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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工作坊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工作坊第一届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成都
  • 出版时间: 2017-12

主办单位: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杂志社

会议文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工作坊第一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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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论文主要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书评(1933-1937)为具体的研究对象,重新回归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探讨编者萧乾为何要大力提倡书评,以及如何通过副刊这一媒介扩大书评的影响力,通过对书评栏目和特辑的整体考察,可见书评的文化筛选功能以及理想的书评何为.这些书评受报刊传媒的影响极大,与1930年代新文学图书的出版有很明显的共生关系,副刊上的书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新文学作品做出及时回应,书评家如何评论这些新作,怎样和作家展开对话,互动活动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时的文学批评语境,如果仅仅是从单行本阅读这些材料,书评便成为一个孤立的文本,遮蔽了纷繁多样的文学批评原生态,以及与创作的共生关系.
  • 摘要:围绕着“非虚构”的争议是由各类概念界定模糊引起的,厘清真实、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将能明晰“非虚构文学”这一概念.以《瞻对》为对象文本,借助于广义叙述学中的双重区隔理论,可知“非虚构文学”兼容一度区隔内的纪实与二度区隔内的虚构.从历史和文学两个层面辨析《瞻对》的文本特征:历史层面两个区隔争夺话语权,文学层面两个区隔彼此协调从而凸显文学性.《瞻对》为“非虚构文学”的存在和继续发展提供了创建,同时也暗藏着可能的缺失.
  • 摘要:本文认为《子夜》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关系并非文学史所言(即《子夜》是为了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回答托派而作)如此简单.以茅盾的自述为切入点,其不同时期的“差异”使两者的真实关系存在被重新看待的可能性.一方面,《子夜》的确受到了论战的影响而改变了情节,使其包含了论战元素,但同时也模糊了作者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通过细读《子夜》文本,能发现小说中体现了一些超越论战的元素,使两者形成某种“错位感”.通过重新看待两者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进入小说,探讨其丰富的文本内涵和茅盾复杂的思想.
  • 摘要:定语入诗自古有之,但随着自由体新诗白话语言的确立,诗歌中定语的数量、顺序、位置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给新诗诗意表达提供了新的语法途径.作为一名偏好于用定语的诗人,穆木天在诗集《旅心》中不仅吸收了外来的定语用法,而且继承了古代的定语用法,大量定语入诗,对穆诗破除散文文法,构建“幽微远渺”的诗意以及构建诗歌节奏,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摘要:爱伦·坡诗作的汉译,以《乌鸦》(The Raven)一诗1923年的翻译为最早.《乌鸦》风格素以优美怪诞著称,象征意涵丰富,可谓是西方诗歌史上的一朵奇葩.爱伦·坡曾声称“我认为《乌鸦》一诗是我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美国文学评论家Edmund Clarence Stedman认为是《乌鸦》这首诗使爱伦·坡与诗歌界的无名小辈相区别,并让他成为国内外创作界认可的美国最顶尖的诗人之一(Stedman1903:14).与爱伦·坡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N.P.Willis则认为《乌鸦》像电一样击中了全世界具有想象力的读者,它的风格自成一派,它的成功有目共睹(Stedman1903:244).然而《乌鸦》诗歌意象较为晦涩,音韵严密,译为汉语有一定的难度.
  • 摘要:从胡风抗战诗歌《仇敌的祭礼》和《怯懦者们》中的“兄弟“之变出发,经过对胡风在日本留学和回国之后接触战争的生存实景的考察,发现胡风在两个不同时期分别拥有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并且在“两个口号”论争的过程中,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在战争中既求解放又要求进步的理想追求.
  • 摘要:在大文学的研究框架下研究新文学作家的旧体诗,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可能性?大文学之“大”,不是简单的研究范围扩容,而是以新的方法和眼光来界定“文学性”,以别样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文学”的外延.1980年代的文学研究摆脱严重的政治依附,回归“纯文学”研究,强调“审美性”,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有突破意义的,但却并不意味之后的文学研究要一直囿于“纯文学”的框架.既然自“五四”伊始,那么多的新文学作家都并非“为了文学本身”,那么重新审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围和主题,正视文学与社会各领域之间普遍而紧密的关联,进入非“纯文学”的传记、日记、随笔、杂文,甚至是标语口号、宣传文章、广告启事等体裁,还原和感知那个时代最真切丰富的细节,并在这细节之上把握更具开放和普遍意义的“文学性”,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
  • 摘要:李霖灿在抗战时期的边疆之行,见到大美风光,民风和谐.带着“去发现边地丰富之处”的认识装置看风景时,先前认为的陌生、原始的边地变成如画风景,落后、荒蛮的民风是合乎自然秩序的静穆栖居.李霖灿用画家之眼来描摹边地锦绣河山,在游记散文中描述的少数民族与环境的关系,体现出自然高于人为的古典思想,这是风景体验对主体身份建构的作用,直接表现为对边地民风的审美认同.
