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

摘要： 历经汉末战乱而苟活于世的凡人焦先,在曹魏末期却成为一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的主角。这一偶像化运动,先是将其隐者化,以凸显某种“老学”和“易学”的旨趣:以焦先谦卑不言的行迹安顿“老学”的人生理想,以他幽通知远的先见之明神化其思想境界,甚至将他塑造为人间治乱的预言者。这一现象折射出曹魏士人试图围绕“老学”重建政治、人生与文化三位一体和谐秩序的底层意态。“正始改制”失败和魏晋禅代之后,隐士焦先的偶像化内涵,逐步从外在的“不言之教”转向对养生之道的寄托。这一形象的切换,实与正始时期重“老”“易”的事功玄学向西晋前期注重“庄子”的新玄风转型同步。

摘要： 历经汉末战乱而苟活于世的凡人焦先,在曹魏末期却成为一场持续数十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的主角。这一偶像化运动,先是将其隐者化,以凸显某种“老学”和“易学”的旨趣:以焦先谦卑不言的行迹安顿“老学”的人生理想,以他幽通知远的先见之明神化其思想境界,甚至将他塑造为人间治乱的预言者。这一现象折射出曹魏士人试图围绕“老学”重建政治、人生与文化三位一体和谐秩序的底层意态。“正始改制”失败和魏晋禅代之后,隐士焦先的偶像化内涵,逐步从外在的“不言之教”转向对养生之道的寄托。这一形象的切换,实与正始时期重“老”“易”的事功玄学向西晋前期注重“庄子”的新玄风转型同步。

摘要： 王弼是正始玄学的主要奠基人,同时也是魏晋时期华夏法理学的主要代表。王弼法理学的主题是寻求善治。根据王弼的叙述,在通往善治的道路上,既要坚持“以道治国”,也要坚持“以正治国”。其中,“以道治国”需要遵循的规范主要是“无为”与“不言”;“以正治国”需要遵循的规范主要是仁、礼、法、制。在“以道治国”与“以正治国”之间,具有本与末的关系:“以道治国”是善治之本,“以正治国”是善治之末。为了寻求善治,应当“崇本举末”。这样的善治方略表明,王弼试图融会道家与儒家,他的法理憧憬体现了对道家与儒家两种思想传统的兼收并蓄。

摘要： 王弼本着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精神对儒家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深化改造,与其说是“援道入儒”,不如说是“以道解儒”。在深入把握道家形而上学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王弼以概念思辨的方式理清了“伦理学”和“伦理学之后”的关系,制定了以“体用”“本末”为基本骨架的解释策略,建立起了一个从“崇本息末”上升到“崇本举末”、以形而上之道带动形而下之器的、最显理论深度同时又具备最大理论包容性的道家实践哲学体系。他的“以无为本”的模型论以及在此之上所阐发的“言、象、意”之辨,使道家哲学超越了老子式的警句格言和庄子式的寓言故事,可以视为道家本无论在语言观上的新发展。这种成就不但是在他之前的玄学家们无人达到的,也是在他之后的玄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摘要： 与汉易重视“天道”“天象”不同,王弼易学的重点在于“人事”。王弼之所以能够对《周易》卦爻辞的“人事”做出新的诠释,得力于其对“情志”概念的灵活运用。根据其“情志”论,卦爻辞中关于人之行为活动的诸项内容被还原到主体情志的层面,获得了内在性的理解。尤其是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告诫之辞被转化为关于主体如何根据义理来改变自身情志或顺应他者情志的引导,从而具有工夫论意义。在王弼易学中,“情志”论是贯通卦爻系统与卦爻辞的关键环节,为卦爻辞中的“人事”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理论纵深,具有极高的易学史价值。

摘要： 王弼的著作《老子注》《老子微指例略》《周易注》《周易略例》,是刘勰使用的许多概念、术语、认识论和修辞模式的重要来源。二人都关注“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由此达致最为根本的“道”。二者的区别是,在王弼看来,言不尽象,象不尽意,而“道”则更是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而刘勰声称,在“隐”的写作模式中,作家可以通过巧妙地使用含蓄的语言,进入一个超越文字的无障碍境界。因此,《文心雕龙》中的“文”,其地位远高于王弼笔下的“言”。

摘要： 《道藏》中的《道德真经注》四卷本(简称“道藏本”)与武英殿本所据张之象本相异之处颇多,同时,对校道藏本与武英殿所依《永乐大典》本,发现二者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异。较之张之象本,道藏本脱讹较少;道藏本不分《道经》《德经》,不分篇章,亦合乎宋晁说之等所言王注本旧貌。通过源流考述与版本对比可知,道藏本是重要的王弼《道德经注》善本,较之他本更具文献价值。遗憾的是,此本一直未能引起研究王弼《道德经注》者足够的重视。

