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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体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文体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8
  • 召开地：江苏扬州
  • 出版时间： 2018-11-09

主办单位：扬州大学

会议文集：中国文体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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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谨号令”是丘濬《大学衍义补》的重要主题,丘濬通过对历代皇命公文的言论及事迹摘疏,分别从主、客观方面探讨了公文的诚信问题,从技术层面阐述了公文的拟制、审核及践行等一系列程序问题,形成了独特的儒家经世致用的公文观.
  • 摘要：孟子与齐宣王论乐,旨在倡导“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而“今之乐犹古之乐”说,并非其刻意提出的理论主张.因孟氏未有专门的完整的论证和辨析,此说留给后人颇多争议和阐发的空间.对于孟子的“今之乐犹古之乐”,宋人多从史学与理学的角度加以否定.而到了元明清三代,则基本以赞同性观点居多.在肯定今乐的价值上,赞同派存在复古乐与重今乐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前者是宋代之后儒士在制礼作乐、文人在诗词曲创作与批评时所秉持的一种非常主流的传统的观念,其复古的理念与诉求其实与否定派是一致的,只是途径不同;后者则为今乐(包括诗词曲在内)的独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在赞同派的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孟子的“今之乐犹古之乐”在诗词曲论中几乎被视为毫无疑义的定论,以道理论据的形式被广泛援引.
  • 摘要：距今三十多年前,笔者曾在长沙的街头偶遇一位老妇,手持的篮子中装有一份一份的小册子,沿街叫卖.贩售的册子中包括有《赞梁》、《孟姜女》、《刘伯温烧饼歌》、《十月怀胞(长沙民间孝歌)》、《二十四孝(长沙民间孝歌)》等唱本.这类小册子形式的唱本于清末民初之际曾在中国各地印刷贩卖,没想到还能流传下来,笔者对此感到十分好奇,因此买了下来.其后三十年来，中国方面为数不少关于“上梁文”的研究发表。尽管如此，这次我特意在讨论中国文体的国际会议中提起三十年前的文章，主要在希望各位知道，三十年前就有外国人对中国的上梁文感兴趣，并进行过调查。此外，还期待各位了解，上梁绝非是只存在于中国的独特习俗，而是潜藏全人类意识最深处的共通思维。但是，日本古代赞梁实例与今天会议主旨关系不大，因此我将焦点主要放在中国的事例，提出对中国文体论的几点看法，希望各位专家不吝指正。
  • 摘要：革命历史剧是新中国话剧的常见类型.其舞台美术在处理革命历史题材中内化一种历史总体意识,并在创作中形成两种典型的舞美风格:如画型和纪念碑型.这两种革命历史剧的舞关风格的定型,一方面是新中国十七年间舞台物质性的内在要求,舞台物质性成为风格构成的某种相对独立的因素,另一方面则是历史总体性规划的非经验性介入的结果,为革命记忆之场添加新时代意识形态内涵.新中国话剧舞台上的革命记忆之场,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复杂多样的风格场景:既没有出现舞台去物质化论者描述的那种断裂式的风格蜕变,也不像艺术反映论批判者臆想的那般铁板一块毫无变化.
  • 摘要：《诗经》在春秋中叶(约前550)己完全编定并广为流传,早于屈原作品(屈赋)至少227年.因为时间上存在先后继起的关系,屈赋问世不久,便有了与《诗经》关系的探讨.《史记·屈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司马迁引此语未著明作者,以班固《离骚序》“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考之,知为刘安的评语.
  • 摘要：魏晋南北朝采用赋体与骈体进行文学批评的分别是《文赋》和《文心雕龙》,然而这两部文本同时也都被诗化:或者文中广泛使用四、五言诗化句式;对称工整、节奏鲜明;或者以形象性、抒情性论理;重字句锤炼与辞藻之美;或者篇末直接使用诗歌体“赞曰”.批评家采用“互渗”策略实现了文体之间的熏染与融通,而骈、赋文体的这种诗化,不仅和陆机、刘勰所处时代环境有关,更与他们有意识地运用不同语体来论文,使文体之间彼此渗透有关.
  • 摘要：本文把话题限定于关于“札记”理解，以期通过这种带有自我反省意图的讨论为自己接下来的写作确定大致的方向，去证明“批评的本质在于札记”。在那篇著名的“札记”《反对阐释》中，苏珊·桑塔格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而我想说的是，相对于己经出现“体系硬化症”的学院批评，“札记”便是文学批评的的色情学。
  • 摘要：洛水触发了西晋诗人的情感及对美的崇尚,他们创作出大量与洛水相关的诗歌.其中,洛水之滨的游仙、骋怀与赠别诗,折射出西晋诗歌中的情感世界;洛水之滨的上巳节诗,则呈现出西晋民俗中的尚美之风.这些诗作均对西晋“绮靡”诗风有一定程度的启引.
  • 摘要：对文学遗迹的咏写,既需应题,亦需应体.谨以松江醉白池为例,探讨唐代文人白居易对江南文学的影响之迹.作为江南文人重要的雅集之地,上海松江醉白池与北京宣南陶然亭南北对应,不约而同地均取义于对江南文化作出重要开拓的唐代文学家白居易.江南文人对醉白池的书写,在松江雅集内外时时可见;可见摅写日常、行在独善的醉吟诗风,在江南文人笔下处处皆有遗响和馀波.在文学史上,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学传统,注重写实,多写日常感受;以《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传统,则注重想象,展开虚构情境.承继白居易醉吟诗风的江南文人,浸润于风骚两种文学传统,广泛而有效地汲取前代文学营养,将日常与风流组为双重变奏,在生活场景和日常心情的描写中,融纳人生的反思和体悟,酿为文学史上融风流于日常的别有意味的诗意江南.
