与胡毋子都二人将《公羊传》着于竹帛之后,《公羊传》一向被视为《春秋》的解经之文.历代学者咸认为孔子“志在《春秋》”,而《公羊传》对《春秋》之微言大义阐发尤深.尤其在西汉,因为《春秋》被视为“为汉立法”的一部重要经典,顺带也使得专谈《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受到高度重视,并进而形成一个以《公羊传》为核心的学说体系。rn 这个以《公羊传》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并不局限于《公羊》本文当中,而是诸多学者在研究《公羊传》的过程中,在经世致用的考量下,参引其它经典逐步创发而来.而本文所欲讨论的“质”、“文”观念,正是依照如此模式被引入《公羊传》的相关研究当中.rn 首先,“质”、“文”观念并非出现于《公羊》本文之中,而是董仲舒阐释《公羊传》时所提出的观念.“质”、“文”本是孔子用来形容个人内在品德与外在行为的词汇,而后虽有扩大成为形容朝代礼制取向的现象,但并未形成完整rn 的理论系统.直到董仲舒将此一观念引入《公羊》学后,经过一番改造,才为汉世学者所普遍接受,形成以“文质相救”为基本架构的历史发展观.rn 其次,《公羊》之学既是因政治思想而受汉人重视,而“质”、“文”观念的发用,又集中于政治制度的延递过程,因而在西汉的实际政治运作及政治思想理论中,“质”、“文”观念背后所蕴涵的历史发展规律,便成为“改正朔”、“易服色”等政治改革的理论根据之一.每当汉帝国政局出现因循与改革两种立场的冲突时,“质文递变”理论,也常成为改革派与保守派藉以取径的思想武器.rn 又次,以“质”、“文”形容朝代礼制更迭的观念及理论,虽成于董仲舒的《公羊》学中,但在政治思想的发展,则非仅限于《公羊》学中.除了汉世大臣与帝王间的对策之外,于《春秋纬》、《元命苞》等纬书及《盐铁论》、《白虎通》二书所记载之重要学术会议,都出现过相关的陈叙与说明.rn 最后,东汉末年的何休在为《公羊》作《解诂》时,汲取从董仲舒开始,历经百年发展的成果,将“质”、“文”观念从原本的抽象历史规律,落实为礼制的具体表现,使得“质”、“文”本身原有的历史发展观一变成为具体的历史实况.何休此举虽具有时代之必要性,却让后世的《公羊》学者从此忽略“质”、“文”递变背后的历史规律,从而使得“质文相救”观念在《公羊》学中渐趋势微而显得无关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