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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杭州
  • 出版时间： 2015-10-07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中国丝绸博物馆

会议文集：“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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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古代,中国写本中曾有饰有华丽装饰的各种写本,其所用的纸张各式各样,从汉代造纸伊始,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现了缤纷鲜艳并且别具意匠的纸张.尔后,在造纸技术不断发展之下,从单纯的写本也逐渐产生了具备装饰的写本.其中所谓的"绀纸金泥经"即为代表,由于该种写本由寺庙保存下来,到如今仍有一些残存可见.但是,"五色纸写本"在中国国内则是寥寥无几,仅能在敦煌遗书见到一卷,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S4324).反观,日本国内却还有不少的五色纸写本保存至今,并且提供给人们难能可贵的实物标本. 在正仓院实物中就有保存着几种奈良时代的五色纸写本，如：《王勃诗序》（庆云四年、707年）、光明皇后(701-760)亲笔写的《杜家立成》等，另外还保存了为数不少且尚未使用过的色纸，由此可见，在8世纪时日本社会已经广泛使用这一种装饰写本。进入平安时代(794-1185)后，五色纸写本更是为当时贵族的审美观所推崇，并且产生了更多数量的五色纸写本。这些写本的内容甚至包括了四部汉籍和佛经。后来随着文化逐渐趋向本土化的潮流之下，也应用到《和汉朗咏集》等书，以及用假名所写成的和歌等。在《御堂关白记》、《小右记》、《中右记》等平安时代贵族的日记中就经常提到关于五色纸写本的制作方式及过程，想必这也是他们玩赏的对象之一。虽然平安时代朝廷与贵族社会之间五色纸写本很受欢迎，但其流通范围并不拘限于高官贵族，现在偶尔也能在一些地方寺庙中发现五色纸写经的存在，然而，地方寺庙是不可能由自己来制作此种写经，必定是经过某种途径，或是直接来自于京都贵族所藏的写本。 无论如何，五色纸写本并非日本所发明，而是自隋唐时期的中国所传入的。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国内目前所保存的不少标本，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这独具一格的中国古代装饰写本样武。
  • 摘要："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命名的,他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Silk Road).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又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称作"丝绸之路".由此有的人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丝绸之路是从中国中原地区一直到地中海世界的一条贯通道路,人们可以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于是由此推演,进一步认为如果中原王朝和西域地区处于对立或闭关状态,那么丝绸之路就是断绝的;于是乎得出结论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通少断多".持有这种观点的中外学者并不少,但其实这是对丝绸之路的误解.以下从两个方面来谈谈笔者的看法：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政治外交之路，更是商业贸易、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传统的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的记载并不完整，出土文献可以丰富人们的认识。
  • 摘要：通过逐次梳理后梁时期归义军和甘州回鹘政权面向中原朝廷的入贡活动,本文从特定角度探讨了入贡使团所经由的绿洲丝绸之路河西段在公元907-923年之间的基本状况.认为开平中与乾化元年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成功入贡,可证后梁统治初期河西段尚可通行.但受国力与国策局促乏力及统治重心偏于东部的影响,后梁对西部的关注非常少,对河西政治势力的入贡极少策应,也没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绿洲丝绸之路,随着后梁国势日蹙,河西段阻滞难行,绿洲丝绸之路也随之迅速衰落.
  • 摘要：鹰类是鸟类中飞得最高、也最孤傲的鸟类。鹰是古代人类崇拜的对象，是古埃及法老的守护神，是草原民族心中的神鸟，更是欧亚大陆上古代皇室和王族所青睐的神秘力量的象征。
  • 5.說蜜
    摘要：晚商帝辛时期（约1076-1046BC）至西周中期金文中“蠭”字的释出，对认识“蜜”字的演变很有帮助。可知商周时期“蜜”字由象形字“？”、“？”，逐渐演变为象形兼表音字“？”、“？”及形声字？-？。《说文》的“？”字在出土文献中未见，而古文字中“蜜”字的形符一般从“甘”而不是“虫”或“（虫）”。到汉代用作蜂蜜之义的“蜜”字有时还写作通假字“密”，如《武威汉代医简》：“凡六物冶合，和丸以白密“？”(蜜)，大如樱桃”。 据前述Polivanov的研究，汉语“蜜”字的读音借自原始印欧话，从本文梳理的古文字材料看，这个外来词最晚在商代晚期即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己出现了。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六经》云：“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无草木，无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郭璞注：“言羣蜂之所舍集。蜜赤（亦）蜂名。” 《楚辞·招魂》：“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麋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赤螳若象，玄蠭若壶些。五谷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兮！恐自遗贼些。”王逸注：“言旷野之中有赤蚁，其状如象。又有飞蠭，腹大如壶。”洪兴祖补注：“《方言》云：蠭，大而蜜者谓之壶蠭。” 上引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楚辞》两段文字虽然都有神话的意味，但也保留了历史真实的一面。从文意看，都反映出蜜蜂是从中国西北方向输入到中原的，这与蜜字为原始印欧语或吐火罗语的借词之说颇为契合。
  • 摘要：清末民初,从文化与历史的视角建构中华民族成为追寻现代国家的重要议题.近代新史学更是致力于从地理与种族视角重新整理古史,梳理中国文化的实情及其演变.蒙文通在古史三系说的基础上,围绕夷夏儒法之争展开周秦民族研究,意图整合文化民族与历史民族,彰显儒史相资的学术理念,落实经说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成为重建国史体系、阐发"义与制不相遗"儒学系统的关键环节.
