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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

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08-27

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会议文集: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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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主要是考察尚书与内朝之间的关联性,并且阐述汉代官僚制度结构的特性.rn 尚书与掾属分别被称为皇帝与三公的"喉舌",发挥辅佐皇帝与三公的御前顾问功能.尚书与掾属分别参与"台"和三公府的政策议论,有时也在各组织议论整合意见后,尚书、三公与掾属仍对此相互交换意见,进行议论.这样政策形成的方式源于武帝时期.当时,皇帝的身边聚集了亲信(即内朝的前身),另一方面担任丞相的公孙弘也招集宾客使他们参与"谋议",而皇帝亲信与公卿也相互对于政策进行议论.最初与皇帝和三公具有私人关系的亲信分别发挥御前顾问的功能,之后逐渐系统化,编入官僚机构之内.如此可见,辅佐皇帝机能的中心,从武帝的亲信,经过组成内朝的加官群,之后转移到尚书的过程,此变化与丞相府机构的整顿同出一辙.另一方面,郡府中也有如同的官僚结构.也就是说,尚书与内朝于政治架构中地位如同主簿与门下.rn 上述的情况显示,皇帝、丞相与太守三者具有同一性质,由此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三者的组织扩大与整备皆约于武帝时期开始.即西汉前期郡府的规模较小,属吏机构也尚未分化、发达,到了西汉后期属吏机构才扩大而分化,并且这个整顿是从门下组织的扩大开始.于是,根据上述论点—内朝于政治架构中地位如同门下,可以认为其组织整顿具有如同的方向.由此可知,上述三者的组织整顿是同出一辙的.
  • 摘要:本文讨论的对象为汉晋南北朝的公主,指出公主的阶级身份不但是国家从制度上提供稳定财源的依据,同时也保证她们在地经营产业的优势.对汉晋南北朝的公主而言,策封即意味着获得以汤沐邑为名的位号,本文利用汉代的铭文及简牍,发现汤沐邑不馑关乎公主对外活动的独立身份,也提供邑俸为其常规收入.此外,透过追索「水碓」及「邸舍」的相关记载,得以还原魏晋南北朝公主参与庄园经济的实态,从而得知藉由经营园田、水碓及施放贷款,公主能将现有的经济资本增殖,以获取更高的利润.然而公主名下的产业虽然拥有可观的经营规模,不过一旦出现威胁国计民生的隐忧时,其尊贵的身份也无法保障名下产业的营运.这样的现象说明公主虽然能凭藉阶级身份取得竞争的有利情势,然而其政治名份却可能受到性别伦理的制约,性别与阶级之间互相制衡与紧张的状况,在公主的经济问题上清晰可见.
  • 摘要:北魏时期,孝文帝大力推进"中华"化,普及以北魏为"中华"、以南朝为"夷"的意识.过去的研究者也多认为在北魏崩坏之后的诸政权都继承这样的意识.但是,但是,这样的意识果真是由北魏到西魏、北周所继承吗?在本文中,笔者注目于文献及石刻史料中的南朝表现,欲分析西魏·北周·隋对南朝意识的变迁.rn 详细探讨了北魏末以至隋代的南朝表现.北魏孝文帝时期经常使用"岛夷"、"荆蛮"等词汇,到北魏末则逐渐减少.在西魏·北周前半期(宇文护执政期),使用国号及地名的情况则占了大半比例.到北周后半期(武帝亲政期·宣帝期),又转变为「句吴」、「岛夷」这种以南朝为「夷」的意识表现大为增加,隋代这样的表现更加普遍.因此可以了解,北魏的「中华」意识并非完全被西魏·北周所继承.rn 北魏东西分裂之后,国力及文化都较为低下的北周,以南朝为「夷」这样的意识是较为薄弱的.但是到了制度、文化都较为整备的武帝亲政期之后,以北周为「中华」、以南朝为「夷」的意识就明确化了.隋代继承了北周的「中华」意识,并更加强了以隋为「中华」、以陈为「夷」的意识.
  • 摘要:在中国大陆,收集整理新出墓志史料的工作进展很快,相继出版了很多优秀的墓志集成.伴随着这种动向,史学界中关于墓志的研究呈十分活跃的状态.但是随着新史料的蓄积和研究环境的充实,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日益明了起来.课题之一是个人收藏的墓志、拓本以及传世品的真赝问题.此外,应该如何理解墓志史料的特性呢?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历史研究中,如果使用文献史料,首先要对该文献进行史料学的基本分析,对相关文献史料进行史料批判,从而确定该文献的性质.但是关于墓志,大多数分析只停留在正史与墓志记载的比对、补充、订正等工作上,意识到墓志这种史料整体性质的分析不多.因此,本报告着眼于墓志的史料特性,打算以几个墓志为例,进行具体的分析,考察了墓志作为史料具有二重性的问题,并指出了其局限性.特别是从其作为文献史料方面的局限性出发,探讨了墓志与正史记述的差异及其人为的非客观性.具体地说:笔者以墓志制作的时期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作为一个线索,推测了墓志资料的局限性,并探讨了这种局限性是否可以转换为某种信息,并用这种信息来探索当时社会某个方面的状况等问题.
