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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南京
  • 出版时间： 2014-11

主办单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会议文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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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武钢是一个孕育文学人才的温床,武钢良好的文学氛围为众位工人的文学创作创造了条件.在众位武钢文学爱好者的心中,文学是他们生命成长的需要,他们的文学写作承载着武钢广大工人朋友的钢铁梦想、青春梦想与人生梦想.武钢工人作家的文学写作与广大钢铁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紧密相连,具有极强的社会价值、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文学的存在也让他们的生命焕发出多彩的光芒.rn 本文分析了马金山、董宏量、周震亚等武钢工人的文学作品。对于绝大部分的武钢工人而言，文学并非生命或生活的全部，但文学却是他们生命成长的需要，借助于文学来提升自身的文化层次与生命境界，并借此来影响到身边的更多的人，这是他们最大的人生梦想。发展企业文学，培养与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文艺创作才能，可激发员工的集体归宿感和荣誉感，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并有利于形成一种良好、和谐的工作环境。rn 武钢是个“不夜城”高耸的炼钢炉、翻滚的烟云、沸腾的铁水、现代化的轧制生产线、坚毅且乐观的炼钢工人，这一切每时每刻都在激发广大工人朋友的诗情，在灼热的高炉旁，一代又一代的武钢工人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大道上结伴前行，将武钢的文学之火代代相传。他们在创造生活、创作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他们的文学写作将中国现代钢铁工人的生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展现了中国工人精神生命的成长，具有较好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
  • 摘要：本文对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初步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无论褒贬，茅盾“文学生活”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密切关系则是基本史实，这关系涉及到许多方面，不仅是茅盾被动的接受影响，而且也有主动的创作和传播;不仅是自己挥毫书写书法自娱，而且在印章、文房四宝、书法交际、题字题签等方面都有深度介入，进入了“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扩展、拓展及广泛应用的动态场域。rn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命题，即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与书法文化就是一个很有意趣的课题。迄今为止，茅盾文学奖已经评出了8届，很有意味的是，每一届都有钟情于书法文化(或精于书写，或热爱收藏，或乐于鉴赏，或兼而有之)的作家进入获奖名单，如第一届的姚雪垠，第二届中的李举，第三届中的刘白羽，第四届中的陈忠实，第五届中的王旭峰，第六届中的熊召政，第七届中的贾平凹，第八届中的莫言，都与书法文化有较为深切的关联。至于最近三届的熊召政、贾平凹和莫言，则都是既注重文学生活也注重书法生活的杰出作家，他们精通书法文化，书法造诣也相当精深，其书法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力也非同小可。虽然不能说这是对茅盾那一代作家的自觉师法和传承，但也不能说毫无因缘关系。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中，书法文化的创造和消遣是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条文化河流，很幸运，通过茅盾文学奖串联起来的作家中，就有延续这条文化河流的优秀作家不断涌现出来，这并非偶然，而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使命得到了自然而然的显现。
  • 摘要：本文是"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的一部分,主要调查大学生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状况,提供了一些数据分析.文章还特别关注"次文学"在经典的普及、大众化和延长经典寿命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根据调查认为,"次文学"包括影视改编,往往对原著有偏离或误读,因而它并不能取代文学经典的阅读.调查还关注文学经典被颠覆的现象,发现多数大学生并不认同对文学经典的戏说和无厘头的改编,还是期望维护文学经典的纯洁性和独立价值的.
  • 摘要：德国表现主义戏剧以其对人类灵魂的尖锐批判和反思而卓立于世界戏剧史上.但是,中国现代戏剧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接受却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本文拟在梳理和探讨德国表现主义戏剧根本主旨的基础上,探讨中国现代戏剧在接受德国表现主义戏剧的过程中存在的误读现象和不同的借鉴倾向,也借此为中国当代戏剧借鉴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及其他流派提供艺术及灵魂意义上的启示.
  • 摘要：自19世纪末,日本译者西周所使用"科学"一词舶来中国后,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对其内涵的认识经历了由器技、格致之学进而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层面的变迁,科学信仰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就贯穿于中国社会的突出现象,也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维.除了新文学创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受过系统的科学训练的知识背景外,科学对新文学的影响还主要表现为:一、新文学观中求真、启蒙的追求;二、新文学创作中的新生儿——科学文艺;三、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等等.本文主要就第一种表现,即新文学观中的求真、启蒙追求进行分析、阐释. 在思想学术界名流纷纷卷入论战后，形成了以梁启超、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唐钱、吴稚晖等为代表的“科学派”，其后在结集出版时，因陈独秀在其所作序中，用唯物史观对双方都作出了批评，又引发了反批评，进入论战的第二阶段，随后瞿秋白的加入与陈独秀形成了唯物史观派，科玄之争变为一场混战。由于“玄学派”的作者们自身缺乏足够的西方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对唯科学论危害的批评只能停留于走马观花后的皮毛之处，而缺乏深度，实在不堪有着严密逻辑思维能力的“科学派”文章一击，而“科学派”仅停留于强调科学的重要性，不同意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基础，却也无力提出“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其后发展的结果证明，即使这场混战的几方最终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却使得科学与人生观相关的观念更深入人心。rn 把科学的终极目标“真”作为检验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科学信仰对新文学观念发生影响的重要体现。尽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却很少将其与“科学”相联系，从而使得“科学”的维度，在目前的文学史写作中基本处于缺席失声的状态。科学信仰对于新文学观念的影响，还体现为新文学启蒙话语中凸显出的对于理性精神的追求，这主要是科学知识启智功能影响的结果。rn “五四”时期的文学先驱们不仅大力倡导理性精神，赋予“理性”以科学、实证、批判、改造社会为其基本内涵，并且在文学实践中力行之。
  • 摘要：网络文学发展十数年以来,跨越了"文青时代"、"资本时代"(2003年),又于2012年前后又进入了"移动时代"——各大网站的移动用户迅速大幅度超过PC用户,"移动阅读"被称为"网络文学的第二次革命".分析了作品筛选与大神战略，对“起点模式”发展进行了探究。剖析了晋江文学城的“粉丝监察机制”，“小粉红”的监察机制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是通过“以核心粉丝为中心”的“晋江文化”(即晋江网站管理层本是“同人团体”、编辑出身“脑残粉”的独特企业文化)才得以实现的。探讨了以“豆瓣阅读”为中心的“纯文学网络移民”。
  • 摘要：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运动从酝酿到最终的形成,经过了革命话语动员、青年信仰群体培养、青年优胜价值确立和以青年为言说主体者的革命文学倡导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作为一个虚拟性的社会群体,经历了被说服(作为革命说服的对象)、被指派(被赋予革命的重任)到最终成为执行者(革命文学言说的主角)的几个阶段.在1928年初的革命文学倡导中,"青年"作为革命言说的主角,游移于阶级论与新旧交替论两种论说之间.前者是一种"左翼"文化说法,后者是一种青年文化说法.rn 这两种视界下的"革命"一词,其含义并不一致.这场革命文学运动之"革命",与其说如倡导者们所解释的指"无产阶级革命"之"革命",不如说指当时文化青年推翻偶像的一种造反行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青年的造反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被类比、被等同,共为革命文学运动之"革命"所包含.更有可能的是,谋求造反的青年借用阶级革命之名,推翻偶像,重建规则,将文学带进另一个阶段.这场以青年为言说主体/主角的"革命"运动,表达的并非一种政治经济意义上的阶级群体利益诉求,而更可能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后辈文化群体争取话语权的诉求.
  • 摘要：文学史定位应该是在现代文学的内部再去划分民国时期文学,和共和国时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意义概念不同的是,民国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框架内都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放弃文学史研究的整体主义的努力,以多样主义或归纳主义的心态面对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1912年为各种争论的最大公约数,各种起点事件均看着是与起点联系的相关事件.先锋与常态的理论发现为一体两翼的成立找到理论依据.民国机制与民国文学机制拓展了民国文学的研究思路,但本身却是可商之论.民国文学研究的最紧迫事情是《民国文学大辞典》的编撰.
  • 摘要：1990年代以来,大陆中国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虽然众声喧哗、新作迭出,但是却失去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为一个不断自我重复的知识生产过程,「重写文学史」似乎变成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执着于历史清算、现代转型与文化再造,却始终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吊诡状况,并非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独有现象,而是整个现代中国始终不能结束其过渡形态的反映:「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立言」之五位一体的现代性建制,在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正是「未完成的现代性」状况的历史延续,导致了一个至今仍未终结的「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形成.rn 编撰一部现代文学史，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终极志业。新时期中国相对宽松的意识形态氛围，多元化的社会思想状况的形成，大学人文学科的繁荣发展，“重写文学史”运动造成的史观解放，研究者的主体意识的强化等等，皆使个人化的现代文学史写作成为可能。rn 现代文学学科体制的内在矛盾或者未完成性，实际上是现代中国大陆教育制度、政经体制的未完成性的具体体现。作为一种现代知识生产，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密切关联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想象及其现代性进程，20世纪中国在每一时期的现代性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历史实践，都强烈制约着现代文学史的规划与写作。rn “重写文学史”讨论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构型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潜在性格。文化态度的同一性与思想内涵的异质性，构成了新启蒙运动混沌的表像和复杂的内在分歧，成为90年代中国思想界分化的渊源所在。其态度的同一性主要体现于对一种普世现代性的想象，基本内涵大致包含三个方面:市场经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这其实也是作为“重写文学史”开端的—1980年代初期重估五四文学运动的主要结论。然而，这种关于普世现代性的“态度的同一性”却随着新启蒙运动的瓦解，并受到了来自其内部的敌人的攻击。rn 现代文学及其历史是“作者”的产品，制度建设、价值体系、启蒙现代性的未完成性状况，亦与“作者”自身的未完成性相关。其历史的几乎唯一途径。在当代中国，真正具有责任感的“重写文学史”方案，其价值依然在于重建一种永恒启蒙的批判性思想，坚守知识理性的力量，支持民主自由的理念，捍卫人道主义的精神。
  • 摘要：《少年维特之烦恼》于1920年代进入中国后,不仅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掀起出版与阅读的"维特热",其富于时代气息的文体特征更契合了五四文学的时代与文体的内在需求,直接催生了中国书信体小说.庐隐等一批小说作家纷纷对其进行效仿,最终形成了中国现代书信体小说创作与出版的繁盛景象.
