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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南昌
  • 出版时间： 2013-11-29

主办单位：中国文学地理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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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与城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逊便指出“中国古代城市与文学、城市与文化关系的源远流长”。古代城市书写涵盖了各个时期和各种体裁，其内涵十分丰富。近些年来，学者陆续从不同视角对城市书写进行深入探讨，主要体现在都邑赋，都市诗，都市词，城市小说，城市笔记小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兴起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热潮，开始从空间纬度对文学进行横向研究。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城市视角开始进入当代研究者的视域。中国古代城市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在文学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梅新林提出城市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中充当着“心脏”的作用：“不仅城市本身成为最活跃、最重要的文学活动舞台，而且也是进一步驱动文学版图演变的核心动力所在。”近些年来，人们认识到城市的重要性，纷纷撰文探讨城市对文学的辐射，为厘清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作出了一定贡献。中国古代以城市为载体和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这些文学作品具有极为丰富的城市文化内涵。从城市功能来看，唐代以前注重城市的政治功能；唐代以后，则注重城市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从空间来看，学者多关注都城与江南两大板块。从时间来看，对唐宋明清这一时段的探讨较为深入。把时空结合起来看，研究者的兴趣主要有三大块：汉唐长安、洛阳，宋代汴京、杭州，明清江南城市群。从体裁来看，研究者关注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中的城市文化内涵。从研究的角度来看，主要从政治性、商业性、娱乐性、通俗性等视角来研究城市与文学的互动关系。
  • 摘要：本文拟从五个方面去探寻《诗经》和《礼记》所载周代礼俗在关中西部民间的遗存。包括以农事为本的节日庆典礼俗，以礼为主要特征的婚俗，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丧葬礼俗，以和合为精神指归的饮食民俗，以生殖崇拜为重点的民俗艺术。礼俗的具体形式即使同在关中西部的不同县区也稍有差异，所要寻找的，则是与《诗经》和周代礼俗有关的部分。由于关中西部较封闭的地理位置和民间习俗的影响，难得地保存了许多远古时期的风情，从多角度折射出周人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这些礼俗也曾深刻地影响了华夏民族的文化性格，这些浓郁的民俗是探究和发扬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如何发扬有益的传统因素，再现和谐有礼的民族精神，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历史责任。
  • 摘要：本文阐述了北方游牧文化的特点和唐人的胸怀及开放的文化政策及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唐人崇尚北方游牧文化却又为被同化，而是通过对异质文化积极合理的吸收、消化并融人自己的血肉中，最终创造了包括盛唐诗在内的辉煌灿烂的大唐文化。所以研究唐诗，必须关注来自北方游牧文化对唐诗从题材内容到美学风格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唐诗，揭示其不同于前代、后代的独特价值。事实已经证明：唐诗的繁荣离不开北方游牧文化深刻和多方面的影响，中华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多元的文化，中国文学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包括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是中华文化及中国文学最为鲜明的特点。
  • 摘要：唐诗对终南山的描写，不仅构成了唐代山水题材诗歌的重要部分，而且从诗歌文学对地理景观书写的深广度看，这些诗篇几乎囊括了中国诗自古以来书写山水的所有范畴。尤其是，围绕对终南山的描写，唐人确立了一个“望终南”的抒情模式。对于诗人来说，终南山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过深刻影响，因为这里近邻长安，是他们最理想的隐逸、游赏之地。除李白、孟郊作品外，其他“望终南”诗，写法也各自有别。如李拯有《退朝望终南山》，写退朝出官之时的远望；钱起《晚出青门望终南别业》写傍晚雨后远望；李子卿《望终南春雪》写春天远望；窦牟《望终南》写夏末远望；白居易《和刘郎中望终南山秋雪》是深秋远望；吴筠《翰林院望终南山》则或是其当值之时。围绕游览终南山山景，寻访山中隐士、僧人，及描写他们的生活，唐诗就形成了一个书写终南山的题材系列。这个系列，不仅包括上述观望终南之景的内容，还包括写终南寺院、终南钟声、终南僧、终南吏隐、终南游览等方面。然而唐诗钟情终南山的更深刻的原因，还与诗人在精神世界中对它的再造有关。在人生理想与诗歌艺术的接合中，唐人实质上多已超越了将终南山作为一座实体之山书写的范畴，而把它当做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讴歌。唐诗对终南山的书写，不仅反映唐人文学创作的实绩，也反映唐人人生追求的多元及精神生活的富有，更深刻地反映了唐人在灵魂深处追求自由、追求诗意栖居所走过的曲折思想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唐诗与终南山的关系，已远超出文学与地理的关系而上升到文化与思想的领域。
  • 摘要：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两者的嫁接，它主要研究建立在“地一文一人”关系上的文学面貌、文学发展。这一关系模式中的“地”，主要来自地理学学科。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应充分借鉴和汲取地理学学科的有关成果，但更应立足于文学本体，从地理学学科前沿中特别注意吸收地理空间、地理意象、地方感、地方意识等地理概念。文学地理学研究不光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二者的关系，而更应从“文学地理空间”这一概念出发作好顶层设计；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学不应是并列而应是交叉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应站在文学创造、文学发展的立场上，建立能够动态呈现文学发展原生状态的时空交融的文学描述模式。有学者认为研究文学地理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这是不错的，然而还不够，因为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实际上只是对文学发展史的平面的、静态的归纳，是抛开了文学各要素的发展势能及其动态过程的研究。而从文学地理空间的广度考量，文学要素的平面地理分布只是基础性研究环节，具有动势的文学地理空间的拓展，包括空间的动态伸展、扩张及其推动因素，才是关键性的研究。这属于动态复原的研究，它不仅具有文学史的解释意义，同时还深入到文学发展机制的层面，对文学生态、文学走向具有指导和引领意义。文学地理空间的深进，就是指写出“地方灵魂”，其实质是作家与地理空间的深度契合。
