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以悲为美与《易经》的忧患意识

摘要

追问"以悲为美"诗学传统的思想价值依据,毫无疑问,是与以人际关怀为重的儒家学说密不可分的.所以寻根溯源,自然要把目光对准先秦的原始儒学.如果向更早的历史究根,其渊源当在《易经》的忧患意识.关于《易》为生于忧患、表达忧患之作，《系辞传》中有多处言及。但是《系辞》毕竟是战国时代完成的作品，今人囿于经传分观的界限，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承认这“忧患意识”是《易传》的思想，而不敢说它与《易经》也有关。然而《易经》忧患意识之存在，确凿无疑，亦有《周书》作为旁证。《易经》是西周上层政治统治集团的宇宙观，其形而上的和谐治国之道予《周书》文诰的制定和实施以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周书》则将《易经》的忧患意识转换成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纲领和行政措施。总之，忧患意识完全可能便成为贯穿《易经》——《周书》——《诗经》的思想链条。笔者认为《易经》中君王之谦卑下求的观念，同样是建立在作《易》者“直接面对事物发生责任感”，亦即主体性与道德性以及仁性的冲动的基础之上的。联系周初的社会现实问题，是有感于殷商君王与百姓关系中的和谐与对抗。“殷先哲王德，用康义民作求”（《尚书·康诰》），君王能与百姓和谐相处，以安民为追求的目标。而后嗣殷王“用燕丧威仪”，贪图逸乐丧失作为君王的威仪，“民罔不壺伤心。”（《尚书·酒诰》），致使百姓与君王相对抗。这一“直”、“曲”的“对比”，令周人心生“不安”，从中吸取“治民”的教训。对抗必激发民怨，故“诞惟民怨”，存在于百姓心中的只有怨气。可是后嗣殷王竟然熟视无睹，安于现状不思悔改，“于民祗保越怨，不易”（《尚书·酒诰》），结果是“越殷国灭，无罹”，众叛亲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直曲对比”“不安”的周人，遂把化解民怨作为“求安”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