  • 摘要：敦煌收养契中出现的"养外孙为子"现象涉及中国古代收养中"昭穆失序"和"异姓为后"的问题.中国古代公侯、帝王死后,若出现无后绝嗣,为了避免"异姓为后",无人主祀,便以弟、叔、孙等同宗昭穆不顺者立嗣、继位、继爵,同时在宗庙祭祀中创立了"为人后者为人子"的札制,通过不断强化"既承其统,则降而为子"理论,维持君王太庙、诸侯和公卿的宗庙中大宗地位不变.魏晋以后,死后立嗣逐渐发展成了生前收养,"以弟为子"、"以孙为子"等昭穆失序的情况随之在收养中出现,唐宋以降有所增加,元明以后更是常见.王侯、公卿"以孙为子"的越辈收养的背后,往往与继爵、门荫有关,民间倾向于养老、继产,争产现象不乏其中.
  • 摘要：自希腊罗马至拜占庭早期,西方古典时代的中国地理认知主要通过草原、绿洲、海上三条路线,因其记载不详,学界解读多有夸大之处.事实上,此时西方人在北方的足迹到了黑海北岸的斯基泰地区,并通过斯基秦人了解到中亚的信息;亚历山大东征至中亚河中地区,西方人由此地而了解到赛里斯国,但因中亚高山阻隔,其可靠的中国地理认知止步于帕米尔以东的新疆一带;自亚历山大征至印度,西方人沿印度、东南亚海路了解到秦尼国,其可靠地理认知约至东南亚、南海一带.西方古典文献仅能认识到赛里斯国、秦尼国之间似有联系,却未能认清两者大体上均可被视作"中国方向"的地理认知,而因认识路径问题将中国视作南北两个不同国家.
  • 摘要：唐宋时期丝绸之路各地区、各民族、各王国之间汉文蒙书的流行和使用，值得人们去详细观察与思考，其中接受与转变，保存与扬弃之间所存在的民族与国家的特性，以及其现实环境的需求，更是极具深意。 根据《敦煌蒙书研究》书中所云，唐代蒙书可分为识字类、知识类、思想类等三大类26种。从考古遍存得见丝路各地流传的蒙书，即有《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杂字》、《太公家教》、《蒙求》、《九九乘法表》等七种，约占代蒙书流行种类的四分之一。特别集中在识字类的《急就篇》、《千字文》、《开蒙要训》、《杂字》等，尤其以兼具习字、识字的《千字文》最为普遍。至于《太公家教》、《蒙求》、《九九乘法表》等思想类、知识类的蒙书则为偶见。说明学习汉文字是丝路各地首要的基本需求，不论汉人或非汉人，也不管时代的先后，其主要就是学习汉字。不过在吐蕃、西夏，则出现有蕃汉对音，或蕃汉合时一类双语的识字蒙书，凸显了学习汉字并不全然只是仰慕汉文化，学习汉文化而己，更有促进彼此了解，互相沟通，相互学习的心态与功能。 在接受、学习的过程中，是有所选择的，其准则就是实际有效。学习外来语言、文字，吸取他国文化时，「多则惑，少则得」始终被奉为主臬，因此在蒙书的流传上，普遍集中《千字文》是选择精简有效的呈现；选择《开蒙要训》、《杂字》则是符合日常生活实际需求的抉择。至于为了彰显吐蕃王国及西夏王国自我的主体意识，以期内容切合现实环境，呼应实际发展所做的必要改变与转化，吐蕃文与西夏文的翻译则透过非忠于原着的手段，达到扩编、改造的目的，营造自我的图书典籍，表现自我的思想文化。 至于高昌、于阗等并未见有如吐蕃王国、西夏王国等对汉文蒙书的流传接受之后，在内容或形式上更进一步有所继承与发展；而是当大唐王朝控制权退出之后，这些汉文蒙书的学习与保存，也全然的消失，显然这种与本民族文化或地域环境契合度不高的外来蒙书，是异类文字、异类文化，自然遭到排斥而扬弃，这是自然的文化发展规律。
  • 摘要：敦煌写卷人名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四方面，即以衣食住行为主的物态文化层面，以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为主的制度文化层面、以民风民俗为主的行为文化层面以及以宗教信仰为主的心态文化层面。同时也可看出，敦煌人名所能反映的文化特征可以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基本上顾全到了文化结构的各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
  • 摘要：东部欧亚世界，虽然是建造交通道路，越过山河，跨越诸国而形成。但使之发挥作用并具有实效性的是如前所述的人与物的活动。携带文物、文化至东亚交流的人们是多彩的。7、8世纪的日本也是如此，除了遣唐使与留学生、留学僧赴唐以外，不仅有来自唐或朝鲜诸国的人，而且还有百济南朝人、波斯人、印度舍卫、婆罗门人（菩萨仙那）、中亚吐火罗人、在唐安国粟特人（安如宝等）、波斯人（李密翳）、昆仑（印度或南洋群岛）人（军法力）、林邑人（佛彻）等的来日与活动，包括佛教、交易、技术技能的文化传播。近年，位于平城京的西大寺旧境内，出土了伊斯兰陶片。伊斯兰陶器在北部九州的鸿胪馆遗迹、宫殿遗迹中也有发现。这可以说是唐王朝流行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从日本渡海至隋唐的僧侣很多。例如，9世界初有僧侣灵仙在长安与各种人亲交，成为宪宗的内供奉，从事西域传来的梵文经典的汉译事业，在五台山悲怆地迎来了往生。他们（她们）勿庸置疑是东部欧亚规模下的跨国活跃的人们。东部欧亚也具有长期波动及连锁性。668年，唐征讨高句丽中做出巨大功绩的将军薛仁贵，马不停蹄地前往西北与吐蕃作战，2年后，藩属于唐的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这一远距离间的连锁性，王小甫认为“恰符合东西形势遥相呼应，彼此起伏”。730年代，日本的政权曾计划与渤海联合，征讨新罗。有学说认为，日本的这一战略是由于渤海向日本传递了安史之乱以及在西突厥的塔拉斯河畔之战，唐军败于粟特人与阿拔斯王朝伊斯兰的联合军的情报。这可以说是在东部欧亚中理解日本动向的尝试。从古代日本至东亚、甚至东部欧亚世界的视野拓宽，必将使未知的多彩的历史像逐渐呈现出来。
  • 摘要："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人民开通,连接亚、非、欧三洲的海上交通大动脉,是古代中国与南海、印度洋沿岸国家及非洲、欧洲诸国物质和精神文明双向交流的通道.通过这条航道,古代东西方国家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促进了其肌体的新陈代谢和营卫调和;同时沿线国家通过海上交通干道所系连的分支网络,交流往来,取长补短,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就此意义来讲,"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亚、非、欧各国走出封闭,打破孤立,开启门户,放眼世界的助推剂.