  • 摘要：明清文人在反思明代文学历史语境下,围绕“明文第一”之争论题,对归有光、宋濂散文成就争论颇多.事实上,宋文以数量巨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取胜,归文以长于叙事和情真意切超出,各有千秋,难分高下.二人散文都取法《史记》与唐宋文,同属“古文之脉”和“明文正宗”序列,前后具有承继关系.宋濂于明初确立明文典范,身后却遭百年台阁体和七子派遮盖,后继乏人,归有光功在力排七子流弊,重接宋濂“明文正宗”统绪,又引领晚明散文主情思想和小说笔法,向近代“散文”转型,较宋濂严守传统“古文”之道更受清人推崇.钱谦益、黄宗羲等人各推归有光、宋濂为“明文第一”,除扬多元化复古主张与纠机械摹拟文风之公心,也有门户之见和自我标榜之意.通过“明文第一”论题,明清文人以宋濂散文为参照,科学评判归有光散文优劣,并找到正确学习、借鉴归文方式,为清初散文发展指明方向.延续至清中叶,以方苞为代表的桐城诸子受两派论争启发,得以科学评判震川文法,借之完善本门古文理论,终成清代散文第一家.
  • 摘要：郭实猎是近代以来创作中文人物传记最多的来华传教士.其所撰13部圣徒传记,脱胎于《圣经》,取法乎圣徒传,进行了“行论体”“引论体”“注释体”三种体式探索,且将叙事作为基本表达方式,为近代人物专传提供了范例.其史传作品,既吸收西方古典时代传记的重要特征,也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史书的体例和艺术手法,呈现一种介于圣徒传记和现代传记之间的过渡形态.而其报载单篇传记以及英文人物专传,从史传中独立出来,在内容上以传主全部生活为写作对象,艺术上着力塑造出生命感,已经达到了当时世界传记文学的前沿水平.在文体创新的过程中,郭实猎还不断通过引用、移用、化用经典之语来减少作品中的外来语,寻找一些标准中文书籍作为写作样本,将人物活动的环境纳入到全球和万国体系,从而建立了一个中西文化沟通的认知和交流框架.郭实猎所撰传记,主要影响了入华新教传教士和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两大群体.他所进行的文体探索,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促进了中国传记文体的独立.
  • 摘要：闻一多与徐志摩虽共同倡导在音节对称基础上,建构起节制和谐、变化有度的较为系统化的现代格律体形态.不过,在具体的音节对称安排中,二者却存有和而不同的地方:闻一多主张以匀称均齐的手法安排诗歌中的音节;徐志摩则注重音节安排过程中的匀整与流动,在此基础上,二人所致力建构的现代格律体诗歌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特征与诗美效果,为读者提供了多样的审美体验.以音节对称为视角,从诗歌形式建构机制角度,重新探讨闻一多与徐志摩现代格律体诗歌形式之异同,有助于从现代对称诗学的维度对这一问题展开更进一步的思考.
  • 摘要：兰亭雅集与金谷宴集都是文人雅集史上的经典事件,然而这两次雅集真正被视为经典却始于唐代.这很大程度上与王羲之的书法尤其是《兰亭集序》在唐代受到人们尤其是唐太宗的尊崇有关.即兰亭雅集因《兰亭集序》的书法而得以彰显,从王羲之与石崇的思想的相似性、《兰亭集序》与《金谷诗序》的结构、表达的情感、两次集会的规则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对石崇的金谷宴集显然有意效法,然而,金谷宴集却在某种程度上因兰亭雅集而得以闻名,而且后来兰亭雅会的影响却远远大于金谷宴集,之所以如此,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审美观念、王羲之与石崇二人的品性不同、两篇作品的文学与书法价值的差异、两次集会的缘由所具有的可能性以及金谷园故事多而不易聚焦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
  • 摘要：“文本于经”说认为中国古代各类文皆起源于五经,自汉至清,代有发展,虽有异声,但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的文体思想.自清四库馆臣将之断为“臆创”后,方始式微,于今绝响.然而,在今天还原历史语境和探索文本“互文性”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文本于经”,其诸多合理之处有待重新确立.
  • 摘要：《宋书》卷四一原有《宣贵妃传》一篇,后在流传过程中亡佚.今本《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有一大段内容不符合《汉书》以来的正史皇子传记书法,这实际上是原本《宋书·宣贵妃传》的一部分佚文.《宋书·始平孝敬王子鸾传》是由《子鸾传》和《宣贵妃传》拼接而成.这种面貌很可能是由古书传抄中的错页现象造成的.另外,在《文选》卷五七《宋孝武宣贵妃诔》的李善注中还零星保存了《宋书·宣责妃传》的三条佚文.
  • 摘要：清代赋学研究和创作均呈现出繁荣景象,尤其是律赋,已成为士子应试、练习的重要文体.同时,为教课士子进行专题训练的科举辅导用书也应运而生.成书于同治十年的《赋学正鹄》是李元度编选的一部“以为初学标准”的家塾课本,即是此类书籍中的优秀之作.此书在晚清流传广,影响大,故上海慎记书庄以《赋学正鹄》为首,将相关书籍以《赋学正鹄》为丛书名汇编在一起,成为一套名为《详注赋学正鹄集释》的科举辅导用书.本文即以《赋学正鹄》为切入点,探讨、反思晚清科举视域下的社会教育状况.
  • 摘要：乾隆四年(1739),厉鹗编定《樊榭山房集》时对刊刻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词别集《秋林琴雅》进行了大幅删改.在《秋林琴雅》的一百六十首词中,为数众多的怀古、咏物之作和为数不少题画之作被删弃.而保留下来的五十七首词,在经过厉鹗的精心改定之后,呈现出超过原作的艺术水准.
