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

摘要： 中国古代有很多法律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与儒家有很大关系,让中国古代法律一直走着儒家化的道路。董仲舒作为儒家的重要人物,其司法判决思想在中国古代司法思想中起着发端的作用,他提出了"春秋决狱"思想,主张以心治罪,让儒家思想有指导现实司法实践的效力。"春秋决狱"让儒家教义高于了法律条文,让儒家思想成了法律的源头,开启了法律儒家化,让中国古代司法实践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用思想管制维护政权稳定。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建设仍有一定的启示,能推动法治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需要深度挖掘"春秋决狱"的时代意义,坚持程序正义,秉持司法公正,继承古代优秀的治理思想,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建设。

摘要： 将董子文化直观生动地展示出来,是一个有效的形式和常新的课题,也是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河北景县广川学宫建设的董子文化展览馆是全国唯一一个全面系统展示董仲舒生平、思想的专题展馆。该展馆以“大汉帝国的理论家、中国儒学的复兴人”为主题,整体布局体系以历史和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序,分5个单元、12个组别,通过递进式展线布局,系统呈现董子思想,对董子文化的挖掘、弘扬、展示及宣传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摘要： 《春秋公羊传》中提出的“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重后果的倾向。董仲舒通过将“义”与“道”引入到经权理论之中,为“经”“权”相反相成的经权观的道义论立场找到了一个相对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弥补了《公羊传》中的经权观只能通过在经权关系之外设置实践限制的方式来避免行权违背道义原则的不足。在坚持重道义的基础上,把道义与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贯立场。董仲舒经权观中道义论立场的明确和回归,反映了经权关系理论提出初期儒家学者对道义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调适与平衡。

摘要： 探析董仲舒“民心即天命”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追寻:1.对于先秦时代早已出现的“民心—天命”的政治思想,董子是推进了还是倒退了 2.董子政治哲学的主体为何?所谓“民心即天命”是否为它的核心诉求 3.在强势君主与集权时代的环境条件下,董子被边缘化的身份对推动这一政治理想何以可能?辨析表明:董子并未明显推进先秦的“民心—天命”的思想,反而有所后退;“民心即天命”并非其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在君主专制集权的历史条件下,所谓“民心即天命”的政治哲学根本无法摆脱理论与实践的困境。

摘要： 对于董仲舒的天人学,以往学界多从谶纬神学的角度加以诠释,认为董仲舒是高倡神秘之学,宣扬唯心学说,神化天命,贬低人的地位,甚至完全把他的天人思想看作是迷信。其实不然,梳理董仲舒的相关思想,就会发现他的天人关系学说仍是承续先秦天人学的脉络,高扬“人”的精神,并且又进行了创新。首先,他从“天人同类”出发,解决了天人相异的问题,为其天人学的论证打下了基础;其次,他又通过“人副天数”说,从外在形体构造上阐释人与天的相通处,以此抬高人的地位,进而借助“天人感应”思想从反面论证,借尊天而高扬人的精神。这是汉唐时期人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的表现,也彰显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人文维度及其天人关系论证的特殊理路。要言之,董仲舒的天人之学,看似是尊天,其实是借此以抬高人的地位。

摘要：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思想家,对西汉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天命论”为指导、以“人性论”为基础、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以“经权要义”为法律实施依据的逻辑体系,而在法哲学的框架和视角下,则可以从法之本源、法之功能作用以及法律渊源三个维度对其中的法律思想进行理解,这样他思想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将会更加显著和清晰。

