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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苑

金融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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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苑》是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 发文量：1029
  • 被引量：1235
  • H指数：11
  • 开始收录时间：2000(12)
  • CNKI综合因子：0.0
  • 维普期刊影响因子： 0.341
  • 万方期刊影响因子：0.0
  • 创刊时间：1998
  • 国内刊号/CN：
    国际刊号/ISSN：2L无
  • 发行周期：年3期
    邮发代号：
  •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金融法苑-联系信息
  • 主编：洪艳蓉
  • 电话：010-66070833 62568380
  • 邮箱：
  •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益泽路2号
  • 邮编：1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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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苑 >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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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384条结果
  • 摘要：从注重规模建设,到追求质量效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吸引国际投资、建设稳定交易环境,以及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当前,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配套的法律支撑成为关注的重点。随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出台,上海将面临来自普通法系下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如何依托我国特色法律制度整合资源、占领市场是摆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面前的现实问题。本文拟通过考察普通法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作用,比较两大法系对金融市场法治保障的差异,分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立法层面的路径选择,并探索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如何提升法律制度对接效率。
  •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金融创新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资金的融通效率,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催化剂"作用;另一方面在普遍肯定以"破"为"立"的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金融创新在实现信用工具的同时,又明显地呈现出市场参与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而盲目从事监管套利以规避监管的不良意图,金融作为工具的边界与尺度不断遇到"合理"与"不合理"的挑战。整体而言,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依然主要处于政府主导模式,金融产品的创新受到监管力量的强约束,金融产品的创新主要体现为数量型增长而非质量型增长,且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同质化严重。过往诸多市场实践和监管变迁史证明我们还只是初步了解了金融作为工具的"壳"(方式)之所现,但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金融监管机关都未必能够充分理解金融作为工具的"核"(本质)之所在由此引发一轮又一轮对于市场开放、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不断反思与讨论。
  • 摘要：影子银行领域集中凸显了金融监管边界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为核心的金融监管改革对原本的监管边界进行了一系列调整。新监管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影子银行系统并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其与传统银行之间的监管落差反而加大,监管边界问题更加严重。要有效监管影子银行,需要正视根源于金融市场的影子银行系统在发挥与传统银行相同的功能,并具有类似风险,在金融市场中引入实质的风险控制手段,增加监管机构灵活性扩大对金融市场的救助权限,并且消除传统银行监管中的监管套利空间。
  • 摘要：近年来,多个案例被认定为利用信息优势操纵证券市场,并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判决。此类案件可分为"信息发布+配合交易""有信息发布、无配合交易""无信息发布,有相关交易"三类。在认定时,涉及的法理疑难点和争议点有:如何基于主观操纵证据认定客观不当信息发布行为的存在、信息发布与交易行为之间的配合、上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和外部操盘人和市值管理方案策划人之间的责任分配、在信息型操纵和违法行为并存时如何对行为定性及三板市场的低交易量与做市商制度等特殊背景下如何认定信息型操纵行为。
