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
文学史的相关文献在1954年到2022年内共计5339篇,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文学理论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5277篇、会议论文62篇、专利文献1760篇;相关期刊1548种,包括文史知识、文学教育、文艺研究等;
相关会议36种,包括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等;文学史的相关文献由4559位作者贡献,包括张荣翼、南帆、叶隽等。
文学史
-研究学者
- 张荣翼
- 南帆
- 叶隽
- 毛志成
- 陈思和
- 李士金1
- 顾农
- 程光炜
- 李国文
- 李怡
- 柳鸣九
- 丁帆
- 古远清
- 陈文新
- 张佳玮
- 李林荣
- 韬光
- 严冰
- 余来明
- 徐中玉
- 朱德发
- 王宁
- 谢孟
- 韩传达
- 颜水生
- 刘继兴
- 古耜
- 宁宗一
- 李洁非
- 汪介之
- 温儒敏
- 王立
- 罗岗
- 董乃斌
- 里程
- 陈剑晖
- 陈平原
- 乔国强
- 佴荣本
- 刘杨
- 周小琴
- 姜涛
- 孙昌武
- 孟繁华
- 张全之
- 张军
- 旷新年
- 曹道衡
- 李静
- 杨扬
-
-
季山
-
-
摘要:
新千年开始,刘国纬教授在着手翻译《水文学史》过程中,发现全书仅有一处提到中国清代雨量器,而且还指出其发明权存在和朝鲜的争议,遂暗下决心,写出一部中国水文学史。2021年11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国纬、何海的专著《中国古代水文史稿》。全书20万字,插图43幅。
-
-
-
-
黄金明
-
-
摘要:
二十世纪以来出土的汉代《田章》《韩朋赋》《神乌赋》《妄稽》《反淫》等俗赋,一方面具有很强的世俗娱乐教化色彩,另一方面题材内容又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文士传统和民间文化教化传统的统一。参照出土文物中大量的说唱俑(俳优俑、滑稽俑),结合传世文献中弥漫于宫廷和社会中的言语娱乐活动,可以看出,俗赋是宫廷贵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士子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融合。汉代文学的建构随着儒家经学观念的盛行,西汉末至东汉重视文学教化,文学下行,在民间与宫廷、俗与雅中文学随之变化发展。
-
-
伏俊琏
-
-
摘要:
“敦煌文学”包括敦煌出土的5到11世纪以写本形式保存的文学作品、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敦煌文学为中国文学史提供了变文、俗赋、白话诗、曲子词等新的文学品种,填补了文学史的某些空白。敦煌文学为解决文学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供了新材料,例如文学的起源和生成问题、宋词的源头问题等,都可以通过敦煌文学得以重新阐述。敦煌文学为早期中国文学的传播研究提供了新方式,尤其是文本的结集问题,可以更为真实地再现中古文学的传播生态。
-
-
蒋润
-
-
摘要: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秉持“集部之学”的理念治清代诗文,此理念以别集为中心,重心在作品本身的讲读研究,着重辨析诗文之源流正变与各家异同得失。钱基博关注之重点在清代文章,对桐城派尤多创见;而钱钟书关注之重点在清代诗歌,他的研究成绩多可见于《谈艺录》及其笔记手稿。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钱氏父子均深受“集部之学”的影响:钱基博虽有文学史编纂的尝试,但未能摆脱传统文苑传及诗话文评著作的影响;钱钟书学术视野贯通中西,但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学批评”,其阅读趣味和批评方式均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钱氏父子“集部之学”的研究方式,虽有助于他们对清代诗文的关注,却与新兴“文学史”研究范式颇多扞格,其中呈现出的传统文学研究理念与新兴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是近现代学术转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
-
赵汗青;
姜涛
-
-
摘要:
“自然”在臧棣诗中具有多重含义,既包含山水、风物等“物理”自然,亦有哲学上自生自为的“道”之本源的内涵。在诗人与物质自然的交契中,臧棣的诗呈现了一种“我与你”而非“我与它”的关系。且中间的纽带不是神性之爱或柏拉图式“爱欲”,而是一种与“爱”相对的、中国式的友情。诗人通过对汉语充满“现代性”的创造,以诗艺上“反自然”的嫌疑,实现了对现代汉诗语言的激活。古典精神与自然情致获得了“反者道之动”的再生。
-
-
潘志刚;
陈文新
-
-
摘要:
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初版于1930年。他认为文学史“组织之要素固存夫集部”,但“不能置经、子、史于不谈”,在同时代的文学史中,以秉持中道见长,形成从中国文学传统理解传统中国文学的学术个性。在写法上有述有作,述作并重,在内容上重视“私德”培育,可圈可点处不少,至今仍值得参考、借鉴。
-
-
赖良涛;
苏树苗
-
-
摘要:
学界对于文学作品的对话性十分熟悉,而对文学史话语中的对话性却鲜有关注。本研究基于介入系统,选取《剑桥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中的代表性语篇,通过分析其中的介入资源分布来揭示文学史话语的对话性。研究发现:文学史话语使用大量否认性资源引入各种与己方相异的声音观点后再加以排斥,借助少量声明资源引入并凸显所欲肯定的观点,由此建立起适度收缩的对话空间来建构自己的声音立场;同时使用一定数量的承认资源和少数疏远资源转述其他声音,偶尔使用引发资源暗示可能存在的其他声音,由此适当拓展对话空间避免己方立场的武断性。从声音来源来看,文学史作者既通过各种资源隐晦地暗示与己方声音相互依存的各种声音立场并与之对话,同时也显性地引入作家、理论家、批评家、作品人物和其他域外主体的他者声音并与之对话。单声介入资源则被用来陈述有关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以及作家作品事实,为多声对话构筑相关场景。由此,文学史话语得以建构并适度控制对话空间,在建立自己声音立场的同时最大限度与预期读者结盟,呈现出浓厚的对话性。
-
-
冷川
-
-
摘要:
理解唐弢的学术思路和学科贡献,应该将其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一平台上加以考量。文学研究所自成立之日,便与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在人文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了高校无可企及的作用;而在学术思路上,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郑振铎实际为该机构的文学史实践和对资料项目的热情奠定了基调。唐弢进入文学研究所,意味着重史料、重文献,同时兼重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方式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得以贯彻。唐弢对于一手文献的重视,对社团流派研究的推崇,对于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通过文学史集体项目和20世纪80年代的大型资料项目,成为更年轻一代研究者的必修课;后者则是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中最具活力的部分。
-
-
王婉如
- 《2016两岸青年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
摘要:
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是一种重新建构历史书写与历史脉络的过程,也是台湾"本土派"学者想要为台湾文学"正名"的展现.在对日据时期的皇民主义论述中陈芳明急于发声与表达,其背后潜藏着对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与之对立的则是陈映真所代表的"民族主义"论点,双方对于"民族构建"有着不同的见解,代表着台湾社会内部的多种声音与复杂与矛盾,其中并包含着台日学者对于台湾的历史定位及看法,通过对双方的书写梳理,将有助于理解台湾在文学史上不同声音下的背后论述的实际意义.
-
-
孙士聪
-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
摘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叙事中,1976-1977年无疑是一个特殊时期,被视为文学史分水岭也顺理成章,标志"伤痕文学"之发轫的《班主任》无疑是这一分水岭重要基石之一.然而在《班主任》之前,刘心武已是文坛青年,不仅有数量不菲的作品发表,甚或还算得上崭露头角.2012年出版的《刘心武文存》中,第39卷题为《懵懂集》,就收录了作家在1979年之前的创作,涵盖已经发表与未发表的所有作品.有评论指出,《懵懂集》原本完全可以不出版,作家也可以"对于自己在'文革'后期的写作史守口如瓶,精心守护自己'新时期文学'中的话语英雄的形象",作家却勇敢地揭开自己曾经的、甚至并不那么美好的一面.此言不虚.然而,《懵懂集》绝不仅仅标示一次作家自我反思的当代实践,而且更可能是反思文学史写作、开启文学记忆域研究的一个契机.
-
-
-
汤奇云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
| 2014年
-
摘要:
自重写文学史以来,无论是立足于"社会进程的现代化"还是"文学的现代性"观念的历史书写,都是理性精神与国家意志两厢妥协的结果.前者在断代文学史的基础上达成了整体性;后者则完成了对现代文学的"正名".由此可见,理性精神与国家意志共同确立了"中国新文学史"向"中国现代文学史"转变的叙述立场,并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面貌与形态.