  • 摘要：清华简《尚书》类文献的面世,对阎若璩的《尚书》证伪是尖锐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他赖以立论的基础.一文一题或一个标题统辖数篇文章,不能作为判断《尚书》类文献真伪的标准.《尚书》类文献中出现战国秦汉时期的语句,是由这类文献最终写定的时段造成,不能依此把这类文献视为伪作.《尚书》类文献有的用韵,有的经过修饰雕琢,这些审美方面的运作,同样不能成为作伪的标志.清华简整理者对《说命》简文所作的说明,依然未能摆脱疑古思潮的窠臼,给出的结论有失公允.
  • 摘要：现代散文不仅承担反对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重任,而且还受西学渐进的影响,对西方散文的借鉴与创新表现得十分明显.本文认为,现代散文的发展与近代社会历史变革密不可分;同时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现代散文的出现,既是一种新文体的确立与定型,也是现代社会思想、生活的折射;现代散文作家的艺术创造力赋予现代散文新的活力与生机.
  • 摘要：中国文明博大精深,韩中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两点就汉籍的传播来可以说明,而且在韩国留下的汉籍的总量就可以作旁证.有趣的是这里有些文献牵涉到文种问题.文种的含义多半是指公文文种,不过文体学里的概念涵盖的更多一些.这里谈到的文种的概念用得更随意,即有时包括文献.这么说来不是很科学,不过往后的研究中就拿这里介绍的一些文献来可以进一步讨论文种问题.
  • 摘要：志尾人物描写是南北朝墓志铭成熟期的产物,是墓志铭经典书写顺序之外的新结构,它受到汉代以来墓碑文书写传统影响,在南北朝时逐渐萌芽、生成、兴变和成熟.志尾人物描写随着墓志铭书写成熟而逐步文学化,产生骈体杰作,并且在内容上注重塑造北朝贵族文雅化形象,是文学思潮和时代风气的集中体现.女性墓志铭志尾人物描写书写传统又有助于解释庾信墓志铭石本和集本差异问题.
  • 摘要：东晋前半期,汉地本土五言诗之五言押韵、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汉译佛经五言赞之五言赞体、枯燥述说的特征诸种因素的有机融合,生成了汉地本土五言赞;支遁、张翼是汉地本土五言赞生成的具体操作者.东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数量明显增加;东晋南北朝,汉地本土五言赞具有一定或较高审美性的特征占明显优势;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占明显优势,其异化即非汉化的程度大大加强.整个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汉地本土五言赞枯燥述说的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汉译佛经五言赞对汉地本土五言赞的影响颇大.
  • 摘要：“文姬归汉”是文学、美术领域共同的母题,刘商《胡笳十八拍》诗、大都会本《胡笳十八拍图》(摹本)是围绕这一母题创制的重要艺术作品.学者从文学、美术的角度,分别对《胡笳十八拍》诗和《胡茄十八拍图》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但是从文图关系的角度对“胡笳十八拍”的关注还明显不足.本文从文图关系这一新的学术视域,对明代《胡笳十八拍》文图进行再关照,旨在揭示“文-图”转译的规律,并挖掘隐藏于《胡笳十八拍》文图背后的历史内涵和丰富的审美意蕴.
  • 摘要：先秦史书出现了的大量文体形态,反映出至少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文体意识已经成熟.纵观这些文体形态,可以梳理出先秦史官的文体意识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先秦文体形态发展的作用:一、不同年代的先秦史书反映出文体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形态向书面形态发展的过程;二、先秦史书的命名体现了史官的文体意识;三、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文体不同,体现出历史人物自发的文体意识;四、史书中不同文体的模式化标志着春秋时期文体的成熟;五、《左传》、《国语》中出现了许多未见于《尚书》和《逸周书》的文体,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文体蓬勃发展的状况.
  • 摘要：《世说新语》分类体系大抵具有立意从褒到贬的趋势,故而条目如何归属是编者关注重点与批评立场的一种反映,即所谓“以类为评”.历代评者对归类得失的议题可谓夥矣,关于该问题的探讨,是此书分类体系接受史的首个面相.在明中后期专题小说集编纂之风大炽的背景下,《世说》条目不断被拣选编入他书,直面着诸书编者对其归类的重审与调整,这构成其接受史的第二种面相.最后一种面相在于,此书的分类体系和以类为评的方式显现出标杆效应,多为续作及其他作品所借鉴.总之,《世说新语》分类体系首创的以类为评方式影响深远,后世评者和他书编者分类观念的汇聚和交锋,亦即对原书批评思路的深化与开拓.
  • 摘要：在严格地采用了经典的程度上,《新列国志》要远远超过它的同类,这也使得该书拥有了“最接近经典”的美誉.可是作者的这种求真的努力,也让该书反而背离了经典原意,也影响到了该书的世俗影响.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小说在叙事、情节、人物等等方面的特定要求,使得作者的经学立场无法专一;而执着于依附经典,又使得小说的虚构大受限制.儒家经典走向世俗化的小说,的确面临着诸多的困境,这种情况在“郑伯克段”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 摘要：概念是认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概念为契机重新审视“诗”体嬗变是诗学研究的重要创新点.歌、诗两体有着相近甚至重叠的核质体系与功能场域,后世学者往往将其等而视之,然而以认识论与语源概念辨之,“歌”体概念源于上古先民的用语习惯,其形成是无意识的群体语言行为.“诗”之概念则源自周代礼乐政治,本为执政者的群体意志之产物,远较歌体为后出.由此观之,《尚书》之“诗言志”与“歌永言”释诂,亦必须考虑特定时代的认知因素予以重新审视.后世所指之“诗”“歌”两体及英文体互释,或为经传释诂者受时代、政治及文化的影响,因读音、义项、字形等原因而产生的鲁鱼豕亥之误释.此误释被世代累积并实施于经典化,并由此促进了“歌诗”体的形成.