  • 摘要：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上,宋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折期.一方面,随着全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对外交往由陆路全面走向海洋,进而形成了以海洋为依托的开放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宋政府统治思想和有关政策的调整,民间取代官方,成为中外交流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日益壮大的海商群体,不仅是海外贸易的主力军,而且在中外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关宋朝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与特点,以及海外贸易的空前兴盛,学术界已有不少讨论.本文试在此基础上,就海商群体的发展壮大及其在宋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番具体考察与分析,以进一步认识此期中国社会向海洋发展所引发的中外关系变动.
  • 摘要：本文以明代土鲁番地面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和贡赐贸易为中心,分永乐三年至成化八年、成化九年至嘉靖七年、嘉靖八年至明末三个阶段,对明代土鲁番与中原地区的人员往来及贡赐贸易之盛衰及其缘由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综上所述，土鲁番与明朝间的人员来往与经济交流，不完全受双方政治关系的制约。甚至当双方政治关系走入低谷之际，恰巧是土鲁番贡使入关较为频繁，而明朝派官员前往土鲁番交涉交还哈密忠顺王及王印之时。以商人为主的土鲁番贡使，基本上以求贡获取明朝方面丰厚的经济回赐及从事贸易交换为要务。至于宣德朝至正统朝初期，有相当数量的土鲁番头目迫于东察合台汗国的入侵，请求内迁，当是特例，而明朝派往土鲁番的使臣，永乐朝时多以宣扬明朝之恩威为要务，成化以后则多为向土鲁番速檀索还哈密忠顺王及王印为使命。 明永乐朝后期，京畿北移今华北的北京，明王朝国家的整体国防重心已从汉唐时期的西北移往北方和东北，西北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嘉靖时的宣大总督翁万达奏曰：“边镇京师屏蔽设险守要，惟在审形势，酌便宜而已。盖天下形势重北方，以邻虏也。而我朝与汉唐异，汉唐重西北，我朝重东北，何者？都邑所在也。汉唐都关中，偏西北，故其时实始开朔方城受降，不但已也。我朝都幽蓟，偏东北，则皇陵之后，神京之外，其所以锁钥培植以为根本，虏者可但已哉！……。” 再者，嘉靖七年，明朝“置哈密不问”，退守嘉峪关，明朝与西域的关系走入低谷，土鲁番包括西域逐渐淡出明人的视野，至明末有关土鲁番与明朝间的人员往来、经济交往，鲜见于传世的明代官私汉文文献。
  • 摘要：用"丝绸之路"来指称国际贸易体系,体现出两个明显特征:第一,其观察和命名角度坐东朝西,即中国角度;第二,其时限主要为前近代.全面考察丝绸之路,显然还需要从欧洲、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多个角度.而前近代又可以七世纪伊斯兰世界崛起和十五世纪新航路开辟和欧洲崛起为界分为三大段,每大段又可分为若干小阶段.就商品而言，七至十五世纪国际贸易最重要的商品当为香料，十六世纪后，白银越来越重要。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给商人带来的丰厚利润，更在于正是这两种商品，前者将“旧大陆”上各个区域性的贸易圈连在一起，后者则将“新大陆”与“旧大陆”连在一起。香料包含熏香、辛香两类，产地分布从非洲东海岸到东南亚摩鹿加群岛，其中贸易量最大的当为胡椒，主产地在印度西南海岸。而主要消费市场则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欧洲和中国。销往欧洲的香料主要沿红海和波斯湾两个方向，以穆斯林世界为中介，进入地中海贸易圈，再进入欧洲贸易圈。销往中国的香料，在唐代似以阿拉伯商人直航至中国为主，宋元形成中转贸易的形式，其枢纽正在印度西南海岸，明代以后，东移至马六甲。质言之，阿拉伯海或印度海在很长时间内是真正的世界贸易之海。绕过好望角的葡萄牙人追逐的正是香料。葡萄牙人并没有颠覆旧大陆的贸易体系，但他们开启了一个时代。相比之下，西班牙人发现“新大陆”具有更重大的历史影响。就世界贸易而言，美洲白银重要重要性日益显现。它在欧洲引发价格革命，并逐渐形成包含东欧在内的统一市场，而最终西欧通过大西洋上的三角贸易获得优势地位。相应地，海洋贸易中的海上霸权也渐次以葡萄牙、西班牙手中转向荷兰，英、法，最终英国取得霸权。面向东方的海上贸易则进入“东印度公司”时代。这个时代国际贸易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这些白银最终大部流向中国。明清两代中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此为基础的。这个格局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被打破。中国从此进入“近代”。从中国的角度考察，元代是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其重要性，一方面当然表现在强大的蒙元帝国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欧洲，从而大大促进欧亚各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其若干内生性的经济因素强烈地影响，甚至塑造了当时国际贸易形态，并部分决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走向。这些因素包括：在熏香香料的使用上，大大简化的线香成为主流；辛香香料中，胡椒首次被广泛食用。中国市场对香料的需求达到一个新的阶段。更为重要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银本位为主的货币制度，从而决定了此后数百年间世界上最大经济体对白银的巨大内在需求。