  •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原来的重写思路也越来越陷入“分期”、“经典化”、“边界”等困局，到了一个需要重新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重写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原来的重写思路也越来越陷入“分期”、“经典化”、“边界”等困局，到了一个需要重新突破而又难于突破的瓶颈期。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的“现代性”和“经典化”表现出了明显的线性时间思维特征。现代性的概念，强调进化过程中的创新和超越，造成了对经典的独创性、原创性的推崇。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顽固的现代性倾向，造成了绝大部分的文学史，只是“成功”作家作品的历史，大量作为背景和环境的文学现象被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语言风格与不同地域之间的紧张关系，过去的文学史很少关注。如果不借助地理学视角，就很难发现这是一个问题。而现代文学大师，大多出生于南方，如鲁迅、茅盾、张爱玲者莫不如此。但是，这并没有改变现代中国文学不断北方化的书写路线，文学在精神上、气质上不断的北方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个症结所在，文学地理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不仅可以为现当代文学史重写带来活力，开创新的重写空间，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将使整个文学研究获得重生。
  • 摘要：前人有很多关于汉赋的品评，其中不乏影响深远的作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诊赋》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篇。该篇有一些内容涉及对汉赋基本风貌的论定，是理解汉赋的重要参考，但后人的相关解析颇有歧异，值得重加审视。刘勰认为:汉赋的类型有“鸿裁”与“小制”两类，这就是后人所说有大赋与小赋的分别。他还认为，大赋与小赋各自的内容与风貌也不同:小赋“触兴致情”，讲究语言的“纤密”与情理的“侧附”;大赋则“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这些论断概括了汉赋风貌，立足高瞻、用语简约、内涵丰富，被后人奉为圭泉。特别是“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这句话，向来被认为揭示了汉大赋的基本风格。在《周礼》的政治视野中，“体国经野”中的“体国”包括营方国、划经纬、立祖社、置朝市诸事;“经野”则包括开吁陌、量井田、设里聚、置丁夫诸事。“体国”、“经野”各有其相应的内涵。在刘勰对汉赋的论断中，“体国经野”的汉赋既包括“京殿苑猎”赋，亦包括“述行序志”赋，但前贤的论述皆置“述行序志”赋于不顾，仅就“京殿苑猎”赋以论证，这从质证对象上就偏离了主题。实际上，不仅“述行序志”类大赋如何“体国经野”这个问题未被论证，甚至连“述行序志”赋的类别归属在今人赋学分类体系中也是模糊不清的。这两点均需要认真加以审视。
  • 摘要：本文尝试从统计学的角度，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作一番考察。根据笔者所编制的《宋文作者数据库》统计，《全宋文》收作者9180人，初步确定重收作者15人，实收9165人。这些作者中，时代明确者9160人，时代不明者5人;籍贯可考者6187人，籍贯圈考者2978人。为了便于对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进行动态细致的观照，首先要探讨宋文作者的时代分布问题。笔者将结合宋文作者的时代分布，考察宋文作者的地域分布状况。兹据6187位籍贯可考作者的信息，制作出“宋文作者地域分布变动表”，根据该表，分别绘制出“北方作者地域分布变动图”和“南方作者地域分布变动图”，分别从考察北方和南方作者人数变动的特点，最后将南、北方作者数据加以对比分析，尝试挖掘数据样态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在宋文的发展史上，北方作者队伍从宋初的主导地位，逐渐沦落，最后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宋初时，南北作者人数比为327:392，北方虽占据优势，但优势地位并不显著，只比南方多了65位作者。当回溯到唐代，从散文大家的角度看，唐代的韩柳等人，皆属北方，而宋代的欧苏曾王等散文家，均为南方人。唐宋两代，散文大家南移的现象，与宋文作者人数的北多南少向南多北少的转变是一致的。
  • 摘要：山是构成地理环境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山往往雄伟挺拔，连绵不断，多姿多彩，包蕴万有，成为人们敬仰的对象，因而也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对象。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中国人一直有强烈的“天人互益”观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山水文学于是成为文学的一大宗。从古到今，山始终是中国诗人最热衷歌咏的自然景观之一，并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大山也有一种“魔力”作用于诗人身上。中原和江南地区的山由于处于中国文明核心区，登览方便，骚人墨客几乎都要游览歌咏，再加上官方的封禅祭祀，达到了高度人化，歌咏它们的诗歌构成一个庞大的文本系列。描写泰山、华山、庐山、黄山、峨眉山等的诗歌尤其出色，几近妇孺皆知。那些被诗人反复歌咏而打上浓厚人文色彩的山是诗化的山。这些山是自然美和人文美交融的产物，至少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它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诗歌彰显了山的自然美。诗人往往有比常人具有更敏锐的观察力，他们把自己发现的大山之美表达于诗中，引导人们去感受这种美。诗歌强化了山的精神意蕴，诗人通过自然与人生的比况，挖掘出山的深层意蕴，引人联想，而得到精神的感染和升华。人们登泰山，自然会想到杜甫《望岳》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油然而生超越之情。诗歌大大拓展和丰富了大山之美。
  • 摘要：话本小说先在福建刊刻，当话本小说盛行时却没有继续刊刻，除了没有专业人才从事创作话本小说外，或许当与话本小说的题材多与婚恋有关。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福建书坊刊刻小说时有意识弱化世情题材，进而束缚了话本小说在这一地区的刊刻。谢肇涮评而不传播《金瓶梅》，当与其作为福建±人固有的观念相关。在江西诸多朱学者中，罗钦顺是坚守朱学的中坚力量。“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楠与罗钦顺云。”罗钦顺对朱学的坚持，对阳明心学的批判，推动了朱学发展，“大有功于圣门”。话本小说家经过程朱理学、心学、东林、复社运动的洗礼，其创作必然会打下时代的烙印。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或有言情乃至艳情之作，如《欢喜冤家》、《一片情》、《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等，即便是凌濛初这样的正统文人，在二拍这样充满告诫之作中也有许多色情描写。但总体而言，明清之际的话本小说中，艳情题材的数量仍然是比较少的，连篇累牍的色情描述的篇幅也不多，作者或说话者常常跳出来对故事进行干预倒是比比皆是，其教化色彩相对于中长篇小说更普遍，也更浓郁。
  • 摘要：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属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就要真实地表现农民工的人生处境和命运。大致说来，农民工具有乡村文化背景，在卷入城市化进程以后往往经历着种种遭遇和精神结构深处前所未有的冲突。其中，生存空间的变化是带给他们困扰、痛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导致农民工题材小说创作在地理空间表达上的独特性。在农民工题材小说中，像陈应松《太平狗》所展示的那样，既然城市拒斥、扫荡自然的存在，自然就难以再在城市容身了。即便有一些自然物在城市映现，也变成了没有对应实体的漂浮的所指了。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可以说是这种存在形式的最好表达。飘进城市的曾经携带泥土味的生命个体在城市淘涮若干年后，都已不再是李四心中的麦田。李四心中的麦田原本是对天空浮动云朵的遐想。因此，若要在城市寻找地道的自然，那也是枉然。农民工题材小说的主人公身处这样的城市空间，冲突就在所难免了。进城打工的农民谙熟和习惯的是农村温情脉脉的熟人社会，这种社会存在普遍赋予他们淳朴厚道的人格特点，他们曾经长期与大地为伴，和自然亲密，也获得了清溪一样的自然生命。现在他们进城了，要面对异己的文化，种种困扰和痛楚就伴生了，意想不到的遭遇便降临到了他们头上。正是这样的情境构成了农民工题材小说的主要场面。