  • 摘要:本文立足于《新青年》及其同人的文本叙述,主要剖析孔教何以构成问题,并以陈独秀、吴虞为例考察《新青年》“非儒”的思想资源和逻辑前提.本文认为,比起《新青年》同人所标榜的平等、人权等近代西方文明的观念,其动用的传统“非儒”资源更值得重视.同人“非儒”所共享的逻辑前提在于政教一体的文化普遍主义思路、道德进化论与价值一元论.
  • 摘要:早在上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就已经作为一个热点开始推崇,之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延安文艺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一直被重构,在不断纷争的背后是延安文艺多元化解构的过程,从最初的政治意识层面解读,到“历史语境”重现对其文学和美学价值的不断挖掘,或者用西方文艺的某个理论进行分析,但无论如何,延安文艺与政治的关联成为无法回避的存在,看似回到最初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其内在文学价值的分析,实则是文学与政治的另一种解读,并没有真正被打开.因此,在重回“历史语境”之中,更要身临其境,通过文学地理的视角来延安文艺的发生,从作家活动地理与文学接受地理的角度对延安文艺发生机制做阐释,从而解读延安文艺的内在价值.
  • 摘要:延安时期的萧军对鲁迅传播所作出的努力众所周知,萧军所传播的鲁迅是人们所熟知所认可的鲁迅,也是他心目中的鲁迅.但这并不仅仅局限于萧军所进行的文艺建设和文学创作,在生活中,萧军也是身体力行地践行着鲁迅精神,并且以自己的方式传播鲁迅.鲁迅精神对萧军来说是他在延安的精神支撑,然而,随着萧军在延安的地位环境的改变,鲁迅精神的支撑也抵不过生活的苟且,虽然萧军未曾放弃“鲁迅”,但从高调宣扬鲁迅到默默传播鲁迅,这是萧军的无奈,也是萧军式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化集体话语的妥协.
  • 摘要:“五四”运动距今已有九十八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沉淀,站在今天的角度,再看“五四”,或许能看得更清楚些.本文主要想谈谈“五四”启蒙的局限.“启蒙”这个词所指认的有两个对象,一个是作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作为被启蒙的民众.对于前者,要重新去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只有弄清“何谓知识分子”之后,才能明白“知识分子何为”;而对于后者,则要反复去追问“'五四'到底启蒙了谁?”这样一个问题.
  • 摘要:长期以来,现代文学史写作都被冠以中国某某史的大名,事实上却往往以汉民族文学史的面貌出现.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面对过去的文学史观存在的种种不足,有学者开创性地提出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观点.尽管这一观念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撰写文学史的过程却异常艰辛.本文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含义论起,探讨现代文学史在多民族文学上的缺陷,以及写作过程中出现的诸如谁来写、写什么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以期对多民族文学史写作做出有益探索.
  • 摘要:汉字拉丁化是中国近代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892年卢赣章《一目了然初阶》发表以来,语言文字改革运动经历了四个阶段:清末切音字运动.这一时期有两大标志性事件:1900年王照在《官话字母》里使用简化偏旁标音;1913年“读音统一会”颁布《注音字母》使用简化古汉字标音.民国初年赵元任、黎锦熙等人倡导“国语运动”.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发表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运动初见成效.1930-1950年代瞿秋白、罗玉章等人领导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拉丁化”和“罗马化”是英文单词“Romanization”一词的两种译名.都是主张废除汉字,而直接采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拼写汉语.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字改革运动.主要包括汉字简化改革、颁布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等.