  • 摘要：本文从研究现状、存在事实、存在意义三个方面,发掘女作家文论存在的历史史实,研究其文论的存在价值.与男作家文论长于论说且宏大、系统相比,女作家的文论比较零散、感性且稀少.女作家的作品可以使男性读者进入异性世界，尤其她们的内心世界，去了解她们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认知。同样，女作家的文论也给读者提供了另一种文学批评视角，另一种价值尺度，另一种创作经验，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入了解、理解她们对世界、对生活、对异性、对文学的态度和想法，也更加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现代文学。
  • 摘要：民国文学的肇端是南社及其文学创作.要理清这个问题,可以从南社的知识分子群体构成、南社与民国的肇造、南社的文学理念和创作、南社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方面谈.分析了“民国文学史”书写的起点问题，认为民国文学的肇端是南社及其文学创作，以南社知识分子结构为中心，兼及现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rn 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史上，南社都是若隐若显。那么，随着海峡两岸关系尤其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微妙变化，对“民国”诸多话题的忌讳或许有所消解，在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中，应该要更加宽容地看待南社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旧”，更加包容地择取他们在创建民国政治文化秩序和文学格局上所体现的“新”，从中发现“民国”种下的最早的现代思想基因，不再回避新文学与辛亥革命和民国政治的关系，不再遮蔽南社与“五四”文学家群体的关联，不再埋没南社文学在民初文学肇造中的价值，并确认其在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结构性地位。
  • 摘要：本文将结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的编撰历史及其问题,包括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以及一般大众的文学史阅读要求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rn 本文认为，编年史是有其解构以往各类体系化观念化之文学史束缚的巨大功能的。它将原始的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更自然地消解掉了以往文学史中对作家作品的等级化叙述，而作家一作品一时代三位一体的僵硬格局也将得到某种程度的破解。在这个意义上，编年史具有解放读者想象力的巨大功效。与此同时，编年史注重原始材料本身和历史的客观性，它将为文学史研究中的实证方法提供有力支撑。rn 这对如今应对理论爆炸和方法论盛行的学术界现状，重提实证主义的科学态度，也会有所帮助。至于未来，如何在学科建设中同时兼顾基础史料的积累和多元开放的文学史书写，从而为新时代的读者提供更丰富更有趣的文学历史知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而2013年出现的“编年史”热，无疑为大众提供了思考的契机。
  • 摘要：处于"过渡时代"的梁启超,在演绎中国现代散文发生的多幕剧中,扮演着一个有多方面作为的主角.最具有散文文体史意义的是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界革命"在他这里不只是一种倡议,一种构想,更是一种卓有成效的实践.rn 其要义是内含的"欧西文思"和形制的"流畅锐达".就具体的文体实践而言,梁启超在论说体散文、新闻体散文和记游体散文等方面都有文体史意义的建树.梁启超在"文界革命"这一时代话题的表达上实现了知与行的协同,使之成为"五四"散文的直接而重要先导.
  • 摘要：30年代的文学现代性的实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出版业的现代变革无疑是重要的一个环节.30年代发达的出版业为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大批职业编辑的出现,使得出版企业能够按照大众的文化需求进行生产;出版是文学作品的商业化实现形式,出版业的变革促进了30年代文学内容、题材和风格的转变,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新文体的发展,促进了报告文学、连载小说的成熟和繁荣.30年代出版业的现代变革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使30年代文学由内到外焕发出新的文化风貌.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主导方面有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也对整个新文化的创造机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 摘要：现代主义文学是19世纪末出现在西方的—个悖逆理性传统的文学思潮.20世纪它引入中国后,随着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逐步本土化.五四时期,中国新小说在创始阶段就具备了有选择性的现代主义因素.30年代出现了真正意义的中国现代主义流派,40年代在对西方现代主义加以创造性转化基础上,现代主义文学创作达到成熟.
  • 摘要：19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话语就是"重写文学史",依托思想解放大潮和"新启蒙"话语,"重写文学史"延续了"主体性"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命题的"去政治化"思路,和这些命题一起,建构了统摄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史观.整体看来,"审美性"和"个人性"才是"重写文学史"的"两个基本原则", 并由此形成了1980年代以"语言"、"形式"、"个人性"为核心的"纯文学"观念.rn 出于一种矫杠过正的策略,"重写文学史"提出的"审美性"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审美性"标准并没有带来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反而导致了不无偏颇的"纯文学"问题的产生.归结其原因,不能不说和"重写"实践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有着直接的关联.今天,我们更需要反思的恰恰是"审美性"这一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所导致的"美的偏至"问题.
  • 摘要：弥赛亚(Messiah)是来自古犹太民族的一个传说;乌托邦,则是一个来自16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摩尔的政治理念.根据犹太教末世论预言,"世界末日"来临时,弥赛亚将降临耶路撒冷,开创一个新的"以公平、正义为特征的王国."基督教以拿撒勒人耶稣为弥赛亚,犹太教则认为真正的弥赛亚尚未降临.作为西方思想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弥赛亚信仰长期和乌托邦思想结合在一起,在整个文化上的地位,至关重要.rn 不同于西方神话中的伊甸园或中国传说中的桃花源，后起的乌托邦思想并不满足于浪漫的想象，而更力图将一种未来生活的图景与人的理性设计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思想的远源，在西方，或可追溯至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国，则可追溯到孟子及《礼记》中有关“小康”、“大同”社会的理想。近代以来的中国，随着改革愿望的高涨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新的乌托邦梦想不断涌现。在政治理想层面，较早者如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建国方略》;稍晚者，如当代前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均始终难脱某种乌托邦理想的印迹。而所有这一切，同时又都与近代以来中国一般社会层面形形色色的弥赛亚期待有着深刻的联系。
  • 摘要：自重写文学史以来,无论是立足于"社会进程的现代化"还是"文学的现代性"观念的历史书写,都是理性精神与国家意志两厢妥协的结果.前者在断代文学史的基础上达成了整体性;后者则完成了对现代文学的"正名".由此可见,理性精神与国家意志共同确立了"中国新文学史"向"中国现代文学史"转变的叙述立场,并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书写面貌与形态.
  • 摘要：民国文学史的提倡,是为了解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困局,更是为了秉承和追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人文理想.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一个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并实现了自我的创生,但它风采与气度却与大众渐行惭远.民国,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民国,不是国民党的民国;民国精神,是当时全体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博弈中形成的一种可歌可泣的时代精神,是中国文学在民国时代的风骨与精神坐标.民国文学史观念是一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顶层设计,是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二次革命".rn 提出民国文学史及诸学术观念，是为了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困局，更是为了秉持和追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人文理想。rn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世界文学和当时文学实践的共存秩序中脱颖而出的。它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抗争、对世界文学的借鉴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的创生，具有了自身“融汇古今、贯通中西”之后的独创性，实现了自我本质的确证。那是一个中国文艺复兴初步完成的历史阶段，可是它风采与气度，却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rn 民国，是当时全体中国人的民国，不是国民党的民国;民国精神，是当时全体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在博弈中形成的一种可歌可泣的时代精神。民国精神是中国文学在民国时代的风骨与精神坐标。rn 如果说民国精神是民国文学的内在风骨，如果说民国精神是民国文学史及诸观念提出与实践的学术轴心，那么民国文学史观念就是一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撰的顶层设计，是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二次革命”。
  • 摘要："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19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名作欣赏》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rn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rn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 摘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有价值的文学编年史都不是原始材料的无限罗列，其中显然包含了著者诸多深刻的学术思想与良苦的学术用心。编年史的时间意义在于“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就是还原历史现场，让文学呈现一目了然、明晰有序的真实面貌。其次，编年史的细节在于对“太整齐的系统”的突破。编年史的逻辑意义在于“用事实说话”的内在线索。rn 文学编年史不需要像文学史一样，总结出“文学的革命”与“革命的文学”一类概括性的词语，其自身就能够体现具有逻辑思辨能力且资料详实的整体文学面貌，将历史的碎片与整体结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rn 从社会历史发展维度看民国与编年，民国作为历史发展的阶段，一方面随着历史的推移，历史事件被纳入编年史中，另一方面，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事件的产生，文学事件也应运而生，社会历史与文学，两者相辅相成，经纬相交，继而形成一张网，民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可以在其中清晰呈现。rn 从社会时代动荡的维度看民国与编年编年史是对历史的记录，而“民国”恰恰是以历史为主，跨越地区、阶级、党派，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历史性描述。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观念的牵制，往往在文学问题上会与历史有所脱节，因此，从编年史的视角，从单一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文学是有其优势的。 将民国文学放在编年史的视角下，一则可以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继而掌握尽可能详实、准确的文学史料，把握民国文学的整体脉络。二则可以依靠用史实之间的联系所建立起来的逻辑和秩序，梳理“文学的历史”的线索，为建设“民国文学，撇出必要的铺垫。rn 从历史本身的角度看，文学编年史注重的是“史”，是“编年”，而从文学角度看，文学编年史则是需要超越历史，注入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的。
  • 摘要：延安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而且,它已突破延安文学研究本身的限制,而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深入认知和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新世纪以来延安文学研究在延安文人、延安文学观念、延安文学形式变革和延安文学制度及其形成机制等四个层面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新进展,已然成为未来延安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深度存在,值得学界给以认真而系统的总结和反思.