  • 摘要：明代理学家教化观的表述和传播是其学术实践的重要内容,并于其中寄寓着维护道统、以道率政、调节政道关系的意图,这种意图在学记文里尤其突出.明代理学家的学记文书写延续着宋儒的道统意识,以体相天理为教化本质,统合朱陆的工夫论,坚信学术主导世风,视刑罚为教化不力的表征,又站在现实意义的立场弱化兵刑和教化之间的对立关系.就此,他们的行文打破了以记叙笔法为主的文体规范,脱离了明代学记文演变的总趋势,整体保持议论纪实并重的笔法,留下大量针对士人修己传道的教化观念和经验传述,强化个体内在超越的道统意义,以期于匡正异端对道统的扭曲,并矫正政治规约下教化活动僵化虚伪之弊.
  • 摘要：六经,中国文化之源头.对六经的持续诠释一波波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嬗变,亦不断生成、创新经学诠释的文体形式.经学史上不同时期的经学诠释文本型塑了独特的文体形式,渗透了不同时期的时代因素和文体传统,凝聚了诠释主体的心理素质、诠释倾向及创新实践.经学诠释文本生动展示、直观呈现了经学发展的漫长进程,理应成为经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和独特视角,然迄今为止的经学研究大多集中在经学文献的辨伪、辑佚、整理及经学内容的训诂、阐述、争论层面,而经学诠释的文体研究则异常沉寂乃至无人问津.缘此，笔者截取清代《论语》诠释一角，从文体层面深入析论，一是为了突破经学研究忽视经学诠释文体研究的格局，二是为了拓展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疆域。目前古代文体研究正方兴未艾，但大多仍然集中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领域，近几年虽向古代公文、判文、策文等领域延伸，但经学诠释文体研究还是未开垦的荒原。若将文体研究引入经学诊释文体，不仅可以扩展文体研究的视角和范围，有助于全面系统地建构古代文体学，还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思考经学与文学、经学逢释文体与文学文体的互动关联。
  • 摘要：《韩非子》中“韵文”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其类型主要包括两种:一是《主道》《扬权》两篇通篇用韵的文章,二是《爱臣》《解老》《八奸》《八经》等部分用韵的文章.这些韵文的体制在先秦诸子中也别具一格.这些韵文的出现是缘于运用与传播的需要,是与进谏君主的实际功用密切相连的,其目的就是要便于国君的记忆与吟诵.《韩非子》的韵文体式在诸子散文乃至整个先秦散文当中郝是成就显著的,不仅标志着先秦韵文发展的新面貌,同时,对于以后散文当中韵文的发展、对于骈文的产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为当时文章之“新体”,后世很多文章就是以之为范式的.
  • 摘要：家训在中国文化历史中源远流长.与精英学术文化对家训的忽视不同,中层知识世界对家训有着持续的关注.汉代是家训的萌芽期,尤其是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使家训在士族延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认识士族精神观念的重要媒介.在颜之推《颜氏家训》之前,家训一般是以文章形式单篇流传的,几乎没有著述传世,即便是文章,亦多非完篇,尤其是汉晋之前的家训,大多藉由类书、史籍得以保存,碎锦残圭,字句参差歧互者所在多有.汉代的家训,为人所乐道的,如东方朔、马援、郑玄诸作,皆是如此.清代辑佚学的发展,产生了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样的文章总集,其中自史籍、类书、古注辑录了大量家训,拓展了人们对家训的认知,为今人全面研究家训奠定了文献基础.严可均对汉代家训的辑佚,突出的特点是打破了口头训诫与书面文章的界限,将史传人物的口头训诫皆视为家训文,辑为汉代文章.严可均书体例明晰,明言不录口头训诫,之所以有此淆乱之处,是因为史传书法含混造成的.对于这一点,研究汉代家训者少有措意,故草此小文,对严可均辑录汉代家训的体例略作检讨,并藉此探究汉代家训的文本形态和文体特征的关系.
  • 摘要：“众体源出于五经”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文体源流论,自刘勰《文心雕龙》做系统论述之后影响深远.刘勰“众体源出于五经”这一概念,是建立在刘勰拨时代文学流弊反之于儒家之正的观念之上,他试图重建文学与道德之关系,纠正此时“天文”与“人文”割裂的现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其文体源流论亦被纳入“天文——人文”的线性发展框架之中,而在具体论述过程之中,刘勰除禀受传统儒家“文”论外,还吸收了谶纬思想、佛教以及时代文学发展论,用以构建自身的文论体系.
  • 摘要：在传统的礼法社会中,有一类文体是伴随礼制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其文体规范往往被列入官方礼典,文体本身也凸显仪式性特征,这类文体可以名之为“礼文”.具体到明代,应用范围最广且应用频率最高的“礼文”即四六启.通过对官方礼制、社会习俗、士人交际方式等多维视角的考察,可以发现四六启在明代社会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礼仪交际功能,且这种功能并不因着程序化和套袭化而被削弱,彰显出“礼文”写作中“因袭”力量对“创新”力量的明显压制.这样的情形,在文章学意义上固然可理解为文体生命力的缺失,但在社会文化学的意义上却正是上层礼制在社会习俗层面得以践履的实证,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礼俗互动与“礼文”写作之间互为助力又互相颉颃的微妙关系.