  • 摘要:现代文学中的城市建构不只是单纯的空间意义的构造,它已经参与到更加复杂的整体意义生成的机制中了.不只是小说,在诗歌中,现代城市也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意义生成的场,城市景观不再是简单地为人物的活动提供背景,而是不时地在前景中凸显自身.凸显在前景中的城市充满了侵略性,城市自身成了充满了力量的有机体,对游荡在其间的人物造成碾压性的压迫.当向后退到足够远的地方,可以想象站在了阿基米德点上,这时,再看现代人类生活的世界,便会发现这个世界的主体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城市,城市像一个巨大的高速运转的机器,把人类卷在它的生产机制中不停地旋转.当然,让从现实世界中抽离自身是不太可能的,但是作为读者,便可以站在某个文学空间之外,从足够远的距离去审视这个世界的运行状况和现代人物在其间遭遇的命运,就像博尔赫斯观看阿莱夫一样.站在现代文学世界之外的读者,很难在这个旋转的机器中辨识出个体的人.他们会发现,在城市中,所有人的力量都被某种信念吸引向同一个方向,这些力量汇聚成巨大的推动力,推动着城市向一个不可逆转的方向滚动而去.最熟悉的现代城市的观察者便是波德莱尔的“漫游者”,19世纪的巴黎便在这个无所事事的“漫游者”的眼中慢慢呈现出它的样态.但是,作为文学空间的城市受限于观察者的视角和作者的意图,并不能与现实空间作一一对应,所以便有了波德莱尔的巴黎、艾略特的伦敦、鲁迅的北京等等具有独特意旨的城市空间.本文将以文学“第三空间”理论视角切入,分析《野草》与艾略特的诗作中的城市空间建构,主要分析诗作如何从“置身于内”的有限视角建构第三空间样态的城市.
  •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里,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了“慰劳信运动”对卞之琳创作《慰劳信集》存在着影响,但是没有深入下去,具体探讨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本文首先简要梳理“慰劳信运动”的大致经过与整体景象,然后从“慰劳”一词的命名、对现实的关注和书写、言说方式的变化三个方面来细致讨论“慰劳信运动”对《慰劳信集》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还指出了《慰劳信集》与“慰劳信运动”的不同之处,这折射出卞之琳对诗歌艺术的自觉追求以及《慰劳信集》独特的艺术价值.
  • 摘要:本文在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引发的学术论争,通过分析论争中的三个焦点及其产生的原因来观看这场学术论争与80年代大的政治环境、学术气候之间纠葛的关系.王富仁是第一个提出要替换研究系统的,从“政治革命”到“思想革命”的转变正是在新时期解放思想的潮流中得以产生,与“文革”后鲁迅研究界对于“旧系统”的突破也有继承关系.王富仁论文“反封建”的提出得益于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反封建”的提倡,同时其受到的批评也正源于国家意识形态对于“反资产阶级”的限制.王富仁试图颠覆“旧系统”、建立“新系统”,但也终究落入“旧系统”的思维窠臼,“新”“旧”系统本质上并无不同,完全突破则需要等到汪晖、钱理群等后来者的奋戈一击.
  • 摘要:意象是中国古代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意象说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演变过程,意象说是由哲学关于“意”与“象”的阐释逐渐运用到诗学上来的.关于意象的概念,没有确定的说法.刘勰所谓的意象是指意中之象,“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此处的象尚未进入作品,只呈现在作者的意念之中;王昌龄所谓的意象是指意和象,“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镜,率然而生,曰生思.”(《唐音嘳签》卷二引王昌龄语)这里的意象是指意和象两个方面,将主观与客观隔离开来,意与象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姜夔所谓的意象接近于境界,“予与二三友日荡舟其间,薄荷花而饮.意象幽闲,不类人境.”(《姜夔《念奴娇序》》)这里说“不类人境”,说明意象是不同于人境的另外一种境界.由此可见,意象在古代诗学的运用十分广泛,虽说不能归纳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将“意”与“象”连起来所形成的“意象”一词,让人感觉这词语所表达的含义是其它任何词语所不能替代的.
  • 摘要:与从哈尔滨出走的流亡东北作家受到重视的研究现状相异,走入哈尔滨的现代外省作家的文学实践与文化活动,并未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本文从外省作家入哈后对东西方文明与文化的反思、俄苏空气的内陆传播及在地经验与写作等三方面,探讨这一现象带来的哈埠内外文化碰撞与交互影响.
  • 摘要:贾平凹八九十年代散文、中短篇小说创作与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等“抒情”作家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而他后来的长篇小说仍呈现出早年作品典雅、含蓄、优美、沉郁的诗意化美学风格.对逝去的乡土家园的挽歌式吟唱,对超脱尘俗的爱情的悲剧性咏叹等抒情因子作为一条暗线在贾氏的文学创作中“伏脉千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接续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个明显表征.因而,在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这一背景下,探讨贾平凹与“抒情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
  • 摘要:《海上花列传》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古今转型的鲜明标志及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然而,现代观众了解这部作品极少从吴语版本读起,更多是先看改编电影,再看国语版本,最终回到吴语原著.可以说,张爱玲的译注版让《海上花列传》的价值放大,让更多人知道它,电影《海上花》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观众去阅读文学版本,电影版本对作品传播和认可有着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海上花列传》作品的意义不仅是吴语文本构成的,而是在吴语版本、译注版本、电影版本的跨文本流动过程中形成的.
