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

摘要： 1940年代末,身为诗人和青年教师的袁可嘉写下了一系列关于新诗的专题论文,虽未能如愿出版这本拟题名为《新批评》的专著,但他有关新诗的综合性理论思考在当时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80年代以来,随着上述论文重新以《论新诗现代化》为名结集出版,学界对其"新诗现代化"的体系构建及其思想内涵已有较多讨论,但由于该书在编辑过程对原刊本的内容有所删改,从而对相关论述不免会构成遮蔽或造成误导。本文在综述袁可嘉有关诗的本体论思想的基础上,基于新的史料,即袁可嘉专论戏剧主义的英文文章《关于戏剧主义的笔记》(A Note On Dramatism),并对比与该文内容有所重合但并不雷同的《新诗戏剧化》和《谈戏剧主义》等文章的有关论述,试图对袁可嘉诗论中具有综合性意味的"戏剧主义"这个新批评意义上的诗学概念及其文化政治,做出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摘要： 康德将诗积极融入他对审美及伦理问题的思考中。诗被康德视为最高级的“美的艺术”。诗人凭借艺术天才和诗学义务赋予作品以典范精神,这种作品能够为人所追随,并让心灵脱离病态,为人建构起真正的“美丽心灵”。以“诗心”为内核的美丽心灵,召唤出心灵的“共情”能力,它是关切社会、理解他者和奠基道德的重要条件。康德诗学是一种融合了伦理纲维的“大诗学”,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文学艺术的怡情及审美个人主义,而是将文学作为进阶伟大人格与正义社会的有效选择,因而它追求的是一种诗学正义。

摘要： 时空观念既是清代诗学的理论建构逻辑,也是艺术家处理文化与政治生活的坐标。清代诗学时空观念的表现,较之前代有新的特质。从思想基础来说,清代诗学上承儒家的社会理念,在社会秩序中重新规范了诗学与社会政治的位置,追求儒学与社会秩序的复归;从主体条件来说,清代诗家主体意识觉醒,使清代诗学注重诗歌及诗话写作与学术文化的距离,追求心理感悟的时空形式;从诗学的理论形态来看,诗话写作仍以时空意识为逻辑基础,呈现出时空化的审美形态。如此,清代诗学是在传承美学精神的基础上,在社会思想、学术文化环境以及艺术个体追求之间,寻求并重建了一种协同发展的可能,是对儒家秩序规范的新阐发。

摘要： “幽人”原初之用在《周易》,本义为“幽隐之人”。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在文人作品中,多被引用为隐士的代称。至唐代,“幽人”在诗文作品中出现频次增高,其诗性隐喻之特质由此而浮现。在唐前高隐之义的基础上,唐人笔下的“幽人”承载了多样的生命体悟。陈子昂、杜甫与李商隐的“幽人”诗,在看似“向隐”的维度背后,包孕了诗人“非隐”的现实观照与历史沉思。“幽人”意象所蕴含的诗性隐喻为唐诗之解读提供了深化而广阔的诗意阐释空间。

摘要： 嘉道诗学以反思袁枚性灵诗学的流弊为逻辑起点,针对"性灵"概念流行和泛滥,诗坛重新祭出"性情"这一古典诗学核心概念,并就性与情、性情与道德、性情与学问的关系展开讨论,将"性情"概念放在诗学史的演进、发展中加以锤炼,终于完成了对这一传统概念的周密诠释,为嘉道诗学的平衡发展以及此后诗学观念的转型并融入近代化的潮流奠定了基础。

摘要： 王阳明是明代最具魄力的思想大师,同时还是一位被哲学名声所掩盖的性情诗人。虽也曾"溺志辞章之习",但进德修业却是更为核心的人生关注,诗文始终被其视为"道德"余事。追慕狂者品格、豪杰精神的王阳明虽以"讲学明道"为志,但对"本于性情"的应酬文字亦有一定认可,良知学说中本就包含着对个体志愿的积极关注,而此,正是阳明心学对于诗歌的最大宽容所在。