  • 摘要：按照诗人占籍将咏青诗人群体划分为本籍与客籍两类。前者指祖辈在青海、本人在青海出生长大的人（那些因仕宦而离开青海，但写作过表现青海题材的诗人也包括在内）。后者可分为两类：中央政府委派来青为官或个人人幕的。各种原因短期经过此地的。本籍诗人明代仅张问仁一人，晚清大幅度增加，至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个小高潮。本土诗人咏青诗的题材主要有两类，一是边塞，一是山水。边塞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张问仁。以八景诗为例，写八景的人心里一定明白，他所写的这片景其实并没有独特之处，他写这样的诗确实有一定的作秀成分，但他还是愿意这样做，因为在贫瘠的土地上“发现”几幅美妙的图画，对于所有人（历史学家除外）都是一种审美享受。最早亲历青海，并留下了59首诗的是一位至今姓名无考的唐朝敦煌使者。与本土诗人的诗作相比，他诗中的青海是“万里山河异，千般物色殊”，“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地域特色极其鲜明。“眼前有景道不得”应当是本籍诗人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主动趋同所致。本籍诗人大多有在外地为宦的经历，享受过内地气候的温和与舒适，体验过温润、柔美与明丽。当回到高原，对比之下，可能会意识到家乡土地的“贫瘠”，于是便在创作中将风景诗意化、理想化，以弥补高原的苦寒与苍凉。
  •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西晋时代南方文士迁徙的具体情况及其文学观念的碰撞。吴蜀两地文士被征人洛，辗转于西晋政权之中。他们倍受中原士族的政治歧视，饱含忧惧与艰辛。作为南方知名文士，他们却因此得以进入西晋文坛。蜀汉的文学土壤最为贫瘠，因为蜀汉政权在文化上多重视“治政鉴戒及战争韬略”，缺乏诗赋酬唱的风气和氛围。人洛的蜀地文士所秉承的依然是两汉以来的经史文学观念，擅长笔札、史论、疏奏等。人洛的吴地文士所秉持的文学观念与洛阳为中心的文学观念相比，仍显得相对滞后。吴地文士由于对新的诗体样式——五言诗的接触、学习和运用，促进了他们对文学本体的新思考。吴地文士与中原文士的文学观念碰撞还表现在对不同艺术风格的批评、吸收。即便张华批评以陆机为代表的吴地文风，也不影响他对陆机的诗文的赏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章传》日：“机善属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因为，他在陆机诗文中看到了一种难得的雅正之气，可以弥补自己“风云气少”的不足，将引领西晋诗风走上雅化之路。
  • 摘要：江州庾楼以庾亮之姓氏命名，附会了庾亮在武昌南楼的赏月轶事后更加闻名。庾楼始建年代不可确考，中唐时已频繁进入文人笔下，唐末为江州标志。两宋时庾楼是天下闻名的名楼大观，来往文人络绎不绝，留下许多登览宴游的诗作。元代庾楼毁于元末战乱。明代庾楼经过正德年间和嘉靖六年两次重建后，明末毁于左良玉之火。顺治九年重建的清代庾楼，在康熙朝和乾隆朝虽出现过萧条迹象，但并未荒废，最终毁于咸丰三年的兵灾。纵观庾楼三次毁圮，皆因兵燹，这既是木质古楼常有的命运，也折射出国兴楼兴、国亡楼毁的历史规律。江州庾楼凭借江山馈赠和舟车之便，在宋代名楼榜上显赫一时，后世虽经重建修葺，但声名远不如两宋。时至今日，九江市庾亮楼，仍少为人知。同处于滨江路段，它既不如白居易笔下的琵琶亭知名，也不如《水浒传》中宋江曾题反诗的浔阳楼出众，甚至不及明代的锁江楼闻名。
  • 摘要：作者从经济、交通、教育、文化几个方面对宋代江西作家的地理分布成因进行了初步分析。除此之外，江西作家的地理分布在两宋内部不同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为由于战乱的影响，江州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起点相对较低，无法提供文学发展所必要的稳定环境，因此难以养育出众多的文学人才。位于鄱阳湖之北的南康军也因同样的原因，其作家数量偏少，排名比较靠后。在宋代江西有作家分布的辖县中，位于驿路交通要道的辖县更多，作家数也更多。可见宋代江西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通布局的影啊。科举中那些促进文学发展的因素已逐渐消失，甚至阻碍了文学的发展，对文学萌生了一定的“促退”作用。正因为存在传统文化的区域差异，宋代江西作家在地域分布上也呈现出不平衡性。
  • 摘要：本文阐述了唐宋代咏严陵钓台诗的主要内涵，就严光的隐士身份而言，唐宋人对他推崇的实质也有所不同。唐人向往严光隐逸生活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对他超然物外的隐逸情调充满遐想，其咏严光诗便更多地着眼于眼前所见严濑的自然景象，欣赏严滩钓台的清幽之境，想象严光垂钓的闲逸，抒发对隐逸情怀的赞赏和追求。唐代文人对严光的定位在于以飘然出世藐视官场的羁绊与俗世的枷锁，表达的是唐人对自由、闲适的隐逸生活的向往。宋人对严光隐士身份的崇拜则是融进了哲学思索，他们敬仰严光一隐而千古流芳、永垂不朽，在立德与立功的比较中，探索隐逸的永恒真理。宋人也推崇陶渊明，但严光和陶渊明对宋代隐逸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严光以气节感动宋人，而陶渊明是以其诗意的栖居感染宋人；宋人对严光是敬，对陶渊明却是爱；严光在宋代士大夫的仕宦生涯中起警戒作用，陶渊明在宋代士大夫的心灵世界里起慰藉作用。
  • 摘要：苏州作家苏童的小说中有着鲜明的江南文化特色。苏童笔下的人物是江南的，风景也是江南的，而弥漫在小说中的那种阴郁、颓靡、凄丽的气韵也是江南所独有的。苏童小说中有着古典江南的诗意之美。他在自然意象的书写中包含许多江南特色的丰富而又细腻的感受。“阅读苏童的小说，乃是情感的一次还乡，在枫杨树、桂花树、青石、河流、青粽叶、竹林、昙菜花、白鸽、金鱼等汇成的精神家园里，失落了归宿的灵魂得到一次短暂的栖息和永恒的回归。”在仿佛信手拈来的种种江南风物的描写中，可见苏童对于江南文化的濡染之深。苏童对于女性的描写有着强烈的江南情结，“女性似水，属阴，而江南在整个中国文化版图中正处于似水的阴柔型文化。”江南女性的阴柔婉约的一面在他的笔下极为突出。一如江南山水的秀丽可人，江南女子常也有着这样的温婉柔美，正所谓“山水与女性的品质混为一体”。不论是对于女性的描写，还是小说中的诗意情境，灵性的自然意象无不表现出苏童对于江南古典之美的钟情。苏童小说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它的怀念之情，内心的失落感自然存在。于是，“会从破坏、颓废中提取美感，作为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始终氤氲着一股感伤颓废的气息”，小说中表现出强烈的怀旧情结。面对江南山水所承载的诗意之美的渐隐渐去，苏童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无奈感伤与无限留恋，怀旧的情结，深刻的批判，恰似一曲曲深情的歌。他孜孜不倦、一唱三叹的，也正是一曲曲意犹未尽的江南挽歌。
  • 摘要：本文阐述了由于历史、地理和文化等原因，近代的广东成为上海、青岛、天津等租界之外的又一晚清遗民集中地。晚清广东遗民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他们在面对重大政治事件时，政治态度复杂多变，但总体上归于保守；他们的活动主要不在政治复辟，而是表现为明显的实业救国精神和文化事业的实践。然而，无论是实业救国，还是文化实践，都离不开政治的影响。“概言之，他们希望以文化活动重建‘过去’，经由‘过去’所认可的政治价值，积极地形塑‘现在’，并为自己的处境，寻求正当性的理由”。
  • 摘要：桂系文化意象是指文学作品中具有广西地域文化色彩的人、事、物或其他历史人文意象，是岭南文化意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用文学地理学原理，以民俗民风、行政区划变革、交通运输的发展、军事演变与周边和邻国关系五大领域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民俗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理论，将中国古代小说中这五大领域的文化资料进行辑释，作为文献基础以支撑研究，挖掘其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重点要突出，作为课题研究的应用延伸，探讨桂系文化意象中广西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品质、近代反侵略的国情及其当代意义、边防安全的历史面貌与具体措施、凝聚国家向心力的历史文化基础。个案研究中，南蛮之风为广西女性提供了天足成长与自主婚恋的泥土，如瑶族女性在近代抗击法国侵略者时勇于献身的英雄气质；如浔州府奇异的上街找夫婿的自由观念，既是少数民族聚居所产生的女性婚姻观，又成为岭南新风气、妇女新风尚。整体上总结，具有怎样浓郁的岭南、边疆、少数民族气质。本次研究的关键在于：全面掌握与分析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桂系文化意象分布格局；全方位解析这些文化意象对推进西部大开发、提高边境安全等现实问题提供怎样的决策参考价值。这是桂系文化意象兼具边疆并成为中外交通核心地带的体现。