  • 摘要：实践中的互联网非公开股权融资平台作为股权众筹在我国的"异化"和过渡形态,融资模式普遍采取领投—跟投模式,并由领投人与跟投人共同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然而领投制度在实践中的发展现状并不乐观,各种风险隐患的暴露使领投制度饱受批判。未来股权众筹领投制度的构建应当摒弃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让领投制度回归本真,同时以领投人规则及配套管理制度的完善来填补风险缺口,让领投制度本身的优势得以最大化。
  • 摘要：电商经营者涉嫌传销被罚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一大问题。这一现象的起因是对多层次销售的禁止性规定和对传销行为的类型化认定,已经难以满足电子商务背景下多层次销售商业实践的需求。在花生日记一案中,平台推广商品获得佣金并在多层主体之间分成的模式,具备一定的商业合理性,并不构成入门费式传销和团队计酬式传销。《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对传销行为的类型化认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适用更为实质性的标准来区分违法传销和合法的多层次销售模式。
  • 摘要：中安民生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一案以"以房养老"作为吸引投资的噱头,但其本质仅是两个毫不相关的抵押贷款合同与委托投资合同的组合。悲剧的发生是其交易结构内在风险的必然结果,由于中安民生的产品均为短期合约,而且缺乏反向抵押贷款这类一般产品的业务主体管制、房产执行限制、价值差额规则和风险防范机制,中安民生"以房养老"产品一方面无法保证房主的长期持续收益,另一方面也无法避免房产被执行而流离失所。由于案件中存在的公开集资和诈骗行为,除已处于调查阶段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外,中安民生也可能涉嫌集资诈骗罪。
  • 摘要：2018年爱奇艺与百信银行联手推出了一款号称融金融与娱乐于一身的产品——"零钱Plus",这不禁使人好奇其是如何结合的,又是一款怎样的产品,所涉各方又在产品开发、运营过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通过研究用户签订的协议、产品的结构以及各方关系来分析产品性质、各方角色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从推动利率市场化、金融产品创新的角度来看,国家应当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给予"零钱Plus"及类似的"智慧存款"更宽松的环境,使其更好地发展。但"零钱Plus"的确存在一定的风险,甚至有不合规的情况,产品推出方应当消除不适当的风险,保障投资者的权益。推而广之,金融机构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有道德、有良心",只有这样,国家的支持才是真正有利的。
  • 摘要：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兴起,对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的营业额申报标准构成挑战。在国内,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滴滴出行与优步中国这两大互联网出行领域的行业巨头,在进行合并时的营业额是否达到申报标准的问题。本文认为,平台企业营业额的计算方法受到行业管制的影响,以网约车新政的颁布实施为标志进行划分。在新政出台前,按照共享经济商业模式与平台的中介属性,滴滴、优步等网约车平台企业仅作为中介平台,收取费用的性质为中介信息服务费,营业额应以平台实际收取的抽成所得进行计算;在网约车新政出台以后,滴滴等网约车平台企业为了拿到城市出租车客运市场的准入资格,必须新增一项交通运输服务类的主营业务,性质也变成了一家出租汽车公司。此时,营业额则应为客户支付的全部费用,即需要算上总流水额或订单总额,所有资金流过的消费痕迹即为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所控制的交易规模。政府规制措施的介入使得营业额的计算方法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了竞争政策的实施,产业规制与竞争规制的双重博弈通过会计处理争议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 摘要：本文将通过揭示滴滴平台"运输服务承运人"与"信息中介"的双重身份,明确城市出行领域中"运输服务"与"信息服务"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相关市场,从而对滴滴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呼吁竞争执法部门对滴滴与优步合并后城市出行信息中介服务市场的竞争状况以及滴滴潜在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展开调查和规制。