摘要： 《雷雨》从诞生至今众声喧哗的评论话语说明了其内涵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本文通过分析曹禺的自白、学界的评论及其之间的关系,指出《雷雨》剧本蕴含的理论张力:希腊传统是曹禺《雷雨》创作中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所谓的希腊传统并不是一维的——《雷雨》不仅兼容了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蕴含的悲剧的“命运主题”以及亚里士多德《诗学》中阐释的“悲剧的制作技艺”,也膺守着法国新古典主义汲希腊之源而提出的“三一律”结构法则。这也折射出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希腊资源”的多解性。

摘要： 近年来,翻译作为促进文化传播的工具受到了各方的广泛关注,而翻译研究也经过多方学派的不懈努力完成了从语言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重大转变。著名翻译家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并非两种语言间的粗略转换。恰恰相反,它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而他的操纵理论,主要是以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为核心来探讨三者是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操纵的。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基础,选取风靡全球的儿童文学故事《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两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了文学译作中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对译者翻译活动具有操控作用。

摘要： 勒菲弗尔将翻译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指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学实践活动,与文化系统内的其他体系息息相关,提出了翻译改写和操纵理论,指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等极大地影响了翻译过程。本文对该理论及文化操纵因素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实例对该理论进行解读和思考。

摘要： 医学誓言由来已久,在医学人文教育中起重要作用。英文医学誓言发展迅速,但至今缺乏英文版中医学誓言。本文在改写理论指导下,重点基于意识形态与诗学两个主要影响因素,参考已有译本,探索性地将《大医精诚》选段英文译写为中医学誓言。中西方在医学伦理方面有共通之处,因此中医学誓言的英文译写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但《大医精诚》更突出表达了成为“大医”的两种精神:不管个人安危,视病患为自己亲人的“大仁”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一心赴救的“大爱”精神。这种大仁大爱的精神,超越一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为“大医”的核心价值。

摘要： 诗学研究存在着从"理"说和从"事"说之别.前者视诗学为纯粹的学理研究,后者视诗学为具体的诗作批评.前者重在"学",后者重在"诗".研究重心之异表现为概念内涵之别.诗学观念差异影响到研究路径、对象选择和理论形态等诸多区别。具体到母题研究而言，则表现为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之别。无论是以规律发见为指向的传统的文学史写作所预设的研究路数，还是以观念演绎为主导的西方批评理论和方法，在看似中西有别的背后，却不可避免的在本质化结论这个终点殊途同归。有鉴于此，比较诗学的思路不仅要贯穿于具体的文学研究之中，还应当成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即文学研究方法也要实现中西观念的结合。西方诗学母题理论多以叙事文学的综合研究为基础，中国古典诗学的母题意识蕴藏于对经典诗作的评赏之中。所以，西方诗学中的母题多表现为人物、情节和叙事模式，而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母题则表现为意象和语词典故。如果进行简单的比附的话，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掌故、本事类似子西方母题理论中的原型，意象相当于象征，而语典则接近套语。由典掌到意象是是母题的具象化阶段，由意象到语典是母题的形式化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母题形成稳定内核，在后一个阶段母题获得增殖和交流功能。对于意象和语典的分析成为剖析诗学母题、进而窥见其内核的有效途径。中国古典诗学所谓的“诗祖”、“诗母”、“诗胎”等概念具有母题意味，不过中、西诗学对于“母题研究”的兴趣相异。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掌故、本事类似于西方母题理论中的原型，意象相当于象征，丽语典则接近套语。对于意象和语典的分析是中国诗学母题研究的关键环节。这方面的经典著作要数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钱先生从众多诗作中，概括出数种母题情境，总结出富有原型意味的抒情手段，其研究可谓是截断众流而又开辟出万千蹊径《管锥编》一书不仅为中国诗学母题研究提供了具体范例，对于诗学母题研究目标的确立也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 "奇"作为中国诗学的重要范畴,前人论述多为单向度的考察和文本情境的局部讨论,尚需实证的考源和历时的清理,藉以深化诗学历史演变的讨论.由《孙子兵法》上溯"奇"范畴的发生,可以明了周代传统及其儒家持守对于"奇"及"奇正"的态度,这对于理解儒家诗教扬"正"抑"奇"的立场至关重要;而直达宋明的历时清理则知好"奇"的崇尚以及"奇正"、"奇常"的递变消长.在此看到“奇”作为社会、战术、文学范畴的不同表现及其递相转化，亦可洞察创作尚“奇”与文论的某种否定，而且在创作上可以考知“奇”的作家、作品与时代风格以及诗法层面的不同表现，凡此可以加深文学及其理论复杂性的理解并矫正某些简单的论断。但是“奇”范畴的发生与演变以及“奇正”、“奇常”的关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奇”的价值判断产生于“正”、“常”的对举，它的新变性同时也是破坏性的基因，因而导致正负价值的不同判断：同时“奇”的语义表明其出脱“正”、“常”的固有特性，并其与“畸”相通的意义显示文学尚“奇”的特立精神及固有缺点，都必借助逻辑的思辨阐明，以与历史的考述相辅相成。