  • 摘要："国家主题"主要涉及文学主题、题材、意象等多方面内容,并可以以类型化、个性化、动态的视野把握文学与历史、文化、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文学史的角度上说,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由于社会、政治、文化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在充分联系时代语境的前提下,从主题的变迁与年代史的视野、国家想象与理想追求、"意象丛"的生成以及心态的呼应与精神史四个主要方面研讨"国家主题"在当代新诗中的表现及内涵,可以为当代新诗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丰富其阐释空间.rn 主题学研究方法的适当介入会在刷新文学观念的同时为新诗史研究提供贯通、比较、整合等研究视角，当代新诗的国家主题研究作为主题研究的一个方面，本身就包含着史料发掘、重新梳理历史以及作品再解读的过程。至于由此拓展至自然、人物等主题研究，当代新诗研究无疑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机遇。当代新诗研究可以在国家主题研究实践的前提下不断融入其他研究方法、拓展其边界，并和当代新诗的现实、国计民生的文化语境紧密结合起来，而新的研究契机必将蕴含其中。
  • 摘要：从20世纪40年代九叶诗派聚集成型,尤其1981年《九叶集》出版以来,关于九叶诗派的各种评论,在诸如概念名称、流派性质、成员结构等方面都存在争议,而对上述问题有所明确构成九叶诗派研究的前提.本文一方面力求以材料说话,还原历史事实;同时,也从便于研究入手的角度,尊重约定俗成的共识,认为:"九叶诗派"的说法已为大家接受,是一个可以沿用的恰当的概念名称;无论从演变到定型、还是从个人风格到群体追求,九叶诗派无疑呈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性质;辛笛、穆旦等九位诗人构成诗派的核心,但他们所代表的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一段曲折而壮阔的历史.
  • 摘要：本文研究了如何在文本中使用方言这一便利的"母舌",使其既保留地方色彩和个性魅力,又能祛除阅读上的陌生与障碍;也就是说,如何融合方言土语,早日成就"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五四"白话文运动某种程度上中断了这种方言写作的趋势,以一种欧化的"说"代替了传统的"说".方言只是作为一种文学语言的策略被提出,而且这种提出也只是理论上的,缺乏文学创作实践.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的歌谣收集运动为方言创作提供了前进的动力,随之而来的乡土文学的兴盛又为方言入文提供了必要的契机.此后,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作为民族共同语的有益补充,成为现代文学语言变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研究主题之一.
  • 摘要：论文认为当下很多通俗文学批评不切合实际.通俗文学批评需要通俗文学的批评思维和批评方式.论文从通俗文学批评标准需要适应性、现代大众文化是构建通俗文学批评的视野、通俗文学具有现代大众媒体的性质、市场生存是通俗文学的生命线“好看”是通俗文学的美学特征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 摘要：在中外文体史上,诗是最具有形式及体式的文体.诗人重视诗的形体出于人的构形本性和艺术的具形本性.新诗史上—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新诗史就是诗体之争的历史,也是新诗诗体的建设史和新诗诗体学的成长史.诗体的多元格局和新诗理论界的学术民主带来了近年新诗诗体学的繁荣.rn 目前,新诗的视觉形式建设比音乐形式建设重要,诗的分行排列及对诗的排列的高度重视恰好可以弥补诗的音乐性的减少造成的损失.诗体重建有助于建立新诗创作规范及新诗批评和鉴赏标准,强化诗人的文体自觉意识.建立全面科学又富有特色的新诗诗体学,是新诗理论界的当务之急.新诗诗体学必须借鉴已有的文体学及诗体学的研究成果.
  • 摘要："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1976-1978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在勘定“新时期文学”话语起点的时候，必须回到“文革文学”话语的历史背景上，在“文革文学”话语与“新时期文学”话语的断裂现场上寻找“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 摘要：尽管《创世纪》1960年代倡导"超现实主义"曾引发诸多争议,但文学史叙述仍显得过于偏爱这一时期,而忽略了此后《创世纪》在诗论建构及文化立场上的探索.本文尝试从"先锋性"探索视角梳理其发展历程,阐发在对传统的背离与回归过程中,《创世纪》诗人为建构台湾现代诗典律而做出的努力.rn 文学史写作近似大浪淘沙，而且受历史观、美学观等因素影响，文学历史的版图不断地被研究者以做“加法”或“减法”的方式进行修正，因此，如此呈现《创世纪》在台湾现代诗发展中的历史位置，也是著述者的一种历史态度。对于大陆研究者来说，很多时候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取舍决断却不是因为“资料太而恰恰是受政治因素影响造成的资料短缺。比较而言，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因为曾见证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在做史论时能够持有历史整体观的视野。
  • 摘要：现代女子问题在五四新文化风潮裹挟下得以全面展开,五四文学以极大热情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构建,产生了一批有关女子问题的叙事文本.rn 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考察五四作家的女性观,追问五四新文学、文化的现代性诉求,并进一步了解五四女性的历史生存境遇.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它更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人”的解放的运动中，新文化人通过对晚清以来女子问题观念的整合和超越，站在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立场上，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女子的发见，一打破女性的奴隶处境、消除女性奴性意识，重塑女性人格，促成了具有现代特质的女子问题热潮。一系列重大的女子解放命题被相继提出，如女子参政权、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女子教育、社交公开、女子经济问题，等等，成为挑战旧传统、构建新文化的有力武器。rn 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一方面展示了此时期女子问题的多样形态和丰富内涵，再现了女子解放的现实情景;一方面折射出五四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复杂认识。和女性主义批评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从女子问题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研究时，法，或许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五四新文学中涉及女子问题的所有文本，都应该成为研究对象。其次，还应格外重视对五四时期女子解放思潮和运动史实的把握分析。
  • 摘要："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重要方案.首先必须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后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亟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rn 国民精神改造，第一步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塑造真正的“个人”，第二步要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在理论层面上，有意挖掘、重新诊释，并着力改造利用“五四”先哲们所创造的国民精神改造的思想资源，努力重新将其纳入当下中国的思想生产当中。第二，在实践层面上，掀起新的道德革新运动，承继“五四”未竟之业，清除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国民灵魂幽暗处的历史沉垢，从根基上彻底斩断加速社会道德整体性败坏的根苗，重新建构起完整圆满的人性，以及正当的人类生活，使“五四”先哲们彻底改造民族精神的宏伟理想终得实现。
  • 摘要：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科学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 摘要：中国古典美学的"气象"理论,可为探讨现当代文学的精神面貌提供一种独具特色的思路.新世纪文学的审美境界中,存在着"病态化"的精神倾向.畅销类作品热衷于关注时尚性人生欲望及病态化的寻求与慨叹方式,底蕴深厚之作存在对污浊、畸形、诡异性物象世态的审美兴奋感,技艺娴熟之作的审美境界缺乏创作主体精神活力的充沛贯注,表现强悍型生命形态的作品则显示出狰狞和芜杂的精神生命特征.rn 其根源在于,创作主体沉湎于瞬时社会语境的病态现象和价值判断的时尚标准,既缺乏对卑贱、污浊性个人生存体验的超越精神,又缺乏从本体论高度选择精神路径和审美元素的能力.文学创作者应当疏离与时尚文化的距离,强化同时代整体趋势和核心问题之间的精神联系,从而建构起一种基于人类健康生态、雄健气魄和浩瀚胸襟的审美文化气象.