  • 摘要：本文从滴滴出行并购优步中国案入手,对其中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及其反垄断审查等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文章探讨了经营者集中申报中"营业额"的计算问题,认为应将平台的营业收入界定为信息中介费,同时不能把司机的收入算入其中。该案很可能由于优步中国2015年度在华营业额不足4亿元的申报门槛而无须提前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其次,文章对滴滴的相关市场界定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滴滴的相关市场至少应包括整个出租车市场,而不应局限在网约车市场。此外,在平台经济条件下,滴滴已很难像传统企业那样凭借高市场份额来操控市场,网约车市场竞争与传统的市场竞争相比已发生了诸多变化。滴滴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科技的进步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其搭建了一个更加广阔而统一的交易平台、创造了更多的交易机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由于平台经济存在诸多特性,滴滴也并不敢据此肆意抬价。最后,基于上述分析,文章就平台治理与竞争规制问题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与探索框架。
  • 摘要：在我国P2P行业发展初期,市场缺乏相关的监管规则,许多P2P网贷公司并非单纯提供金融信息中介服务,还存在自设资金池甚至自融自保等违法行为。随着P2P公司不断爆雷,监管政策逐渐收紧,大量的违规P2P公司需要退出市场。但由于P2P参与人数众多,社会影响巨大,"硬着陆"式地清退P2P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引导P2P网贷公司"良性"退出成为当前的首要问题。P2P明星企业理想宝的退出方案,就非常"不理想"。这暴露出目前我国P2P公司退出方案普遍存在的问题:P2P公司与公众债权人通过自由谈判制订的退出方案,并无法定的约束力和对抗性,无法阻止个别债权人的单独起诉求偿。这使退出方案实际上难以实现。其实,分析可以发现:合理利用法律已有的破产程序,即可实现在法院主持下的P2P公司良性退出。
  • 摘要：资管产品衍生收益权标准化拆分后再出售的模式,是业界习以为常的做法,知名财富管理机构诺远资产旗下"债盈宝"产品则是其典型代表。2018年底,"债盈宝"发生兑付危机,巨额投资款去向不明。根据现有媒体报道和相关材料可知,"债盈宝"所谓的底层资产并非产品说明中所示的国债、央票等风险较低的固定收益资产,而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的收益权,即私募基金投资者将持有私募基金份额衍生的收益权拆分为标准化份额后,通过第三方机构向公众投资者出售,并在到期后由私募基金份额持有人回购并支付收益。基于现有公开资料的法律分析,本文认为,收益权转让方涉嫌实施对私募基金份额的二次公开发行,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非法经营罪,而其他涉案主体则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非法经营罪的共同犯罪、违规虚假宣传等。
  • 摘要：近来,互联网金融领域成为非法集资行为的重灾区,钱宝网长达六年的庞氏骗局崩盘再次引发市场关注。分析钱宝网中的广告任务、问卷任务、QBII项目等产品,将钱宝网运行模式归纳为"用户交纳保证金—完成任务—获得收益/提前结束惩罚",从产品设计、减缓资金流动设计、组织者个人魅力方面分析钱宝网非法集资骗局得以延续多年的原因。从资金提供方角度,依据被动投资性,揭示钱宝网通过劳务收入道具化方式实行非法集资的实质。根据对组织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分析,进一步判断钱宝网案涉嫌集资诈骗罪。
  • 摘要：作为公司并购重组的关键一环,对价支付工具的选择是交易双方博弈的重要领域。恰当的支付工具能够增加并购交易的谈判弹性,均衡并购双方不同的利益诉求,促进交易的达成。目前,中国并购市场的对价支付工具仍以现金和股份为主,但传统的现金支付和股份支付的弊病和交易双方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已逐渐显现出来。为丰富并购对价支付工具的类型,给并购交易双方提供更为灵活的利益博弈机制,2018年11月1日,证监会发布公告称将积极推进定向可转债作为并购重组交易支付工具的试点工作。公告发出一周后,赛腾股份便发布相关预案,成为并购市场中首家试水将定向可转债作为支付工具的公司。毫无疑问中国"首单定向可转债并购案"能够为整个并购市场带来关于支付工具选择的一些新思路。
  • 摘要：投服中心提起的证券支持起诉在有效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存在运作程序不明、诉讼角色混同、法益保护片面和衔接机制失灵等问题。当前,中央拓展公益诉讼范围的要求、证券侵权纠纷的聚合公益属性以及公益诉讼适用范围的"等外"扩张实践为证券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置提供了政策、理论及实践依据。为实现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双重目标,我国应加快证券民事公益诉讼规则设计,合理设定检察机关及公益组织提起证券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与权利。同时,通过完善证券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衔接机制、证券民事公益诉讼激励机制以及惩罚性赔偿机制等配套措施,确保证券公益诉讼制度依法顺畅运行。
  • 摘要：趣步因涉嫌非法传销、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被立案调查,引发市场关注。趣步中的走路赚取糖果,拉人提高糖果收益,花钱购买糖果、商品,付费谋求城市合伙人称号等模式,可以归纳为"走路→产出糖果→糖果"置换为"GHT→交易GHT赚钱获利"。以形式要件加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趣步支付实名认证费后领免费任务玩法中的1元实名认证费可以被认定为营业收入,不满足传销认定中非法获利的实质要件;糖果、GHT与法币的非刚性兑换关系,使得"拉人"玩法不符合"拉人头"型传销中要求以用户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依据的形式要件。如果在"氪金"玩法中,趣步实际参与糖果、GHT交易,获取了非法利益,则涉嫌传销。但糖果的引入,未改变趣步涉嫌为虚拟货币提供定价、信息中介等服务的行为实质,搭建GHT交易平台的行为涉嫌构成非法经营。对于趣步吸纳用户资金,向用户发放任务卷轴,用户完成走路任务后换得并交易GHT实际获利的"氪金"玩法,实质上构成向用户间接承诺回报,用户行为具有"被动投资性",因此趣步涉嫌非法集资。