摘要： 董仲舒人性论的思想结构体现在思想基础、运思方法和思想旨归三个层面。其思想基础通过天人同构、善恶同源、人贵于物的逻辑理路表现出来。天有阴有阳,阳善阴恶,人亦有阴阳,阴阳之中亦各有阴阳,故而人性之中既有善质又有恶质。人有“达知”能“为仁义”、人能循天之理以“偶天地”以及人有伦理价值取向、能够化物的属性决定了人贵于物。深察名号是董仲舒人性论的运思方法,他通过反性之名,指出性有情、身、心之目,只有通过性之目,才能辨明人性的本质;通过对情、身、心之名的辨析指出人性之中既有善质又有恶质,并进一步指出人性中的善质并非圣人(孔子)所名之善;通过对君、王、大夫、士、民之号的辨析,指出只有未觉未化的中民之性才是本源之性的直接体现,圣王之性与斗筲之性是本源之性改变后的结果。因性而施王教之化是董仲舒人性论的思想旨归。他认为人性是天人相与的落脚点,化民之性是天赋予君王的责任,君王体现的是责任伦理而非权力伦理。董仲舒认为“王教”应当因循人性中的情、身、心,安情而不禁情、执中以反中和、以利养体更要以义养心。与先秦人性论相比,董仲舒的人性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突破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摘要： 君子作为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家所论“君子”的基础之上,融入自己的天人感应思想,重新从伦理、政治等层面勾勒出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形象。董仲舒所论之君子,重修养道德,以“仁在爱人,义在正我”“礼尊于身”“必仁且智”等道德标准规范自身;董仲舒所论之君子,谈为政之道,以天下为忧、任德远刑、教民以义,为百姓行事确立正确的政治导向。

摘要： 人性论在儒家思想或中国哲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丰富,从孔子到子思虽未明言性善,但有性善论的倾向,到了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董仲舒的人性论继先秦儒家人性论之后,开汉代儒学的人性论之先,他提出性三品说、以中民论性说和性善情恶说。董仲舒的人性论对后世的人性论思想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性三品”说在由汉至唐乃至宋初的人性论史上占有主流地位。在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人性论之间,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摘要： 董仲舒承袭了《周易》《礼记》等文献中对玉之德的讨论,将君子之德比附于玉:以玉之清通而不掩其瑕比况君子知过改过之智,以玉之润泽而无污染比喻君子和润纯粹之仁,以玉之廉而不杀类比君子制事制身而得其宜之义。仁义礼智诸德性得自于天之所命而为人之性,因此董氏的人性论肯定了孟子的人人本有向善的本质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以性为人人皆具的善“质”但更强调圣王之于中民之性的教化。此外,董氏还赋予玉德以礼制的意蕴,玉与礼法及政治秩序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玉德关乎礼制,玉以其德而常被用作礼器;礼制关乎治乱,遵从本于天地、阴阳内蕴的高下、尊卑等天然秩序的礼制才能达成良好的政治秩序。

摘要： 据史书记载,董仲舒所治《春秋》是公羊学.《公羊传》应是一位姓公羊的经师在其以前传经学者的基础上综合成书的,其大概形成于战国末年.就孔子弟子来看,子夏与《春秋》的关系最为密切.子夏之后,孟子、荀子对于《春秋》重"义"的思想都有论述,而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最重视此种思想,因此,孟子、荀子思想对于公羊学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齐学对于公羊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正是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形成.

摘要： 董仲舒的气论思想是相当系统的,其由元气、天气、人气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元气是董仲舒气论的基础,其是由本体"元"最先生出的气,是宇宙间一切气的本原.元气经过分化之后,最先生出天气,如阴阳、五行等气.而人气则指与人相关的血气、性情之气等.这种人气是源于天的.天施加给人的气并非皆是中和之气.但人可以通过后天的"养气"工夫,最终达到与天道一致的"中和"状态.

摘要： 在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如果对研究董仲舒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进行梳理,徐复观先生是一位无法回避的大家.他的治学方法以及许多观点,至今在学术的星空依然熠熠生辉.他认为,"汉代思想的特性,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仲舒建立了儒家的哲学大系统."与此同时,徐复观也客观指出董仲舒思想具有多面性特点,"横看成岭侧成峰",要对董仲舒思想作一公允、厚实、全面的评价,实非易事.徐复观先生慨叹:"这是思想史上很难处理的一位大思想家③."非常有趣的是,并非徐复观一人青灯黄卷之下发出这一感慨,当年胡适先生撰写董仲舒哲学时,几易其稿,一度还是搁笔不写④.由此看来,"很难处理"确实是研究董仲舒思想一大特点.尽管如此,释读董仲舒思想的多种"面相",梳理董仲舒思想内在脉络,探寻其思想真实动机,分析其思想的现代价值,仍然是当代学人任重道远的学术使命.缘此,本文在前贤今哲研究基础上,力图对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天命、天心、民心与最高权力制约之间关系进行考辩与分析.在行文逻辑上,首先从天论与天命、天心入手,进而证明"民心即天命";民心在"人道"的具体澄现是仁义;继而从"民心即天心"高度论证制约最高权力如何可能,董仲舒政治哲学如何由此获得一非常厚重的形而上根基;最后阐释董仲舒在政治哲学上一个根本问题——何为政治之善.