  • 摘要：长期以来,人文幻想小说一直被科学幻想小说所遮蔽.人文幻想小说的独特性和价值意义淹没在科学幻想小说之中,人文幻想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人文幻想小说应该从科学幻想中独立出来.人文幻想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人文景观.由于时代的原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其发展时断时续,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人文幻想小说复苏和兴盛的景象,人文幻想小说的独立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
  • 摘要：本文主要以数据分析的方式论述他们在中学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中学程度青年课外读物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和实践.课外读物主要集中在世界少年文学从刊、开明青年丛书rn。开明派的启蒙主义文化观念和平民主义文化立场,以及他们所意识到的自身的文化使命,决定了他们将文化出版实践集中于为青少年服务,着重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人生方式、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和现代科学知识素颜.rn 开明书店由章锡深主编的《新女性》杂志发展而来。开明书店出版的图书，是整个书店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这里无意将其完全归之于开明派的名下。但显而易见的是，开明派在从书店的出版方针、选题设计，到组稿审稿、出版过程、市场推广等涉及书籍出版全过程的各方面，均起了主导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开明派也热情响应书店的出版方针，不仅不断推出新的选题，四处组稿，而且积极为开明书店撰稿或将自己的著述交给书店出版，从而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彰显了开明派的核心作用。
  • 摘要：本文认为"境界"是人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所的过程中对本己"人生在世"状态的精神体认,反映着一个人对生命存在状态和价值追求的自我期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概念范畴,王国维首先将人生与审美之"真"相结合起来实现了"境界"论的现代转化,冯友兰则以人对世界的"觉解"为中心建构"人生"四"境界",唐君毅以"感通"为纽带将其进一步将拓宽为既包罗万象又庞大繁复的"一心通九境"理论体系,最后在张世英以"灵明"沟通"世界万物"为"一体"的人生"在世结构"模式之"境界"论中得以化约.
  • 摘要：中国现代史上,20世纪30-40年代最显著的特征是战争和救亡紧密相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继发生.战时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这一时期的审美方式也具有战争文化的色彩,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一切文化表现形式都在为战争服务,文学创作、广告艺术都不例外.延安时期(从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吴起镇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地处中国西北一隅的延安解放区,在其主流文化的建构上,也遵循着这样的要求.在广而告之层面上，它们都属于广告的范畴。rn 延安时期的广告宣传画，主要包括招贴画、版画、年画、演剧照等，旨在传播政治信念，推动革命发展，鼓舞部队士气，贴近边区人民生活，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播解放区新观念、新生活方式。在这个层面上，它们同样具有“广而告之”的政治宣传作用，在解放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娱乐大众的战争文化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女性形象的呈现有其特殊的意义价值和想象定位。rn 通过这些广告宣传画，可以窥见延安时期关于妇女身份和想象的时代信息:对女性的苦难叙事，蕴含着阶级革命而非性别革命的宏大主题。延安时期女性权利的获得并不是因为妇女解放和女性意识的崛起，而是战争政治的功能性需求，妇女问题多是表现阶级压迫、民族革命、翻身解放、生产支前等)内容，特殊的战争环境和解放区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需要妇女生产支前的社会劳动，妇女解放的个体诉求被统摄遮蔽在战争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下，即便是最体现个体性质的婚恋要求，也必须遵循陕甘宁边区婚姻立法“私益服从公益，一时利益服从永久利益的原则”，使“每个劳动者都直接隶属于社会，直接隶属于一个代表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政权，即便是妇女、子嗣也不再通过家族、家长和丈夫的间介而隶属于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时期广告宣传画的女性形象反映了政权建构的妇女身份想象。
  • 摘要：构成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文学经典,"这是因为,通常人们记住任何一种文化,主要是通过这种文化里的文学艺术作品达成的"，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外面不同的世界也往往是由不同的小说、诗歌、音乐、绘画等组成的.当下,文学经典化的诸多环节正日益成为社会文学生活的内容,它丰富、提升社会文学生活,又促使自身更充分地展开.rn 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的经典性作品，大致是由三类作家提供的。第一类自然是己在目前的文学史著述中基本形成共识的文学大师，如鲁迅、茅盾、老舍、曹禺、巴金、沈从文等创作的代表作:第二类是目前尚未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但其创作已明确指向经典地位的作家，如钱锤书、冯至、张爱玲、穆旦、余光中、白先勇、金庸等，他们的创作也会提供经典性文本;第三类是一些重要作家提供的经典性或潜经典性文本，如海子、舒婷、北岛等的诗歌，他们最重要的作品，往往由于代表或引导了一个时代文学审美趣味的变化(而非失落)，而在判断那个时代的审美标准及其价值时具有了重要的参照价值。rn 稍微留意一下第二、第三类经典性作品，就会发现，在它们产生的过程中，不仅已不存在过去历史上“强行”颁定经典的政治或宗教的势力。而且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控制也大大减弱了。经典性作品的形成越来越多地获得自身的自由，或者说。经典性作品的确认越来越成为文学民间的行为。而随着电子网络的普及，一般读者也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中来，他们建立在其文学阅读基础上的评判往往直接影响经典性作品的确认。这种评判成为他们文学生活的重要内容，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阅读。rn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阅读，其深度和广度深刻反映出时代思想的深度、文化传承的广度，也包含着时代的处境、走向等诸多问题。文学的经典化才是民族文化建设长远之所在。文学阅读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如果文学阅读过多被组织，甚至被干预，那么恰恰会从根本上伤害阅读本身。文学阅读正是以其个人性守护精神，提升自我。当下文学阅读途径的多样化有利于文学阅读个人性的展开，但网络搜索引擎功能的强大、广泛使得阅读的依附性大大增强，冲击阅读的独立性。将文学经典化与社会读者的阅读结合起来，并非要以某种一统性尺度组织文学生活，而要守护阅读的独立性、多样性，在保护和拓展中让文学阅读真正成为个人自由的空间，以读者的个人化体验来支撑、拓展文学经典的阐释空间。
  • 摘要：人文读本的取材大多集中于经典对象,在纯文学读者群不断缩减的背景下,《读有所得》所代表的此类出版物体现出别样的文学性,成为考察当下公众文学阅读取向的某种标本.《读有所得》既有文学倡导之形式、也有足够坐实的文学阅读之内容,刊物的文学趣味浓郁,人文情怀凸显,已经构成了文学阅读的别样空间,表明文学阅读的空间其实是富有弹性的.就文学品格而言,如何在凸显思想价值的同时,恰当引导读者对文学形式的感知欲求,这也是尚待解决的问题.作为一份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人文读本,《读有所得》为了解和提振全社会的文学阅读活动积累了某些经验,也为观察和思考出版物与文学传播之间的良性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 摘要：沈玄庐、刘大白、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浙江一师文人的创作,见证了新文学初创期新诗的崛起与散文的中兴.耐人寻味的是,与其"五四"前后精神气质的沉潜衍变适成呼应,其文体亦大致呈现了一个从诗到散文的集体性取舍趋势.而朱自清发表于1923年的长诗《毁灭》恰似一座界碑,可借作彼时一师文人不约而同作别诗化青春、步入散文人生的宣言."人""文"相契,对于浙一师文人群而言,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急不徐、"前进而不激进"的生活姿态,一种智情合致的思想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藉此文体得以关注更其日常、宽广的人文经验,追求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形散神不散.
  • 摘要：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从来有着同源异流、转化交会、相克相生、互文互补等诸多规律性的复杂关系.通俗文学好比是地基,精英文学好比是向上的高楼,高楼不能无地基,地基也需要高楼向上的"仰望". 二者之间是个"宽"与"窄","大"与"小"的问题,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的关系.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区分是一种常态,但相对性、时代性的审美区别标准永远不同,唯有如此,文学方能向前发展.文学史就是精英文学牵引带动的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相互扭结的关系史,但终究又是精英文学史.仔细考辨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复杂关系对重写文学史的认识当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 摘要：从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苏区文艺范式得以发生并走向成熟.通过从"娱乐科"到"宣传股"的行政机构建设,实现了红军文艺从娱乐到宣传的质变;"戏管会"到"工农剧社"的文艺组织架构明确了各级文艺生产机构的权限与规约;审查、培训和文艺批判等活动保证了红军文艺思想在苏区的确立与传播.这一系列组织手段的施行,在中国苏区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文艺生产方法,将文艺理念通过组织的规范与运作传达并在每个支端末节建立其绝对的权威,决定着文艺的性质、目标以及具体文本叙述方式,不仅左右着苏区文艺的走向,而且随着红军的转移,直接构成了延安文艺的最重要内容,并对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文艺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
  • 摘要：本论文试图以权谋文化为视角切入新世纪网络类型小说,分析权谋文化在各种网络类型小说中的文学显影、从写手的创作动机与读者的评价机制等角度分析网络类型小说中权谋文化泛滥的深层原因、从网络类型小说的叙事局限维度分析权谋文化泛滥的文学后果.