  • 摘要：曾经火极一时的趣步APP因涉嫌传销、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行为,被长沙市工商部门立案调查,趣步帝国处于崩塌边缘。对其运营模式本质的讨论和争议在其发展和存续期间一直不断,其中一些观点认为趣步模式不构成(或在很大程度上不构成)传销。仔细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趣步模式就是彻头彻尾的非法传销,①尽管其所构建的庞氏骗局相比传统传销模式有不少"高明"之处,但本质上就是以运动APP作掩护,综合利用拉人头、许诺超额收益、骗取升级费用、团队计酬等模式,在用户群体内构建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拆东墙补西墙的传销网络体系,意图赚取不法收益。
  • 摘要：此案是《资管新规》发布以来,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其内容进行直接援用和认可的第一案。最高人民法院虽然依据"过渡期"的规定最终认定案涉合同有效,但却回避了一些具体问题:案涉信托贷款业务是否违反《资管新规》的监管政策,以及若违反了监管政策,是否会影响本案交易合同的效力。在对案涉信托贷款业务的交易结构、性质以及合同内容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可以发现,案涉信托贷款业务虽有规避监管、违反《资管新规》之嫌,但案涉合同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也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合同无效情形,那么即使不考虑"过渡期"的规定,该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有效。
  • 摘要：本案作为一向以"安全""规范"著称的电票业务出现的第一单风险事件,不仅打破了电票"零案件"的纪录,而且反映出了票据市场及银行电票业务蓬勃发展背后的一些问题与隐患。本文根据现有披露信息,首先梳理案件基本情况,其次从持票人的损失补偿问题和出票人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入手分析其中的法律问题,最后对本案较为特殊的票据代理接入制度进行反思并提出建议,包括强化责任机制、增强金融机构审慎经营意识、落实好票据法上对善意持票人的保护制度和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
  • 摘要：2017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之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交易纠纷一案,是首例通过解除合同实现永续债提前还本付息的案件。法院试图借助司法裁量支持永续债持有人主张解除合同的请求,然而这一尝试并不成功。对于永续债提前还本付息的请求,合同法无法提供清晰的适用规则。在法院使用的两项判决理由中,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存在对永续债合同的违约责任和合同目的的错误理解,因行使不安抗辩权解除合同存在适用法律上的重大缺陷。此外,法院未对当事人提出的预期违约解除合同的请求作出回应。在通过合同路径请求提前兑付债券时,不仅要尊重双方合意的交易安排,而且要注重对各个构成要件下交易事实的分析。
  • 摘要：通说认为,银行存款属于存款人对银行的债权,当支付指令完成时,汇款人仅能通过请求得利人返还不当得利的方式获得一项债权性救济。为检验通说在实践中是否得以遵循,本文以"执行异议之诉"为切入点,通过对筛出的45个案例的梳理归纳,发现各级法院并非一成不变地赋予汇款人一项债权性救济;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法院会赋予汇款人一项具有优先性的物权性救济。这种物权性救济方式,虽合乎情理,但说理逻辑却难以自洽:本文认为,此为法院为保障错汇人权利,不得不将本应由《破产法》中相关制度来解决的问题,错位到不当得利制度和物权返还制度的结果。鉴于此,本文提出,在我国语境下,解决银行存款账户错误汇款问题,应以收款人的财产是否充足为出发点。具言之,可将"收款人是否破产"作为临界点,对错误汇款的救济路径二分讨论。在收款人未破产时,错汇人应在不当得利制度中寻求救济。在收款人破产或者"本应破产却未破产"时,错汇人可在对其保护力度更强的破产法中寻求救济。
  • 摘要：最高院近期披露的南昌农商行诉内蒙古银行一案,涉及资产收益权、通道业务等资产管理领域的热门议题。首先,最高院对收益权的认可有理有据,但论述中使用的权能说仅为说明债券收益权区分于债券本身,不应扩大解释为对实务中广泛使用的"收益权"概念作出了理论定性。其次,借户交易的核心在于账户名义人与实际投资人的分离,南昌农商行仅持有收益权从而合法避开了借户交易的禁止与合格投资者的审查,司法上不认定为"借户交易"有其道理,但监管上有必要进行穿透式审查。最后,交易中定向资管计划与前后收益权转让是南昌农商行投资私募债的通道,定向资管计划收益权转让合同的合同目的为以低成本获取高收益,不属于非法目的,合同合法有效。
  • 摘要：本文首先梳理了差异化表决权结构的优点及问题,阐明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优势,并从域外实证研究中总结出该结构下公司发展的周期规律;其次指出了差异化表决权结构下的投资者保护原则,即应根据公司发展的周期,在结构设置时、公司运营过程中和特别表决权行使时选择合适的"创始人—投资者保护天平"上的"平衡筹码",以维持创始人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平衡。最后在结合各国在该结构下对投资者保护的具体制度之上,对科创板的差异化表决权结构加以评析,并提出丰富日落条款的情形、完善设置差异化表决权结构公司的特别信息披露、公司治理要求等方面的建议。