  • 摘要：近百年的“二重证据法”研究实践表明:出土文献的价值不仅在于呈现新文本、重构文献史,亦在于补苴旧学脉、贯通学术史.随着出土资料的增益,此一认知不仅屡屡反观于文学、历史研究,而且愈来愈多地征验于文体学研究.从睡虎地秦简《日书·诘篇》可知,诘咎文是一种以檄文形式出现的驱鬼降怪、避祸就福的应用文体,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文通常假借天地尊神之名或利用简单日常巫术来震慑恐胁鬼怪妖邪对人的侵害;曹植的《诰咎文》应为《诘咎文》.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反淫》写作于西汉早期,与楚辞颇有渊源.自《离骚》等战国末期的楚辞之文到《反淫》再到稍后的《七发》,是为七体赋的早期流变史.于文体学而言,出土文献不仅提供了新文本,丰富了对早期中国文体体系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其再现明晰了旧式转属新声的文体赓续逻辑,为文学本体研究指示了路向.
  • 摘要：网络写作已遍及社会日常的方方面面,网络文学是其中直接涉及文学创作那部分的产物,而小说对网络文学的其他样式呈覆盖态势,可谓其代表性文体.网络小说的发展历程以2005年资本的全面介入为标志.资本的介入使得网络小说的文体面貌呈现出直观的变化.“开放性”成为其根本特质,并直接影响到作者的创作动机等方面.
  • 摘要：现在回到文章的最初部分，来试图回答下这些不断被忽视或无视的问题。首先，《诗品》专论五言诗难道应该被视为诗歌理论著作的弊病么?或者扩展来说，锺嵘并未像刘勰《文心雕龙》那样遍论诸体对诗学论著来说是一种缺憾么?其实，像郭绍虞先生"专论五言诗不及其他文体，讨论的范围就缩小了"类似的看法，实际上是受刘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体制的影响，是文化史上片面追求大而全思想的遗害。说到底，体量和体制并不能够彻底决定一部史学论著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而锺嵘《诗品))之所以选择专论五言诗，恰恰是注意到诗歌发展的最新动向，只有在讨论的范围和规模上有所限定，才能够真正摒除其他文体的干扰从而直捣要害，这是大而全论述导致理论浮泛所不能够相比的。 其次，锺嵘采用传统鉴赏为主的批评方式难道真的无法建立起批评理论的标准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传统诗论研究者一致的顾虑，即中国古代诗学理论著作并没有像西方文论那样体系周密、讲求逻辑的文本，这种重抒情、偏鉴赏的文字是否就没有内在理路和体系可言?通过我们对《诗品》的分析可见，锺嵘是在对五言诗进行严格地辨体和尊体基础上，因革损益《诗经》的"六义"理论，全新树立起符合五言诗文体特色和发展状况的美学标准，最后还通过具体有法的文本批评实践，建立起属于五言诗的优秀诗人和诗歌统序。曹旭先生称:"从总体上看，《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这就把文学评论的广、狭二义融为一体。'，①因此可以说，锺嵘《诗品》实际上是一部极有理论体系建树的诗论著作，而这个体系恰恰需要传统诗论研究者透过重抒情和偏鉴赏的文字提纲挚领地为读者呈现出来。 最后，章学诚表彰《诗品》"思深意远"是否只是一个无甚道理的虚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锺嵘从对五言诗进行辨体和尊体、建立五言诗美学标准到五言诗文本批评实践，时时刻刻都注重自文学本位出发，因革损益旧有文学思想和理论，同时将归属经学和道统的部分逐一剔除，将曹植奉为"文章之圣"，标举"建安风力"，实现五言诗文学理论和诗歌统序建立上的"夺胎换骨"，从而寄寓对世道浇漓和诗道不振的忧患与反思。因此，章学诚"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的评价绝非随意标榜，锺嵘《诗品》的创作背后恰恰是有着不易被人领会的"深思远意"。
  • 摘要：《昭明文选》收录先秦至南朝梁代的诸多文学作品,很多佳作被不断阅读、注解、摹拟及评赏,成为广为传颂的经典名篇,《古诗十九首》即为其中的代表.作为汉魏之际五言诗的典范,《古诗十九首》对六朝诗歌发展有着深远,被刘勰《文心雕龙》誉为“五言之冠冕”.有赖于《文选》收录,这些诗作才得以完整保存下来.通过梳理相关注解、拟作和评点材料,将有助于人们了解古诗的独特艺术风貌和文学接受途径,也利于深入理解《文选》作品的经典化历程.
  • 摘要：“诗体小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恐怕并不陌生.但是,对这个概念的定义,学界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香港作家刘以鬯在他的小说自选集的《自序》中将他的中篇小说《寺内》称为“诗体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对诗体小说进行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刘以鬯的中篇小说《寺内》作为个案进行分析研究,来认识诗体小说的基本特征及其语言产生方式.
  • 摘要：《尚书·说命》于《尚书》中分为上中下三篇,实际上包含谏、命、训、答对、谟等五种文体,八篇成文.其中谏体文一篇:《开口理政之谏》.命体文一篇:《说命》.训体文一篇:《傅说之训》.答对体文四篇,包括《答<开口理政之谏>》《答<说命>》《答<傅说之训>》和《行之惟艰论》.谟体文一篇:《武丁谟》.就记言叙事而言,亦可将《尚书·说命》视为三篇记言叙事的散文.这样《说命》就不再只是一篇文献资料,而是八篇应用文和三篇带有叙事描写性质的文献资料,研究先秦散文的文献资源极大开拓.
  •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各种文体互渗兼容,形成了一种“混合体”的文体特征,大大扩大了小说的表现容量,丰富了其审美内涵,提高了其思想和艺术表现力,并推动了小说多种文体的生成.而其他文体也由于吸收了小说的艺术技巧而更加生动活泼,委婉曲折.古代小说的“混合体”文体特征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之一,并为现代小说所继承和借鉴,代表着今后小说文体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现代文学价值.