  • 摘要：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平台是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数据库所构建的应用平台，平台根据用户的研究需要，创建一个以时间、地点、人物三维的立体时空数据库。用户将相关数据按照时间、地点和人物等逐一输入数据库，系统即可自动进行检索、统计，自动生成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并构建各种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显示界面分为四个窗口。屏幕中心是历史地图窗口，右边是历史地名窗口，下面是时间窗口，左面是用户专题数据库窗口。其浏览和查询功能包括时间的浏览、查询。地名的浏览、查询。地名定位等。用户专题数据库是中国历史地理数字化应用平台的核心之一，是平台自动生成用户历史地图的基础。用平台自动绘制历史地图前，需要先建立用户专题数据库，应用平台就可以根据用户专题数据库，自动生成用户所需要的各种专题历史地图。专题地图除以事件为主的事件线路地图外，统计专题图的应用也很广泛。统计专题图包括一般常见的直方图、曲线图、饼图、密度图等。以地理信息系统构建中国文学地理学信息平台，就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展示中国文学史。
  • 摘要：本文阐述了促使艺术地理学全面发展的内外因素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地域性是太突出、太丰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艺术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的艺术史研究，主要在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艺术史不一样。艺术史的研究对象是艺术与时代的关系，是艺术的历史演变及其规律，那么艺术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艺术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由于研究对象不一样，研究方法也不一样，一个是艺术和历史相结合的方法，一个是艺术和地理相结合的方法。艺术地理学的本质特征，是由独特的研究对象与独特的研究方法所决定的。艺术地理学与艺术史，属于艺术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两个不同的二级学科，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区别更明显，不可以相互取代。地理环境对艺术的影响，应该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并重，既不可轻视自然环境，也不可轻视人文环境。更重要的原则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厚此薄彼，也不要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地搞平衡。要深入到艺术的内部，要重视个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浮光掠影地讲地理环境对艺术的影响。艺术地理学，应该是一个与艺术史双峰并峙的、既有优雅的学术品质又有巨大的现实价值的独立学科，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它的前景是非常广阔、非常诱人的。
  • 摘要：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李仲凡认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现当代文学史重写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可以得到破解的灵感。引入地理学视角，文学史有可能由线铺展为面，建立多维立体图景，形成更为丰富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时空观。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向东提出，把具有地理相似性的西部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西部地理大发现与西部文学的堀起、西部作家的地理分布、西部地理景观对西部文学的影响、多民族人口地理与西部文学的多元性、语言地理学与西部文学的语言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被文学史忽视的空间维度，继而进一步拓展西部文学研究视野。
  • 摘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由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其《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年）一文中提出。但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建设，则是近几年的事情。本届年会组委会透露，从所收论文来看，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基本原理、文学地理学批评、中国区域文学地理、文学景观研究等方面。此外，日本学者亦对文学地理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有学者将文学地理学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研究。
  • 摘要：文学地理是近年来在中国本土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2011年，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建设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一文，首次从理论上明确了文学地理的研究对象、意义、学科定位和建设目标。从本届年会上，能明显地感受到文学地理在国内外的影响日益扩大：与会学者更多，超过100人；学者的地理分布更广，来自国内22个省和日本；学者的专业背景更宽，除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学者；收到的论文更多，达70余篇；涉及的文学版图更大，除了西北、燕赵、齐鲁、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文学地理，还新增了北方草原文学地理和青藏高原文学地理。在两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就文学地理的学科建设、学术史、基本原理、研究方法、文学景观的认识与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 摘要：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据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介绍：“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但是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例如大家熟悉的阳关、玉门关、鹳雀楼、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杭州西湖、黄州赤壁、小鸟天堂等景观，其最初的名气并不大，都是因为文学的作用才名满天下，因此都可以称为文学景观。与会者认为，由于文学景观的研究不仅刷新了人们对景观的认识，提高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也得到了地理学者、文化旅游学者及各地政府的充分肯定与重视，相信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 摘要：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对爱情婚姻的描写，历来颇受关注。不过，人们对女作家笔下英国乡村特有的庄园风物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殊不知，小说中那些精彩纷呈的爱情婚姻故事，就像形形色色的飞鸟栖息在千姿百态的庄园风物上。无论是简·奥斯丁笔下的尼日斐花园、彭博里庄园、曼斯菲尔德庄园，还是勃朗特姐妹笔下的呼啸山庄、画眉田庄、桑费尔德庄园，以及乔治·艾略特笔下的蒂普顿田庄、洛伊克庄园等等，它们既是爱情婚姻滋生、发展、幻灭、复活与回归的特定时空，又展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保留了较为丰厚的时代文化记忆，展示了作家各异其趣的审美追求。
