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

摘要： 《文心雕龙》是南朝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因此文是道的体现,为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义。本文即从“道”在全书体系中的地位和文章的行文脉络出发,理清“道”在文中的具体体现,论述了《文心雕龙》所秉承的“道”是天人之道与“儒释道”人文之道的统一。

摘要： 刘勰的《文心雕龙》非独为一文学批评论著,更涉及对文体学的论述,二者内容实可互为补足。从两汉以降兴起的连珠文体入手,针对其《杂文》篇及《定势》篇的内容,可阐明与“势”相关的文学批评概念。

摘要： “龙学”与“钱学”均为跨世纪显学,但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却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钱锺书十分重视《文心雕龙》,但并没有像其他“龙学”家那样一味赞扬,而是站在贯通中西古今文论的高度去审视,从而更深入地挖掘出《文心雕龙》的价值,发展其理论,衡量其得失。特别是,钱锺书以“打通中西”的方法,对《文心雕龙》固有特点的挖掘;在“非体系”理论指导下,对《文心雕龙》“片段思想”价值的发现;从文学修辞视域,对《文心雕龙》修辞论的阐扬;这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钱锺书批评《文心雕龙》的特色,对后来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可以说,钱锺书对《文心雕龙》的批评,不仅极大地彰显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在20世纪“龙学”史上具有经典性,更为21世纪“龙学”的发展开拓了思路。

摘要： 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始有赏际奇至之言”显示出“赏”字在东晋以降的变化。“赏”从军政范畴的“锡赉”向美学意义“欣赏”的意义转型,兴于晋末,在六朝得以完成。“赏”的内蕴变迁与六朝文风转向具有内在关涉,反映出六朝诗文两种体裁均注重个人经验、情感体验的丰实和五言诗的兴起发展,内容方面注重即景灵思、观物兴感等新变,就本质而言是属文联章“情”化,以及审美意识及景物观照趋于自觉、词汇丰赡和修辞技巧发展的表现,刘勰对“赏”务遵字训的规制及与“情讹、文浇”文风的冲突,体现出其“执正驭奇”的理想和六朝文风新变之际辞情义理、承古与启新的互动消长。

摘要： 本文认为《文心雕龙》对柳宗元文论观的影响主要是六个方面:一是文章要反映现实,反对偏重形式,忽视内容的不良文风;二是从"镕钧六经"到"五经"为本而旁及子史;三是从"情采"到重道不轻文;四是从"通变"到文章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五是从"叙情怨"到"感激愤悱";六是道德修养对文章写作的影响。并对这六个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

摘要： 王弼的著作《老子注》《老子微指例略》《周易注》《周易略例》,是刘勰使用的许多概念、术语、认识论和修辞模式的重要来源。二人都关注“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并试图由此达致最为根本的“道”。二者的区别是,在王弼看来,言不尽象,象不尽意,而“道”则更是语言所不能达到的境界。而刘勰声称,在“隐”的写作模式中,作家可以通过巧妙地使用含蓄的语言,进入一个超越文字的无障碍境界。因此,《文心雕龙》中的“文”,其地位远高于王弼笔下的“言”。

摘要： "披文入情"说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提出的一种文学阐释方法与理论,主张依托文本探求作者的情志,体现了中国古典的诗学阐释观;"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探讨理解活动本质的解释学理论,将读者视域与作者视域的融合视为理解的过程与实质。这两种阐释理论体现了中西解释学思想的不同特点,分别从微观与宏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反思二者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有利于取长补短,促进中西解释学的交流与对话,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学美学。

摘要： 刘勰之经典观,最为重要的是围绕"言为文之用心"这一宗旨,着力彰显儒家思想中的"尚文"精神传统。这种以论"文"为中心的经典观之构建,一方面得益于儒家五经的"贵文"观念与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则深受当时文坛风气之启发。因此,刘勰进一步推进了儒家五经的辞章化,提升了文章的地位,以经典之"雅丽",纠正时文之"淫丽"。

摘要： 《文心雕龙》是文论,《史通》是史学,何以一部文论作品会对一部史学著作产生深刻影响?其具体影响又是什么呢?刘知幾在认真分析《文心雕龙》何以产生的基础上,第一次大量引用《文心雕龙》、并明确标注刘勰之名及其著作。实际上,并非《文心雕龙·史传》篇,而是刘勰对"文"的基本观念,使得刘知幾找到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所,找到了可以一显身手的天地。《文心雕龙》所谓"文之为德也大矣"的理念,被刘知幾贯彻到史学观念之中,其"远矣大矣"的"文"正相当于"史";刘勰对晋宋以来"文体解散"的批判则成了刘知幾的理论武器,被他巧妙地运用到了史学理论的建树上,形成"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的观念。刘知幾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学生,他大量采择刘勰的文词,运用刘勰的思想理论,却完成了一部具有独特价值的史学著作。《文心雕龙》的文章观念笼罩《史通》,却并未将其淹没,而是最终成就了文史双美的佳话,这正是中国文论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摘要： 朱熹的“文从道中流出”与刘勰的“原道”观,都强调道是文的源头,这是本体论的文学观。但二者之间却存在根本区别,刘勰从自己的原道观出发,得出重文的看法;朱熹从自己的原道观出发,得出轻文甚至是驱文的看法。刘勰的道论中内含着形象的丰富性,启发他重文;朱熹的道论中内含着抽象的单一性,促使他轻文。文学的道本体论只有与文学的自体论相结合,才会真正地重视文学的审美性。