  • 摘要:本文先以揭剥图、盆号、清理号等考古学整理信息为首要依据,结合简牍形制、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将吴简采集库钱简视作独立的材料进行文书学复原整理,辨析单个账簿简册所含的简牍,关注簿书的原始状态和内部联系.吴简文书学研究明确了采集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即由"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组成."襍钱入受簿"和"襍钱承余新入簿"记录的主要是库钱的"收入",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载录的则主要是库钱的"支出",孙吴基层财政大致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支"之间以"领"来明确具体的责任,在收支过程中通过换算实现增殖.孙吴基层财政收支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进行结算.
  • 摘要: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局面的形成,从政治层面上要从晋武帝对嗣君的选择及辅政格局的安排中去探寻,从制度层面上则要从武帝的分封中去探寻.武帝受魏晋复古思潮的影响,毕生试图恢复古典的分封制;又因惠帝"不慧",更迫切希望通过封建宗王从"势"的层次来巩固惠帝地位.咸宁三年与太康十年两次大规模的分封、后封,以及部分宗王兼任方面都督,就是武帝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又,齐王攸作为晋初政治史的关键人物,历来备受瞩目.研究者多认为齐王攸威胁惠帝储位,武帝因此采用抑制齐王攸、扶植外戚杨氏的政策.实际上,齐王攸被晋初刚正守礼的事功派官僚视作羊祜的接班人,辅佐惠帝的最佳人选,他与武帝的尖锐对立主要由唐修《晋书》的渲染、篡改而造成.太康三年齐王攸的就国只是武帝"必建五等"宏大理想的一环;武帝的疑忌与外戚的排挤,属于次要原因.
  •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魏晋南北朝政治体系与国际秩序中的特殊类型——过渡型内臣.过渡型内臣不同于受王朝支配的内臣,亦非位于化外之地的外臣,是介于内臣与外臣之间的存在.本文从天下秩序的角度,探讨过渡型内臣出现的原因,及其发展历程,并分析过渡型内臣自身的特色与意义.过渡型内臣拥有作为内臣象徵的刺史与五等爵,象徵各王朝将过渡型内臣置于「天下」的秩序之中,并与其建立天子与诸侯的君臣关系,以确立自身统治的正当性.
  • 摘要:从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进入剧烈变迁的时期,而这些不同层面的变迁,都大大的影响了宋代以降历史发展.这些变迁其面相之广、程度之深,可说是完全改变了既有的历史面貌,因此也被称为「唐宋变革」.本文将从三个不同的面相出发,探讨中唐到晚唐,基层行政组织的变化,试图理解当时的政府到底是透过哪些方式重新掌握基层社会.rn 第一个面相是伍保的式微及村的崛起:中唐以后,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失、移动,让「伍保」组织逐渐式微.「村」自魏晋南北朝起,成为人民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成为取代「伍保」的最佳选择.中唐以后,可以观察到许多基层行政事务,是由里正协同村正办理,甚至有村正取代里正,执行众多的「乡」级行政事务.第二个面相是里胥的出现:里胥在唐代的相关文献中可能有两种主要的用法,分别是典故与泛称用法,本文主要着重讨论泛称的用法.泛称是指称中、晚唐时,州、显府出现一批制度外新设置的行政人员,其员额及可处理的行政事务非常的多元、有弹性,因此可能大量出现在地方政府中.最后一个面相是藩镇内的押牙系统:根据日僧圆仁在中、晚唐时期,入唐求法巡礼的经历,可知在部分的藩镇统治的地区内,出现押牙介入管理基层行政,这应该是藩镇试图藉由军事系统介入基层、地方行政,以图稳固其统治.rn 这三个不同面相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日后宋代的基层行政.宋代以降,传统中国已从「乡里社会」转变「乡村社会」;里胥的出现,可能影响了日后地方政府胥吏大增的情形;押牙在宋代则正式成为地方治安维护的一环.