  • 摘要：晋代以来佛教的传译特征：西游求法旅居外国者，代有人出。瞻仰圣迹，加强了宗教信仰，同时对于梵语、佛理也得以实地练习。及西行者归来者襄助译经，与之前仅凭西域人的传述，更为优胜。中土僧人西行求法，由于预先知晓国内经典的缺失，能应需而携，即有选择的取经。如法显为求戒律，远步至中天竺，于此邑摩诃衍僧伽蓝寺得《摩诃僧祗律》，谓祗洹精舍所传本，又得《萨婆多部抄律》、《杂阿毗昙心》、《綎经》、《方等般泥洹经》，以及《摩诃僧祗》和《阿毗昙》等。西域僧人如鸠摩罗什得法性宗传，对弘扬大乘佛教，广辟法门，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的盛衰与分派。汉人学胡语，胡人说汉语。河西译经风行之时，汉人学胡语亦成为了当时的河西与关陇文化现象。帛氏兄弟常住关陇，而帛法祖通胡语。又如敦煌僧人竺法护，通西域三十六国语言，又学习汉语言文字“研几极玄”。凉州人竺佛念，通晓胡语，兼释华戎音义，为人传译，亦自译佛经数部。可见汉人学胡语，胡人说汉语，是当时河西与关陇的文化现象。语言及宗教文化的沟通，使西域民族与中原民族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
  • 摘要：盛唐诗人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将从军边塞、立功边疆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四位盛唐入陇诗人便是唐代众多有识之士的代表，他们的河陇行及其河陇诗，早已成为了解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成为感召后人的精神力量，也成为研究地域文学不可或缺的范例。正如曾大兴先生所言：“一个地方的文学家的分布数量的多寡，反映了一个地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优劣，也是衡量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唐代河陇文学在诗歌、散文、小说等各个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河陇本地涌现出诸如权得舆、王仁裕、李约、赵微明、牛峤和牛希济等知名文人，这或许与唐代诸如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等许多诗人的人陇咏陇不无关系。换言之，经过唐代入陇诗人和河陇本籍作家的共同努力，才带来了唐代河陇文学的繁荣发展。
  • 摘要：本文阐述了唐宋栈道诗的自然景观美、人文景观美、风俗民情美。唐宋时期栈道南北不但有不同自然环境下的民俗风情差异美，即所谓“城郭秦风近，村墟蜀语参”。此外，还有同一自然景观下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民俗文化差异美，即“草市人朝醉，畲田夜火明”与“神仙缥缈艳金屋，城郭繁华号锦官”的差别；更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之美，即“屡闻羌儿笛，厌听巴童歌”。但总体上栈道沿浅呈现出民俗文化的淳朴之美，“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
  • 摘要：文学创作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遵循地理环境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地理环境同样通过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影响文学创作。地理环境的不同直接造成了文学艺术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差异。巫山云雨、洞庭木叶、芳州杜若、九嶷斑竹，这样的楚地风物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漠北草原有着显著不同，这使得楚辞与北朝乐府产生了明显差别。地理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地理环境影响着文学创作，而文学家的创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自然环境。因为环境不仅仅是一种纯客观的自然存在物，更是一种被人类感知赋予了形状、聚合性与意义的整体，往往折射着文化风俗和个人想象。文学创作是赋予环境以意义的重要手段，是塑造和改变环境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泰山、黄山、长江、黄河是自然环境，由于文学家的创作而成为天下闻名的文学景观。浙江绍兴、湖南湘西、山东高密、陕西商州是地理和行政区域，但因为鲁迅、沈从文、莫言、贾平凹等人的创作，而使这些地域具有独特的景观意义。也就是说，自然环境提供了文学创作的空间、题材与内容，而文学家的创作又重新塑造了自然环境。
  • 摘要：“中国西部文学地理学”，是借助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系统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的地理分布及其迁移，地区景观对作家风格和区域文学风格的影响，方言与地域文学的关系、民族融合对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等问题的跨学科课题。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文学中的人地关系。西部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文学赖以产生的独特地理环境。尽管对西部文学之“西部”的界定存在分歧，但考虑到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综合因素，笔者认同将西部文学的“西部”界定为陕、甘、宁、青、新西北五省区加西藏和内蒙中西部。这个西部，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文学地理作为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是研究文学史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中国西部独特的地理状况（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是影响西部文学整体风貌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地理分布的历时变迁会带来文学中心的转移，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西进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东西差距缩小，从而为新时期西部文学的崛起准备了人才队伍；民族特色和方言特色也是西部地理赋予西部文学的独特之处。文学的地域特色和语言尤其是方言的地理分布关系密切，尽管笔者在此界定的“西部”并不具有统一的方言，但该地域的大部分地区属于北方方言区的西北官话区，再加上该地区的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及其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西部文学的语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 摘要：本文阐述了文学景观的定义与类型，文学景观的意义是多重的。在当今世界，纯粹的自然景观已经很少了，凡是人迹能至的自然景观，都留下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成了大大小小各色各样的人文景观，都被赋予了人文意义。文学景观的地理分布格局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基本吻合。绝大多数的著名文学景观非本地文学家所“帮助创造”（迈克·克朗语）。本地文学家对本地的景观（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往往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他们较难发现其中的妙处、新奇之处和动人之处，较难因此而产生创作激情和灵感，较难写出具有创造性和有影响力的佳作。而外地文学家则相反。所谓“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他们对异乡的景观（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往往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容易发现其中的妙处、新奇之处和动人之处，容易产生创作激情和灵感，可以写出具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佳作。因此本地文学家只能把“帮助创造”文学景观的多数成就与荣誉让给外地文学家。本地文学景观作为一种文学积累培养了本地文学家。文学家不知不觉地长期受到本地文学景观的熏陶和影响，虽然由于审美疲劳的原因，使得他们较难“帮助创造”本地文学景观，但是一旦他们到了异地他乡，遇到令自己感到新奇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时，家乡文学景观的熏陶和影响作为一种文学积累就发挥作用了。异地他乡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的触发，加上家乡文学景观的潜在影响，使得他们产生创作激情和灵感，写出具有创造性与影响力的佳作，从而“帮助创造”异地文学景观。