  •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文章的合法指称,“散文”一词的由来轨迹至今言说不明.本文旨在梳理作为“Prose”译语的“散文”一词如何经由日本中介,重返中国学人视野的近代旅程,从语言翻译入手,结合同时期中日文论,探讨在这一过程中衍生的新义与“误认”,考察中文“散文”、日文“さhぶh”和英文“Prose”之间的对译圆环,在历史场景的还原中反思相关问题,重新阐释现代“散文”文体的独特生长空间.
  • 摘要:《妻妾成群》是苏童在1989年发表的一部经典化程度很高的中篇小说.从叙述视角来看,作品以外来者颂莲的视角展开叙述,产生陌生化的效果.此外,叙述者与人物形成“看与被看”的关系,形成叠加的镜像效应.《妻妾成群》表面上讲述的是一个与《青春之歌》类似的“女学生”的故事,但主人公在两部作品中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从作品诞生的时代来看,80年代正是在对此前“革命”传统的反叛中确立自身的新时期地位.随着文化热的浪潮席卷全国,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一种旨在全方位复归“五四”的“新启蒙话语”得以建立并引起巨大反响.《妻妾成群》却在故事的讲述中显现出“启蒙者”颂莲的无力、软弱,昭示着启蒙话语的式微.
  •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艺批评方法的热潮在引发当代作家创作盛况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随着日渐丰富的西方文艺理论的引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鲁迅研究的关联性逐渐被探寻与确立.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作为由多种流派组成的文化思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学界的两种主要主张表现为,一是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断裂与对立,大肆鼓吹后现代就是现代的终结.另一种则认为不能将两者简单割裂开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承续关系.本文侧重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推进的观点,试图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置于具有接续性的关系中,把握其系统内部某一种或多种思想特征或精神实质与鲁迅作品的契合度,并以此为参照对鲁迅的小说《补天》中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因素进行了提取与解读.
  • 摘要:看待抗战文学的“国难财”书写不应限于“暴露与讽刺”的既定视野.“国难财”现象是战时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经济生活紊乱的结果,参与到“国难财”中的并不单是穷凶极恶的“官僚资本”,更包括大大小小的投机商、私营银行、和每一个有囤积行为的普通人.回到战时经济生活视野,抗战文学的“国难财”书写,呈现出阶层分化、改行抉择等两方面的复杂面相:在越接近民间的部分,小说常常溢出预设的批判框架,意味变得含混、丰富.“国难财”书写整体上仍是带有批判性的,但其批判性“官方——民间”维度的不同而逐渐衰减模糊,呈现出一条伦理光谱.在历史情境中阐释讨论“国难财”书写的多重面孔和批判性问题,能够看到它对战争投机影响人们生活心理的精细表现和对伦理灰色地带的细致洞察,因此,“国难财”书写不再仅仅是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论据,更是抗战文学中日常人生书写的精彩篇章.
  • 摘要:运用社会学视阈下的“代际差异”理论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驳杂接受现象.面对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代群的读者对其褒贬不一.以社会学调查方法循着文学内在的理路研究代际差异产生的原因,力图重返历史现场,再评当代文学经典.由此入手探讨如何“重塑经典”、改善日益功利化、世俗化的社会心理场域,从而构建文学意义上的当代“中国梦”.
  • 摘要:作为现代话剧史上第一部在中国演出的完整的西方戏剧,《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既有着时代背景之下“新旧剧”论争的痕迹,也是五四“新青年派”戏剧主张的一次实践.从演出的宗旨、剧本的来源以及演出的方式之上,都表明这是一出“革命”外衣包裹之下的商业性剧目.
  • 摘要:知识分子对乡土的书写其实是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话语”对现实的乡土进行重构的过程.受不同话语模式“制约”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在其乡土小说中呈现出不同的“乡土面貌”.纵观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知识分子言说乡土的话语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延续五四启蒙话语:知识分子通过将乡土塑造成为亟待被现代性拯救的、在封建传统的枷锁下奄奄一息的世界,合理地强调着封建等级秩序和陈旧观念的必然灭亡,并为现代思想进入乡土提供了“合法性”;介入阶级革命话语:革命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以阶级的眼光将乡土塑造成为由“万恶的地主阶级”控制的封闭空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在小说中凸显了出来,“打地主、分田地”成为了乡土中的新口号;建构民族国家话语:抗日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将抵抗外族侵略者的责任感和能力赋予了乡土中的农民,农民不证自明地拥有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将侵略者赶出中国成为了这一话语模式下农民新的追求;其四是原乡神话,主要出现在沈从文、废名等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的作家笔下,这一话语模式下的乡土不管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问题都基本被消解,只呈现出纯粹美好、自然和谐、饱有诗意的一面.
