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

摘要： 文章选取了嵇康玄学思想中的政治思想,即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进行讨论,深刻地剖析了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产生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思想背景,阐述了何为自然、何为名教,并分别展开论述了越名教和任自然两大思想,最后总结阐述了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内容。

摘要： 向秀的《庄子注》与他以前众多注者的解释大不相同,尤其是对《逍遥游》的注解被人视为“逍遥新义”,但其实向注更切合庄子的本意,应看作“逍遥真义”,即取消“大”与“小”的绝对划分,不是脱离世俗去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而是就在渺小的世俗生活中也可以逍遥和“成圣”。为做到这一点,向秀对老庄的实践模型作了深化和改进,不仅明确用“无为论”解释了“贵无论”,更是将“无为论”中隐含的“无心论”置于核心地位,解决了“无为”和“有为”的矛盾,避免了“为无为”的悖论。以这种彻底的贵无论立场,向秀既不同意嵇康那种刻意养生的生活态度,当然更不会服从儒家名教的束缚,但却无意中放弃了对名教的批判性,为郭象和裴頠向儒家妥协铺平了道路。

摘要： 郭象《莊子注》所呈現出來的思想面向跟學術旨趣與漢初以來的黄老學有着驚人的相似性。《莊子注》中有大量的黄老學因素,很多論述幾乎就是黄老學的翻版,其内聖外王之道、無爲而治的政治理念及性分論中,均隱含着鮮明的黄老學内涵。由此可推斷,郭象很有可能借黄老學對莊子進行了重新詮釋,並把莊子和黄老學派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往的研究把儒道會通和自然與名教之辨視爲郭象思想的核心議題,並不能概括郭象思想的實質。引入黄老學的視域之後,可幫我們重新思考郭象思想的特質以及魏晉玄學的主題。

摘要： 萧子显的史学思想来源复杂。与同时期的史书相比,《南齐书》中所记载的神异事件较少,多是出于佛教因果报应思想,而非当时的鬼神思想。受儒家名教思想的影响,萧子显一方面注重记载礼制改革和杜绝淫祀之事,另一方面极力回护其祖父、父亲,隐去了齐明帝萧鸾的一些生平事迹,着重言其残杀同宗之事。玄学思想在《南齐书》的人物品评中仍有体现,但在历史评论中已不甚明显。萧子显的历史评论好用典、多对句,随事发议,体现出强烈的致用精神,但对历史思维方面涉及不多。

摘要： 最深层的悲剧意识与最高层次的诗性超越,是魏晋士人的一体两面。悲剧意识是魏晋士人会通名教与自然、建构新的价值体系的内在驱动力,而诗化人生境界则是魏晋士人价值建构的最高境界。嵇康以先秦儒道两家为资源,在王弼新的“自然”概念的基础上,就“心”“性”“情欲”“智用”等有关人本身的“自然”进一步做了非常细致的探讨,为魏晋人的诗化人生境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并在现实中尝试践行,有意识地将山水自然和音乐作为进入诗化境界的手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后世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其理论并不系统和缜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中又内蕴了对名教的肯定,这一内在矛盾是其深层悲剧意识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体现。

摘要： 作为"古之道术"或"王官学"之流裔,老子之学同样具有本末一贯、体用兼备的思想品格.尽管道因其不可命名性而显得"混沌"与"暗昧",然治道的展开是不能在"混沌"与"暗昧"中进行的.同时,"朴散"而为"器",也是事物不可避免的存在趋势和历史事实.基于这种必然性和现实性,设名立教以化民导俗,既是圣人顺应现实的无奈之举,又是其济人成物的必然之责.所以,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表现在名教问题上便具有以下特点:一方面,因于"朴散"之状,"侯王"当顺势而为,因物制宜,设名立教,以济人成物.此为由"无名"而"有名"之不得已.另一方面,名教既立,"侯王"宜谨慎施用,顺物自然,以防其束缚事物的本性乃至扼杀其生命力;且为应对现实的流变之状,亦宜"随时"消解凝滞之名和扞格之教.此为由"有名"而"无名"之所应然.上述特点,鲜明地展现了老子思想中命名与名教的二重性以及"无名"与"有名"之间的张力性.

摘要：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朵奇葩的花朵,在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的时代,敢于在纷杂的社会背景下,在巨大的政治和精神压力下,对社会现状和哲学思想进行不断的反思和超越,最后找到了一条会通儒道的合适的理论解决方案,即郭象的"独化论".尤其是竹林名士们,以付出自己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用自己的身体力行、不愿同流合污的实际行为来指出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在黑暗的时代,给予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在现在看来,他们的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摘要： 自然与名教关系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两者关系在历经了“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之正反合式的三重发展之后,臻于圆融,而这条路径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实相贯通.魏晋天人视域下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及其嬗变,应是魏晋玄学研究之不可或缺的视角,这个视角使此一问题的探讨,既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又具有了后现代的价值.

摘要： 《列子·杨朱篇》在反名教倡自然的魏晋玄学思潮中系统地提出了一种道德虚无主义.《杨朱篇》在名义上所反对或否定的是儒家的纲常名教,但其实质可以看作是对一般人类道德的普遍否定.《杨朱篇》提出实名贫而伪名富,即追求实利为真正有价值的追求,而追求名教道德则有损人生享乐.《杨朱篇》认为道德与人性的追求,在历史面前区分善恶没有意义,死亡抹去了人生的一切价值区别,也抹去了道德的区别.《杨朱篇》的论证,没有意识到道德并非因为时过境迁或因为人的死亡而没有价值,道德的价值在于维持人类的生活秩序和使人过着美善的生活.并且,人类的道德并非因为个体的暂在性而没有意义和价值,人类的道德文化不断地通过个体而传递下去,因而人类的道德文化在任何个体那里同样具有历史意义和价值.

摘要： 名实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颜氏家训》作为"古今家训之祖",在思想史上地位显著,也对名实关系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名不符实的现象,《颜氏家训》提出,名实是统一的,实定则名定.在此基础上,颜之推提出其名教观,劝人修身立名,指向道德修养和道德评价领域,这既不同于语言学意义上的名实相符,也不同于此前儒家主流"正名"以"正政"的观点.《颜氏家训》名实观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颜氏后世子孙,还在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名实观的复兴.

摘要： 中国史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崇尚直书，鞭笞曲笔，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但直书的内涵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充实的，而且它与名教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史学的直书精神有自己的特点，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指出“秉笔直书，善恶必记”是史家的神圣使命，简述了“直书”与名教的相关内容，并就倡导名教与有益风化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