  • 摘要：“说唱”是融合文学、语言、音乐、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口头艺术,是以说白(散文)与歌唱(韵文)来叙述故事.“说唱文学”是说唱的记录本或底本.明清时期,俗文学门类主要有宝卷、道情、评话、弹词、词话、鼓词、子弟书、时调小曲.近年来,分体文学史研究愈加深入,涉及到俗文学文体的相互影响。俗文学各文体的共生关系及互动影响的研究正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方向。
  • 摘要：“语”是中古极具特色、古已有之却被忽略的文体.其起源于先秦记“语”,具有史书的性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语”成为子书的一种体裁.受魏晋清谈的影响,至东晋中后期,出现了若干记录名士言行的本子,至《世说新语》集大成而臻于完善,成为“语”类文体中的范本.它以记“语”为中心,旨在反映士人生活和时代精神,且为后世效仿,构成一个独立的文本系统.这对于了解一个时代的士林风气和精神变迁有着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
  • 摘要：青年时期的惠栋围绕着王士禛,开展了一系列的诗歌研究活动,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惠栋认可王士禛性情、学问兼重的诗学理论,然与王士禛不同的是,其更为强调学问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惠栋认为,学问统领着性情的发挥,性情由学问培育而得.惠栋通过训纂《渔洋山人精华录》,强化王士禛诗歌的学问性,刻意突显王诗的“诗史”价值,并借此张扬自身的诗学宗尚.惠栋以王士禛为依托,建构诗学理论,一方面是为了接续家学传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破家学束缚,推进家学适应时代潮流,展示为学的独到之处.
  • 摘要：阿兰-罗伯格里耶在《为了一种新小说》中说,现实主义是“每个人都挥舞着对付左临右舍的意识形态旗帜,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才具有的品质.无论对谁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新的文学流派都是对于现实主义的关注,才想批驳一下它之前的流派的”,“一次次的文学革命总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得以完成的”.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会发现每一次的文学变革,现实主义几乎都或隐或显的身在其中,成为理论的武器或者反叛的对象.譬如新时期之初的“现代派”论争,就和现实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是今天谈论现实主义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背景,很多问题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今天回顾新时期之初的现代派论争，可以发现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文学如何更好的表达现实，是一种具有探索精神的实践和尝试，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内容和形式不应是对立的，这是今天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所要注意的问题。现实主义显然已与以往不同，它己经吸纳了很多现代主义的元素，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显然应该更为开放。今天再次谈论现实主义，与其谈论一种方法和规范，不如说是谈论一种“实践”和“精神”，即文学应该如何建立与时代的关联，如何创作出反映时代精神状况的作品。不必纠缠于现实主义的方法究竟应该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从时代、从现实出发，如何发现和表达新时代的现实的变化和不同面向，找到自己和时代、现实之间的关联，每位作家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
  • 摘要：受明末学风转型的影响,诗学批评活动也崭然有异.就选本而言,突破了盛唐藩篱,中晚唐诗乃至宋元诗歌选本大量出现,编纂唐诗总集和通代诗歌选本也成为潮流.这意味着明末学风既告别了七子派的崇唐思路,也扬弃了反七子派的非此即彼思维模式,开始走向博观、融通之途.就诗话著述而言,也力辟空疏不学之弊,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呈现出通史化、理论化、体系化的特征.
  • 摘要：从明人札记所载与明代书目所录可知,在历史演义小说流传早期,时人往往将《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定位为“史书”.由于受“史实”素材与创作者重新建构“历史”意图的双重制约,历史演义小说的功用表达、故事叙述、人物刻画、情节展开、叙事模式与作品的主旨内涵,均受到“史书”所载“历史事实”的制约.但历史演义小说首先是一种与“史书”相关联的文学作品,须以“史书”为据又不能完全照搬于“史书”.而历史演义小说创作者既倚靠“史书”又不满于“史书”而所欲重新建构“历史事实”的努力,形成了历史演义小说独有的编纂旨趣.这使得历史演义小说一方面承担起了“史书”征信、劝惩、借鉴垂训等功用,另一方面又带有一般意义的小说作品所具备的通俗易懂、娱乐消遣、故事趣味等特征.
  • 摘要：晋代的论体文在永嘉南渡前后体制颇异,永嘉之前的论体文大多篇章宏大、辞采丰缛、内容祖尚庄老玄虚,永嘉之后的论体文则篇章渐趋短小精省,辞采渐趋简约清丽,内容亦转向批判虚妄放诞的质实.考其嬗变原由,南渡前天下一统,意气风发,故自有创作鸿篇巨制的大气魄,虽未尝不失之于丈辞冗缛而内容空虚,但潘江陆海气度犹存;南渡后,中原沦丧,偏安气短,难赋长文,兼之不能自信,故改弦易辙,为论多与西晋相左,反虚诞而弃冗缛,故晋代论体文的体制嬗变实为永嘉之乱这一历史事变在文学领域的延伸,亦由此可见:文章体制的变迁实与国家兴衰、民族气质密切相关,偏安则难赋雄文,盛世则易谱鸿章,“体以气变”.