  • 摘要：“文学生活”作为一个学术性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中的文学阅读、文学接受、文学消费等活动，也牵涉到文学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等等，甚至还包括文学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渗透情况，范围是很广的。专业的文学创作、批评、研究等活动，如作家写小说，诗人做诗，评论家发表批评的文字，还有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历史的写作，甚至还有中文系许多涉及文学的教学活动，等等，广义而言，也是文学生活。但专门提出“文学生活”这个概念，不是关注这些专业性的活动，而是关注以往少有关注的方面，即“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或者说，是与文学有关的普通民众的生活。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一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rn 本文介绍了关于"文学生活"这一概念的含义、提出的意义,以及和文学研究及批评的关系.强调了“文学生活”研究将丰富文学史写作、研究需要方法上的调整、将引发大量新课题、古代文学研究也可以引入“文学生活”视野，“文学生活”研究要特别关注媒体时代的变化。“文学生活”研究必然涉及文化研究，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应当也可能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中获取某些启示，或采用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但也应当防止陷于“泛文化”研究的困境。
  • 摘要：本文就陈季同与—般文士在不同出身、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地域等情况之下,从他很早受到欧西文学新思潮的影响,又运用了"言文合一"的语言和控诉了"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等三个方面,论证他的《黄衫客传奇》已具备了新文学的素质,以它的超前性,成为新文学的先驱。
  • 摘要："近代"(modern),是与传统(tradition)对立的概念,然而却把近代文学划归到古代文学教研室;"当代"是同时代的,然而却把与当前时代隔膜的"文革"之前的文学划归当代.因此,中国文学的近代、现代与当代的历史分期必须重新划定.rn 中国文学真正进入近代的时间不应该从鸦片战争而应该从甲午战争开始,从甲午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其文学形态可以说是前五四的现代热身.五四文学真正将中国文学推向现代,到1949年排斥了多元混杂的现代性模式,确立了超现代的一元现代性模式,一直到1979年这一模式的解体,恰好经历一个循环.rn 而1979年至今的文学则是当下时代的文学,就是与大众同时代的文学,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文学.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是与传统的断裂而进入现代的,而"伤痕文学"之后第一批优秀的小说,却是以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关系而著称的"寻根文学".
  • 摘要：所谓区域机制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域分化过程之中,在特定时空的区域内形成的文学机制.文学机制不同于文学制度、文学体制这些在文学运动之中生成的刚性构成,而是具有刚性与柔性的双重构成,并且在文本书写、文本传播、文本接受三个环节的循环之中形成动态的机制整体.事实上,文学体制不过是文学制度得以实施的现实体系,较之文学制度的固化,文学机制能够以柔克刚,在突破稳固难变的制度性制约之中随机应变;而较之文学体制的僵化,文学机制同样能够以柔克刚,在冲决僵硬少变的体制性约束之中灵活多变,从而在刚柔相济之中促成文学的变迁.rn 在区域文学之间，文学机制的刚性构成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的，抗战时期两相对峙的抗战区文学与沦陷区文学之间是如此，和平年代三足鼎立的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之间也是如此。然而，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区域机制并非仅仅在其刚性构成方面存在着的明显区域差异，更为重要的是，区域文学在文学机制上的柔性构成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千变万化的区域差异，并且与其刚性构成的区域差异在双向互动之中相辅相成，呈现为区域文学的具体样态。因此，即便是同属抗战区文学分支的陪都文学与延安文学，其文学机制从刚性构成到柔性构成也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rn 区域文学分化的前导分别是地方文学的历史性分化与地域文学的现实性分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区域分化是基于地方文学历史根基之上的地域文学的现实发生，从而在地方文学与地域文学融合之中最终出现。这就意味着，区域文学的出现与地域文学的现实发生直接相关。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之中地域文学的现实发生与地域文化的政治调控是分不开的。
  • 摘要：长期以来,在二元对立的文学史叙述框架下,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纠葛、争斗往往被简化为—种单纯的对立关系,二者之间因互动与互渗而呈现的复杂性往往被忽略了.事实上,在二者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驳杂、含混的灰色地带,活跃着相当一批"蝙蝠派"人物,如叶劲风、胡寄尘、王无为、王靖等.他们或试图融汇新旧,或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定,或以新文化/新文学中人自命,这些兼容、游移、模拟的策略,体现的正是新旧文学之间的互相渗透和模棱两可.通过发掘这个超越了新旧对立而互动、互渗的"第三文学空间"——"蝙蝠派",可以重审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新/旧、雅/俗文学之间深层的复杂关联,及其呈现出来的繁复的文学生态图景.rn 发掘这个跨越新旧的“第三文学空间”，从这些“蝙蝠派”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在新文学发生初期，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这两种不同文学形态既斗争区分又互动互渗，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权力结构关系。无论是叶劲风的兼容，还是胡寄尘的游移，甚或是《新人》群体的模拟，都遭到了新文学界相当一致的否定。在二十年代初期，正是通过对“蝙蝠派”“非新”性质的确认，新文学群体事实上对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新文学样态进行了一次更为具体的阐发。由此也反映出当时文学场中一种排斥机制:对种种以“趋新”或“半新”面孔出现的“蝙蝠派”加以否定与拒绝，以维护新文学的边界与权威。但是，随着新文学主流叙述话语的建立，这种排斥机制逐渐被自然化，最后甚至成了一种无需审视的常识。这不仅遮蔽了这些“蝙蝠派”原本丰富的细节与事实，而且还将排斥机制所建构出的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间的界线也固定化与本质化了。因此，通过发掘这个超越了新旧对立而互动、互渗的“第三文学空间’一“蝙蝠派”，可以重审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新/旧、雅/俗文学之间深层的复杂关联，及其呈现出来的繁复的文学生态图景。
  • 摘要：1900年"义和团运动",不但是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在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它以义和团的惨烈的失败朝廷出逃陕西、首都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的方式,证明"义民"之不足恃,画符念咒的"国粹"之无用,从而为近代文化上的西进东退掀起了一个高潮,并在科举制废除后促成了与传统士人阶层不同的新型知识阶层的出现.rn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最终废除，“学”与“仕”的直接关联就此切断，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趋于瓦解，读书人开始转变成现代新型知识者，其知识结构、知识空间、社会身份等都较以往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的士的阶层的消亡也使得社会的文化权力发生转移，政治权力作为实存的权利与作为时势权力的文化权力分离，文化颠覆政治成为常态，对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批判性话语成为知识层彰显其自身存在价值的主要方式。考察这种文化、文学上的古今之变，分析近代崛起的新型知识者的价值立场、文化心理习性模式以及精神气质方面与传统相比发生的变化，是本文关注的重点。rn 科举制的废除给清朝当权者带来一系列始料未及的问题，突出表现为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选官制度的紊乱和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清末新政也掀起了文化上的西进东退的高潮，儒家文化的独尊地位由于清廷开始倡导西学，受到冷落，更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而遭受沉重打击。rn 新式学堂教育产生的结果是学生在学堂所接受的教育和阅读的流行书籍使其开始认同一种现代理性话语或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文化。新式话语主要是一种与情景无涉式的客观性、批判性话语，它与传统的人情化的协和性文化迥异，因此掌握了这种话语的新型知识者与家庭、社会、传统的疏离、对立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在其自以为掌握了父辈所不懂得的知识真理之后。rn 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演进主要是以一种代际更替的方式进行的，心以达到天人合德之境。所以它是中国传统德性理论的基础。而现代社会的特点则表现为由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现代人更多的地生活在“公共生活领域”而非“私人生活领域”，因此传统的针对个体自身美德修养和亲缘人际伦理的德性理论开始为某种基于社会“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适型社会规范伦理所取代，由此现代性普遍理性主义规范伦理开始成为一种主导性的伦理标准，传统美德伦理逐渐衰落，以至于再谈修身养性已成为一种迁腐的标志。而规范伦理自身又不足于单独支撑社会伦理生活，因为正义的制度安排或正义的基本原则对于那些根本不具备基本正义美德的个体来说，缺乏任何约束力，反而为他们的跨越道德底线的无耻提供了借口，所以梁启超在大力提倡公德之后又转向大力提倡私德，并为自己的顾此失彼而忏悔。rn 现代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启蒙德性和传统的仁义理智信的常识德性之间的冲突对立、无法兼容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一个触目的问题，并且成为引发代际之间矛盾冲突的主因。
  •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象是相对固定的,但研究者观照的角度却可以是多样的;研究对象是共同的,但不同学者却可以从不同角度做出多样性的意义阐释;对同样的研究对象,可以由不同的研究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方法来昭示其不同的价值侧面.rn 独特的研究视角至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相对狭小的研究空间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会使学术研究更具多样性，会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会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带来新的生机，更重要的是，重视研究角度的选取，还将会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断带来新的课题和创新性的成果。
  • 摘要：1922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年选的开端.其目的是通过"选"与"评",彰显他们的诗学主张与立场,促进新诗建构与继续发展.它反思并突破了那时分类编诗的体例,以抑制新诗坛萌发的以题材论优劣的倾向;只选中国诗人的原创新诗,不录译诗,以引导新诗写作回到民族原创轨道;以旧诗为参照审视、评说新诗,彰显旧诗对于新诗写作的资源性价值;认为白话新诗应以表现现代文明为主旨,开放性地融通中外诗艺,走多元融合的发展道路.rn 《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在白话是否可以为诗的问题解决后,适时地以选本方式思考、回答新诗继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强调新诗走自由开放的探索之路,为诗坛提供了有效地走出困境的方案,在新诗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 摘要："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不仅能使学科研究从盲目逐外的焦虑中解脱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全新的理论视野有助于解决既有学科体系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因其概念指向的多义性,出现阐释迥异、甚至互相矛盾的研究设想,而且现有的理论构想尚不能有效解决文学史的"分期"以及回到"民国"语境中"还原"被遮蔽的"民国文学"等问题."民国文学"研究应立足当下、内外兼顾、合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等几个方面建构起合理的理论体系,并进行具体有效的研究工作.rn 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文学的分期尽管大部分反映了政治变革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考虑文学的标准，而不是简单地用朝代的更替来为文学史分期。把朝代的更替作为文学的分割点尽管在以往的文学史中普遍采用，但不一定是普遍真理。文学确实受时代很大的影响，朝代在更替，历史在物质地向前发展，但文学并非如此，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文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和物质社会一同发展，有些文学现象会一直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阶段。rn “民国文学”的提出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另一种新鲜思路，但现阶段“民国文学”的讨论仍然处于建设理论层面，而且相关研究成果积淀不足。首先，“民国文学”研究要立足当下，参与社会现实。其次，“民国文学，，研究要处理好文学外部研究和自身规律之间关系。最为重要的是，“民国文学”研究要吸收、融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而非一味地批判、否定，甚至颠覆。rn 文学研究不需要千人一面，因为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尺度，包括文学史研究也是一样。任何文学史研究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对历史的还原，任何文学史的撰写也只能是对历史的想象，其中融入了研究者个人的历史观和评价标准。因此，任何一种尝试着进入历史、探究文学规律的研究方法，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以包容的姿态去发掘被遮蔽和误读的文学史实，这才是研究者较为合理的态度。
  • 摘要：本文分别从理论主张、国际交流、创作成就三种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时的状况。可以归结起来说，甲午前后的文学已经形成了这样三座标志性的界碑:rn 一是文学理论上提出了以白话(俗语)取代文言的重要主张，并且付诸实践。rn 二是开始了与“世界文学”的双向交流，既将外国的好作品翻译介绍进来，也将中国的好作品向西方推介出去。rn 三是伴随着小说戏剧由边缘向中心移位，创作上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作品。rn 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倡导人本身己经开始具有世界性的眼光。这些事例都发生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看起来似乎只是文学海洋上零星地浮现出的若干新的岛屿，但却预兆了文学地壳不久将要发生的重大变动。它们不但与稍后的“诗界”、“文界”、“小说界”的“革命”相传承，而且与二三十年后的“五四”新文学革命相呼应，为这场大变革作着准备。尽管道路有曲折:戊戍变法被扼杀，甚至付出血的代价，国家也几乎到了被瓜分、宰割的边缘，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彻底废止，留学运动的大规模兴起，清朝政府的完全被推翻，文学革命的条件也终于逐渐走向成熟。rn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代表人物为黄遵宪、陈季同、韩邦庆.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则是高潮.其间经历三十年的酝酿发展,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最后诸多条件成熟才取得圆满成功.