  • 摘要:中国地域文学研究硕果累累,如东北作家群研究、西部文学研究、岭南文学研究、巴蜀文学研究等.地域文学研究的范围不一定以行政区划为依据,更多的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文学与地域文化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从横向的空间维度来探析文学是当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目前的地域文学研究是不平衡的.中国文学一向以中原(内地)文学为主,从古至今,对中原(内地)文学的研究既广泛又深入;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岭南、江南以及东北等地的地域文学研究有不少可喜的成果;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西部文学的自觉和崛起使西部文学研究风靡一时.这些地域文学研究的兴盛扩展和丰富了中国文学版图,但版图的边缘却少为人注目;中国边地文学研究目前并未如“中原/内地文学”研究那样引人瞩目.
  • 摘要:鲁迅在《范爱农》中回忆了从晚清留学到绍兴光复以来自己与范爱农的几段往事,尤其谈到了自己对于范爱农的态度的转变.虽然不可否认的是这篇文章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而通过分析其它历史材料,发现,实际上鲁迅对于自己的这段记忆有过主观的加工.作为回忆录的《范爱农》值得从虚构文学的一些批评视角进行探讨.鲁迅对于范爱农的往事的几次虚构,掺杂着他对于革命的坚持和对于人道的坚持所产生的矛盾心态.
  • 摘要:王德威在其著作《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出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给晚清、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大致梳理了现代性概念,并以王德威的视角探讨了晚清时期文学现代性的来源,认为王德威深受西方理论的影响,通过将文学研究充分历史化,表现出了其文学现代性观:核心为从传统中生发出的自主与创造,而基础乃是多元现代性间的竞争.以此,他突破性地发掘了被主流文学史叙述所忽略、遮蔽的晚清文学创作中显示出的“另类”现代性,并为其正名.王德威的文学现代性观复杂而难以厘清,并不自成体系.这种现代性观之于文学研究具有独特意义和启示,也让陷入了另一种迷思.
  • 摘要:写作理论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繁荣一时,但写作学学科在文学二级学科门类中却称得上一个“新人”.当今专业的优秀教师和高级实用写作人才极为匮乏,其社会作用尤为凸显,创建写作学学科的大众呼声逐渐高涨;加之写作理论研究成果、应用技术成果等,也得到时间、实践的检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此外,快速发展的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和传入的欧美创意写作理论体系、教学模式,是创建写作学学科的两大催化剂.近数十年来武汉大学於可训、张杰、刘礼堂,四川师范大学马正平、湖南师范大学陈果安,复旦大学王安忆、陈思和,上海大学葛红兵、许道军等一大批专家、学者、教授承前启后、励精图治,写作学学科建设渐渐得到重视,目前已初见成效,取得的成绩亦较为可观.
  • 摘要:对于任何一个作家而言,创作个性都是至关重要的,“有无创作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作家创作生命的久暂和艺术成就的高低”,它是一个作家在观察生活、感受生活和艺术表现上的独特标志.就现实主义小说而言,多数研究者着重从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和复杂丰富的内涵意蕴来探寻作家的创作个性(学界对于《寒夜》的研究多着眼于此),但实际上在服务于人物塑造和主题提炼的众多看似平淡无意的物象当中,也浸润着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体现了作家在选象、寓意上的独特风格.巴金也不例外,他激情化的写作方式就深刻地影响了他对物象的选择,使得他笔下的物象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较少用眼前之景,而多用想象之景、虚构之景.”再者,他善于对同一物象进行反复运用、反复渲染,使之成为核心物象,并且和其他相关次要物象一起构成一个意蕴丰富的物象体系.
  • 摘要:1938年9月,萧红离开武汉到达重庆,在这里度过了一年多相对安稳的生活,直到1940年1月抵达香港.这段时期,萧红创作的六个短篇小说,加上在汉口创作的《黄河》一篇,后来以《旷野的呼喊》为集名由上海杂志公司出了单行本.
  •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常从政治视角去理解与阐发延安文学,却对其生成的经济语境对它的影响鲜有关注.事实上,从经济视角出发能更好地把握延安文学的独特性与复杂性.相较于国统区、沦陷区以及“孤岛”文学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供给制中延安文学的去商业化运作机制使其与“公家”的经济联系格外紧密.“公家”经济形势的波动,既影响到了延安文艺政策的制定,也对延安文学中的新秧歌运动、英雄叙事、“真人真事”创作手法等的发生与兴盛以及文人心理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去商业化的运作机制和强烈的功利性,还让延安文学出现了叙事模式单一化与人物形象扁平化的叙事症候.