  • 摘要：本文发表意图以泰安马岛海域出水的中国陶瓷为中心来了解韩国水中出水的墨书铭中国陶瓷的特征及性格。本文中勘察马岛出水中国陶瓷的特征结果表明，第一次在马岛海域发现的中国陶瓷主要是钵、碗、盘子等生活器皿。约50%以上的未施釉的陶瓷的底座、瓷体等标有墨书，大部分是调制剂陶瓷，一部分上边被确认为使用时产生的釉面划痕。马岛出水的与中国陶瓷相似的中国陶瓷在中国、日本等多个遗址被发现，据推断制作时间主要集中于11世纪后半期一12世纪前半期和13世纪。产地大部分是中国南方地区的窑场，其中福建省制作的最多。马岛海域出水的中国陶瓷墨书中象征中国宋代贸易商人的“纲”字系统的铭文最多。可以说铭文代表了宋代海商的贸易活动范围，同时也成为展现高丽和宋之间海上交流面貌，的事例。
  • 摘要：本文考订十三至十四世纪藏西卡兹河谷寺院与斯匹第河谷塔布寺等处所见千佛唐卡图像与风格样式的源流.论文首先从尊像、构图、绘画技法与风格等分析藏西所见的千佛唐卡作品,结合阿里地区石窟与寺院如白东布、邦扎石窟、帕尔嘎尔布石窟等的相关壁画讨论此类图像在藏西的流布,以吐峪沟41窟图像等追溯新疆10世纪前后回鹘洞窟千佛布局,指出中亚与丝路北段11世纪前后千佛信仰与图像流行的背景;随后以作品的年代顺序,对现今存世的数幅典型千佛唐卡结合寺窟文物留存进行逐幅讨论:如国家典籍图书馆藏敦煌绢画《千佛》与瓜州东千佛洞与榆林窟西夏石窟壁画的相同母题;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吐鲁番所出《五方佛与千佛》唐卡及其与回鹘佛教的密教化趋势的关系,并以胜金口与高昌故城藏传佛教遗存图像加以印证;论文集中探讨位于康区的西藏类乌齐寺所出12至13世纪千佛唐卡,考察该寺这批绘画与吐蕃西夏的佛教关系及其拥有共同图像的缘由.千佛唐卡是西藏唐卡中的早期样式，年代比人们认可的东印度“唐卡”的年代要早近一个世纪，是唐卡起源最为重要的早期式样与风格的实例，同类样式在东印度佛教绘画中并没有明显的留存;通过千佛唐卡形成与流传路径的分析，可以梳理藏西与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丝路北段所见佛教图像及风格的联系，从而构筑11至14世纪吐蕃、回鹊、西夏乃至蒙元时期多民族的佛教艺术关系史。
  • 摘要：通过分析敦煌本《大部禁方》以及与传世文献、日本藏《龙树五明论》等文献的比较研究，笔者探讨了唐中期以后的各种宗教仪礼的融合，揭示了密教仪轨一层一层浸润至中土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唐中期开始佛教广范流布到社会各阶层，甚至到民间相当底层，期间融合了密教、道教、民间信仰等因素，展现了通俗化的过程。
  • 摘要：2015年6月,应塔拉斯国立大学校长萨里柏科夫(M.N.Sarybekov)教授邀请,有幸到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出席国际学术讨论会,纪念哈萨克汗国建国550周年.与会者有哈萨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拜帕科夫(K.M.Baipakov)、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教育与科学部东方学研究所所长阿布塞托娃(M.Kh.Abuseitova)女士、波恩大学汉学系洪保基金会学者努尔兰·肯加合买提(Nurlan Kenzheakhmet)博士等国际知名学者.会议期间,与哈萨克斯坦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共聚一堂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并实地考察了怛逻斯城及南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沿线古迹和当地博物馆.百闻不如一见.这次中亚考察收获巨大.草拟此文,介绍考察成果. 研究表明，第一，怛逻斯城本为粟特古城，6-7世纪成为西突厥汗国的殖民地，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首府塔拉兹市西约18公里塔拉斯河畔。唐代安西四镇最远的羁縻州不是碎叶城而是怛逻斯城，北庭节度使王正见曾经派汉宫前往兴修水利，后为黑姓突骑施可汗占据。 第二，怛逻斯之役的古战场不在怛逻斯城，而在塔拉斯河中上游阿特拉赫城（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对于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第三，怛逻斯之役后，葛逻禄人占据怛逻斯城，并在旧城之东18公里建新城。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以及近年伦敦大学学院考古队，在塔拉兹市中心区域发掘的古遗址即怛逻斯新城遗址。 第四，唐开成五年（840年），在北方黠戛斯人的打击下，回鹘汗国灭亡，庞特勤率回鹘主力投奔七河流域的葛逻禄。10世纪中叶，葛逻禄、样磨、回鹘等突厥部落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建立哈喇汗王朝，以八刺沙衮为首都，以怛逻斯为陪都（893年东迁新疆喀什）。 第五，玄奘从怛逻斯城西行石国之路，从怛逻斯城出发，南行十余里至小孤城（今江布尔州舍勒达拉绿洲），然后西经白水城（今南哈萨克斯坦州赛兰城），至恭御城（今南哈萨克斯坦州讹答剌）。从恭御城东南行二百里至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绿洲），并非玄奘所记恭御城西南行二百里至石国。
  • 摘要：本文着力于推定八世纪东亚世界中通用的、先于砂金存在的货币形态。并从隋唐使“买求书籍”，《白氏文集》的买卖，张蔫和“金贝”，新罗的“买书银”，陆奥黄金的幻想，黄金来自他国，产金地的盛衰，朝贡品和回赐品，遣唐使携带的货币，从布帛到黄金等十个角度进行探讨。
