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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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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西汉韦孟、韦玄成、刘向的四言诗写作，与他们是鲁诗传人有直接关系。焦延寿的《焦氏易林》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则是继承了早期《易传》的传统。清代阮元作《文言说》，把《易·文言》说成是“千古文章之祖”，“不但多用韵，抑且多用偶.”(《揅经室三集》卷二)他所列举的一系列偶句，其中有许多四言韵语。至于孔臧的赋采用四言诗的形式，则是继承发扬孔氏家学的遗产。《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离开鲁国朝廷，作《去鲁歌》.孔子西至黄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作《陬操》以哀之。这两首歌诗均是四言诗。另据《孔从子·记问》篇所载，孔子在卫所作的《丘陵之歌》，也是一首四言诗，多达十六句。这些记载未必全都可靠，不过，孔氏家学颇重四言诗，这倒是历史事实。西汉四言诗多出自鲁学系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 摘要：由于关注文学的所谓进化、发展，故而当下文学史著每以把握所谓的文学发展规律为主要使命，梳理文学在历史中艺术形式的变化，条缕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随而构联前后文学的继承、发展关系。知识层面的归纳、总结日趋细密、完善，价值层面的东西却在大批量流失.文学史教材给予学生的只有文学史知识，而不是灵动生命及精神的呈现.历史中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与生命情感，不同程度地在理性归纳中流失，学生很难从中获得精神提升。中国传统有“史书”但没有“文学史著”。“史书”的重要功能是“记事载言，劝善惩恶”。一部在中国文化中孕育的“中国文史著”，也应该与“中国史书”的功能相呼应，把精神价值放在首位。而今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史书”的“劝善惩恶”功能丧失殆尽，变成了纯粹的朝代兴替、制度变迁的知识。同样“文学史著”也基本上失去了精神价值的评估。因此如何回归中国文学本位，在接受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同时，准确把握中国文学史的命脉，让民族的文化精神从“文学史著”中流出，这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者思考的问题。
  • 摘要：首先简要阐述了关于实录与传闻记载的内容，然后分别介绍了《晋语》中的传闻记载、《吴语》《越语上》《越语下》的传闻记载，最后论述了《国语》传闻书写对后世的影响。
  • 摘要：辞赋创作从“蕞尔小邦”到“蔚然大国”,与汉代国家制度的确立切切相关,从历史的视域来看,赋家也经历了由“南”入“北”、由“邦国”到“中央”的迁变过程,这又决定于当朝的官制、礼制,尤其是京都制度的建构.而汉赋创作所展示的国家形象,又是通过语言图像的呈现,比较典型地彰显在有关“祭祀”“畋猎”类的“天子礼仪”方面,从而形成兼取霸业与王道的礼德思想,以及雅赡与犷野兼容的创作风格.
  • 摘要：“说体”是对先秦源自讲说、记录成文、具有一定情节性的叙述体故事文本的统称.《左传》《国语》是关系密切且复杂的两部先秦历史散文著作。虽然《左传》与《国语》故事互见的情况有多种，但这多种情况都说明两者并非直接互为来源，而是都采自或同源、或同源异流、或另有其源的说体文本。可以推断，两者根据自己的讲述、编纂、撰写主旨，对原文本都做了取舍、繁简、编排等方面的处理，即使《国语》也并非原始材料汇编，而有其叙述重心所在。两者的编撰及最终成书应非出自一手，它们之所以都被冠名以左丘明，很大的可能是两者所搜集、积累的说体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以左丘明为代表的瞽矇们之口述笔录。就书名而言，《国语》《左传》，一个称“语”，一个称“传”。《国语》之“语”可以肯定是“说”“传”“语”之“说体”之“语”，但《左传》原名应为《左氏春秋》，后来才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不过，三《传》之所以称“传”而不是称“话”称“解”，其实确与“说体”有关。
  • 摘要：出土文献《孔子诗论》“颂”论是今见最早的论“颂”专论.其对《周颂》内容性质所作“平德也”、“多言后”、“成功者”三个方面的概括,比传世文献中汉儒为“颂”所下定义多出一项内容,更符合《周颂》文本实际;又以“其乐安而迟,其歌绅而逖,其思深而远”分层评述《周颂》音乐、歌唱、诗歌文本风格特征,甚为确当,尤其是对文本精神实质的评论,凸显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有重要现实警示意义.“颂”论丰富了孔子诗学思想体系,颠覆了先秦诗论、乐论不分的定见,昭示了先秦由音乐附庸到单句取义再到系统化文学性解《诗》的诗学走向,促使学界重估先秦文学思想整体发展水平,反思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规律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不完全适用性.