  • 摘要：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左传》兼具多重身份.最初,作为解经之作的《左传》,却成了《春秋》副文本中的异类,这一身份将《左传》引入史学领域,而又逐渐在读者眼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学性,被视为文章典范.《左传》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叙事和记言两个层面,而两者都被认为是散文,摒绝于韵文谱系之外.清代以降,《左传》的韵文性日渐彰明,然被遮蔽之处仍多.夷考其实,《左传》之用韵不仅出现在文本所引用的韵语,而是大量出现于《左传》的记言和叙事中,其用韵特点与《诗经》不同,而与金文的用韵相似.对《左传》韵文的研究,可以为《左传》的文学性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
  • 摘要：耶律铸以三篇牡丹辞赋系列，不谨引领其《花史》之踵芳烈，更是其赋学世界中体物舆博物二者合流的经典示现，这类牡丹赋基本上则是出之「以谱为赋」的写作策略；若别从牡丹谱录的文献面向或许也可视为「以赋为谱」，由此可见，徙「以谱为赋错赋」抑或「以赋为谱」的向度，耶律铸的牡丹赋都深切体现其中辞赋与谱缘合流，相互表现的书写特质。
  • 摘要：受佛教中国化影响,唐佛乐与汉地流行音乐通过南乐北渐和西乐东融两种方式相互借鉴、相互影响.佛俗音乐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多元的文体环境,也使佛、俗曲辞打破文体的严格界线,相互借鉴.佛曲辞在继承前代俗乐文体特点的同时,创造性地利用俗乐文体的特点,并结合佛教文学内容以及传教需求,产生出新的文体要素.佛俗音乐互动对俗乐文体的影响是推动了长短句和戏剧的发展,同时也开启了文体风格通俗化的审美趋势.佛俗音乐互动在古典文学由诗、词而至曲的文体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摘要：颂是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中的一种,其源于《诗经》“三颂”,到了汉代,开始自成一体.在颂体的形成过程中,与音乐的分离是重要标志之一.诗颂与颂诗都是古代典籍中的常见词语，二者内涵互有交叉，同时在某些方面，又有着严格的区别。诗颂是用于配合音乐演唱的作品，而颂诗则脱离音乐、成为独立文辞。在这方面，二者区分甚严，这其实反映了《诗经》“三颂”之后颂的分流现象。用于配乐演唱的诗颂，其实就是乐府诗，而脱离音乐的颂诗，则为颂体文辞。诗颂与颂诗的含义虽有重合之处，但在这方面却径渭分明，互相独立，说明颂体在后世脱离音乐，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 摘要：说体是我国古代出现较早的一个文体种类.从先秦时期的有其用而无其类,到魏晋南北朝首次被称为一体,说体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期.此一时期,说体在命名上,显示出与先秦其他文体相一致的特点,主要以“说……”或“……说”的形式来标识“说”的对象、内容、方式、效果、目的等.而在名称的意义上,说体显示出了非集中指称的多义性特点,这使得以“说”命名的文本必然有多样式、多种类的存续形态.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说体进入了文论家视野,也由此有了单一性指称,专指策士、谋臣的说辞.与此同时,陆机和刘勰二人分别对说体风格进行了讨论,得出奇异荒谬和平实沉稳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判断.
  • 摘要：《文心雕龙》“通变”论并非《周易》“通变”论在文论中的直接运用.在《周易》“通变”论中,“变”是天然合理的,“变”是“通”的条件,“通”是“变”的结果.但在刘勰看来,由于南朝以来的文学“新变”产生了太多的“爱奇”之风、“浮诡”之言和“淫丽”之辞,导致了“文体解散”的严重弊端,使文章之“变”成为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由此形成了刘勰文学“通变”论的独特思路和特殊内涵:其论述重点不是如何鼓励和推动文章之“变”,而是怎样通过对源于经典的“有常之体”之“相因”来规范文章之“变”,以克服“新变”之弊;其所说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变”的结果,而主要是指向文章之“变”的前提,即对传统“有常之体”的“会通”.刘勰通过将传统“通变”论置入《文心雕龙》“以正驭奇、以常驭变”的整体论文思路,并经由对“通变”一词的创造性使用,重建了“通变”概念的意义结构和具体内涵,从而将《周易》“变而通之”意义上的一般“通变”论,转换成了《文心雕龙·通变》篇“会通一适变”意义上的文学“通变”论.
  • 摘要：《儒林外史》中的景兰江是一个形象鲜明且颇为特殊的士人,与其他诸多小说人物一样,这一人物同样是在原型人物的基础上塑造而成的.身为吴敬梓、吴烺父子共同友朋的江都诗人闽华就是小说中景兰江的原型.小说中景兰江的诸多个人信息其实都从其原型人物闵华而来,但吴敬梓同时又对原型人物的性格做了巧妙的点化和运用.吴敬梓将闵华的诗人身份、对于诗歌的热情、对于有朋的热忱以及在唱和活动方面的热衷等都引入到景兰江的身上,却又通过种种方式消解着景兰江与诗歌之间的关联,由此赋予了景兰江由表及里、可以循次触及的复杂性格层次,并呈现了商人景兰江在士林中的尴尬境地及热衰行为的本质.
  • 摘要：明代吴中文人是承前启后的重要书画文艺团体,但实际上也是异于时俗的重要诗文流派,他们熔铸琴棋书画漫兴精神于诗歌创作实践中,先画后诗,或以诗咏画,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图文关系.因而创造出别体风貌的画家之诗,即以笔墨色彩、空间位置和无声有形的方式写作诗歌,这使得吴门书画家在诗画的交融与会通中创作出了颇具画境的诗歌典范,从而彰显出中国古代书画家特殊的文学史地位.
  • 摘要：乾嘉时期文言叙事文学,就其体制而言主要有两个重要维度.以《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为代表的小说观,是这一时期官方文化学术观念的集大成代表,其对“小说”的定义与分类观念、对相关著录与存目的选择,代表了社会的普遍认知和“小说”观念.《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统稿者纪昀,本身又有《阅微草堂笔记》这一重要的文言小说著作,针对蒲松龄《聊斋志异》而进行文体分析,并通过这一创作实践展示出文言小说观念,在当时具有颇多同道.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言叙事文学在体制上有创新者亦复不少,不局限于纪昀所规范的文言小说文体.其主要创作倾向有:史学与文言小说的会通、骈体与文言小说的会通、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的会通等,相当具有创新性.这是乾嘉时期叙事文学创作趋子集成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 摘要：苏轼的《答刘巨济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精准出现“应用文”这三个字的文本.解读苏轼《答刘巨济书》的具体内容,厘清其写作背景和写作时间,有助于准确理解这封信的核心观点——苏轼的应用文写作观.苏轼所谓应用文,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应用文,特指当时大宋国家公务员考试文种——策论,意即应用文的一个文种.但窥一斑可见全豹.理解苏轼应用文写作观,追索其思维的局限,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神脉络,发掘其应有的传统文化“骨骼”,也有助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肠梗阻”,为今天应用文写作中作者的价值抉择,树立应有的精神标高.居今探古,分析宋代知识精英们的局限,不是为了对古人求全责备,而是为了看清今人的来路,照亮未来的去路.