  • 摘要：近阅《鄂城六朝墓》一书,见记一西晋古墓M4021发现若干玻璃制品碎片,其中十一片拼合复原成一"完器",为一"侈口,折沿,球形腹,圆底,色泽较淡,略泛黄绿色,透明度好……,口径10.2厘米,最大腹径11.0厘米."整理后编号为M4021:3,定名为玻璃碗.编号为M402:4为一磨花玻璃碗的上腹部残片,色泽呈淡黄绿色. 据安家瑶先生的研究，是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至于通过何种途径传入中国？则判为孙吴时由海路传入。根据该书记载还有玻璃珠子等物出土，这些是否皆由海路而来。当时还有陆上丝路之路。当然这也作为贡物，由使者献给西晋皇帝。但即因价值高，也必作为贵重商品，如同黄金制品，贵重药材一样，输入西晋王朝。王仲殊先生认为是孙吴时由海路传入。 这种推论自有其依据，但是知道还存在于陆路的丝道，余昔年噹撰《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之互市》一文，并引用斯坦因所获在敦煌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信函的翻译件，指出早在永嘉之乱前，就巳存在丝路交通，就在大乱的五胡十六国时还在艰难的通行着，而在西晋时除了海路，更多恐怕是陆路吧。 就在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卷73《杂器物部·盌盘》下引晋潘尼《琉璃婉赋》曰：“览方贡之彼珍，璋兹梳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同书卷84《琉璃条》亦引晋潘尼《琉璃椀赋》两处引文，在文或有出没，与义全同。皆指出是由西而来。“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表明中国虽地大物博，但当时尚未学会制作玻璃制品，犹需通过陆道丝路传入，成为潘尼赋中“览方贡之彼珍”。 作为一方之珍物，除作为“贡物”，也为商人所关注，自然令经丝路贩运来以售于民间富人。因此鄂城所出玻璃器，在不排除海路的可能，陆路经丝绸之路输入也是有证据的。
  • 摘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在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一个新时期对外大战略展现在世界目前.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是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领域.民心相通在"五通"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只有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加强人文交流、文化交融,增进文化共识,才有助于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新丝绸之路.如何做到民心相通?其中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认为大力传承、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融是一个着力点.
  • 摘要：自从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概念之后,中古时代,由中国经由中亚通向欧洲的这条东西交通路线,便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以致后世让天下人耳熟能详.大量植物物种传到了中国，为国人此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包括菠菜、胡萝卜、茄子、芫荽、大蒜等。
  • 摘要：古代写本在成卷或成册放置时若沾染水渍或破损,往往会在卷轴装的多层或册叶装的多叶纸张上留下形状相似、重复出现的污渍或残痕.写本撕裂散逸后,这些规律性的污损就如同独特的胎记,成为揭开身世的密码.本文从卷轴装规律性污渍、卷轴装规律性残损、册叶装规律性污渍、册叶装规律性残损四个不同角度举例讨论了敦煌写本中规律性污损的缀合价值.在残卷缀合时,应对写本污损的观察比较给予充分的重视.
  • 摘要：缀接是古代写经制作中的重要内容,它在敦煌本汉文《大般若经》写卷中的表现尤爲突出.本文运用现代缀合的视角和方法,将《大般若经》中的特殊缀接归纳爲入藏三界寺前已修复例、批量修补卷首例、同卷分裂分别修补首尾例、他经接首例、异卷接尾例、插入他经颠倒例、异卷相拼拆分后皆可缀合例、同人同卷抄两遍例等八例,通过具体例证,检讨古人误缀的原因,比较古今缀接观念的差异,以测查古代写经的制作过程.
  • 摘要：关于敦煌古代文化遗产的价值,过去较多关注的是其学术价值,至于它对一般公众具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关注较少.本文拟就这方面的情况试作说明.一、可以使公众领略古代中国处于世界领先时期的风采；二、可以让公众更加生动、具体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三、可以激发当代人的创作灵感,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四、可以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五、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很多宝贵的启示
  • 摘要：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丝绸之路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新航路的开辟.丝绸之路西段北线雄踞于亚欧大陆的中腹地带;这里是多民族文化产生、发展、碰撞、融合、升华之地,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综合文化.这里不仅是农耕文化向外传播的纽带与桥梁,也是草原文化的结晶,是世界文化百花园里的奇葩.这里崛起的可萨汗国、布加利亚汗国、金帐汗国和奥斯曼帝国在推动东西、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摘要：班彪(公元3-54),字叔皮,扶凤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祖父班况,汉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班稚,汉哀帝时为广平太守.班彪出身于世家,子班固、班超,女班婕妇,都是炳彪千古的著名人物.班彪一生博学多才,专心史籍,不仅是东汉历史学家,而且是文学家.《北征赋》,不但是他留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而且是他考察固原后留给固原的一笔文化财富.缘于《北征赋》与固原的关系,实地考察了近乎两千年前班彪走过的汝河、蒲水道,清晰了丝绸之路在东段在宁夏的另一条走向.同时,也更加怀念这位伟大的先行者.