摘要： 惠能与神秀“南顿北渐”禅宗方法论的区别,对中国传统诗学产生了深远而多方面的影响。在禅宗思想影响下,唐宋时期形成崇尚天分还是学力之争的许多诗学理论论争。天分与学力这一对文艺创造的诗学范畴,成为唐宋以来诗歌美学中一对重要的美学范畴,并被不断争鸣、补充和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唐、宋不同时期诗歌艺术的不同特征与差异；另一方面不同的诗学观念的提出,也反映了特定时代诗歌美学趣味、风尚的差异、变迁、发展的情况。

摘要： 本文所说的中生代，是指从事理论建树而非专职创作的中生代。从时间上来说，他们生于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七、八十年代前后出现在台湾诗坛，八十年代以后成为台湾新诗论坛的一支劲旅，代表人物有萧萧、简政珍、孟樊等人。正当人们希望台湾诗论从一般的评论、研究和争鸣中向体系建构进军的时候，萧萧及时地推出了三十万言的《现代诗学》。这是台湾诗坛首先出现的对现代诗作较完整检视的一本理论著作，由“现象论”、“方法论”、“人物论”三大部分组成。在新世纪的台湾新诗研究历程中，简政珍以直接阅读并充分掌握了许多西方后现代理论的原典著称。《台湾现代诗美学》，便是简政珍迈向思辨型学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孟樊是一位学术上的多面手。他研究台湾出版理论，编偏重于思想的年度文选，写新诗创作史，建构台湾新诗理论史，集中研究后现代文论和诗论。作为有后劲的评论家，他用综合治理的眼光对待新诗的演变所作出的辩证概括，在论题上有开拓，后来写作的《台湾后现代诗的理论与实际》，便是他这方面的成果。他以德希达、巴特、克莉斯堤娃、巴赫汀等思想家的论述为根基，列出台湾后现代主义诗的七种特点。在孟樊的代表作《台湾当代新诗理论》中，更具体体现了他对新诗的完整看法。在结构及立论方面，与萧萧、简政珍均不相同，甚至书写策略也不一样。在台湾，诗评家长期过剩，诗论家一直欠缺，而萧萧、简政珍、孟樊不仅是诗评家，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诗论家。综观萧萧、简政珍、孟樊的诗论，具有建设性，强调台湾特色，具有系统性，重视诗歌自身特质和规律的探讨等特点。

摘要： 现代性的出现被认为是诗学在与哲学的长久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结果.作为欲使历史与差异凌驾于自然与整全之上的诗学,其胜利可追溯至近代笛卡尔主义对数学性修辞的迷恋.自然在屈从于数理结构的同时,被缩减为封闭的孤立客体.而随后"历史自我"对"认知自我"所完成的决定性超越,促使诗学的胜利达到其顶点."诗哲之争"最终展现为哲学被迫反思自身可能性的普遍趋势,并掀起了一场要求重返前理论之日常世界的思想运动.

