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摘要： 《尚书》是虞夏商周上古时期的政治图谱和政治伦理典要,“为政以德”是其全部要义。《易·革·彖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其典要范例。《尚书》综论治道的冠极之作《洪范》,是三代之治的经纶大法。《洪范》第一畴“五行”,是警示权力执掌者兴业举事必须顺天地之变数,合五行之顺逆;第二畴“敬用五事”,是提示天道执行人宜乎具备的五种品质,包括貌的恭敬、言的可信,以及视能正观、听能明是非、思能致精微;第三畴“八政”,属于国计民生、司法治安、军事保卫、祭祀和宴宾等王政职能的分工管理部门;第四畴“五纪”,缘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四时节候的认知和掌握;第五畴“皇极”即大中,“皇建其有极”即立其大中,盖欲建治安之大计大法大纲也;第六畴“三德”实际上是讲三种为政举事的精神理念和实施的方法;第七畴“稽疑”的特别之处在于明确标示,王遇有大事,除卜筮之外,还须征询卿、士、庶人的意见,如果卜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就是“大同”,是为大吉;第八畴“庶征”要求观察王政的庶民验和气候验,即节候所带来的正常或不正常的寒温冷热的反应;第九畴“五福六极”是对整个“洪范九畴”的归结,前面八畴是“五福六极”这个果生成的正反之因。由此可以说,《洪范》九畴是对虞夏商周三代之治的归结和溯因。

摘要： 《尚书》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善的“圣王”系统。“圣权”“王权”及背后的势力总是互相角力此消彼长,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从未停歇。“武乙射天”是“王权”挑战“圣权”的失败案例,“文王敬天”是借“圣权”谋“王权”的成功案例,“纣王反巫”是“王权”极度膨胀的历史悲剧。商周交替之时,“天命靡常”成为被“王权”刻意引导的社会思潮,此时“圣权”“器满则盈”,“王权”则悄然滋长,“敬天保民”和“德”意识渗透,为构建“理性”新世界做好了准备。

摘要： 从夏、商至西周时期,神权与王权关系不断演变,逐渐由原来的君权服从神权,演变为君王借助神权来统治民众,前者是“天”处于支配地位,后者实际上是君王处于支配地位,上天或者说天命只是君王用来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这样的变化在《尚书》中有鲜明的体现,而这样的变化,实际上与国家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禅让制”被“家天下”取代之后。

摘要： 六经皆史的观念早已有之,元代大儒郝经就曾道:“古无经史之分……六经自有史耳。”(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6页)明代学者胡应麟也道:“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魏、晋其业浸微而其书浸盛,史遂析而别于经,而经之名禅于佛、老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6页)胡应麟认为后代史书日渐繁盛之后才将史与经一分为二,夏、商以前,经史是合二为一的,此观点可谓一语中的。

摘要： 翻译是一项社会性的语际传播活动,翻译过程受到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并对其有能动的反作用。当前,如何最大化地实现典籍的对外传播效果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仅有少数学者结合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分析其译介过程。基于此,从翻译传播的社会模式出发,结合《尚书》译介过程中的特异性因素,从译介过程中的传播主体、译者、传播媒介及传播受众四个方面研究其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制约作用,分析社会性视角下译者的翻译行为,并对各要素展开分析比较,以期为新时代典籍外译工作提供借鉴。

摘要： 《尚书》里有句话,叫作“协和万邦”,体现了先秦时期部族、邦«国林立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今天中华版图上的许多地名,仍然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部落、侯国。

摘要： 晚清戴槃的《书经集句赋稿》由40篇集《尚书》律赋组成。虽然赋中的文字基本上都出自《尚书》,但行文颇多剪裁,改动原文的情况比较普遍,所以《书经集句赋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集句,应将其定位为“非典型集句”。《书经集句赋稿》命题大半取自儒家经典,所押之韵亦多采自儒经,赋文组织《书》语,以经注经,发挥经义,头头是道,题、韵、文互相配合,将清代律赋与经义的交融推到了极端。

摘要： 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有两篇《尚书》逸文:一曰《厚父》,所记为王与贤人厚父的问答,内容属儒家学说,宣扬天命观念;二曰《说命》,分上、中、下三篇,讲述的是武丁与贤臣傅说之间的对答。这两篇逸文部分内容分别见于《孟子·梁惠王下》《孟子·滕文公上》所引之《书》。