摘要： 董仲舒发挥孔子"仁者寿"的思想,提出道德养生学,努力再建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试图弥合孔子之后儒家天命观中"德"、"福"不一致的理论沟壑.但若细加考察,便可发现这一重构尝试存在诸多问题,总体而言并不成功,从而为儒家天命观的分化留下发展空间.

摘要：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主题即是继承孔子作《春秋》之志,说服汉武帝,加"王心"于汉初弊政,所以他用雄辩的理论向初承大位的、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及时人说明:天下虽富矣,却尚未治,兴富与利并非政治之大本;汉朝迄今未能臻于治,尚财、尚利、尚勇力、尚刑罚的弊政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而到了必须"复古更化"的时候了.故而董仲舒力破"性善论",主张人性有善质而未善,没有王政之教化,不可得成性之善;另一方面,天-天子-民之关系也决定了天子应当仰承"天意"以孝事天——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己任.董子将成性之善悉归于王者之礼乐教化——"善当与教,不当与性",其因缘于汉初奉行黄老清静自然之术,董氏深忧朝庭之不施教化于民,而任其性之逐利争竞、好勇任侠.他深刻认识到这个时候性已善之说不足以救憋,必须将"善"之责任归之君主之教化,而非放任个人之天然资质,亦非仰赖于个体之修行,才能更好地促成汉王朝的"复古更化".由此可见,董子之人性说完全是以希冀汉朝"复古更化"的改制目标为出发点,他用这套人性学说证成并加强着汉朝"复古更化"之必要性,更革思想界黄老清静无为风尚、经济上放任逐利、政治上刑罚重辟不施仁恩的为政理念.

摘要： 董仲舒立足于汉代政治的需要,在广泛吸收当时各家学说基础上对儒家经典及孔子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构建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庞大儒学体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一方面吸收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宇宙及人与宇宙的关系做了一个相对理性的说明;同时又继承、保留了三代以来神秘主宰之天的地位,并使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就理论效果而言,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实现了宗教与人文、道德与功利(幸福)的统一.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这一理论特色对于儒学当代形态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

摘要： 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思想特点则是以天道话人道.本文着重从其"和心"思想的角度予以研究,阐明董仲舒的"和心"思想是其社会和谐的逻辑起点,因为董仲舒的"和心"思想已经蕴含着社会和谐之向度,且表明了二者之间是一个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

摘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法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易白沙所作《孔子评议》,《汉书》中班固用"退明孔民,抑黜百家"来概括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用"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来赞美汉武帝的政治决策."独尊儒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仅出现一次,即南宋史浩撰著的《(郧)峰真隐漫录》中提到的"下陋释老,独尊儒术."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提议"的本义是"规约君权"而非"支持专制",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推明孔氏"是为了树立孔子的"素王"地位,确立儒家为汉代的意识形态,实现"素王"孔子对汉天子的德性规约和《春秋》王道对汉王朝治理模式的矫枉过正."抑黜百家"是为了纯化官员团体,让国家的行政团体在思想上高度一致."教化天下"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题中之意,董氏此议力图使汉王朝成为一个"德治共同体".董仲舒倡导汉王朝的意识形态统一于儒家思想,并不是要推行文化专制,而是要更好地"推贤进士".

摘要： 经权在原儒处已受重视,凸显出道德判断与实践的重要性.在原儒的基础上,董仲舒借阐释《春秋》创造性地深化了经权理论,深入剖析常与变、礼之质、礼之文等关系.行权既非相对主义,也非主体主义,而是与吾国道的特质息息相关.如何灵动而不失章法,据经而免于教条,是儒家成德的要义,一以贯之的是对实践者道德判断的高度关注.为了避免行权理论滑向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董仲舒对行权的界限进行了严格限定,提出了行权“有可以然之域”.同时,董仲舒以“天”为至上根据,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把行权与主体主义区分开来.行权的落实者虽在于个人,但其根据却不在个人意志与喜好,不在于君王的权力,而在于超越性的天道.

摘要： 衡水市作为董仲舒故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董子文化资源，董子的遗迹尚存，遗风犹在。衡水学院作为董子故里的本科院校，研究、传承和弘扬董子文化，并以此为依托，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