  • 摘要：调解是以非诉方式解决证券期货纠纷的重要途径,在证券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普遍适用,与传统的诉讼、仲裁制度相比,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愿、简便高效、成本低廉、强调保密和以和为贵等优势。在投资者法律意识增强、金融纠纷不断增加的背景之下,更为有效地解决证券期货纠纷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尽管在规范性文件的指引和试点实践的经验结合之下,我国已初步建立证券纠纷调解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机制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状和新《证券法》的规定,试图从法经济学供需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出发,探寻我国证券期货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 摘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法律明确规定的合同无效事由之一,对民商事活动具有深刻影响。当前金融领域司法实践中,该条款适用的模糊性对市场活动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我国公共利益的范围相对较大,在金融商事领域,公共利益条款还具备宏观调控属性,决定了该条款审慎适用的要求。由于金融活动多不涉及公序良俗,该领域涉及的公共利益需要充分论证。法院在适用该条款时,应充分考量公共利益间的平衡。此外,还应结合个案具体情况,综合各种影响因素,以求最优的裁判结果。
  • 摘要：司法裁判文书数据显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占据了信用卡诈骗罪总量的绝对比重,2018年司法解释修改生效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数量及比重都有所下降,但是还是占据了信用卡诈骗罪总量的一半以上。为此,有必要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进行限缩解释。首先,在判定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坚持透支行为必须满足信用卡诈骗罪基本构造的要求,非法占有目的不能在透支行为之后产生;其次,应注意区分信用卡透支行为与以信用卡为媒介的贷款行为,对后者应以其他犯罪处断;再次,"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应定位为客观处罚条件,以便进一步限缩入罪边界;最后,应根据最新司法解释限缩界定"有效催收"与"透支数额"。
  • 摘要：积极做空者具有监督上市公司和操纵市场的双重属性,其合法性边界是证券法的重要问题。在以经济秩序为原则的香港法中,积极做空者被纳入"四要件"分析框架。在以表达自由为原则的美国法中,积极做空者则以有无显示"内幕信息"作为合法性边界。美国和中国香港(以下简称两地)法律规则"上层建筑"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两地的经济基础不同,即证券市场散户占比不同,体现了证券法规则的"南橘北枳"规律。以"南橘北枳"重新审视美港两地信息型操纵市场的规则差异,可以提炼出规制积极做空者的证券法规则"树种",从而建立符合中国市场"土壤"的"四要件"信息型操纵市场规则。
  • 摘要：对于泄密型内幕交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在1983年的Dirks v.SEC案中确立了个人利益标准,即接受内幕信息者(以下简称受密者)的内幕交易责任取决于泄露内幕信息者(以下简称泄密者)是否从泄密中获取了个人利益,当泄密者将内幕信息无偿赠给从事证券交易的亲友时,可以推定泄密者谋取了个人利益。该推定在2016年最高法院对Salman v.United States案的判决中被进一步确认。个人利益标准建立在泄密者违反对公司股东信义义务的基础上,是判断行为人是否有谋利目的的客观标准,允许了部分合法的选择性信息披露,具有合理性。但该标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获取个人利益的含义不明晰;其次,该标准没有涵盖所有违反信义义务的情形;再次,对外部人泄密有时并不需要个人利益的判断;最后,禁止选择性披露的立法实践也让该标准的设立不再有必要。个人利益标准未来将何去何从,还有待司法的裁断。
  • 摘要：2017年3月,美国互联网服务商Snap公司以全部向公众发行无表决权股票的方式在纽约交易所上市,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例。在法律效果层面,一方面,在美国公司法下,无表决权股票的表决权以及公司治理权利通常受到限制,然而对于一些可能对股东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公司法便赋予了无表决权股票以"法定表决权"以防止股东权益被损害。另一方面,Snap公司作为美国上市公司也受美国证券法的监管,而全部向公众发行无表决权股票也使得Snap公司在美国证券法下的某些信息披露义务受到豁免。在公司治理层面,Snap公司的治理结构由于没有公众股东投票权的监督以及"日落条款"的约束,其代理成本可能会逐渐增加,导致公司治理效率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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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用名：
    • 创刊时间：1998
    • 地区：CN
    • 语言：中文
    • 热门主题：金融法 信义义务 《信托法》 中国证监会 基金份额持有人 私募发行 金融法律 上市公司 破产隔离 证券
    • 学科分类：

      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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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集刊（2017-2018）
    • 中国·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集刊（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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