  • 摘要：李希霍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以探讨欧亚铁路的可行路线为最终考量的，并非学究的发思古之幽情。他最初规划这一路线时，修建欧亚铁路还很有紧迫性。比如1864年，即李希霍芬进入中国的四年前，阿古柏在新疆地区策动叛乱，建立伊斯兰政权。英、俄势力迅速插手，准备把各自的势力范围扩展到新疆。1876年，俄国势力伸向阿富汗与中国方向，并于1865年吞并塔什干，1868年吞并撒马尔罕，1876年吞并奥什，甚至一度在混乱中占领了我国的伊犁。英国则在第一次英阿战争失败之后，于1848年进入白沙瓦，1877年吞并吉尔吉特。阿古柏叛乱后，又开始觊觎新疆。这样一来，新疆突然变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一个焦点。所以以此为中心，修建一条连接欧亚的铁路，自然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唯一的缺点是，这计划太大，实现的可能性太小。但李希霍芬死后，他的设想，却被他的弟子斯文·赫定继承。他缩小方案，开始探讨靠空路或公路连接欧亚大陆的可能。比如1927-1928年他主持的中瑞科学探险，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受德国政府与汉莎航空的委托，探寻柏林一北京一上海的最佳航线。1933-1935他的第二次中国一瑞典联合探险，则是受国民政府资助，探索建立欧洲一中国公路的可行性。在说服国民政府接受其计划时，他很懂得讨好怎样中国政府。比如他1936年的国际畅销书《丝绸之路》，就以“汉武大帝派使臣100余人进入费尔干纳”作为开篇，让国民政府的自尊心因历史的光荣而膨胀。在此章最后，他呼吁中国政府协助修建全球最长的公路，即沿张骞经行的路线铺设的欧亚公路。按他的方案，此路应始于上海，经西安、喀什、伊斯坦布尔，终点为法国的布仑。用他的说法，此路应连接两大洋：太平洋与大西洋；两大洲：亚洲与欧洲：两大种族：黄种与白种；两大文化：中国与西方。国民政府虽无此财力，但对于其受挫的自尊而言，这话听起来一定很受用。
  • 摘要：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是个大题目,以往的研究不可谓少,但从大历史、跨文化视角进行系统探讨的却并不多.本文探寻了欧亚大陆早期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史上的几条主要商贸通道的起源,从宏观的跨文化视域就古代丝绸之路对中国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进行了分析探讨,提出了六大新论点,并认为"一带一路"战略是对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交流互鉴这一历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
  • 摘要："睹物思人"是中国汉语里的一个成语,源自唐代裴铏所著传奇《颜濬》篇:"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①尽管其重点是强调在物是人非之时"物"的精神感念作用,实际上涉及"物"与"人"的内在关系.本文试借以说明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丝路人物"与"丝路文物"(包括以石窟艺术和文献遗存为主的敦煌文物)的血肉关联.笔者将“丝路人物”分为丝路文物的创造者、发现者、传播(包括劫掠)者、研究者四类。而本文的叙述中心则是研究者之中的浙江学人。近百年来，在人数众多的丝路文物研究者中，浙江籍及长期在浙江工作的非浙籍学者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与探究的学术群体。这里暂且冠以“浙江丝路人物”之名。自20世纪初至今，活跃在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化舞台上的“浙江丝路人物”似应以罗振玉(1866-1940、王国维(1877-1927)为丝路文化研究的开创者;后继者则大致按年龄及研究年代、领域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物质文明印记着人类前进的足迹，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也必须靠人去升华、结晶为精神文明。精彩绝伦、内涵丰富的丝路文化，要靠一代代无私奉献的丝路人物去传承弘扬、发展繁荣，这正是我撰写这篇文章的宗旨。
  • 摘要：变文是我国失传已久的一种通俗文学体裁,自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被发现以来,就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百多年来,变文的研究始终是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最为热烈且成绩最为突出的领域之一,并且出现了《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一些汇编之作,颇为世人所瞩目.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还存在收集不全、定名欠妥、校注不周等不足,从而对这些资料的准确利用带来了影响.吕叔湘先生生前在谈到变文整理时曾说:敦煌俗文学作品是研究晚唐五代词汇和语法的重要资料,一部经过精细校勘的敦煌俗文学作品集实在是非常需要的.