摘要： 魏晉時期,玄學思潮的興起推動了儒道思想之間的會通。這種會通很多時候是以經學注解的方式呈現的,在這一時期的經學注解中,便有很多透徹着玄學的理論,其中重要代表就是王弼的《論語釋疑》。在注解中,王弼試圖以“自然”解“情”釋“孝”,這種解釋並非無中生有,而是與孔子思想有切實相通處。在孔子思想體系中,具有與“自然”相似表述意義的概念是“直”。孔子非常重視“直”,並以其作爲“仁”的重要内涵。由此,“直”與“自然”的相通就成爲王弼在《論語釋疑》中會通儒道思想的詮釋節點。這種詮釋力圖尋找出儒道兩家思想相通處,從孔子思想的基點對接道家思想,因此可以説王弼的注解仍然是處於詮釋的限度中。這無疑就是魏晉時期經學詮釋的新發展,也是正始時代儒道會通的新表徵。

摘要：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以郭象无道体的哲学立场诠释庄子之学,并及于王弼、老子之学,关键在于撤销了道家有实体义的哲学立场,并认为王弼讲圣人体无,是高孔子于老子,又以郭象的迹本之论,汇入儒家的境界之中,认为儒家的圣王,表面之辛劳是迹,而神仙意境方是其本,既吸收魏晋道家有用于儒家的理论,又以此高儒贬道.就此而言,既曲解了道家老庄、王弼之学,也对儒道对比的问题,有了失当的理解.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与反省.

摘要： 王弼用宇宙生成论层面的"以无为本"重溯礼之本根,将自然风俗人情之"无"视为礼之来源;以宇宙本体论层面的"以无为用"阐发礼之功用,发挥"无"本体——礼质之性的决定性作用,将性、情相符视为礼完全呈现自身价值的理想状态.王弼通过"贵无"以"全有"的"以反求成"思维建构起礼质(无)与礼文(有)相统一的礼学范畴,企图为实现"君主无为、臣民自化"的礼序有等理想政治提供理论基础.

摘要： 本文从李善注删除引文虚词,不可视为原文、王弼注不误、李善注误不可从、李善注同义借用,非王弼原注、李善注因行文简洁和注释需要而节引原注、李善注为了注释需要改动原注、李善注优于今本,可供校勘采择、李善注与王弼注一致等七个方面讨论《文选》李善注引王弼《老子注》之体例与今人校勘采择.

摘要： 王弼作为魏晋一代风流人物,倡玄学论养生,对老子静以养生、返朴归真、道法自然的养生主张有进一步的阐述与发挥,是对道家养生思想的丰富.本文就王弼所著《老子道德经注》养生思想加以整理,期冀丰富王弼学术思想的研究.

摘要： 王弼作为魏晋时期玄学思想的主要代表,所提出的"以无为本""崇本举末""得意忘象"等主要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艺术意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哲学依据.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是整个中国艺术理论体系的根基和思想基础,其精髓概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内涵.中国艺术作品创作中通过种种展示艺术"意象"的表现形式,来进一步表达背后更深层次的艺术意境,就是中国历代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融会人生理想和表达个人价值追求的形象体现.自魏晋始,王弼的"以无为本""崇本举末""得意忘象"三种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国艺术意境理论形成的重要依托,其内在递进式逻辑关系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中的"意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 本文选择代表观赏祭祀活动的《观》卦,以对王弼《观》卦释义的讨论为中心,对比分析"观"卦注释历史上的儒道进路的异同,讨论王弼"观"概念在认知上的特点、在理想境界的达成及其作为思维方法的特殊运用.

摘要： 王弼《论语释疑》是三国时期的经学要籍.梁皇侃撰《论语义疏》,多有征引,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本文旨在探讨王弼《论语释疑》的经学成就。首先简述了钩沉发覆的文物考证，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疏通滞义的词句训解。同时对标新领异的范畴进行了阐释。

摘要： 本文先对王弼《易》注中的"汉代象数"及前人相关研究加以详辨,继而再探讨王弼易学的革命性所在,并最终对"尽废象数"论加以重新理解和评价，首先从形式和数量上看，即便只在“汉代象数”的狭义层面上使用“象数”概念，“尽废象数”论仍有不当之处。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的限定。虽然王弼使用汉易思想注《易》的方法和卦例都很少，但这只能说明王弼废弃了“汉代象数”的大部分内容，而非“尽废象数”。就此而言，“尽废象数”论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却可在另一意义上认同“尽废象数”的观点，倘若用“象数”特指“汉代象数”，并在文化精神和运思方式、而非象数体例和具体方法的意义上使用“汉代象数”概念，那么，“尽废象数”的说法恰是对王弼易学精髓的一种点示， 若按此思路重新理解，则“用象”、“忘象”、“扫象”三者亦具有了同一性，后世学者之所以能在王弼《易》注中挖掘出远远超过实际数量的汉易卦例，正是由于他们仍按照“案文责卦”式的思路来检索王弼易学所导致的。每发现一处可与汉易相比附的孤立字词或只言片语时，就断言王弼使用了汉易方法。毋庸置疑，这种以王弼所批评的“案文责卦”式的思维苛责王弼的做法，实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