  • 摘要:藏地探秘小说作为西部文学的新类型,是汉藏文化融合下的文体创造,西藏的地理文化为汉民族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想象资源和精神力量,其融合经历了S—E—S的拆分选择重组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特征、世界流行元素、民族特色的混合体,以最广阔的视角构筑当代文学的新故事.民族融合之余,增添了世界通俗小说的审美元素,讲述全新的民族的、世界的新故事.在融合过程中,作为主体的作家不同的个人体验经历创作动机也使这类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面貌.
  • 摘要:“新的抒情”是穆旦在评价卞之琳诗集时提出的诗学观念,这不仅是对三十年代发展至“巅峰”的“知性诗歌”的一种回应,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诗人作为“个体”对时代精神与个人经验、现实状况与诗学理论关系的思考.包含了穆旦在四十年代寻找到的一种存在于诗歌与政治间的弹性关系,更是其对中国诗歌发展的一种大胆构想.这一诗歌观念的提出与实践都是穆旦作为一个“普通人”在时代境遇下的思考,而非一种具有“先验性”的书写,于是从“新的抒情”的提出到实践,再到“再突破”,其内涵不断深化,诗学美感也呈现出多重样貌.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内,“三千里步行”与“中国远征军”经历都成为穆旦人生和诗歌的转折点.
  • 摘要: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处于焦虑和危机下是它自身的宿命.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持续更名是该学科生存焦虑的集中体现,学科焦虑是自觉到不能够适应文化的发展和要求从而做出的必要调整和修正,其实质为学科的高度自觉,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必须要面对和承受的.“汉语新文学”是目前因应当下文化而做出的适当命名,也是对当下学科焦虑的有效缓释.
  •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以小说、散文、古体诗享誉文坛.其独开“自叙传”抒情小说之先河,主张书写抒情主人公的真情实感,丰富了现代小说的文学体式,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鲜有人知的是他还曾创作过一首白话新诗——《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发表在1921年9月27日,29日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署名为YDT.这首诗写成于1921年8月5日,可视作郁达夫对白话新诗的实验之作,从语言形式、情感内容方面对新诗的创作做了有益探索,本文即着力于此对郁达夫的这首具有实验意味的新诗作以分析,意欲还原一个以小说、散文留史文坛的现代作家在新诗探索上的功绩,让郁达夫的这一诗作重新走进读者与批评家的视野.
  • 摘要:关于消费主义的定义,杜早华将其判定为“一种试图通过对符号意义的消费来实现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认同、建构与区隔并获得自我理解从而实现自身意义安顿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高文武、关胜侠也认为消费主义“就是要凸显商品的符号意义,使其成为意义的代码,进而使消费的符号化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得到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消费主义是与符号和意义挂钩的,也就是说,它除了经济学意义,同时还具备文学和社会学意义,成为一种比狭义的消费更加宏大的整体社会倾向.那么,在这种宏大的消费主义大背景下,底层写作的介入就形成与主流话语相悖的叙事方式,作为一种对精英主义叙事话语的消解和对极权社会的反拨力量而异军突起.
  • 摘要:“政治诗”之所以难以定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一词的含义一直在变动,它像个变形虫一样可大可小,大到不分国度的战祸,小到街头事件;它甚至可以被阐释成人与人的关系,甚至是词与词的关系.台湾在80年代兴起的政治诗,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对“政治诗”的理解的歧义.1983年《阳光小集》在台北举办的关于政治诗的座谈会,倾向于对政治诗采取广义的定义:“也就是一个人对他所生存环境的一个探讨,或者对社会的探讨,它的层次应该会比社会性探讨更高一点.”而南部的座谈会中出现的观点却将“政治诗”狭义化了,叶石涛就认为“政治诗”应该是“对社会制度的抗议与控诉,对社会的不平,农渔民劳工的凄苦,以这种为出发点的诗就是台湾的政治诗.”这种对于“政治诗”的广义狭义之分,其讨论的重点仍然落在“政治”的含义是什么,也就是政治诗应该“写什么”的问题上.这一系列讨论却缺乏对“政治诗”中的“诗”应该如何施展的讨论,也就是对于该“怎么写”缺乏诗学上的思考.这种讨论倾向,似乎也埋藏了某种创作倾向的偏颇,预示了80年代台湾政治诗的“非诗”倾向.
  • 摘要:米脂三年被普遍认为是柳青自觉走上深入群众生活这一创作道路的开始,然而这次下乡的尝试并非自然顺遂,而是充满苦恼.柳青下乡之初“不高兴”的背后是他对结合工农兵群众的文艺新方针的隔膜,在乡下遭遇困苦时“不安心”则是他对下乡工作缺乏意义感的表现,这些苦恼的根源都在于柳青对当时中共革命具体实践方式及其要应对的社会历史结构存在理解偏差.当柳青在乡文书的实际工作中遇到考验时,他以此为契机领悟到自己过去的革命方式其实是不够贴合中共革命实践需要的,并在认识和实践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完成了初步的自我改造,这就是柳青1942-1943年“文学感”转变的真正内涵.