  • 摘要：汉唐之际的丝绸之路,以丝绸为载体,承担着中国与欧洲及其周边地区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在千余年后,以青田人为先导的浙南民众,以青田石雕为媒介,晚清民国之际源源不断地涌流向欧洲,以至于今成为欧洲华人华侨最大的群体,架起中国与欧洲之间全面交流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青田人士赴欧之旅,亦是丝路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 摘要：《隋书·儒林传序》云:"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是在隋唐以前,北方流行郑玄注《尚书》,南方流行伪孔本《尚书》.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注释《尚书》使用的是伪孔本《尚书》,而没有使用郑玄注本.由于陆德明的学术地位以及《经典释文》的影响,《尚书》的研习出现孔兴郑衰之势,"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唐初,孔颖达承诏撰《尚书正义》,以孔传《尚书》为本,全国一以孔传本为宗,是文士研习的唯一范本,也是明经考试的标准读本.从此伪孔本《尚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融、郑玄、王肃等诸家注本终至于消亡.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所收即伪孔本《古文尚书》.吐鲁番地区出土《尚书》写本共有7件，笔者已有《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尚书）写本》一文作了详细介绍。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收有1件《尚书·太甲上》残片，题为“唐钞尚书孔传（太甲）断片（和阗）”，注明是和阗所获。橘瑞超曾于1911年5月至7月在和阗发掘，此残片应是此时所获。以上60件《尚书》写本，其中58件是伪孔《古文尚书传》；2件为陆德明《尚书释文》，《尚书释文》所据文本亦是伪孔《古文尚书传》。这些写本均为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写本，其中绝大多数可以判定为唐写本，正与传统所言唐代以伪孔本《尚书》独尊的情形相符。
  • 摘要：《开蒙要训》是我国古代中下层民众所用的童蒙识字课本之一种.全文计1400个字,四字一句,协之以韵,组织成篇,是宋代以来诸多"杂字"书的先祖,但后来失传了.幸运的是在我国敦煌、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开蒙要训》抄本留存.关于吐鲁番文献中《开蒙要训》写卷,大家所熟知的为阿斯塔那67号墓出土的唐写本《开蒙要训》残片2件(66TAM67:3)、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从吐峪沟所获的《开蒙要训》残片1件;实则吐鲁番文献中的《开蒙要训》写卷不止以上3件.笔者近年来一直在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童蒙读物的整理工作,今将前人及笔者所认定的吐鲁番文献中的《开蒙要训》写卷加以汇总计得17件,本文对目前所知吐鲁番出土的17《开蒙要训》写卷逐一叙录，就数量而言，敦煌出土的《开蒙要训》抄本有82件，敦煌所出《开蒙要训》占绝对优势。但就类型而言，敦煌所出诸多抄本均属没有实质性差异的同一体系的文本；而吐鲁番所出则有与敦煌地区属於相同体系的文本(阿斯塔那67号墓出土的《本开蒙要训》残片(66TAM67:3))，也有吐峪沟出土的OR.8212/643V Toy.042(h)号、《墨书集成》168号“六朝及唐人墨蹟之⑤”和大谷3961+?+大谷3622+?+大谷3582等诸残片所代表的与敦煌本《开蒙要训》有别的其他的体系，在类型上更丰富。而恰恰是这种不同地区、不同体系之间的差异，可以反映《开蒙要训》在敦煌、吐鲁番地区流传、演变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可以展示我国传统蒙书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异、不断演进的轨迹。因此，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开蒙要训》加以比较研究，是很值得人们深入的课题。
  • 摘要：《四分比丘尼戒本》本为《四分律》戒条部分的单行本之一,后来唐沙门怀素在原单行本的基础上整理、补充,形成新本.通过对敦煌文献的全面普查,现已发现敦煌本《四分比丘尼戒本》写卷243号,其中不乏原为同一写卷而被撕裂为数号者.本文从内容、行款、书风书迹、残字契合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将国图所藏《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残卷试做缀合.
  • 摘要：本文对有关唐代的沧州港,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唐代沧州港的构成问题;二是唐代沧州港的具体位置问题.关于唐代沧州港的构成问题，认为唐代沧州港是组合港；关于唐代沧州港的具体位置问题，唐代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资料，倒是《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宋代资料保存了一些可以间接推论的记载。
  • 摘要：20世纪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了大量萨珊银币,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成为钱币学研究的热门问题.但从银币的数量和分布地区看,西北多,东南少,极不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在波斯人"海上丝绸之路"入华第一站的岭南,却没有一枚萨珊银币被发现于唐代遗址、墓地及窖藏中,这成为难解之谜.本文根据1989年西安市西郊沣登路南口（唐金胜寺遗址）出土的“死波斯伊娑郝[(?)(ishaq)]银”铤，结合唐代财政政策和岭南地区的货币经济状况，对萨珊银币在唐代岭南的去向提出推测。指出唐代波斯、阿拉伯商人携带的银币，进入白银货币化的岭南地区，纳入了岭南以白银重量计量而不是以银币数额计量的价值体系中。在岭南的货币背景下，波斯银币和岭南的散碎银块没有区别，因而像伊娑郝携带的银币一样，波斯银币在岭南最终被熔铸成铤状、饼状的银铤或银饼。不论纳入官府还是流落民间，波斯银币在岭南都丧失了其本来面目，与岭南地区生产、交易的白银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了。这正是迄今为止无法在岭南地区发现唐代窖藏、埋葬的波斯银币的主要原因。唐代金胜寺遗址出土的伊娑郝银铤，正表明波斯商人携带银币被改铸成流通的银铤的事实。如果不是银铤上的铭文，伊娑郝携带银币入唐交易的内幕，将永远不会被揭开了。而沿海陆入唐的波斯银币，也就在被改铸为银铤、银饼、甚至银块的过程中，失去了其本身的色彩，以致在岭南湮没无闻，无法寻觅其本来踪迹了。幸而有伊娑郝银铤上的四行，波斯银币在岭南被熔化、改铸的历史，千百年后，才能被重新揭示、复原出来．
  • 摘要：中国的对外贸易自古以来存在两个方向,即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长期以来,受到交通工具的限制,西北的陆上贸易一直占有优势.隋唐时期,海上贸易虽有显著发展,但陆上贸易依然保持重心地位,这与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在北方有关.到了宋代,随着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海上贸易日益兴盛,江南地区的对外贸易也因此发展迅速.本文主要回顾国内有关江南地区在宋元和明清两个时期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目前讨论历史时期江南区域社会的变动谈些自己的认识,希望此对当今有关"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 摘要：对于敦煌文书中出现的"不办承料"一词,学界大多认为其涵义是不承担或负担不起官府赋税.也有观点认为其涵义是"无力营种".笔者以为,"不办承料"的主语是土地,其含义是由于土地较为贫瘠,产出较少,不足以缴纳该地所分配到的赋税,即耕种该地入不敷出.并结合唐五代时期的有主荒田请佃来考察其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土地归属的问题.