  • 摘要：明清时期，围绕对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的批评，出现了许多新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它们与茅《抄》同源异流，是一个具有整体统一性和个体差异性的选本群。确定每一位编者的籍贯，是考察唐宋八大家选本群地理分布的基础。佚书编者的籍贯没有版本实物可据，以方志为主要依据对他们的籍贯一一加以考证，并在表2的“依据”一栏列举出文献来源。本人经眼的现存选本，大都能够提供编者的籍贯信息，但有些信息，如“江东某某”、“西吴某某”等，过于模糊，因而本文又提供了新的文献依据作为佐证，一并列入“依据”一栏。八大家选本编者籍贯在府级政区的分布态势来看，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密度最大的地区有两个，一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一是桐城地区，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突出。唐宋八大家选本在江浙两省的兴盛交会于康熙时期，这就使得康熙时期成为唐宋八大家选本生成的极盛期。此期共生成唐宋八大家选本18种，其中江浙两省13种，贡献率为72%。
  • 摘要：代词“渠”在唐宋诗中的使用情况，能较为真切地反映出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的历史。同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代词“渠”所表现出来的语言地理变化，与文学地理的分布变化是基本吻合的，即文学的重点区域逐渐由北方（中原）地区，朝东南（浙江、江苏）、南方（江西、福建）、西南（四川）三个方向转移、流动。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代词“渠”的使用均较为稳定的集中于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几个省份。这一情形与宋代文学发展的态势较为吻合，即宋代文学较为发达的地区便出现在这几个省份当中。除移民因素外，代词“渠”本与口语的关系十分密切，比较贴近民间，这些省份的诗人能在诗歌中大量使用比较通俗的代词“渠”，那是他们在文化和文学上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与自身区域文学、文化地位的提升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正因如此，代词“渠”的使用情况，便会与地区文学的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的关联。
  • 摘要：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在不自觉中就流露出性格的地域性。水浒英雄这种主要的群体性格和精神风貌与他们生活的地域环境密切相关。水浒英雄虽然号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但他们的生活地域主要在北方。在梁山一百零八将中，籍贯不明的只有20人，其余88人的籍贯遍及今天全国的14个省市，其中山东籍的好汉最多。水浒英雄多为北方人，像气候寒冷一样，宋代北方居民普遍有质直忠厚这一共同特性。质直忠厚，就是质朴直率、忠诚厚道。除了质朴忠厚外，北方人也表现为劲勇强悍。具体可表现：体魄强健。尚武好勇。强悍豪猛。水浒英雄以各具风采的面目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其勇力奠定了《水浒传》的审美取向——阳刚之美。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小说以蓬勃的气势表现了水浒英雄的勇武之力，如武松、李逵的打虎、杀虎，就突出表现了英雄与自然的冲突。在仗义出手、以报抗恶的斗争中，他们蓬勃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挥洒，呈现出一种阳刚之美，这种美对于激发人的生命活力，培养强健的体魄和刚健的进取精神，具有无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 摘要：在林徽因创作的少数几篇小说中，尤以创作于1934年的《九十九度中》最为有名、最具有丰富的艺术蕴含。《九十九度中》讲的是在热得令人烦躁的北平这座半新不旧的老城，温度接近华氏九十九度，人们的思想也像融化的冰块一样随处荡漾流溢。几个情节相互照应，杂而不乱，就像精心编织的一张网。《九十九度中》描写的是几个人物穿梭于不同的空间，链接情节的方式是空间的交汇与跳跃。：粗略划分，小说中的空间类型可以看成两类，一类是公共场所，像大街和饭馆；一类是私人空间，如大院和室内。就出场数量而言，两种空间各占一半。内室中的人物的描写与这些唯有依靠回忆才能赋予今天以意义的人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刚刚踏人人生门槛的年轻一代的情感纠葛。无论是大街上的人我窥视，还是内室里的暧昧回忆，林徽因的这篇小说都冲破了形式实验的牢笼，在内容上表现了丰富的现代性质素，反映了当时北平正在走向城市现代化的渐进过程。
  • 摘要：在抒情方式上，《诗·郑风》多采用第一人称，采用“赋”的形式来直接抒发自我，形成了热烈率直、大胆泼辣的风格。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造就了袒露心扉直抒胸臆的艺术效果，从而把诗歌抒情主人公的喜乐哀怨强烈在抒情方式上，《诗·郑风》多采用第一人称，采用“赋”的形式来直接抒发自我，形成了热烈率直、大胆泼辣的风格。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造就了袒露心扉直抒胸臆的艺术效果，从而把诗歌抒情主人公的喜乐哀怨强烈。春秋时期，关于“人”的观念已发展到很高的美学要求，《诗·郑风》描述英雄形象的调子也一改原来的悲愤深沉而为积极昂扬。不同质文化在郑国的碰撞、交流、融合，很容易在郑国产生新的文化因子，新的文化因子导致文化创新，文化的创新促进求新独创的艺术追求。
  • 摘要：洛阳词的主题表现，主要涉及爱恋相思，游冶宴集，伤春伤别。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他的词学观念、性格心理以及对前辈词人风格的承继等都是影响其词风格特色的原因①。其主题选择亦然。但看到，具有同样性格心理，秉承着同样的前辈词人风格，自始至终均认为词是“敢陈薄伎，聊佐清欢”②之技的欧阳修，在离开洛阳后，其词在主题的选择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变化。感慨仕途、人生，寄情山水的作品明显增多．风格也更趋多样化，清旷、疏俊、豪放之类的词作出现。创作主体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他们的心理气质、知识结构、文化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产生重要作用，从而影响到文学主题的选择。北宋时期洛阳的地理环境与欧阳修洛阳词的主题表现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
  • 摘要：江西地处“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南北或东西的交通水道或者交通驿路，连缀起了名山、名水、名湖、名城，这使得江西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呈现出点、线、面的生态地理布局。名胜作家的迁徙流动依赖于水道或者驿路，名胜文学的数量也以近水近湖为最。小水系与大水系是互动的，没有支流文学的第二波和第三波，也无从形成长江文学的第一波。名胜文学作家和仕宦或贬谪或专程旅游于江西，其首先关注对象是水域山峦的自然地貌，其次才是对入文风景的探究，因此，描写自然风光的名篇多胜于社会环境的纪录。通过对于线支流和交通流量的比对，可以发现，赣江流域的名胜文学优于其他流域的名胜文学；庐山风景区的名胜文学数量超过了其他州县名山；洪州江州亭台楼阁的书写多于其他州县城市。地理空间在名胜文学中首先表现为“以名胜命题”的诗歌题目特色，这一特色呈现为“点式结构”状态。地理空间在名胜文学中其次表现为景观与交通的双向互动，这一特色呈现为“线性结构”状态。地理空间在名胜文学中又表现为作家地理倾向和作品地理倾向，这一特色呈现为“面状结构”的情景。“点式结构”呈现稳定特点，有助于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线性结构”乃作家作品的地理沟通，有助于建构和组合文学的大格局和大空间；“面状结构”是文学在某一区域空间的内容与形式的平面展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可以说，名胜文学犹如“点式”的珍珠，它串缀在地理交通的金线或银线上，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形成了一幅幅极具深度和广度的璀璨画图。
