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諸子的“名學”在中國文化史上蔚爲奇葩。孔子的“名學”自識字、訓詁而起,以“正名”爲切入點,對周代的禮樂制度進行了“托古改制”的改造,闡發了自己的倫理、道德、政治、軍事、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墨子的“名學”則一方面通過訓詁文字傳達了幾何學、光學、機械等方面的科學知識,另一方面也與公孫龍子的名實論有共通之處。而且,墨家的“三表法”是中國最早的“邏1學”“三段論法”,而其目的仍然是正名以平治天下,且在理念上與儒家多有契合之處。孟子和荀子都繼承了孔子以文字訓詁的方式給倫理學説正名的特點。孟子的名學主要體現在他的“知言”與“邪詖淫遁”之説,從論辯的角度,發展了名學和儒家思想。荀子的《正名》極大地發展了名實感應之説,總結了“製名”“命名”之要,對於先秦名學推動巨大。二人一重“仁義”一重“禮”,均與孔子一脉相承。老子雖號稱“虚無”,然其概念名詞之界定與使用,本身也是對“名學”方法的運用。莊子對語言的性質和作用分析得非常深刻,反對過實的“巧言”和失中的“偏辭”“溢辭”。但是莊子過分强調是非觀念的相對性,實際源於缺乏客觀標準,以至於消解了語言文字的意義。韓非子强調循名責實,以爲刑賞法制奠定理論基礎,其《揚權》《説難》《難言》等篇,對時人游説之難作了深刻的分析,正是語言在實際運用中的困境。尹文子强調正名,注重“名以正形”,提出了“三科”“四呈”之説,并與法、術、權、勢聯繫起來,具有一定的“刑名”學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