  • 摘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84-118页收录有一件编号为TK172的文书,编者原定为金刻本《六壬课秘诀》.但经可证可知,其应为明清刻本《官板大六壬神课金口诀》残卷.此件文书定名及刊刻年代的厘清对于认识文书的文献价值及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 摘要：2013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笔者向大会提交了《论唐宋时期敦煌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一文,就唐宋时期的敦煌文化的大众化特征及其意义进行了论述,其中对于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文化的意义,仅作了简单的叙述,并未作进一步探讨.会议之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未停滞,今借"丝路文明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将自己的思考做进一步申论,提出唐宋敦煌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直指民生，这成为唐宋时期敦煌地区长期相对稳定的文化原因。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特征，使敦煌文化超越地域限制而具有世界意义，这正是敦煌文化在独特之处。唐宋时期敦煌大众文化映衬出唐宋时期中国文化的辉煌。敦煌文化见证了丝绸之路阻断情况下的中西文化交流。要理性认识敦煌文化的地位。
  • 摘要：本文共列举了来自日本杏雨书屋、天津图书馆、北京大学、台湾中央图书馆、敦煌博物馆、浙江博物馆、浙江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8家收藏机构的16号、共14组写卷的缀合。这14组缀合中，除“羽533号+津图175号”一组外，余者均分别可与来自中、英、法、俄四大馆藏地的写卷缀合。其中北大D131号、北大D65号、北大D157号、津图122号四卷，与之缀合的写卷均出自四大馆藏地之二。缀合工作使得这些零散多处的残卷得以“团聚”。散藏敦煌文献来源复杂，散藏敦煌文献与其他收藏机构所收藏敦煌文献的缀合，既有助于了解敦煌文献出土以后的流散情况，也可为辨明散藏敦煌文献的真伪提供佐证。 此外，在以上14组缀合中，“羽348号+北敦6510号”、“斯7279号+北大D65号+北敦15271号+北敦14196号”、“北敦1749号+北敦6232号+津艺308号”三组，缀合后所存内容均为完卷。尽管敦煌文献确是多以残卷、残片的形式存在，但多个写卷缀合可成完整写卷这一现象，还是有助于分析敦煌文献的实际存完状况。
  • 摘要：1985年8月,笔者第一次踏上丝绸之路,从西安到兰州,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在当时技术部李现老师的帮助下,结识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吴扔骧老师,对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若干纺织品进行了初步鉴定.那是第一次对丝绸之路出土的纺织品进行鉴定,那时见识不多,手段简陋,虽然出具了正式的鉴定报告《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收录于《敦煌汉简》一书,但还是有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时隔30年，借着举办“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大展的机会，得到张德芳老师的允许，有机会从甘肃省简牍博物馆借来马圈湾出土的部分织物到杭州展览，同时也和同事一起对这些织物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分析、测试。30年来，也看到了更多的丝绸之路出土纺织品，所以对马圈湾出土丝绸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此，就这次展览所借到的丝绸展品，谈些新的认识。
  • 摘要：本文则聚焦在唐代丝绸之路中国段语言与文字这两种沟通与传播的媒介，在文化传布上的差异性、局限性与制约性；并关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展现在接受与发展所产生的歧异现象；进而分析比较同样曾经接受汉字文化薰染的地区，其接受后的变异发展。透过各自语言与文字的发展历程，及社会形态与生活方式，尝试提出现象的解释。
  • 摘要：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在汉文史书中,除了粟特之外,更多的是以昭武九姓为名.从东汉时起,这些中亚地区的粟特人逐渐东来入华,尤其在北朝、隋唐时期形成了高潮.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孔道,今甘肃省境内狭长的河西走廊与渭河、泾河谷地,是粟特人在东来中原的慢慢旅途中休憩停歇的重要场所,甚至有很多人在此长期停驻,定居下来,与当地人相互融合,成为今天中国多民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这些粟特人的后裔在中国形成的郡望,大多位于甘肃境内,表明了甘肃之于粟特人的特殊重要性,这里称得上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 摘要：目前,由于国家从战略高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使世人的目光又一次聚焦到西北、聚焦到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研究再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新的视角和思路对"丝绸之路"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交流是双向并共赢的，并探讨了丝绸之路的经济功能。
  • 摘要：著名中亚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1865-1952年)与俄罗斯保持着多年密切的友谊和学术合作关系.众所周知,赫定最初的两大探险,1894至1897年探险和1902至1899年的探险,在沙皇政府有力支持下,中亚俄罗斯地域实现的探险使他名满天下.赫定对俄罗斯有着强烈的好感,尽管他与俄罗斯的联系比较复杂:要么是学术推崇赞扬,要么是学术责备谴责.
  • 摘要：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思想①,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推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②.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初源头."一带一路"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成为中国的战略思想.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要最大程度地照顾全国各省区的利益关切和利益诉求，体现各省区的独特位置和在全国大棋局中的责任和角色，还是要讲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实现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地方的积极性，分析、判定和明晰每一个省区在该战略中的定位、角色和作用。在判定各省区所扮演的角色时还要高度关注各省区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性。各地区之间的关联性特别值得注意，关注这些问题有助于在科学和有机合作基础上求得功效的最大化，所以，还要关注各省区利益的契合点和汇合点。在寻找这些利益契合点和汇合点时要注意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一是同时坚持市场运作原则，发挥市场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看不见的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政府的协调作用，只有两只手协调起来，共同发挥作用，我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大局才能把握好。
  • 摘要：黑水城文献中保存有不少宋元时期的刻本残叶,然而其中不少残叶整理者未予定名.本文根据历代书目以及传世古籍,对黑水域文献中两组未定名的刻本残叶进行相关考索,分别定名为《孝经直解》与《三国志文类》,并依据版式特征进一步指出,前者当为元浙本,后者当为元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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