  • 摘要："中国新文学"的命名和其文学史的编写均已接近百年了.这百年的文学史究竟如何描述?新世纪之交以来,也不下经历了四次之多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大讨论.面对新文学史如此厚重的学术积淀,新近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提供了—部充满学术个性和积极反思性的史著.rn 她在新文学史"民国"节点中重建文学史核心理念和调整其叙述方式;旨在凸显文学史作品主体审美中心的内在张力和历史联系的统一性;探索教材文学史作家和文学关联知识点的板块提示、图文结合,追求文学史叙述风格的简约和可读性.这部史著凝聚了学术史的思想之智慧、以批判性解读文本和审美标准的坚守、对教材编写的诸多悖论,力求通过严格甄别和筛选的作家作品予以消解.她在文学史编写的实践中提升就文学批评的经验,使得较为成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又有新的推进.
  • 摘要：论文回应近年来出现的现代散文理论问题,结合西方散文的理论研究成果,讨论现代散文作为"文类"的"现代意义":其现代特征表现为具有反文类反成规、反省自己的力量;具有汲取各种文类精华同时也为其他文类提供资源的文学潜能;认可散文在文学文类中独特的"杂文学"身份,将为今后的散文研究打开更宽广的理论视域.
  • 摘要：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中外文学的交叉领域,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中成果最丰、最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之一,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探讨也最多.本文意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采取逻辑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提出并论证研究者在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研究中应该并如何直面自身的主体文化立场,并将其纳入研究的问题意识之中.进而在"交流"与"关系"的概念区分中,对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性质给予理论界定,并就其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的分层、特点及其限度进行论证.rn 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实践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不仅其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的生成和建构过程，其研究本身也应该是研究主体借以参与当代多元文化和文学建构的实践展开。也就是说，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既是对既成关系的考察和总结，也是一种述行、述愿的文化参与实践，他们的行为和成果无可回避的加入到当代文学的创造活动之中，成为多元文化和文学的对话与沟通的组成部分，成为世界文学理想下跨文化文学交融共生的一个展开场域。所以，它并不回避研究主体的文化立足点，并不刻意追求所谓的客观超越性，而是立足于主体文化建构的立场，对外来文学在本土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加以梳理，考察作为创造资源的外来文学和文化成分，经过某些特殊的媒介机制，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被那些富于创造性的作家所运用，并个性化地转化为中国文学创造和发展的动力资源，使中国文学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一种可以并且值得沟通、对话、理解和欣赏的“现代文学”，而关于方法论的探讨，包括研究范式的尝试，应该以此为前提展开。
  • 摘要：新时期以来文坛出现了三股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一是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旨在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二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三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或世俗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更新和变革,也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左的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使得文学史的描绘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然而,有的文学史也出现了有意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等等偏颇.
  • 摘要：1949年海峡两岸国共分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如果说中国大陆文学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上,基本延续着1930年代左翼文学和1940年代延安文学的延续、深化和全面推广的话,那么19 50年代的台湾地区文学注重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则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反思文艺政策的结果.当时的台湾文坛主要由大陆迁台作家组成,他们都是带着国民党政治背景或者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包括张道藩、王平陵、陈纪滢、王蓝、纪弦、雷震、梁实秋、李曼瑰、夏济安等人.凌叔华、孟瑶、苏雪林等人与这些台湾文坛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1950、60年代她们先后南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这些南来文人在新加坡的任教、研究、交游以及创作活动,一方面有着她们基于不同立场的写作姿态,同时也留下了冷战时期新马社会的宝贵历史图像与记忆.rn 同时期从香港转道而来的韩素音,以其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视角对南洋大学以及南洋社会人情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和思考,她的左翼立场又提供了一幅迥异于台湾南来文人的图景.而这一切都是以冷战时代为背景,这些中国文人(包括南洋大学中文系的其他南来文人)在应对南洋大学各时期所面对的时代风云,她们的态度、立场以及文学姿态中所蕴含的对中华文化传承、国族集体记忆以及在地的华文高等教育的关心和聚焦,都为理解冷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资产.
  • 摘要：从对1950年代初发生的两场文艺运动的考察可以看出,社会政治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不只是外在的强力压迫,更表现在对文学本体的基质侵入,这就使得文学本体的非文学运转,成为当代文学生存的常态.外在政治风潮的强力扭转,或许可以用另—种政治力量加以归正,但文学本体的异化,却对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产生着质性的和持久的影响,后一方面,是理性的学术研究所必须面对和更加重视的.rn 围绕电影《武训传》和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无论就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及其创作表现，还是相对客观公允的文学批评，本身都没有越出当时文学思潮的范围，甚至相当自觉地附会着时代社会的功利要求，文学本体的政治化特征已是质性存在;而政治批判却又以文学批评的面目出现，以真实性、倾向性、批评标准、现实主义等理论魔杖，完成政治思想的统一控制。rn 这种文学本体的政治化和政治运动的本体化，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两种不同走向，相互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运动关系，前者侧重文学本体，后者侧重政治问题，两者的统一是短暂的，对立斗争是长久的，这是政治强力介入文学的结果。当文学论争被政治运动所取代，文学本体就被彻底抛掷，只剩下赤裸裸的政治斗争。从1950年代初的这两场文艺运动为开端，直至“文革”运动，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演变关系莫不如此，其沉痛的经验教训，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学本体的。
  • 摘要：时间进入2010年代,"十七年文学"也从"重写文学史"、"再解读"带来的数番震荡中稳定下来——稳定为某种对峙、板结的格局.目前居于主流位置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路向，是以陈思和、丁帆、王彬彬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其中又略可分为两脉。一是丁帆、王彬彬等以“人的文学，为根据对“十七年文学”的斩钉截铁的否定，如认为该时期文学“漠视个人命运和情感创伤”，“对现实不具有批判精神”，“与‘五四’精神背道而驰”。另一脉则表现为陈思和等的“潜在写作”、“民间写作”研究。rn 通过文学性和文化性的研究，“十七年文学”有可能被重新激活。新的研究或各有进路，但有两点判断是可以提前做出的:其一，作为人生经验的再现，“十七年文学”有其自身的叙事成规和美学魅力，亦需通过它自己的“眼光”来呈现自己;其二，作为文化生产的叙事实践，它也有自身叙述的策略和机制，并构建着自身与现实的特殊关系。而这两层，都和文学史上其他类型的文学并无本质的差异，都存在着内在建构与排斥，肯定与否定。它之所以在研究史上呈现出迥异的“面孔”，更多因于不同时代研究者立场、视野和问题空间的差异。
  • 摘要：抗战时期的文学民族化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危亡中的功利应激反应,但战争环境下文学走入市井、走向农村,真正实现了新文学久未完成的大众化.对上海沦陷区和延安根据地战时文学空间的内部考察,可以分析两地文学空间中作家构成、创作态度、文学消费的具体形态,阐述两地文学对民间生存状态、地域特色、文学传统的表达,也揭示两地文学民族化回归之中的后退、现代性沉潜之中的流失.借此深入思考民族化思潮对文学嬗变的内在影响,重新审视战时民族文学建构的重要经验和历史教训.