  • 摘要:所谓"府兵制"是西魏时代创始的,也是产生隋唐世界帝国的原动力.这种说法是真的吗?假如这是事实的话,它具有什么意义呢?在日本最先研究"府兵制"的滨口重国氏,他认为"府兵制"是兵民一致的征兵制度:只要农民去当兵的话,就可以免除租庸调,对当朝可以少支薪水,更多的招征兵士.后来,气贺泽保规氏不但对北朝时的"府兵制"它有着只有兵民分离状态,做出了明显的说法,而且谷川道雄氏也对唐朝的"府兵制"做出了: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兵民一致,其实只是北朝时的兵民分离的延长线.作者认为滨口氏的兵民一致的征兵制度的假说实际上早已不存在了.但是从渡边信一郎氏的研究课题来看,北魏到唐朝开元年间,编户百姓也继续负担了征戍、防人的军役,一直强调着是兵民一致的制度.其结果到底兵民一致和兵民分离的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rn 上述四位研究者他们对"府兵制"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滨口氏、渡边氏认为"府兵制"是兵民一致.而气贺泽氏、谷川氏两位认为是兵民分离.下述四位研究者,如陈寅恪氏、川本芳昭氏认为"府兵制"是胡族的,而谷霁光氏、菊池英夫氏他们认为是汉族的.比如陈寅恪氏他断定西魏时期的"府兵制"是鲜卑部族时代的遗制.日本的川本芳昭氏更进一步对这个说法展开了研究.但是滨口氏否定了陈氏的看法,谷霁光氏对此也有着同样的看法.菊池英夫氏他认为谷氏不但有着汉族的说法,也有着胡族的说法.其本人认为"府兵制"是汉族传统的制度.双方的意见可以说是隔得太远了.rn 兵民一致和兵民分离,是胡族的还是汉族的观点真是百花齐放.虽然已经有很大的研究成果,但是到现在还是异论不绝.其实"府兵制"的称呼本来就具有复杂的问题."府兵制"从西魏大统年间到唐天宝年间有两百年之长一次也没有记录下来.以前讨论过"府兵制"是后世的文人凭着妄想捏造事实,编写了兵民一致理想的军队制度,也使后人认为这个制度是从西魏开始的.说一句偏激的话,所谓"府兵制"本来就不存在.在此,可以断言早先那些研究"府兵制"的文人,他们无条件地信任"府兵制"的存在的研究成果从一开始是错误的.
  • 摘要:文章把汉至唐的都城发展史的研究对象,从以宫殿、官厅为主体的“王城”扩大到包括民众居住区域的“都市”;同时,从国家与社会这两个视点出发,来阐明都市空间秩序化的问题。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都城遗址的发掘调查工作进展迅速。以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为依据,相信一定可以更正确、更详细地恢复都城空间的原貌。为了更好地发挥日本一贯视郊祀制度为皇帝制度研究的一部分的这个特长,将郊祀的研究成果切实地运用到都城史的研究工作上,从而开拓新的都城史的研究视野。
  • 摘要:高齐时流行之"四七之期必尽"谶言,源于前汉以来以"七"代"火"并与五德之说关联之观念与实践,远袭后汉"四七之际火为主"之谶语,近承北魏、南齐时"赤火入齐"之谣言,此其得以形成之历史渊源;而其所以诅咒高齐短祚,则与北齐佛道之争有关,天保六年文宣灭道前后,道教徒造作此谶言攻击高氏与佛教;道教徒造作并宣扬"四七之期必尽"谣谶,对当时社会心理及高齐短祚而亡产生影响,尤其以天保六年为界,以天象论高氏吉凶前后有异,即是此种影响之鲜明体现.
  • 摘要:本文以《乐纬》的论述为中心,探讨中古时期谶纬、音律、祥瑞与政治的关系.在唐宋思想变革之前,或者笼统的概括,从神文时代转变为人文主义兴起之前,感人感应的宇宙观和政治学说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种背景下,若排除现代"理性"的的干扰,与古人处于同一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就可以发现以为迷信荒诞的情节,实际上在当时的知识体系裹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rn 在《乐纬》的论述体系裹,音律从开始就与识纬联蘩在一起,同时祥瑞和灾异作为天人感应的沟通工具也成为着力讨论的对象.《乐纬》虽然是一本音乐着作,但是首先是属于谶纬之学.它大量谈到的祥瑞和灾异,是沟通天人感应,体现阴阳五行的途径."凤皇之瑞"或"羽虫之孽",是对现实政治的预兆和反映.而这些理论,并非仅仅是停留在记述上,在具体的政治事件中,其作用也不可低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与信仰,只有充分理解历史语境,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事件本身.
  • 摘要:本文以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演变为线索,考察南川豪族的分布与发展.梁唐之际江西政区数量有二波增置高峰期,分别是梁末陈初与唐武德中,这些在改朝换代之际而新置政区的增废与南川豪帅有密切关系.梁末陈初江西新置政区主要针对二地豪帅而来,一是赣中的巴山及其周边,一是赣西北,前者聚集了黄法氍、周迪、周敷和熊昙朗等豪帅,后者则是新吴洞主余孝顷的势力范围.随着南川豪帅的降服,陈朝得以加强对南川地区的控制,若干政区因此被罢废.唐武德中的新置政区则是隋末唐初南川「群盗」——林士弘(本土)与张善安(外来)势力的最终体现,新置政区集中在二个区域,一是赣西北,一是赣中的吉安地区,前者有王戎、应智顼等豪帅,后者则是卢陵刘氏的势力范围.这些「权置」的州显最后因唐朝一统天下而被罢废.朝换代之际增置政区的意义不同于一般承平时期增置政区,就南川地区而言,政区的增置与罢废更多的是反映中央与地方势力的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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