摘要： 作为最早“政事之纪”的历史典籍《尚书》,其“允迪厥德”的德政思想,对后世政治家、思想家治政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战国时期楚国重臣屈原即继承发扬了《尚书》的德政思想,形成了以效法先贤、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关注民生为内容的“美政”思想。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应急文化,作为儒家早期经典的《尚书》具有一定代表性。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儒家文化都重视人的主体作用,人是应急文化中的主体,是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主导者。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探究儒家思想的原发经典《尚书》的应急主体,可以发现《尚书》中的优秀政治家的应急素养很高,民众面对自然灾害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面对各种突然事件能否很好地发挥人的主体作用,《尚书》中应急主体的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摘要： 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的面世,对阎若璩的《尚书》证伪是尖锐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他赖以立论的基础.一文一题或一个标题统辖数篇文章,不能作为判断《尚书》类文献真伪的标准.《尚书》类文献中出现战国秦汉时期的语句,是由这类文献最终写定的时段造成,不能依此把这类文献视为伪作.《尚书》类文献有的用韵,有的经过修饰雕琢,这些审美方面的运作,同样不能成为作伪的标志.清华简整理者对《说命》简文所作的说明,依然未能摆脱疑古思潮的窠臼,给出的结论有失公允.

摘要： 危机管理是管理科学的重要范畴.《尚书》不仅反映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智慧,而且为当下各种各样的危机管理提供了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策略思想,尤其是运用舆论导向这一危机管理手段,通过强化引导正面舆论,积极消除反面舆论,适当地利用文化与道德传统形成舆论制约和引导,成功消解社会危机,为科学应对当前的社会风险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启示.

摘要： 先秦时期诸多典籍都曾引述《尚书》,由此表明《尚书》古已有之.秦朝禁毁诗书,致使《尚书》失传二十余年.西汉时期重出的《尚书》有伏生今文本、孔安国整理并传注的孔壁古文本(孔传本)、河间献王征藏本、张霸"百两篇"以及单篇《泰誓》,至两汉之际又出现杜林古文本.伏生今文本通过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传授,在汉晋之世一直立于学官,地位显赫,但于永嘉乱中绝迹;河间献王征藏本于征藏者去世后也不知下落;张霸"百两篇"在当时就被核实为伪书;单篇《秦誓》起初被归入伏生今文本,后经诸儒与经传比勘,也认定其非本经;杜林古文本因贾逵、马融、郑玄等传注而流传久远,但至宋代仍归亡佚;唯有孔传本,虽在西晋末年也曾短暂消失,但不久便由梅赜献出而流传至今,弥足珍贵.但自南宋开始,梅赜所献孔传本却被斥为"伪书",疑《书》者们认为该文本的传承脉络茫昧无稽,由此构成怀疑的前提;又以"吹毛索瘢"的方式寻找该文本的"破绽",由此构成怀疑的证据;进而确指或泛指某人拼凑缀合古籍中的引《书》文句以作成伪书,由此构成怀疑的结论.然而梅赜所献孔传本的传承脉络并非茫昧无稽,所谓"作伪"的证据没有可信度,被指控的诸多"作伪者"一概没有作伪的必要和可能;梅赜所献孔传本就是孔子后人为避秦火而藏于旧宅壁中的百篇遗存,也就是孔子亲手删定的先圣教言和华夏古史.不过这一文本并非都是其所标系时代的成品,而当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精英们根据传述或书写的上古史料编成的经典,这种成书方式根本不存在所谓"作伪"问题,而是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经典产生的共同方式.

摘要： 汉魏石刻文献大量征引《尚书》,为考察《尚书》传播史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文章以三国魏黄初元年《受禅表》为例,整理出36处引文,按类考证其与传世文本的异同,分析异文产生的原因.通过数据整理,可以看到《受禅表》引《尚书》具有密集性和明确性的特点,作者大量引用《尚书》,因为与《尚书》文气相合,性质相合;集中引用《尧典》《舜典》《大禹谟》三篇,主要是因为主题表达高度契合。

摘要： 乾嘉儒士朱彬治经多得学友,尤其是训诂学家王念孙的教益.在《尚书》训诂考证方面,他注重因声求义,剖析语境,尤擅长类比文例,沟通经籍.朱彬继承前人的训诂成果,并非拘守成说,而是择善而从.朱氏治《书》之得失对今人《尚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摘要： 先孔时代《尚书》已有官方的传授,除了秦亡至汉文帝时期有短暂的中辍,《尚书》官学一直持续不断.孔子开私人传授《尚书》的先河,孔子与其门弟子及孔家是先秦两汉传授《尚书》的重要力量.西汉后期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东汉光武帝表现出对古文《尚书》的浓厚兴趣,章帝大力支持古文《尚书》的教学与发展.东汉及魏晋古文《尚书》官学和私学的师承与传播说明孔氏古文《尚书》与孔《传》不可能是伪书.

摘要： 《尚书·成有一德》不是作为心态下的产物.古文《尚书》同“清华简”一样,都是整理散乱的出土竹简的产物,多种原因都可能导致《尹诰》中的两句话在古文《尚书》中被分置在两篇之中.清华简不足以证伪古文《尚书》.