  • 摘要：班固的《诗》学思想,既非如前辈学者所说是《齐诗》之传承,亦非墨守儒家传统《诗》学观念.作为醇儒,班固强调《诗》的经学性质和政教目的,但同时作出了重要的拓展:一是在确认《诗》的社会政治功用性质和目的之同时,更加集中地突出了情感的生发感动特征;二是他批评三家《诗》“成非其本义”,表现出追求《诗》之“本义”的思想倾向;三是他在司马迁以地理环境论社会风俗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开辟了从地理和风俗的视角评论《国风》的思想方法.这些卓越的思想,涉及《诗》的本质和特质、《诗》的阐释和评论,在汉代固然已十分先进,对今天的《诗经》研究乃至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文学思想史不应忽略班固的贡献.
  • 摘要：《庄子》作为论辩文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是最富有故事性的,庄子本人也是诸子中最会讲故事的人.《庄子》的故事性当然不能取代其论辩性而成为全书的主体,但故事性不但避免了抽象的逻辑推理所带来的理胜于文的弱点,从而使全书的文学性大放异彩,而且这些鲜活有趣、诡异奇特的故事又很好的说明了庄子想说而又不便明说哲理,甚至,这些故事本身还可以超越论题之外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庄子》的叙事可以作为相对独立的问题加以研讨.
  • 摘要：此文亦可题为:“古代文体的物质性——以汉碑为中心的思考”.这个思考试图结合物质文化研究与古代文体学研究的视角,尝试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讨论:汉碑的物质性、汉碑的文学性以及物质性与文学性的交融。
  • 摘要：春秋赋诗大多发生在国君为前来聘问会盟的外臣举行的燕礼中.春秋燕礼融合了西周朝聘燕礼和祭礼“燕私”之传统,赋诗受到“燕私”之“无算乐”仪节的影响.“无算乐”本意在于“尽欢”,卿大夫亦借此机会作诗讽谏,“无算乐”催生了西周“献诗”和“采诗”制度.春秋赋诗较为自由,有“蕙惠”和“布政”两个功能,这与“无算乐”及其“尽欢”和讽谏的功能相对应.在长期的实践中,春秋燕礼赋诗形成了有赋有答、遵守“类”的规范性等规矩.以交流观点、情感为目的的赋诗,使得“断章取义”在所难免.赋诗“观志”、引诗议论与燕礼赋诗有着相近的文化逻辑.“赋诗断章,余取所求”,使得诗从仪式文献转变成为一种权威的世俗话语资源,对中国话语形态的转型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 摘要：六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通过取义建构起来的经典生产过程，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理想，指导影响着其他先秦甚至汉代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文学史叙事”应该将这个过程视为叙事的主要内容之一，才能展现先秦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而在这样的“文学史叙事”中，除了借鉴西方汉汉学的文本生产与文本解释的理论，还要以中国传统文献文化学和文史结合的方法，对中国文献自身的话语体系和作为主体的生产者的实践加以考察，以其丰富和深化有关先秦文学史的叙事。
  • 摘要：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本来是20世纪前后才发生的事情,而且最早的文学史书写者也是来自于中国以外的学者,因此,最初的书写都带有西方的视角和价值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制定中国古代文学大纲并且推行了统编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声音更加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既要按照今天所认可的现代性的原则去阐释中国古代文学,更有责任努力去认识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的事实,如实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写作和阅读轨迹,辨析西方当代文学观念对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时,要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文学史的多元性和学术性.