  • 摘要：本文对朱熹江西山水诗的行程、地域与游览角度叙写的特点稍加归纳。有的先叙后议，或从山麓登攀写起。有的先议后叙。通常是用长篇五古，写总体周览、大势概貌，如《屡游庐阜欲赋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卧龙》诗之开头写到连峰郁郁，西有金轮，东有五老峰。较多采用五律或五七绝写某一山水的场景、具体的微观景点或典型写照。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不同体式。大体来说，记游程的大多用五古，至于七古，则甚少用于咏山水。从不同角度或时期写出观赏山水的变换之美。《游天池》诗中先写到“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初为仰望角度，至登巅则为俯瞰角度：“高寻已奇绝，俯瞰何其宽。西穷濂溪原，东尽湓城关。”《下元节假行视陂塘，因与宾友挈儿甥出郭登山归赋二诗》一诗先言在南康城中阁上远眺其高：“庐阜东北际，岩蛲五峰尊。中岩穹林绕，青天白云屯。”待至其地则写俯眺之景：“却倚千寻峭，前窥百泉奔。长风卷浮埃，江湖渺相吞。”。
  • 摘要：由唐至宋，《全宋诗》浙江诗人数量出现了一个由越——湖为中心向杭——明为中心转变的过程。至宋代，杭州、明州、温州、婺州依次为出产诗人最多的四大中心城市，这与现实的城市规模与城市格局相一致。时至今日，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仍为浙江四大区域中心城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明、台、温滨海三州诗人数量增长最为明显，无论由唐至五代、北宋，还是由北宋至南宋，其诗人数量都呈现出飞跃猛增的势头，显示出海洋文化在浙江的影响日益加强。在这一时期，杭州再度成为首都，其诗人数量的变化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表现出较多的特殊性，在吴越国时期，初为首都的杭州，其诗人数量之多远超浙江其他州郡，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及至南宋，杭州再度成为首都，其诗人数量较北宋时期反而有所下降，这可能与杭州地理空间有限与政治功能加强的矛盾造成的，也与城市人口结构上皇室贵族及其依附人口、军队、僧侣人口数量较多有关。
  • 摘要：绍嵩纪行集句诗的标题或正文记录了许多自然、人文景观，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来看，它们主要集中在三个省份：江西、浙江、江苏。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绍嵩纪行集句诗描写了江西、浙江、江苏境内大量自然和人文景观，这些景观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价值，同时也可以看出其名称的稳固性。他还以集句诗形式描绘了一幅文学地理学的江浙纪行图，加深了自然景观的人文内涵，丰富了人文景观的文学色彩，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纪行诗视角，即以集前代或当代诗人诗句为诗，其诗很少涉及当地民俗民风民情，而与自身的羁愁情怀紧密结合，揭橥了南宋晚期文人江湖漂泊的羁旅行役之情与对家国江山普遍留连忘返的依依之情。绍嵩作为一个位移文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对当地区域文化带来的巨大贡献。本地文人可能受一种经验干扰，对其熟视无睹的景观没有新奇感，模糊了对区域景观的观照和表现。外来文人却总是对陌生景观和人文风俗产生一种好奇，从而用诗歌或其他文学样式形象生动地表现出区域文化景观的鲜明特征，而更重要的是他用集句诗的形式创作出与众不同的诗歌，形象地记录了这些名山大川。这是外来文入对区域文化和文学的价值所在。
  • 摘要：本土文学的题材是本土的，它的语言，它的价值观等等都受本土文化的某些影响；但是它的意义，它的审美风格，应该让大家都能接受的，应该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本土文学不仅仅是本土作家创作的，外地作家也参与了本土文学的创作。本土文学的作者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地作家，也就是土生土长的作家，一个是生活在本地的外地作家，像古代有的是被贬谪在这里，有的是被流放在这里；1949年以后，有的是作为干部调配到这里，有的是因为其他原因短期居住在这里。从外地到岭南，他是一个客居者，但是写的是岭南题材，那么这一部分作品就属于岭南文学，也就是本土文学。本土文学不仅仅是本土作家创作的文学，任何人，只要熟悉这个地方的生活，就可以从事本土文学的创作。从岭南的自然环境来看，它不利于作家的忧患意识的培养；从岭南的人文环境来看，它却有利于作家的忧患意识的培养。岭南文学有两种风格，一种是清淡，这是承平时期的文学，这种文学由于受气候环境的影响，缺乏生命意识，读起来淡淡的，像温开水，缺乏冲击力；一种是雄直，这是乱世的风格，是岭南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造成的。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风格就在岭南文学中集中呈现。这种风格是激动人心的。本土文化不仅仅是岭南原始文化，本土文化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岭南原始文化，是作为百越文化一支的岭南原始文化，一个是中原儒家文化，再一个是海外工商文化。岭南本土文化由这三大块组成。今天的岭南本土文化，实际上是吸收了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一种多元文化。
  • 摘要：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观照王鹏运的词作，对王鹏运其人其词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印象，他从家乡桂林出发，到京师寻梦，梦醒之后来到江南继续寻找归宿。桂林、京师、江南，代表了他一生的追求，也寄寓了他一生痛苦的思索。桂林的自然风光不但孕育了词人清丽的词笔，而且给词人带来一生的温暖，这也意味着自然环境对文学创作和作家审美品格的形成影响重大；京城的士人文化点燃了词人创作的激情，赋予他诗性的洒脱与飘逸，让他自觉地融入宣南文化中，而京城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地方，更寄寓了他的政治理想，可惜京城带给他是深深的失望和无尽的哀痛。王鹏运对京城地理空间的描述，更多的是人文地理而非自然地理，这说明了京城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政治寓意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江南风景秀美、文人汇集、刻书业发达，也许是他理想的归宿，可以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丹铅事业，可惜乱世之下，词人难以悠游地从事著述和校勘词籍，又因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未能在江南留下太多的词作。王鹏运词中所抒写的地理空间，无论是桂林、京师还是江南，都是文化层面的地理，山清水秀的家乡桂林是他精神的家园，人文胜迹汇集的京师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现实处所，而出走江南，则是“独善其身”的无奈选择。通过对王鹏运词作中地理空间的考察，对王鹏运词的内涵和风格嬗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对作品中的地理空间的研究有助于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入。
