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

摘要： 如果把当代中国法理学的主题概括为依法治国或法治,那么,郭象法理学的核心命题则可以提炼为圣人治国,亦即圣治。要理解郭象关于圣治的法理构想,可以借助“中西”与“古今”这两个维度组合而成的时空坐标。从空间或者“中西”这个坐标轴上看,郭象的圣治命题呈现突出的自由取向与饱满的世界意义,与西方近现代的自由主义及其法理学可以相互映照。从时间或者“古今”这个坐标轴上看,郭象的圣治命题具有强烈的民本取向与丰沛的当代意义,与当代中国的民生法治、民心政治、自由个性或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可以遥相呼应。由此可见,郭象虽然是魏晋时期的中国古典哲人,但他的圣治命题具有明显的世界意义与当代意义。在中国法理学史上,郭象以圣治为核心的法理构想具有与时俱进的潜质,蕴含着广阔的生长空间,其丰富的内涵可以代表魏晋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完成形态。

摘要： 知识论,是庄子思想的重要内容。郭象《庄子注》是魏晋玄学的集大成作品,在对《庄子》的诠释中重新建构了玄学之知的思想。庄子认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并受到存在之境的制约,且认知的对象又变易不定;因此,众人在人间世中不能获得真实性、普遍性、确定性的知识。庄子否定众人之俗知,而标举真人之真知。真人之真知不是追求真实性的知识,也不是体道之知,而是心斋、坐忘而虚静无知,不识自我,也不识天地万物,从而与天地万物混而为一,即回归到原初的存在形态中。郭象基于众人的性分而讨论知识的相对不定性,一方面说明众人之知有差异性、独特性,而彼此不能相知相通;另一方面肯定众人合于性分之知,所谓“知止其分”,任之逍遥自由;再一方面反对众人越出于性分之外的知,“任知”而失真作伪。圣人遗知忘知,即无独知而涵融众人之知以为一,即全知,从而冥合万物之知,助成万物之任性逍遥,既养心养神又治国平天下。

摘要： 郭象对庄子“自由”的解释,不仅是对《庄子》文本的解释,也是对庄子生活世界的解释,并且他结合自己的生活世界,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由”是庄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庄子超越性思考的体现,它以“无为”为根本。实际上,在郭象那里,庄子所谓的“自由”已经被“曲解”,它以“有为”为根本,恰恰丧失了“自由”。虽然郭象“曲解”了庄子的自由,但是作为一位创造性的解释家,他的“曲解”开启的解释学意义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摘要： 郭象的《庄子注》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庄子文本的译注,其中掺杂了他本人的哲学思想。他对于“逍遥”的理解与庄子之“逍遥”有本质上的不同。庄子之“超越逍遥”追求的是精神自由境界。而郭象之“足性逍遥”是对万物本性的满足和实现。二人“逍遥”概念之不同在于:(一)“逍遥”的实现主体和理论结构的不同。庄子主张“离形去知”,跳脱世俗;郭象则主张自足其性分,即可达“逍遥”。(二)境界层次和现实性的不同。庄子的“逍遥”所追求的是精神超越,是与万物为一的无我境界;郭象强调满足于现世的“冥然与时世为一”。本质上来说,庄子的逍遥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不具有普遍的现实性。郭象的逍遥是作用于现实社会的“逍遥”,具有可实现性。

摘要： 魏晋时期以“有”为本的玄学家开始以“有”“无”为中心展开关于本体论的哲学思考,出现了王弼以“无”为本的“贵无”和裴危页以“有”为本的“崇有”思想。郭象在“贵无”和“崇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提出了自己“独化”的本体思想。他认为,事物的生成都是由自身的“性”来自生自化并通过“性”之间的“相因”达到“独化于玄冥之境”。

摘要： 庄子美学研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今本《庄子》是由晋人郭象定本在其《庄子注》这一注书中保存的,该注成为后人读庄解庄的门径和典范,然而郭象注书与庄子原意相去甚远,后世学人常将郭象庄学与庄学源头混淆。庄子美学研究应立足于魏晋之际社会变迁与思维进展的事实,讨论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美学思想的继承和突破,并在艺术创作和审美形态领域的变革中印证郭象的美学理论,在庄子美学发展进程中找寻郭象对应的思想位置,进而理清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摘要： 郭象《莊子注》所呈現出來的思想面向跟學術旨趣與漢初以來的黄老學有着驚人的相似性。《莊子注》中有大量的黄老學因素,很多論述幾乎就是黄老學的翻版,其内聖外王之道、無爲而治的政治理念及性分論中,均隱含着鮮明的黄老學内涵。由此可推斷,郭象很有可能借黄老學對莊子進行了重新詮釋,並把莊子和黄老學派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往的研究把儒道會通和自然與名教之辨視爲郭象思想的核心議題,並不能概括郭象思想的實質。引入黄老學的視域之後,可幫我們重新思考郭象思想的特質以及魏晉玄學的主題。