  • 摘要：在关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叙述中,南社常常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这主要是因为处在历史过渡时代的南社文化观念相对保守,与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占据主流的西化文化思潮背道而驰,因而成为被批判否定的对象,在思想文化界实际影响不是很大.但经历过一个世纪的激进变革之后,南社意欲存续"国魂"、"国学"的追求在今天显得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南社持守“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文化观念，不仅具体内容指向属于传统，即其思维模式亦属于传统。rn 如此，可以说南社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在二十世纪的遗响，而因为后续乏人，遗响遂成绝响，南社文人事实上己成为最后一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南社知识分子群体历史过渡性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可以以五四新文学倡导初期事件作为例证来进行让释。
  • 摘要：1934年10月,一份并不太起眼的文学刊物在当时的北平诞生了.它封面简朴而又雅致,就像其所宣称的那样:"开场无白,编后无记,封面无画,正文前无插图,正文中无广告,这个刊物初次露面就不像一本杂志吧,可是我们倒想能这样老老实实的办就这样办下去."1这就是由卞之琳、巴金、靳以等主编的纯文学期刊《水星》.虽然它只出版了2卷9期,持续了不到了一年的时间,但仍然在20世纪20、30年代众多的文学刊物中显示了独特的个性.它孕育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在文学的星空中闪耀出光芒.rn 《水星》创办之时，正是中国现代文坛发生重要擅变的时刻。各种文学思潮、流派此起彼伏，让人应接不暇，代表各种文学理念的刊物也应运而生，《水星》在此时出现也同样如此。《水星》它以九大行星中孤独而又遥远的水星来命名刊物，本身就暗示了其在喧嚣嘈杂的世界中寻找脱离尘俗的宁静和本真，也象征了其致力文学纯正性的艺术追求。除了这种纯正的文学理想之外，沟通“京派”和“海派”文人之间的联系，《水星》的创刊还肩负着另外一项重要的使命，那就是 消除他们之间曾经的隔阂和争论。rn 《水星》不仅汇聚了当时京派阵营的主要作家，而且其发表的作品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艺术特征:如格调高雅、纯正;风格冲淡、平和，在温婉的笔调中挖掘出淳朴而原始的人性美，始终追寻着一种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理想。《水星》中还有不少作品写得优雅、散淡，富有知识含量，在平淡的笔调中透露出一份超脱、闲适的文化心态。 除了刊发大量的京派小说和散文之外，《水星》所发表的京派诗歌数量更多，艺术的成就更为突出，尤其是在新诗的现代性探索上贡献很大，这也可以视为《水星》杂志最重要的文学收获之一。rn 《水星》的办刊的方针是开放性的。它在致力于展现京派文学的学院派特点之外，也对其他文学流派和风格的作品表现出兴趣，尤其是对具有强烈社会现实性的作品以不小的扶持，使其在纯正文学理想的追寻中增添了现实因素，具有了深广的人间情怀。rn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具有左翼文学背景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周起应(周扬)大力倡导文学的真实性:“对于社会的现实取着客观的，唯物论的态度，大胆地暴露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揭穿所有的假面，这就是文学的真实之路。《水星》发表作品中，描写底层民众疾苦的题材占了很大的比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对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了无形的控诉，也客观展示了中国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水星》发表的作品还有不少洋溢着爱国主义情感，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痛恨，拓展了文学表达的领域。
  • 摘要：东北解放区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启蒙运动的隔代传承,是对延安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延安启蒙思想的东北文化实践.东北新启蒙是通过文艺团体、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三方面进行实践和传播,对光复后的东北解放区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作出应有的贡献,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支援了土改斗争和解放战争.新启蒙运动在东北所做的工作不仅符合当时东北的文化状况,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在解放后的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文艺所需要完成的任务.rn 新启蒙运动在东北解放区主要表现在文化上的启蒙，是一场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新启蒙的倡导者就鲜明地提出，“当前的新启蒙运动，也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东北时期，新启蒙的规模变得更加庞大，完全超过了前两个时期，这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启蒙。这期间，新启蒙运动实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艺团体的启蒙实践，文艺团体的启蒙活动是最直接的一种启蒙方式，它用文艺演出的形式，以歌曲、歌剧、秧歌剧等通俗易懂的民间方式对群众进行启蒙宣传和教育，将革命思想面对面灌输给群众，收到简单快捷的效果。二是报刊杂志的启蒙实践，启蒙离不开大众化，在大众化运动中的各种刊物的启蒙宣传作用不可小觑。配合着文艺协会的成立，各种报刊杂志也开始创办。就“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来说，其当时的两大任务:一是改造旧艺人，二是创办会刊《东北文艺》。这个刊物由白朗主办，在东北有很大影响，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这个刊物与读者见面，是东北文学启蒙实践的一个重要阵地。三是文学作品的启蒙实践，在文艺团体的演出和报刊上文艺作品的启蒙外，文学作品的启蒙实践活动也十分炙出。这里所谈的文学作品的启蒙是指由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启蒙文学作品，如剧本、中长篇小说等。地支援了土改斗争和解放战争。rn 东北新启蒙运动的贡献总的说来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肃清法西斯和封建的文化残余;二、开展科学的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三、团结知识青年，加紧研究中外文化最新的成果，提高创作能力;四、开展大众化文化运动，促成人民大众文化翻身:五、加强与全国文化界的联系，共同为建设民主的新文化而努力，。新启蒙运动在东北所做的工作不仅符合当时东北的文化状况，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在解放后的很多年里都是中国文艺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 摘要：文学风格是茅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关健词。它既被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也被看作是当代作家创作个性和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还是茅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美学底线.当代文学创作被作为传达政策意图、时代命题和阶级观念的重要载体，文学风格也自然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文学风格又被当代文学作为审美个性和艺术形式的重要标准，这样，在文学的艺术风格与政治目标之间，茅盾存在着诸多不解的难堪。
  • 摘要：新中国的新民歌运动是当代史尤其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现象.以国家力量、国家权威进行社会动员甚至是全民动员的方式来展开的写作运动,最著名的莫过于新民歌运动和大批判运动,其他类似的还有各种"写史"(比如一度提倡大写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及军史、校史等)运动.比较而言,写史之类只是一种阶段性政治的写作运动,延续时间不算很长,范围也受限,而大批判运动(包括相关的大字报)主要源于当下明确的政治动机,有实际的政治目标指向,且并不以文学性为大批判的写作前提;作为一种写作运动,文学性最强烈、最鲜明的不能不首推新民歌运动.rn 本文通过一个案例—何其芳、张松如在延安合编过一部《陕北民歌选》，1950年因重印出版，何其芳再写了一篇代序，并以《论民歌》为题先行发表的分析，探讨当代文学如何通过民歌的改造，包括1950年代新民歌运动等，一方面完成接续文学传统的使命，另一方面建立主导性的文学资源的合法性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是由此建立新中国文艺的唯一正确系谱。由此而言，对于文艺资源的价值地位的认定，实际上支配和决定了当代文学的面貌构建。这也可视为权力之手的文学史书写。本文的宗旨既在通过民歌的再造理论讨论传统接续的现实形态、方式及特征，更在彰显中国当代文学处理传统资源时所面对的挑战、困境及经验。rn 中国当代的文学资源确乎存在着合法性与否的现实间题，明白了“文革”的题材位置和处置方式，也就能够多少理解有关民歌的价值地位了。虽然两者从国家文学的立场看起来，可利用的价值效果并不一致，这也就有了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处理方式和实际命运。中国当代文艺就处在如此构成的资源生态中，当然因此也影响到了文艺的整体性面貌。
  • 摘要：知识社会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互文性研究方法是将知识社会学用于文学研究的可操作方法.按知识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其实也是特定视角的产物,也会受到特定社会状况制约,因而也具有一切意识形态所共有的意识形态性.同时,亦不能否认其他意识形态就其自身视角和社会状况而言的合理性、真理性.rn 体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品遵循一种区别于日常伦理的暴力革命伦理.就土改叙事而言,周立波《暴风骤雨》是革命伦理的直接体现,《桑干河上》及《翻身记事》是不同伦理纠结交融的产物,而《赤地之恋》及"新历史小说"的土改叙事则是对革命伦理的质疑和颠覆.它们都受作者写作时社会境况和个人境况影响,体现一种特定视角.知识社会学对文学研究的启示是:应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重视视角转换与综合,不宜以单一视角将文学史写成简单的"进化"史.
  • 摘要：京派的构成非常复杂,前人已有多种说法,但尚有未尽之处.本文提出京派内部存在三个"小圈子":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名士派,",小圈子,以沈从文为核心的"乡土派"小圈子,以朱光潜、林徽因为核心的"欧美派"小圈子.不同"小圈子"里的文人在生活经历、文艺追求、学术理想等方面都有不少差异,但在对一个文学流派、文人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的审美观念上却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共通性,除去前人已有的发现之外,这种共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推崇并追随古希腊文艺精神,二是接受并运用西方心理学美学.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流派特色,形成了京派独特、多样的文化景观与历史面貌.