摘要： "自得"是中国古代论学、论艺、论诗使用得相当普遍的一个重要概念,特别是在宋代理学产生后,理学家标榜其学为"自得"之学,其论学又贵自得,"自得"的使用频率就更高。鉴于"自得"概念的重要性,运用的广泛性和含义的丰富复杂性,这一研究无疑还须继续.要认识诗学“自得”论，就必须先了解理学中的“自得”以及理学产生之前的“自得”概念，否则诗学中的“自得”概念无论如何都是说不清的。对“自得”作溯本探源的考察，是不可少的。理学产生之前的“自得”之论，其义已经相当丰富。除自满自溢之义外，大多含义为后来诗学“自得”观念所继承。理学产生，又给“自得”赋予了更丰富的意蕴，有些含义，将“自得”观念提高到了更高的哲学精神的层面，其含义也多为后来诗学所继承。如宋代理学思想中，自得乃“自得之学”，言其学说不同于传统儒学，自得乃自心独得，“既有诸已”，“习与性成”为自得，自得乃独自悟得、自然有得等。总之，理学家使用“自得”一词，极大地扩展了“自得”的含义。两宋之后，理学影响诗学，不少理学概念进入诗学，“自得”是其中之一。元代诗学中“自得”观念，就是吸收了理学及其以前的“自得”观念而形成的，其含义极其多样。在宋代之后，元人以“自得”论学、论诗、论艺，都有新的理论贡献。其论诗，除理论贡献外，还有反模拟，反对诗歌的世俗化、工具化、商品化的时代意义。总之，“自得”概念先秦时已有，其意义已经是多方面的。此后历汉唐至宋，人们以“自得”论学论艺，意义更为丰富。理学产生，“自得”成为理学家论学的核心概念，其意义也发生了多向的变化。“自得”概念进入诗学，是带着此前全部的词义发展，又有适应诗学的变化。故元代诗论家笔下口中的“自得”，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概念，表达了诗论家多方面的诗学主张，也与诗学中不少论题发生关联。考察其各方面的含义，对于了解元代诗学，进而了解中国诗学，是很有必要的。而其所显扬的自然与自我意识，则是元代诗学中很值得重视的精神。明清两代，“自得”概念使用更为广泛，其意义大致沿宋元而来。

摘要： 追问"以悲为美"诗学传统的思想价值依据,毫无疑问,是与以人际关怀为重的儒家学说密不可分的.所以寻根溯源,自然要把目光对准先秦的原始儒学.如果向更早的历史究根,其渊源当在《易经》的忧患意识.关于《易》为生于忧患、表达忧患之作，《系辞传》中有多处言及。但是《系辞》毕竟是战国时代完成的作品，今人囿于经传分观的界限，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承认这“忧患意识”是《易传》的思想，而不敢说它与《易经》也有关。然而《易经》忧患意识之存在，确凿无疑，亦有《周书》作为旁证。《易经》是西周上层政治统治集团的宇宙观，其形而上的和谐治国之道予《周书》文诰的制定和实施以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周书》则将《易经》的忧患意识转换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纲领和行政措施。总之，忧患意识完全可能便成为贯穿《易经》——《周书》——《诗经》的思想链条。笔者认为《易经》中君王之谦卑下求的观念，同样是建立在作《易》者“直接面对事物发生责任感”，亦即主体性与道德性以及仁性的冲动的基础之上的。联系周初的社会现实问题，是有感于殷商君王与百姓关系中的和谐与对抗。“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尚书·康诰》），君王能与百姓和谐相处，以安民为追求的目标。而后嗣殷王“用燕丧威仪”，贪图逸乐丧失作为君王的威仪，“民罔不壺伤心。”（《尚书·酒诰》），致使百姓与君王相对抗。这一“直”、“曲”的“对比”，令周人心生“不安”，从中吸取“治民”的教训。对抗必激发民怨，故“诞惟民怨”，存在于百姓心中的只有怨气。可是后嗣殷王竟然熟视无睹，安于现状不思悔改，“于民祗保越怨，不易”（《尚书·酒诰》），结果是“越殷国灭，无罹”，众叛亲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直曲对比”“不安”的周人，遂把化解民怨作为“求安”的大政方针。