  • 摘要:以《在医院中》七十余年研究史为标本,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的复杂、浑沌及其研究范式的变迁.通过细致爬梳代表性研究论文的思路、理路,以期具体、历史地把握各种研究范式变迁的轨迹与动力,揭示其变迁过程中交织错节的一面.呼吁从文本细读再出发,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研究史.
  • 摘要:193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常态化”,早期“大学”和“文学运动”的相辅相成,在专业分工下迎来“学院”和“文坛”的内部分化.在不同的志业选择下,学院派学者和左翼作家似乎在各自占据着的城市空间里各行其是.然而,因观念立场的差异性,以及对构建现代中国的方案设想的不同,一种潜在的紧张态势,依旧存在于分化后的“学院”和“文坛”之间.本文以《文学季刊》为考察对象,从具体的历史细节入手,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学院”和“文坛”间的关系,以期丰富文学史对“双城”时期的历史叙述.
  • 摘要:《南冠草》是郭沫若创作的最后一部历史剧.从40年代到50年代,《南冠草》前后有三次大的修改,其出版、修改、再版跨越了不同的时代语境.作者在修改这部剧作时,哪些层面来自完善艺术价值的考量,哪些层面适应了新的文学体制与语言规约,怎样在这些关系中找到平衡,这是需要关注的重点.
  • 摘要:现代中国频繁强势的政治风云不仅主导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气象,更以不容分说的力量将文学卷入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的漩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开始,“重写”的冲动和重构历史的理想持续发酵,学界一系列持续不断的“重写”、“重估”、“重评”的“叙史”活动充分体现了自觉完善文学史框架的美好愿景,同时,“重写”或“改写”也为文学史家彰显重构历史的主体意识提供了契机,正如洪子诚所言:“历史的'写作'的层面,即具有'文本性质'的叙述活动.这种活动,都会受到某种'隐蔽目的'的引导、制约”,其本身必然带有一种修辞性和想象性,叙述者或隐或显地将自身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趣味投射到对“过去”的重审及叙述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就算是历史学家的叙述也“并不是清白单纯的,它会产生深远的语义后果.历史叙事的形式并不是一扇洁净明亮的窗户,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透过它去回望过去,他可能镶有有色玻璃或以其他的形式歪曲被看到的景象.”因此,“重写文学史”以及对以往作品、作家的“重估”、“重评”不可避免地成为一股热潮,就像洪子诚所描述的一样:“年青时感染着时代风潮的冲冲撞撞,所知不多却偏要褒贬臧否的作为,在使惭愧之余,常常渴望能有所弥补、纠正.于是,重写一部新诗史便成为久埋心中的愿望.”诗歌史的“重写”同样伴随着对诗歌运动、思潮、流派、艺术形式、审美价值以及诗人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等一系列议题的重新勘探,而打捞、挖掘被遮蔽、淹埋的文学现象,关注并重审文学的“边缘”地带,无疑是这一“叙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 摘要:本论文简单地梳理了王富仁的部分研究论著,指出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是王富仁的阶段性的探索成果,同时也围绕新感觉派作家、鲁迅、张爱玲的创作,对其“现代主义”文学的提法提出了质疑.
  • 摘要:小说《梦珂》发表于1927年,是丁玲的处女作.它以作家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叙述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女学生梦珂是如何从反感男性凝视到习惯并认同这种目光,最后选择成为女影星的“都市历险过程”.普遍认为,《梦珂》是丁玲对时代之问——“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探讨先声,是对曾深受影响的“五四”意识形态的质疑.这些说法无可争议.但问题在于《梦珂》是如何体现这种转变的,换句话说,“梦醒了”的思想问题是如何被文学化地呈现的.“在五四时期和其后,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文学革命宁馨儿的新文学,却在其内部出现了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对五四思想价值流露出质疑乃至程度不同的否定的倾向,出现一种'自反性'叙事”.逄增玉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的“自反性现代化”的概念,认为从“五四”传统生长起来的文学现象与“自反性现代化”有着相似的精神轨迹,后五四文学表现出来的是“力图对它们诞生于斯的新文学传统进行抽离、质疑乃至'创造性毁灭和再造'质疑和否定五四思想和文学追求的现代性而不是质疑和否定新文学,表达出另类的现代性诉求,从而构成了新文学的自反性的'反传统'”.笔者认为,《梦珂》的独特之处就在于,通过“女模特事件”、电影及女影星和自我观视三个“视觉事件”,构成了矛盾重重的“自反性叙事”,呈现了作家在“五四”思想中成长又质疑其追求的现代性,并逐步走向左翼文学道路的转变先声.本文从视觉角度,立足文本,力图进一步理解丁玲对“五四”以来性别建构和个人主义的怀疑.