  • 摘要：汉儒失却“格物”、“致知”本义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失却了这一学说的历史语境。《大学》“格物”、“致知”两个具有生成性关联的环节究竟为何义呢?要准确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坚持以下两点:回归《大学》文本所含的小语境；将《大学》格致观念放到它形成的大的历史语境中来审视。
  • 摘要：《三国演义》开篇云:“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社会生活在分合之间呈现出有序与失序两种状态,对这两种状态,本文用礼与俗来作标记.文学是人类生活的记录,礼与俗是文学要反映的两种社会生活状态.但文学绝不是被动地反映,在社会有序的时代,文学与社会同序.在社会无序的时代,文学内在的秩序会映射到社会生活中,起到引导人心、化育社会的作用.
  • 摘要：目前出土文献中所见汉代赋类作品,依照时间顺序为阜阳汉简中赋残片、北大汉简中的《反淫》、银雀山汉墓中的《唐勒》、尹湾汉简中的《神乌赋》.整理研究这些汉赋,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印象,即这些赋的内容都可以和传世文本相对照.
  • 摘要：唐欧阳询所编之《艺文类聚》是一部著名的类书,该书载录先唐赋作竟达894篇,比《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昭明文选》的总和(117篇)还要多得多,今日所见之先唐赋,十之八九藉助此书得以保存,其功至伟,不可不察.此外,出于类书编纂的需要,该书对这些作品按照内容进行了分类,这又对后代赋体文学总集(包括某些大型诗文总集的赋体部分)的编纂有着深远影响.
  • 摘要：从战国到汉初,《易经》并没有引起过多的重视,仅列学官而已.汉武帝隆儒尊经,致使带有荆楚巫觋文化特点的皇家政治与以六经为核心的传统儒家学说走向了融合,出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关系阐释视野下的儒学新理论,《易经》的地位由此得以提升.尤其是在西汉元、成帝时期,祥瑞、灾害频繁发生,为了洞悉天象求得天心,作为与“天地准”的《易经》被尊为六经之首,视为五经之源,从而开启了《易经》统领汉代政治以及学术思想的时代.《易》为群经首以及阴阳理论的普遍接受,促进了汉代经学与文学理论在阴阳、元气、《易》象以及物感说方面的理论阐发.
  • 摘要：《老子》第七十九章所说的左契,指负债一方所持的凭据.这种认定合乎古代的实际情况,与该章的语境相合.帛书甲本的右契,因版本欠佳和属于孤证,不能作为依据.已往在解释左契时所出现的误区,其原因是把左契右契与吉凶判断相混淆,对左契、右契与尊卑的关系处理得过于简单,同时忽略具体语境.古代文献中的左字,有时表示处于被动地位.左契之名,取的是这种意义.《庄子·庚桑楚》篇所说的券内、券外,与左契、右契相互对应.《庚桑楚》的作者对行乎券内予以肯定,与《老子》的“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的论述一脉相承.《老子》把执右契的讨债者称为无德,《庚桑楚》则把凸显这类角色的急功近利,亦与《老子》的理念相默契.
  • 摘要：形神相离是《庄子》之逍遥得以实现的前提,形神相离,神可离于形而独立活动,这是《庄子》实现超越的重要前提.“离形”与“游心”是实现逍遥游的途径.《庄子》的离析形神,与公孙龙子“离坚白”论体现出的离析思维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致性.“离”的思维方式,其实质是辨名析理.名家的离析思维方法,应用在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属于逻辑学、语言学方面的范畴.《庄子》道遥论的离析形神,应用于对生命、对人类自身处境的思考,并由此进一步发展了神的观念,发展出神之超越性,属于人生哲学的范畴.战国诸子,道家最重形神关系.《庄子》以外的文本论及形神,多讲守神抱神,《庄子》倡游心之说,颇与众异.其书对公孙龙之说亦多批评,一些概念及用语,明显与公孙龙的学说有密切的关联.考察这一问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庄子》,更全面地理解战国时期“辩与辨”这一时代主题.
  • 摘要：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繁盛的时代.在两汉四百余年的时间里,众多的作家以杰出的艺术才华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文学经典.与此同时,他们继承先秦时代的学术思想精髓,对前人的和自己的艺术实践进行理论思考,在文学批评和理论阐释领域,也留下了堪称经典的著述.汉代文人文献类型多样,文本形态繁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摘要：文学格局,是指文学的基本格调和总体布局,以及由这些格调和布局所呈现出来的发展态势.在这其中,文学格调是指文学呈现出来的艺术风貌、人文情趣、审美意识及文化品格;总体布局是指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文学手法与文学理论的分布情形,以及由此演生出来的内在关系.周秦汉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期,用文学格局作为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清理文学形态发展的总体态势,更为深入地分析文学形式形成的关键走势,更为清晰地阐明中国文学的结构组成.