摘要： 《文心雕龙》“通变”论并非《周易》“通变”论在文论中的直接运用.在《周易》“通变”论中,“变”是天然合理的,“变”是“通”的条件,“通”是“变”的结果.但在刘勰看来,由于南朝以来的文学“新变”产生了太多的“爱奇”之风、“浮诡”之言和“淫丽”之辞,导致了“文体解散”的严重弊端,使文章之“变”成为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刘勰文学“通变”论的独特思路和特殊内涵:其论述重点不是如何鼓励和推动文章之“变”,而是怎样通过对源于经典的“有常之体”之“相因”来规范文章之“变”,以克服“新变”之弊;其所说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变”的结果,而主要是指向文章之“变”的前提,即对传统“有常之体”的“会通”.刘勰通过将传统“通变”论置入《文心雕龙》“以正驭奇、以常驭变”的整体论文思路,并经由对“通变”一词的创造性使用,重建了“通变”概念的意义结构和具体内涵,从而将《周易》“变而通之”意义上的一般“通变”论,转换成了《文心雕龙·通变》篇“会通一适变”意义上的文学“通变”论.

摘要： 刘勰的“物色观”既是对前代山水诗的理论总结,也在之后王维等创作的山水诗中得到了印证.以四十岁为界,王维山水诗在前后期的表现呈现出了明显的不同:创作内容上,前期是诗中有画,后期得“江山之助”,山水诗融入对禅和生命的理解,表现出自然山水的精神气象.在心物交感层面,王维从前期的“随物宛转”发展到后期“与心徘徊”,心物关系最终实现了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物与我两相遗忘的“无我之境”.王维在刘勰“物色观”的审美特征基础上,对山水诗进行了新的发展和超越:融画入诗使山水诗达到了“形似”与“神似”相统一的新高度;以禅入诗让山水诗极富禅语和禅意,蕴含了无限机趣;物我合一形成的画境、禅悦之境更为山水诗增添了意境美.

摘要： 自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因文中大量的写作技巧描写以及《序志》篇中片段文字没有提及的缘故,其编次问题在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分析《物色》篇的文章内容,尝试还原刘勰创作此文时的心理;并联系上下文,说明《物色》位于《时序》之后的合理性,以及《序志》略过《物色》不提的原因.以此证明当前《物色》篇的编次不存在问题.

摘要： 美本原论是关于美的根源和本质认识的学说。正确理解和认识《原道》和《文心雕龙》中的美本原思想，是把握刘勰美学和文学整体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文心雕龙》不仅是中国古代体大思精的文论专著，也蕴涵着博大精深的美学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论天地和动植之文(自然美)所持的主要是《易传》哲学和汉儒的宇宙起源论及阴阳五行说,也参合了道家的自然之道、玄学和佛学的思想;而论人文所持的是儒家社会政治伦理和圣人之道.《原道》中表达了文与美相通一致的思想,是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领域中一切美的对象和审美与创美的称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等自然美的本原思想;"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等人化美的本原思想,尤其是"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的美的生成思想等,与大唯物史观的美本原论极为相符.

摘要： 《文心雕龙》〈哀吊篇〉缕述哀体吊体之写作纲领与技巧,可归之文论.但是,〈哀吊篇〉用以品评名篇名作之理论本源,则为「人道见志」与「述道言治」之学,此当归之子学.易言之,文心〈哀吊篇〉述文论而据子学为本,堪称刘勰「文皮子骨」之论.细读〈哀吊篇〉,凡易学术数、文论之华实、情理、正论,以及子学「操业」与「身名」之课题皆有,〈哀吊篇〉乃子学与文论之跨界论述,悉备于一篇之内,用特表出之而加以细读.

摘要： 历史求真,关注经验的事实性;文学求美,关注虚构想象的可能性:二者在历史编撰中有无契合点?这正是《文心雕龙·史传》所纠结的问题.刘勰提出"务信弃奇",以之排除虚构、想象等文学性因素在史传中存在的合法性.他也认识到历史编撰过程中情节化、叙述化、意识形态植入、意义植入等会导致历史对经验事实的游离,造成史学与文学亲和.在刘勰的描述和对历史的想象中,历史游走在文学想象虚构与科学事实之间,即与科学契合,也与文学勾搭.