摘要： 「诗亡隐志」见诸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伴随《孔子诗论》出现在世人眼中已逾十年.无可否认,这是先秦时期一则非常重要的关於《诗》的理论命题,然而人们封它似乎并不十分重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其等同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了.笔者认为「诗言志」与「诗亡隐志」迥然有别。「诗言志」作为诗学创作论，只不过言明诗之所当然，但真实情况如何，则不是题中之义。人们常常在文学史中发现文、人分裂的现象，如乱臣、小人之文一样可以激昂慷慨。其原因就在于「诗言志」，但诗不一定都言真志。但「诗亡隐志」则不然，作为一种阅读理论，它强调读者借助或调动各方面的经验，便能判断出诗人所言「志」之真假。孔子说「思无邪」；孟子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都可以和[诗亡隐志」相参。欲全面了解「诗亡隐志」之于儒家学派的意义，遏应该进一步分析其作为一种察言知人的手段的实用功能。在此基础上，便会明白「诗亡隐志」作为一种道德诗学观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关系，同时也会明白儒家诗学诠释何以会有「君子」、「小人」之类的评判。但限於篇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了。

摘要： 本文关注的重心有二，一是心性学派的《诗》学构建中《诗》学诠释问题，二是讨论心性学派《诗》学构建的《诗经》学史价值。并对心性《诗》学的承传进行探究。

摘要： 本文关注的重心有二，一是心性学派的《诗》学构建中《诗》学诠释问题，二是讨论心性学派《诗》学构建的《诗经》学史价值。并对心性《诗》学的承传进行探究。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古诗学习装置，主要涉及学习辅助工具领域。一种古诗学习装置，包括架体，所述架体顶部设置遮挡板，所述遮挡板上开设第一显示口和第二显示口，所述第二显示口上设置活动板，所述遮挡板背部两侧分别设置主动辊和从动辊，所述主动辊一侧的架体上设置电机，所述电机上串连开关，所述主动辊与从动辊上均设置套筒，两个所述套筒之间设置卷轴。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通过互动的方式加深学生对于古诗的理解，在活泼的学习氛围下使学生对于古诗的学习效果更好。

摘要： 一种中文古诗学习装置，包括上连接件和下连接件，上连接件和下连接件之间通过左连接管和右连接管连接，左右连接管上均连接有紧固螺母，上连接件和下连接件之间设置有二十个立体显示块，立体显示块上下两面均设置有轴承，轴承上分别连接有上连接轴和下连接轴，上连接轴上设置有卡槽，下连接轴上设置有卡子，上连接件上设置有卡子，下连接件上设置有卡槽，卡子和卡槽相互配合；立体显示块上设置有显示板。本实用新型通过设置多个立体显示块，立体显示块之间通过连接轴连接，配合轴承立体显示块可以进行旋转，通过设置四个不同的显示板，可以组合成四首古诗，从而可以让学生进行旋转立体显示块组合，生动好玩，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语文古诗学习架，包括由两支板和底板构成的架体和多个方形框体，所述方形框体中间安装有转轴；所述转轴两端与支板配合安装；所述方形框体的四面内侧设置有方形腔体；所述方形腔体内侧设置有方形的可插拔书写板；所述方形腔体靠近一支板的面设置有插入口。本实用新型的语文古诗学习架能够很好地辅助学生背诵记忆古诗词，也可以帮助老师进行对学生掌握情况进行抽查，可以更好地学习记忆古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