  • 摘要：陆川作为一个作者型导演,其电影剧本有着强烈的文体研究价值.其剧作的文体属性,既非纯粹的商业电影类型文体,亦非形式上仅能为小众所接受的艺术电影类型文体,但恰是这种文体的“不确定”,体现了他对电影题材背后的历史真理的努力探索,难能可贵.本文通过对《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和《王的盛宴》三部影片的剧作文体进行分析,借助哲学理论,从叙事视点、镜头特点与导演风格等角度,尝试探讨其文体追求背后所蕴含的悖论式的历史真理.
  • 摘要：关于笔记小说的概念问题,自20世纪初以来,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研究现状,给笔记小说的研究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而以往学者们对于笔记小说文体的探讨,都缺乏对文献的整理和解读、对历史语境的关照,又受到西方小说观念的遮蔽,因此,难以得出一个为学界众人所普遍接受的观念.而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晚明笔记小说作为分析的对象,从其序跋、著录、出版三个方面入手,由此可窥探笔记小说的文体观念.
  • 摘要：小说心理化转向突破了古典小说的“连贯叙述”,完成了从写故事到写人、从外部到内部的现代性转型.而推动小说结构心理化转向的源动力有现代转型之际的外部时代因素;又有小说文体嬗变的内部因素;也有“西学东渐”的文化借鉴.时代变迁引起“人”的觉醒,小说必然触及到人的心理世界;而“游记体”、“书信体”、“日记体”等新的小说体式也加强了小说的“心理化转向”,为小说的心理化提供了创作动力;同时,西方意识流等心理学知识为小说的心理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 摘要：在对“西游故事”的艺术重构中,子弟书的文体成规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体式看,作为“零出”叙事,子弟书对故事进行了二重选择,截取、放大与自身艺术成规相适应的情节区间,这些区间既不一定来自百回本小说,也未必以“斗法”为情节主体或焦点.从体性看,作为一种“诗化”的说唱艺术,子弟书为故事注入了更多人情、世情的成分,淡化了神魔色彩,是“西游故事”晚清近代以来持续人情化、世情化之艺术经验准备的显著一环.
  • 摘要：唐五代有不少小说涉及到碑铭的物质形态和文本.小说中的碑铭,根据其特征或功能,大体有四种情况:一、小说中谶语碑铭来源于唐人墓志铭中的谶语,并不具备碑铭的文体特征,谶语能融入小说是因为其性质及风格与小说相似.二、碑铭文典雅庄重的风格难以融入小说,以记事为主的志又会造成叙事的重复,因此,碑铭的物质形态在小说中起到征信的作用,其文体则呈现“缺席”状态.三、小说中的碑铭体现了唐人的志墓观念.四、诗化的墓志铭在小说起到抒情的作用,是唐代风气的体现.以上种种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就是唐五代灿烂的石刻文化对小说影响和印记.
  • 摘要：越南汉文小说《桃花梦记——续断肠新声》分为《会真记》《桃花梦》两部传记体汉文小说及二十回章回体形式的六八越南喃诗.《桃花梦记》作为《金云翘传》的续书,在创作意图上直接受越南阮攸《金云翘传》的启发,而在文体上又受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如章回形式、回前评点等方面又步趋中国《金云翘传》等古典章回小说.可以这么说,越南汉文小说对中国古代小说在文体上有诸多接受和模仿,《桃花梦记》只是其中一个缩影.
  • 摘要：应制诗的消长及应制风气的变化，与中央政治权力的盛衰，实有很大的关联。若参看魏晋政治势力的变化，便可发现两者之间的关系。故本文讨论曹魏、西晋、东晋三朝，发现应制诗的数量及风气的消长，会随着中央政治权力的稳固而产生变化。相较之下，西晋的中央政权较为稳固，所以应制诗的数量及风气，远大于曹魏和东晋。
  • 摘要：“文体”概念从未形成一致,文体、文类、体裁等概念的交叉重叠,使文体分析面临诸多瓶颈.“文体”是什么的问题可能还要持续很久,但文体分析却不能停滞.从功能层、表达层和语言层三个层面去分析文体,可以最大程度地使研究者确定自己的概念,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使文体分析走向有序.
  • 摘要：考试是测量手段,也是人才选拔活动,对秩序生产、价值建构、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元代是多民族、多文化复合型社会.顶层设计,文化状态及学校发展等因素都促使元代的考试范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科举考试,而是开始探索、实施和应用多样化的考试模式,以此发布了多种考试条例,根据性质和功能,划分为户计、吏制、学校、统考、资格、承荫等六种类型.在整理、说明、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元代考试条例大多是皇帝或高级机关发布的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命令”类文体.元代考试条例面向广阔,类型多样,应试对象、科目,方式比较多元.各考试条例相对独立,其中儒学类考试条例规范最完备,体系最成熟,是参照物,具有模本作用.国家发布的目的和个人参与的目标基本上还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象限内,但在才路宽窄问题上表现出的“公平性”、“流动性”有限.不可否认的是,多种考试条例的发布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推进教育发展和文化交流,为多元化的社会现实提供取人标准和选人规范,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补充了不少新鲜人才,改变了以往科举考试独占鳌头的传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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