  • 摘要：京派以周作人及其文学观念为起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学自律和文化生存是其本质属性.整体上,京派是趣味主义的东方绅士和审美理想主义的"欧美派"绅士的大集合.在文学史上,《语丝》时代的苦雨斋沙龙孕育了一个趣味主义的文学群体,《骆驼草》上"讲性灵"的作家们集合成前期京派的核心阵容.rn 确认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并非对立，同时认定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对西方新型文学的借鉴，这是周作人新文学观的基础。发扬传统在周作人那里有两重意义，一是发扬知识分子自主表达的现代精神，二是培养知识分子(或新文学)新的本质观(自我化)和艺术观，重塑“言志”传统以抵制“载道”文学。小品文生态也可以整体上概括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前期京派文学的特征。rn 就“绅士气”而言，前、后期京派确乎是两种流脉——“土绅士”和“洋绅士”的合一。“土绅士”是全然没有或自行消蚀了政治意气的隐士，“洋绅士”是多少有点政治意气的雅士。总体上看，京派作家就是一群政治上“非正统”，文学上有自我的人。“绅士气”总体上表现为一种雍容自持、温文尔雅的文学态度。同《语丝》决裂以后，周作人式的“消极”逐渐漫穗为一种群体心态，这就是京派的存在方式——一种反向的凝聚力。rn 就写作而言，除杂文外，周作人的散文中知识性的创作多于生活化的作品，这亦是其“趣味”使然，二者都是少有政治烟火味的小品文。但毕竟在周作人的意念中，“绅士”和“流氓”两个鬼相消长，“隐士”和“叛徒”相依存，“趣味”不仅使二者和谐，更在于用前者抑制后者，以“隐士”消解“叛徒”。他常说“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u001e不是自谦的话。而注重写作的文学性，即融合东方的“情”与西方的“知”于一炉更其一以贯之。“由此造就出一个朱光潜所谓“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者”。rn 趣味主义的文学诉求使苦雨斋沙龙极具影响力，老友新朋聚集一堂，消蚀了政治的意气，以豁达的心胸融汇渊博的知识，历史、社会、人生，知、理、情，更别有一番滋味，同样能谈出精彩，谈出文学。幽默闲适，宁静致远。退却是一种心态，消极则是一种志趣。就自由主义范围内看，当初的积极进取与此刻的消极退让，只在选择的方式，并不违本质和初衷—放弃的自由依然是自由，因为放弃不等于堕落，更不是死灭。放弃了政治尚有学术，亦有文学，不违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
  • 摘要：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基本动因和姿态是"告诉世界"."告诉世界"的方式受民族立场、时代语境、作家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位置、态度与时代性的遇合,使得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显得繁复而歧异.rn 抗战与冷战时期的小说围绕战争与男人展开,倾向从"大屠杀"的角度叙述日军暴行;新世纪的小说则围绕战争与女人展开,偏好从"强奸"角度构设故事.中国作家的大屠杀叙事存在整体民族主义和阶级、政党民族主义的区分;日本人的文本着意嘲弄、瓦解中国的核心价值,对中华民族进行精神虐杀;美籍华裔作家把故事空间设置为美国教堂和教会学校,故事笼罩在暴行与庇护、苦难与拯救的话语结构中,被虐杀的南京以女性的形象出场.南京浩劫中的性别关系是民族政治的转喻,妓女(歌女)替代了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功能,民族尊严的维护或修复是故事的终点.中外作家常把南京大屠杀与历史事件进行比附,以此引导民族主义的生发方向.值得反思的是:为秦淮河妓女颁发勋章,为几个外国传教士唱赞歌的故事模式,引领了近年的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潮流.
  • 摘要：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社会生活习惯及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说来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使人们心理体验方式存在诸多现代转型,导致了文学书写体验的现代特质;其二,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拓展了城市人的人际交往方式,拓宽了文学中故事的书写空间;其三,现代交通工具导致的机械化的生活也影响到人们的日常行为及人生选择,使文学中出现了欲望各方面都简捷化的"单向度的人".
  •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随后伪满洲国建立,为了更好地从思想文化上对人民进行殖民主义的奴化宣传,日伪政权于1937年8月21日正式成立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创立总会"(简称"满映").1945年8月15日本战败投降,"满映"也随之解体.在“满映”拍摄的各类电影中，所谓“启民”和文化映画映画就是现在所说的新闻纪录片，是以电影手段直接宣传殖民国策、对人民进行洗脑宣传，以达到对所谓满洲国和日本殖民统治予以认同的目的。这类影片毫无疑问是殖民主义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传达工具。rn 在“满映”工作过的日本人，虽然有部分死硬的军国主义分子，但也有如上所述被绑上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战车的、并不认同侵略与殖民的左翼人士和反战友好人士，有问政治的敬业勤奋的电影艺术和技术专家。他们在“满映”工作期间，出于谋生避祸或种种人目的参与拍摄的宣传伪满“国策”和东亚圣战、麻痹和毒化中国人的电影，一方面客观上到了为日本殖民主义侵略者政策服务的作用，是日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组成分，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定的;rn 另一方面他们作为现代电影艺术、技术和管理经营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电影专业人才，为后来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客观上奠定了物质、管理、术与人才基础，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参与东北电影该公司的创建、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和建国大业拍摄珍贵记录和影片的日本人，他们的行为为他们在“满映”期间免的、“客观”帮助了日本殖民主义的行为和“原罪”，具有清洗和赎罪意义，他们在电影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建国大业所做的积极贡献，更是具有积极进步的历史意义。rn 正确科学地价殖民主义及其文化现象的两重性，是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作为历史积甚深的中日两国而中国是亲侵略的受害国，以如此视角和方法研究殖民主义文化电影机构“满映”，实属艰难，在这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方法，用马克思关于“在理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的精神，审慎地对待一切历史研究。
  • 摘要：鉴于当前新诗理论研究的无体系和非理性现象,本文认为应从探讨与古典诗学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理由在于:一、尽管新诗理论是受到西方诗论的影响后逐渐出现的,但外来的影响更多地停留于中国诗歌发展状况的外部,新诗理论的建构必须符合汉语言使用惯例和赓续诗歌传统.二、虽然新诗的成立是以摆脱古典诗词的模式为出发点的,然而主观的批判并不能使其在实质上悖离汉语言诗歌艺术的规律.从与古典诗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诗理论,可以使研究更理性、更规范,有助于建构新诗理论的框架. 从与古典诗学关系的角度研究新诗理论，可以根据诗歌理论的根本问题，将其划分为语言论、文化论、审美论三大板块，各板块内的主要内容如下：rn 首先，在诗歌语言论方面，将新诗语言问题纳入古典诗歌语言与格律理论之中，探讨新旧诗体在语言、格律方面的革新与借鉴。rn 其次，在诗歌文化论方面，通过对新诗名称、用典以及诗歌功能的古今演变等问题的探讨，澄清一些较为模糊的看法，并界定相关概念。rn 再次，在诗歌审美论方面，第一，新诗里的隐喻与古典诗学的“比”论。探讨新诗里的远取譬、陌生化理论与传统诗学里的比诗、比类、比附、以彼物比此物艺术、以比评诗的不同及其间的发展演变关系。第二，新诗理论里的通感、应和论与古典诗学的“味”、诗味论的异同。现代自西方引进的通感、应和论，与中国古代诗论里的“味”、诗味论有相当的对应关系。在审美风格论方面，将新诗理论中出现的异于古典诗论的潮流论列出来。
  • 摘要：五四文学的发生是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此,主要侧重于对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父子关系的考察,分析五四文学的发生与父权缺失有着怎样的内在关系,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的发生起了怎样的作用.五四文学创建主体大都在童年或少年时代有着丧父的人生经历,其父权有一个从在场到缺失的过程.父权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了断裂,约束"子"的外在规范失却了效能.没有了父权的规训,也就意味着由父权所承载的规则、秩序失却了存在的根基.在父权缺失中,促成子权张扬并最终确立的,是晚清政府主导下的新式教育,以及嗣后科举制度的废除.父权的缺失,为这批"没有父亲的孩子"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以及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提供了历史的机缘.rn 在晚清社会文化处于转型的特定时期，如果父权处于在场位置的话，“子，，在文化上的激进主义可能会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但父权的缺失，便为其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扫清了一些障碍。这批自幼便“没有父亲的孩子”，不仅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颠覆者，而且还成为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建构者。具体说来，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rn 其一，父权的缺失，使嗣后成长为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一代新人，失却了物质上的支持，这既颠覆了原有文化传承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又改写了其父为其规划好的科举之路，在顺应晚清新式教育的诉求中，最终使他们从既有的社会晋升方式中挣脱出来，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创造。rn 其二，父权的缺失，使得五四文学创作主体找寻到了业已被神化的精神偶像;而由父亲死亡而来的边缘化社会位置，则又激发了他们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从而使他们认同了具有社会改造功能的现代文学。rn 其三，父权的缺失，使母亲的作用获得了进一步凸显，这使得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在其早期的精神世界中，母爱成为他们精神和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rn 其四，父权的缺失，使“子”对生命与死亡等命题有了真切体验和思考，这既使他们在耳濡目染中形成了精神性创伤，还使他们的情感得到了淬炼，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了更多的叩问。rn 总的来说，五四文学的发生是众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在此凸显了父权缺失对五四文学发生的作用，并不表明父权缺失就必然地会导致五四文学的发生。实际上，五四文学的发生，有着诸多的原因，可以看作是诸多“力量”“合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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