  • 摘要：李善《文选注》引书,除注释《文选》本文外,还有学术史价值、辑佚价值、校勘价值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在研究李善《文选注》引书时应注意李善所引文献未必是原始文献.李善注引书未必是直接引用原书,故其对文献的引用不能作为其书唐时尚存的证据,这是文献学史研究应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另外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面貌不同，李善《文选注》尤其如此，李善对引文的处理，往往节引，甚至割裂、断章取义，造成错误。李善注引用文献有张冠李戴的情况，即误作他书。文献流传中致误的情况很多，传刻致误的情况也常见于李善注引书。
  • 摘要：战国秦汉文学研究因其材料特点，那些成为研究“默认程序”的“元方法”很多都不适用或适用性存疑，诸如清晰年代的预设、文本内在统一性的假定、文本是作者自我表达的载体的假定、“作者”的全知假设、以存世极少的材料来构筑线性的历史等，除上述问题外，在文献考辨中，受到传统校勘之学的影响，研究者还会有一种发现“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文献电子化的今天，传统校勘学已经部分的失去了意义。这些“元方法”是今天理解历史的方法。一百多年来的战国秦汉文学史就是以“现在”来理解的“过去”，使用今天认知历史的方法重建的、想象中的、理所当然的文学史。这大概就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思吧。当用自以为合理的方法来处理战国秦汉材料之时，这些材料变成了镜面，从中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影像，而不是原始的、粗粝的过去。遗憾的是，镜像化的先秦学术、思想和文学的研究目前依然是主流形态。现在，也许到了打破这面镜子的时候了。
  • 摘要：两汉之间的诸家“续《太史公书》”及班彪的《史记后传》,可以视为《汉书》文本形成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汉书》编撰尚未与政治发生太多关联.明帝永平五年(62)以后,《汉书》编撰受到政治的深刻影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班固的历史写作与明章之间的政治,最初是一种冲突的状态,但碰撞的结果却是“殊途同归”,形成了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在东汉皇权的巨大影响下,《汉书》逐步成为东汉王朝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 摘要：当下文学史的叙述理路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无疑是最具影响的判断,这一点,从文学史的比重、格局即可清楚的看到.文学史作为中华文化长河中一段活水，自然有其作为华夏文明整体构成的历史意义，但其作为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则需立足其流经地域的生态环境，即其所表现出的水文现象进行分析，如此，方可真正把握其于文化长河中的独立存在意义，而此，正即文学生态研究的核心意义所在。
  • 摘要：班固《典引》以“典”为名,自命接续《尧典》而为文;又在序中反思前人文章“靡而不典”“典而不实”,从两个方面提出了“典”这个重要命题.拟训典而行文,是汉代经学影响文章具体写作的表现之一.在班固之前,王莽、扬雄就因于现实之需,已经生发了“五经含文”的思想,并以《尚书》诸篇为轨则,产生了诸多拟经之作.本文以《典引》櫽栝《尚书》经义为中心,来讨论班固拟训典而行文的文章学思想并追溯其源.
  • 摘要：在西周、春秋时期,以“立言”而“不朽”已经成为公卿大夫群体普遍持有的一种重要观念,这显示出尚在口传文本盛行的时代,“言说”已经被视为一种颇具个人化色彩的行为,言说主体已经具有了“作者”的意味.随着春秋后期王权的式微,言说与著述的个人化、尤其是批判性色彩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在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一事的塑造中得以体现,著述成为士人成就圣德的重要方式,“作者”在被赋予神圣性的同时,也获得了高度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至汉帝国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圣统告终,“圣人”逐渐被神格化,“作”随之成为士人难以模仿的禁忌.在此背景之下,汉儒一方面强化“作”的神圣性与不可延续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述”、“论”等替代性概念的论证来重新接续先秦以来的言说、著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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