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

摘要：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秉持“集部之学”的理念治清代诗文,此理念以别集为中心,重心在作品本身的讲读研究,着重辨析诗文之源流正变与各家异同得失。钱基博关注之重点在清代文章,对桐城派尤多创见;而钱钟书关注之重点在清代诗歌,他的研究成绩多可见于《谈艺录》及其笔记手稿。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钱氏父子均深受“集部之学”的影响:钱基博虽有文学史编纂的尝试,但未能摆脱传统文苑传及诗话文评著作的影响;钱钟书学术视野贯通中西,但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学批评”,其阅读趣味和批评方式均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钱氏父子“集部之学”的研究方式,虽有助于他们对清代诗文的关注,却与新兴“文学史”研究范式颇多扞格,其中呈现出的传统文学研究理念与新兴研究范式之间的互动,是近现代学术转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

摘要：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贯通古今的建构方式学界多有讨论,其著书之“体”实际上是更为基本和具体的研究角度。首先,钱著用两《汉书·儒林传》之“体”,“分经叙次、叙其流别”“明以原委”,加以“长编”“比类”;其次,“铺叙履历”“互见”应看作源自《史记》,而记录轶闻的倾向来自《晋书》;最后,钱著还杂取了《诗品》等诗文评类著作、《明史·文苑传》叙复社、互著法等写作方式。从“体”的角度来看,钱著承认了白话文作为一种“体”的存在,可为一代之文学,因此也就帮助建构了“现代性”,并且表达了新旧文学并无对立的观念。

摘要： 马曜(1911—2006年)是云南杰出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诗人。1911年出生在洱源县的一个白族知识分子家庭。1931年考取上海私立光华大学经济系,受业于吕思勉、钱基博、徐志摩、潘光旦等名家。九一八事变后,马曜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在此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马曜先后参加筹建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民族学院,参与中缅勘界工作。

摘要：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用文言撰述的“现代”文学史,其写作起意于1917年,起手于192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分别对应着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呈现出钱基博这本文学史同新文化、新文学的抗辩和对话关系。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立场并非简单的崇文言而反白话,它对近代文化有着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在四版增订中,这种批判倾向体现得尤为明显。

摘要：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是一部用文言撰述的"现代"文学史,其写作起意于1917年,起手于1922年.这两个时间节点恰好分别对应着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发表,呈现出钱基博这本文学史同新文化、新文学的抗辩和对话关系.然而,《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立场并非简单的崇文言而反白话,它对近代文化有着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在四版增订中,这种批判倾向体现得尤为明显.

摘要： 钱基博与经学的现代阐释《春秋》∶以历史奠定政治合法性在经书里面,《春秋》开创了中国的史学传统。“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必举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靠史官治国,其实是说——要靠总结历史教训吃饭,这是中国治理者的看家本领。

摘要：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料,也为修订桐城古文与林纾的关系埋伏了思路.在这场论争之后,钱基博还试图打通《文心雕龙》和桐城义法的关联,反驳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对桐城派的批判.桐城派和反桐城派对义法论的"可变"和"可法"可以达成一定的学理妥协,从而指明桐城义法的前景所在.

摘要：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无锡市东林中学,百年前就被蔡元培誉为“开风气之先”,又承东林书院之文脉及钱基博等一代大师之滋养,学校深厚的历史文化是一代代东林人的接力,也是一代代东林人的创造。进入新时代的东林中学,在叶映峰校长的带领下,经过全体教师的不断努力,教育质量跃上了新台阶。

摘要： 钱基博在与李祥、冯超等人的讨论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桐城派乃至文学派别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开创性。钱基博主张文学创作不能囿于某一派别,要有创新,才有发展;要兼收并蓄,不拘骈散,“转益多师是我师”。钱基博的思想体现了文化转型时期学者们开放、创新的思想意识,也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发展观念。

摘要： 钱基博在与李祥、冯超等人的讨论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桐城派乃至文学派别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开创性.钱基博主张文学创作不能囿于某一派别,要有创新,才有发展;要兼收并蓄,不拘骈散,"转益多师是我师".钱基博的思想体现了文化转型时期学者们开放、创新的思想意识,也体现了比较科学的发展观念.

摘要： 笔者认为钱基博《版本通义》的主要“看点”有两个:一是“会通古今”的“义例”，二是“重在校勘”的“义理”。结合这两点与《书林清话》比较着看、结合着谈，才能清楚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