摘要： 中国诗歌走上格律的道路,与音乐分离还是结合的问题引发了学界的讨论.笔者认为声律论的出现,是诗乐分离的产物,是为了促成诗歌自律,这是六朝文艺自觉的必然结果.刘勰之前,沈约对声律论的贡献非常大.沈约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新变符合历史潮流,是六朝文艺精神自觉的必然产物.文学自觉促使文学理论家自觉探寻文学发展规律.于文采的自觉追求之外,又进一步探寻声律的规律.或者说,对"形文"、"声文"、"情文"的共同追求,才能称得上是当时为文的"自然之道".rn 刘勰所总结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声律方法，更具有创作实践性。关于这些具体的声律方法，学界讨论非常多，祖保泉先生也有深入阐述。笔者要讨论的问题是，刘勰为什么能够超越同时代的理论家，进一步推动了声律论的发展。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刘勰对于中国古代音乐理论，尤其是道家乐论的吸收。rn 此前学界关于刘勰声律论思想来源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文心雕龙》声律论来源于儒家乐论系统。第二种观点更重视《文心雕龙》声律论的“自然”属性。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这种解释更符合声律论的阐释。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文心雕龙》声律论的“自然”属性。“内听”、“外听”也来源于文子、庄子等道家乐论思想。rn 基于以上材料的分析讨论，笔者认为《文心雕龙·声律》篇的理论基础是借道家乐论，尤其是嵇康《声无哀乐论》。本篇是专论文学声律论，而非泛论文学创作。这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以及《毛诗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所阐述的“音生于心”、“情发于声”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刘勰站在六朝文学自觉高度来探讨文学创作规律，才能从揭示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看待声律问题，这是超拔于沈约和其他同时代的理论家的。此外，刘勰声律论的自觉不仅对文学之近体诗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音韵学的影响也是功不可没的。以嵇康为代表的道家乐论对声音的自觉，促使音韵学家更加关注自身声音的规律性，应该不为过吧。总之，在声律论的自觉问题上，道家乐论是功不可没的。

摘要：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刘勰自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隐」,乃是指出文学的两种表现结果;藉此做为本文重释刘勰《文心雕龙》〈隐秀〉义涵的研究焦点.虽然此一议题乃是近现代龙学研究领域中的熟题,然而综观学者研究进入,其虽始于此篇之补文的真伪问题的考证,并以此展开一连串有关〈隐秀〉篇之探讨:但无论是从微观、局部的研究路数进入,认为其是刘勰探讨语言文字之创作修辞上的问题,或是从宏观、全局的后设性诠释进入,展开连类引申之论证,探讨有关刘勰「隐秀之美」的创作论问题,或将其连类引申到有关美学思想的议题等,本文认为仍有可反思与重新诠释的空间.准此,首先本文将藉由前行研究成果在基础性研究与理论性研究这两部份的反思,做为重释刘勰〈隐秀〉义涵的基础.其次,本文预设:各家之诠说,理应符合刘勰《文心雕龙》全书理论体系,以避免将〈隐秀〉义涵的诠释窄化为语言形式技巧,忽略其中所隐含之作者内在「情思」的创作元素,甚至忽略此篇文论所要承载的文学性与理论性位置与功能.因此本文提出回归文本重新诠释《文心雕龙》〈隐秀〉篇义涵的研究视野与方法.

摘要： 《神思》篇"杼轴献功"说作为"视布于麻"这一譬喻的延伸性喻体,强调的是作为经线的"巧义"、"新意"与作为纬线的、经过加工提炼的"拙辞"、"庸事"交互为用、相得益彰.由于在单纯的义理层面难以断定"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二句确切之所指,"于"字用法又灵活多样,再充分考量"拙辞、庸事"二句与"情数诡杂,体变迁贸"间的内在联系,则"拙辞、庸事"二句在释义上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博采众家之长.从《神思》篇义脉特点、"文思"与"辞令"如影随形之关系,以及刘勰举以为例之作家写作实际等角度看,所谓"杼轴献功",既关乎尚未形诸语言文字阶段的构思、组织、命意、镕裁等环节,也涉及"篇成"之后的修改完善之功.

摘要： 因从事写作教学，一直特别关注《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章学巨著的实践品格，其《定势》篇与写作过程中的动态把握正相契合，值得从实践角度深加探讨。当前学术界对《文心雕龙·定势》篇的研究解读己不在少数，综览各家观点并细读原文，深受启发的同时，联系写作实际也有些不同的考量，本文拟从两方面对写作实践中的“定势”问题再加申述，以待商榷。rn 从实践角度看,写作过程中的"定势"之势可从两方面理解:语势及情势."定势成文"即具体文本的写作实现,过程中应注意"放与收"的辩证把握.势未对“势”之一字有这样多的理论分歧，不得不令人重读原文并深入思考。rn 《定势》篇中做出直接阐释而只是比喻性的描述，这或许是引起诸多不同认识的一个重要原因。着力探讨了决定“势”形成的语境，并认为势不是一个超越于具体作品之外的形而上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不可以通过逻辑性的语言进行理性定义的客观存在。本着以上考虑，从写作实践的角度再看《定势》，仔细体味原文之意，本文认为写作过程中的“定势”之“势”主要包含两方面内涵:语势及情势。文章写作中要做到既放又收、收放自如自非一跳而就，需要丰富的实践历练。扎实的各体文训练以及注重文体感的培养，是真正提升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