摘要： 牟宗三《才性与玄理》以郭象无道体的哲学立场诠释庄子之学,并及于王弼、老子之学,关键在于撤销了道家有实体义的哲学立场,并认为王弼讲圣人体无,是高孔子于老子,又以郭象的迹本之论,汇入儒家的境界之中,认为儒家的圣王,表面之辛劳是迹,而神仙意境方是其本,既吸收魏晋道家有用于儒家的理论,又以此高儒贬道.就此而言,既曲解了道家老庄、王弼之学,也对儒道对比的问题,有了失当的理解.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与反省.

摘要： 至德之世或建德之国是《庄子》对理想政治秩序的描述,本质上是对小国寡民的延续,具有很大的幻想成分和精神象征意义。郭象通过"寄言出意"的方法改造了《庄子》的核心概念,将其理想王国的具体特征以及虚幻性加以消隐,甚至扭转部分含义,以符合自己的思想。郭象重构的理想政治秩序是圣人无心,百姓自为,秩序井然,万物均实现自己的价值并逍遥,且这一秩序容纳了仁义礼乐乃至赏罚等,更具可行性和现实性。

摘要： 郭象以"中庸之德"为养生全性之宗旨,把庄子"缘督以为经"的养生思想和孔子以"中庸"为"至德"的思想联系起来.郭象所谓"中庸之德"是针对"性分"而言,心与身相对?不以"择善"为"德",在郭象看来,以身殉仁或贪生害仁皆非任天命之自当,养生之本在于内保其"德",内心"知足""常适"则福应其身.

摘要： 郭象依“庄子之意”来删定《庄子》文本,置于今天诠释学的视野下加以谛视,就会存在问题.诠释学认为,作者之意无法达到,面对的只是作者留下的文本,文本之意在于我们的解读,解读又是与每个解释者的历史处境及其前有分不开,所以作者之意已经为现代诠释学所否定.但是古代中国的注家则认为追寻古圣先贤之意是传注的目的.作者之意固然无法被后世注家完全复制,但不可因为无法完全获得作者之意,就否定作者之意的存在.

摘要： “自然”是郭象哲学中极为重要而又内涵复杂的一个概念.它在不同的话语场合中具有不同的含义,需要区分语境进行解析.透过含义的多样性,也可发现郭象有一根本理解,即“自然”作为事物活动的普遍形式,意味着事物的活动既非由于他者作用、亦非出于自我故意,而是自发地由其本然在发展.这反映了郭象对万物生成及其存在发展的基本看法,由此也可对其他重要概念,诸如“自生”“独化”“玄冥”等,作出更充分的理解.郭象经常在“天”“人”语境中阐述“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一些通常属于“人为”的情况却被归为“自然”.问题在于,“自然”的尺度本来是模糊的,郭象利用了这一模糊性,拔高“自然”的尺度以涵括更多的人事.由此来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更充分地发现问题的实质.

摘要： 郭象无为观中存在一个回环式的理论结构.在结构的不同阶段,郭象的无为观具有不同的内容.这个结构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这一结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郭象的无为论思想,并能够提供重要的管理学启示，如人性假设的启示，组织人本主义的启示，管理方法方面的启示。

摘要： “俯仰”与“虚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审美观照。本文对这一整合观点的提出者郭象进行研究，对“俯仰”与“虚静”作比较，认为万物自本自根，自发自生，各自独立，最后指出道无所不在郭象的整合俯仰与虚静的“无心玄应，唯惑是从”观点与《庄子》中“目击道存”不谋而合。

摘要： 本文将探讨郭象的“逍遥”概念,立足于梳理《庄子》郭象注中“逍遥”与“性分”的关系,即“足性逍遥”,同时指出其外在保证在于郭象的“独化”理论,“足性逍遥”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表现为自然而然,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同一。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将对古今诸家对郭象“逍遥”所作批评的代表性观点作出反驳,为郭象的“足性逍遥”做出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