摘要： 本文主要是考察尚书与内朝之间的关联性,并且阐述汉代官僚制度结构的特性.rn 尚书与掾属分别被称为皇帝与三公的"喉舌",发挥辅佐皇帝与三公的御前顾问功能.尚书与掾属分别参与"台"和三公府的政策议论,有时也在各组织议论整合意见后,尚书、三公与掾属仍对此相互交换意见,进行议论.这样政策形成的方式源于武帝时期.当时,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亲信(即内朝的前身),另一方面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也招集宾客使他们参与"谋议",而皇帝亲信与公卿也相互对于政策进行议论.最初与皇帝和三公具有私人关系的亲信分别发挥御前顾问的功能,之后逐渐系统化,编入官僚机构之内.如此可见,辅佐皇帝机能的中心,从武帝的亲信,经过组成内朝的加官群,之后转移到尚书的过程,此变化与丞相府机构的整顿同出一辙.另一方面,郡府中也有如同的官僚结构.也就是说,尚书与内朝于政治架构中地位如同主簿与门下.rn 上述的情况显示,皇帝、丞相与太守三者具有同一性质,由此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三者的组织扩大与整备皆约于武帝时期开始.即西汉前期郡府的规模较小,属吏机构也尚未分化、发达,到了西汉后期属吏机构才扩大而分化,并且这个整顿是从门下组织的扩大开始.于是,根据上述论点—内朝于政治架构中地位如同门下,可以认为其组织整顿具有如同的方向.由此可知,上述三者的组织整顿是同出一辙的.

摘要： 钱穆对《尚书》有研究,但是没有专着.本文主要从几方面论述钱穆对《尚书》的看法:第一,他穆认为《尚书》是部史书;现在读《尚书》,应只求其大义,反对从事白话翻译工作;《尚书》今文二十八篇难读,有些篇章可能是后世伪造,如(尧典)不是尧时代所写,而是战国人伪造的.他对古书辨伪方法应值得商榷.他强调《西周书》背后的重要人物是周公,称赞周公是时代名世者,研究中国思想史应由周公开始.第二,他认为研究孔子思想不必研究《尚书》,认为孔子思想与《尚书》的关系不密切.这一说法受到当代研究成果的挑战.第三,他简论述汉代《尚书》学发展.第四,他从七方面论述朱子对《尚书》的看法、贡献.钱穆《尚书》学对弘扬传统经典很有意义.

摘要： 《隋书·儒林传序》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是在隋唐以前,北方流行郑玄注《尚书》,南方流行伪孔本《尚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注释《尚书》使用的是伪孔本《尚书》,而没有使用郑玄注本.由于陆德明的学术地位以及《经典释文》的影响,《尚书》的研习出现孔兴郑衰之势,"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唐初,孔颖达承诏撰《尚书正义》,以孔传《尚书》为本,全国一以孔传本为宗,是文士研习的唯一范本,也是明经考试的标准读本.从此伪孔本《尚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注本终至于消亡.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所收即伪孔本《古文尚书》.吐鲁番地区出土《尚书》写本共有7件，笔者已有《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尚书）写本》一文作了详细介绍。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收有1件《尚书·太甲上》残片，题为“唐钞尚书孔传（太甲）断片（和阗）”，注明是和阗所获。橘瑞超曾于1911年5月至7月在和阗发掘，此残片应是此时所获。以上60件《尚书》写本，其中58件是伪孔《古文尚书传》；2件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尚书释文》所据文本亦是伪孔《古文尚书传》。这些写本均为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其中绝大多数可以判定为唐写本，正与传统所言唐代以伪孔本《尚书》独尊的情形相符。

摘要： 本发明涉及药食同源食品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改进的尚书益老方及其水提工艺。它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莲肉25‑35份，干枸杞10‑20份，山萸肉10‑20份，酒黄精10‑20份，芡实10‑20份，混合后加入10‑15倍体积量的水浸泡1‑3h，提取15‑20min，提取2‑4次。本方去除老方中的山药和茯苓，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九蒸九晒酒制以后的黄精；经过水提工艺，能够得到出膏率和总黄酮含量较高的、质量较稳定的、方便携带与服用的膏方食品。通过水提工艺优化可以制成不同剂型，丰富产品形式，方便携带与服用。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尚书文儒习字帖及其制作方法，习字帖单元格的设计主要利用了格子原理、字根原理和均衡原理，帮助使用者养成正确的书写姿势和良好的书写习惯，在习字过程中掌握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偏旁部首，简单易学，只需五天就能快速写出规范、漂亮的硬笔字，简单易学，具有高效性和实用性，同时该字帖不是采用临摹或者描红的方式，而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设计了该习字格，能够快速写好4000左右的常用汉字，掌握汉字的减价结构，书写端正、整洁，合乎规范，一经掌握，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