  • 摘要：本文选择北京天坛街道的金鱼池小区，分析老舍的《龙须沟》对其景观设计的影响，以及延伸的对该地地方性的影响。文学作品中的景致、建筑、人物都可以成为小区景观设计的资源库。金鱼池小区景观设计选取了《龙须沟》话剧中的小妞子作为雕塑形象。若景观安置空间足够大，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可以支撑设计师设计人物群雕。而群雕的形式可以更丰富地展现底层人群的生活全貌。若文学作品涉及的空间范围比较具体，则依托该文学作品的小区景观设计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或地点性，而其他社区不具备更好地体现该作品思想的地理区位。这种地方性增加了社区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文化资本，这也是金鱼池小区文化节比周边小区更有内涵的原因。而其他地点不清晰的京味文学作品，例如《那五》就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的社区以景观形式体现其故事和思想。每部文学作品都有作者主张的价值观，当这个价值观为人们认同后，则成为流行或流传作品。依据某作品涉及的景观，一定也要体现作品的价值观。由于景观价值观具有普适性，因此这些具象的由空间位置确定的景观，会被小区之外的人群认同，从而使得小区的景观成为更多人的价值观的体现。不可移动景观的公众认同，也会增强小区的地方性。
  • 摘要：笔者通过文学地理学这样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族进行全面、多维度的综合研究，全书分为绪言和上、下两编。绪言介绍了该书的研究缘起和研究内容，并介绍了该书的特色及研究方法，使人一目了然。上编具体介绍宋代江西各州县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共细分为十二章，下编主要体现了作者对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学术分析，如作者细致地考察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及其特征：深入分析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的进士构成，仕宦构成，代际构成和性别构成等情况；作者在书末还颇费苦心地编制了《宋代江西文学家族简表》以及《宋代江西各文学家族拥有文集人数统计表》。
  •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扬忠表示，学者们应该将文学地理学与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地理学、社会学、艺术学等相关学科联合起来，共同完成文学地理学的学科体制构建，将文学地理建设成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才算完整。这次年会上，学者谈到文学地理学的现实意义。许多著名的旅游景观，例如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杭州西湖、黄州赤壁等，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景观。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些景观的文学性，才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果在发展旅游的同时对文学地理学进行研究，或许会有新的突破。
  • 摘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义解释，早在春秋时期，《诗经》按照“国风”的方式，分国别、地区进行编排，就体现了中国学者在文学地理学方面的思考和实践。而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正式提出，最早见于梁启超在1902年著的《中国地理大势论》，此后，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等近代学者也都在文学地理学研究上做了尝试。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其实涵括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视野。来自北京大学的日本学者海村佳唯对汉字文化圈古代东亚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金瑛美对曾被流放于中国云南大理的高丽著名文人金九容所作流放诗的考察，尤其令人感兴趣。广州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大兴认为，文学景观绝非一种地理空间景观那么简单，而是蕴含丰富的艺术象征体，好的景观往往有较高的旅游价值，文学景观尤其如此。而旅游价值则决定了景观的经济价值。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名人故里之争，有许多就是文学景观之争。而其背后，无一不是旅游资源之争与经济利益之争。
  • 摘要：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地理学不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也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更是一个学科。具体来讲，就是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地理学的问题。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有五大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2014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重点将体现在文学景观研究上。所谓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但是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色彩，多一份文学内涵。例如大家熟悉的阳关、玉门关、鹳雀楼、滕王阁、岳阳楼、黄鹤楼、黄州赤壁、杭州西湖、小鸟天堂等景观，其最初的名气并不大，都是因为文学作品才名满天下，因此都可以称为文学景观。据统计，中国境内著名的、保存相对完好的文学景观不下200处。这些文学景观既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文学家与文学欣赏者或旅游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文学家与文学欣赏者或旅游者会赋予文学景观以不同的文化内涵，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往往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记忆库。
  • 摘要：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据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介绍：“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但是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例如大家熟悉的阳关、玉门关、鹳雀楼、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杭州西湖、黄州赤壁、小鸟天堂等景观，其最初的名气并不大，都是因为文学的作用才名满天下，因此都可以称为文学景观。据初步统计，中国境内著名的、保存相对完好的文学景观不下200处。这些文学景观既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文学家与文学欣赏者（旅游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文学家与文学欣赏者会赋予文学景观以不同的文化内涵，一个著名的文学景观往往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记忆库。因此文学景观既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极为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值得很好地开发利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著名文化地理学家周尚意女士出席了此次年会，并就她所领导的科研团队如何利用老舍的名作《龙须沟》所提供的文学信息来完成北京金鱼池小区的景观设计作了说明。她们的设计成果表明：文学地理学所讲的“虚拟性文学景观与实体性文学景观可以相互转化”这一观点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夏汉宁认为，由于文学景观的研究不仅刷新了人们对景观的认识，提高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也得到了地理学者、文化旅游学者及各地政府的充分肯定与重视，相信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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