  • 摘要:本文以1921-1925年间的《妇女杂志》为载体,以女性文学为研究对象,统计整理该时期女性文学作品共117篇.首先对其文章体裁和题材进行分类整理,指出该时期女性文学以“诗歌”、“散文”、“思想评论”和“小说”为主,作品内容围绕“女性解放”的中心,涉及“婚恋”、“女性教育”、“母女关系”等诸多题材,并对重要题材和文学作品予以分析阐释;接着考察了该时期女性文学作品的叙事特征,即“女学生”叙事主体,自传性叙事模式和叙事内容的相似性.本文旨在挖掘无名知识女性的文学作品,探究从传统到现代的女性问题的思想演变和女性形象在新旧交织中的延续与断裂,将文学研究纳入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视阈.
  • 摘要:鲁迅小说《补天》中的女娲形象在造人时所体现出的迷狂状态、补天时所呈现出的审美态度以及她对于自己创造出来的“小人物”的蔑视与厌烦的情感表现,使得《补天》弥漫着一种类似于酒神精神的气息,隐现着尼采酒神哲学中“强者悲观主义”的影子.酒神精神所蕴含的创造性、破坏性以及向死而生的精神特质与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有着天然的亲近与契合.本文运用尼采的酒神哲学对《补天》进行文本细读式的阐释,一方面希冀为解答文本中出现的“细节性症候”提供一些角度与思路;另一方面通过发掘文本中鲜为人知的尼采酒神哲学因素,以期对《补天》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有更丰富,多样性的把握.
  • 摘要:文革书写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移民作家严歌苓对文革叙事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在她的文革题材作品中,有对伦理道德的深刻挖掘,对女性命运的悲情书写,以及对原始生命力的极致张扬.严歌苓通过独特的视角,将文革世界中无处安放的历史记忆、被颠覆的传统文化以及人性的变异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引导人们去重新审视十年的文化浩劫.文化大革命不应该仅仅作为揭露人性,讲述故事的背景出现,更应该成为一种积极的象征符号,起到震撼心灵,引导文化的作用.
  • 摘要:林琴南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是五四文化场域的标志事件,林纾用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三人以及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发起猛烈抨击,并在《公言报》上发表了致予蔡元培的公开信,一时成为新文化集团“引蛇出洞”策略的中标者.在以往的文学表述中,林纾不是文学革命穷凶极恶的“老新党”,亦或者是新青年诸君运动之术下的“牺牲品”,企图为其翻案.而无论哪种说法,其实都有失偏颇,基本上脱离了当时的历史场域,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从林琴南与蔡元培论争的角度切入能够让更为细致地把握民初的文化空间,且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中的“旧文人”与“新青年”.
  • 摘要: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和历史意识,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谨严学风,发扬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注意吸收现代科学的阐释学方法.新诗编年史写作倡导公正客观的书写姿态和批评原则,发掘被遮蔽的文本和史事,还原历史现场.文章从新诗史文本的当代性与历史性出发分析《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与历史意识,探讨新诗编年史写作“治史”和“治学”的方法论问题,从史事文献的使用选择反思新诗史写作面临的困难,以期获得益于当代诗歌史写作的启示.诗歌史写作实践中的价值评判应当缓行,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则亟待加强,以诗歌文本为主线来反映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或许能够成为当代诗歌史写作的一种可能.
  • 摘要: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家中写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产生强烈反响.遗憾的是,也许是相关史料零散、稀少的原因吧,迄今只有人撰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重获《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经过,或是根据《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其姊妹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两文内容进行常识性介绍.与该文写作相关的恢复党权运动是国民党左派发起的以削弱限制蒋介石过于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北伐时期,是北伐期间重要历史事件之一.无论是国民党政要李宗仁、陈公博,还是共产党要员张国焘,抑或是外国驻华记者、翻译对此都有记述.目前对恢复党权运动的研究同样不够充分,主要集中于对恢复党权运动进行整体评述和以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切入点探究其与恢复党权运动或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两个方面.如果回到《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写作前后的具体时代语境,梳理出文本写作前后的基本历史面貌,将会发现郭沫若在恢复党权运动中的微妙处境与大胆选择,能够为了解恢复党权运动提供新的角度,也会发现《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倡导的声势浩大的“恢复党权运动”的构成部分,隶属于“恢复党权运动”的言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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