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重写”语境下的贵州诗群研究

摘要

现代中国频繁强势的政治风云不仅主导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气象,更以不容分说的力量将文学卷入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的漩涡.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吁开始,“重写”的冲动和重构历史的理想持续发酵,学界一系列持续不断的“重写”、“重估”、“重评”的“叙史”活动充分体现了自觉完善文学史框架的美好愿景,同时,“重写”或“改写”也为文学史家彰显重构历史的主体意识提供了契机,正如洪子诚所言:“历史的'写作'的层面,即具有'文本性质'的叙述活动.这种活动,都会受到某种'隐蔽目的'的引导、制约”,其本身必然带有一种修辞性和想象性,叙述者或隐或显地将自身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趣味投射到对“过去”的重审及叙述中.甚至有学者认为就算是历史学家的叙述也“并不是清白单纯的,它会产生深远的语义后果.历史叙事的形式并不是一扇洁净明亮的窗户,人们可以毫无阻碍地透过它去回望过去,他可能镶有有色玻璃或以其他的形式歪曲被看到的景象.”因此,“重写文学史”以及对以往作品、作家的“重估”、“重评”不可避免地成为一股热潮,就像洪子诚所描述的一样:“年青时感染着时代风潮的冲冲撞撞,所知不多却偏要褒贬臧否的作为,在使惭愧之余,常常渴望能有所弥补、纠正.于是,重写一部新诗史便成为久埋心中的愿望.”诗歌史的“重写”同样伴随着对诗歌运动、思潮、流派、艺术形式、审美价值以及诗人创作的文学史意义等一系列议题的重新勘探,而打捞、挖掘被遮蔽、淹埋的文学现象,关注并重审文学的“边缘”地带,无疑是这一“叙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