-
-
-
徐旭敏
-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工作坊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 2017年
-
摘要:
193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常态化”,早期“大学”和“文学运动”的相辅相成,在专业分工下迎来“学院”和“文坛”的内部分化.在不同的志业选择下,学院派学者和左翼作家似乎在各自占据着的城市空间里各行其是.然而,因观念立场的差异性,以及对构建现代中国的方案设想的不同,一种潜在的紧张态势,依旧存在于分化后的“学院”和“文坛”之间.本文以《文学季刊》为考察对象,从具体的历史细节入手,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学院”和“文坛”间的关系,以期丰富文学史对“双城”时期的历史叙述.
-
-
刘毅青
- 《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
摘要:
在西方汉学家里,顾彬可谓是最广为国内学界所熟知的学者,他频频出现于国内外各大媒体就中国当代文学发表评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大陆学界对顾彬的这些批评所持的态度存在两极化,争论较为热烈.但这些争论,无论辩护还是激烈地抨击,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有时更夹杂着许多个人意气.许多学者都指出顾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存在不足,顾彬对当代文学的评价也极不公允,但对顾彬的反驳却并未切中其要害,还存在颇多误解.究其竞,就在于有关学者对顾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争论,纠结于对具体作家的评价,而未能深究顾彬赖以进行批评背后的文学观念.故此,无论是赞助还是反对顾彬的双方,都未能抓住顾彬批评的要点,未能形成有效的批评对话.在笔者看来,唯有从文艺理论与文学史观念上对顾彬有所了解,弄清顾彬赖以进行文学批评的理论观念,才能找到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判的根由,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国内谈论顾彬的学者普遍存在误解.
-
-
霍志军
-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
| 2014年
-
摘要:
汉代开发河西不仅仅是重大政治事件,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学西渐、佛法东来,首先在河西地区相互融合调适,再以新的文化形态输出或输入,源源不断地向中华文明输入了新鲜血液.同时,大量文士的到来、陇籍文人的成长、军屯文学的兴起等,使中国文学版图向西北地区拓展,向来被认为是文化荒漠的河陇地区初步形成了地域文学中心.以"马踏飞燕"铜马佣为代表的艺术创造实绩,证明汉代陇右地区的艺术勃兴,无疑也是汉代开发河西的文化效应之一.
-
-
范钦林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
| 2014年
-
摘要:
文学史定位应该是在现代文学的内部再去划分民国时期文学,和共和国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不同的是,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内都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放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主义的努力,以多样主义或归纳主义的心态面对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1912年为各种争论的最大公约数,各种起点事件均看着是与起点联系的相关事件.先锋与常态的理论发现为一体两翼的成立找到理论依据.民国机制与民国文学机制拓展了民国文学的研究思路,但本身却是可商之论.民国文学研究的最紧迫事情是《民国文学大辞典》的编撰.
-
-
姚玳玫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
| 2014年
-
摘要:
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运动从酝酿到最终的形成,经过了革命话语动员、青年信仰群体培养、青年优胜价值确立和以青年为言说主体者的革命文学倡导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作为一个虚拟性的社会群体,经历了被说服(作为革命说服的对象)、被指派(被赋予革命的重任)到最终成为执行者(革命文学言说的主角)的几个阶段.在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倡导中,"青年"作为革命言说的主角,游移于阶级论与新旧交替论两种论说之间.前者是一种"左翼"文化说法,后者是一种青年文化说法.rn 这两种视界下的"革命"一词,其含义并不一致.这场革命文学运动之"革命",与其说如倡导者们所解释的指"无产阶级革命"之"革命",不如说指当时文化青年推翻偶像的一种造反行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青年的造反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被类比、被等同,共为革命文学运动之"革命"所包含.更有可能的是,谋求造反的青年借用阶级革命之名,推翻偶像,重建规则,将文学带进另一个阶段.这场以青年为言说主体/主角的"革命"运动,表达的并非一种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群体利益诉求,而更可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后辈文化群体争取话语权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