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话语的整合与乡土的构建——从萧红《生死场》谈起

摘要

知识分子对乡土的书写其实是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话语”对现实的乡土进行重构的过程.受不同话语模式“制约”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在其乡土小说中呈现出不同的“乡土面貌”.纵观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知识分子言说乡土的话语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延续五四启蒙话语:知识分子通过将乡土塑造成为亟待被现代性拯救的、在封建传统的枷锁下奄奄一息的世界,合理地强调着封建等级秩序和陈旧观念的必然灭亡,并为现代思想进入乡土提供了“合法性”;介入阶级革命话语:革命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以阶级的眼光将乡土塑造成为由“万恶的地主阶级”控制的封闭空间,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在小说中凸显了出来,“打地主、分田地”成为了乡土中的新口号;建构民族国家话语:抗日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将抵抗外族侵略者的责任感和能力赋予了乡土中的农民,农民不证自明地拥有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将侵略者赶出中国成为了这一话语模式下农民新的追求;其四是原乡神话,主要出现在沈从文、废名等具有独特审美追求的作家笔下,这一话语模式下的乡土不管是民族矛盾还是阶级问题都基本被消解,只呈现出纯粹美好、自然和谐、饱有诗意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