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摘要： 《性命古训辨证》一文撰述于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十年之期,傅斯年通过运用语言学与古代考据学的方法探究史学发展新的可能性,揭示了他破后而立的想法。在傅斯年看来“疑古”之后的史学重建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十分重要,传统史学发展路径与现代治学观念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只有将西方与东方的学术理论用新路径结合起来,才能打破传统史学束缚,建立由中国领导的“东方学”。

摘要： 20世纪20年代由朱希祖领导的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其实质是一场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这场改革既有国内渊源,又有海外渊源。在国内渊源方面,改革一方面是受蔡元培提倡的文理各学科融通思想和选科制的影响,另一方面还受到前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康宝忠的影响。而在海外渊源方面,这场改革则可以追溯到朱希祖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对各种社会科学的广泛涉猎,以及其师章太炎多学科治史理念的影响。此外最为关键的是,以蔡元培为中介,德国学者兰普雷希特的学说成为了朱希祖改革的重要灵感。这场改革的终结原因一直成谜,有证据显示这场改革的终结可能不是基于学生对史学社会科学化改革宗旨的不认同,由傅斯年暗中完全主导的学潮所终结的,而可能是有左翼学生参与推动的,这是因为驱逐朱希祖的学潮其实十分认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并且非常庇护李大钊和陈翰笙这样的左翼学者,学生们驱逐朱希祖,很有可能是出于学生对朱希祖各项具体改革政策的误解,还有朱希祖与左翼学者陈翰笙的矛盾。

摘要： 有一个少年,历经世事沧桑,家贫体弱、战乱饥荒、失母少亲、颠沛流离、孤身求学、有家难归、批斗迫害、冤屈难伸……何其苦哉。有一个少年,清华、哥廷根、北大、社科院……名校频伸橄榄枝;胡适、傅斯年、冯友兰、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名师慧眼识英才,何其幸哉。有一个少年,嗜读万卷书,遍寻一方清静的书桌,“盼望有这样一个书斋”,对一盏灯,一卷书,一只猫咪,一塔湖图。春夏秋冬皆温暖,人间有味是清欢。

摘要： 傅斯年与皮影戏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重用刘复(半农)等先生在史语所成立的最初十年间收集了大批一向不为文人雅士注目的包括影戏词在内的俗曲资料。二、编辑出版了包括影戏内容在内的《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北平俗曲略》等俗曲研究著作。三、抢救保护了滦州影戏班的一批衰败影偶。这些影戏唱本和影偶,是海峡两岸的学者继续研究中国影戏艺术的宝贵资料。

摘要： 傅斯年先生曾详细批校过《三国志》,这些批校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以下八个方面:校勘误文,揭示体例,抉发微义,纠正史事之误,评论文学发展,区别裴注文本,评论历史人物,批评原书之失。文章着重对傅先生的批校内容作了介绍,并结合相关文献,对批校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以求彰显这些批校在《三国志》研究中的价值所在。

摘要： 傅斯年与严耕望均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将史料的原始程度视为史料价值的评判标准,谨慎运用消极史料。但在史料扩充上两人却存在着巨大分歧:傅斯年要求随时随地寻找新史料,并将其视作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严耕望则突出史家个人“史识”的地位,主张从基本史料中推陈出新。史料观的离合,反映的是史语所第一、二代学者间的变与不变。不变的原因在于作为“新汉学”典范的史语所,学术风格和旨趣有其连贯性;嬗变的原因与严耕望学术身份的双重性有关,其史料观出入于汉宋之间,兼采众长。

摘要： 傅斯年和吴文藻是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背后的主角。由于受到吴文藻组织云南省民族学研究会的刺激,傅斯年规劝顾颉刚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写信反驳顾颉刚,则加深了傅对吴的恶感。尽管费孝通未再应战,吴文藻则从未正面回应,但随着该会活动的开展,傅斯年在私下全面发泄了对吴的不满。因担心日本帝国主义分化中华民族的阴谋进一步得逞,傅斯年不惜在私德上攻击吴文藻,但所列难以取信于人。傅吴纠葛,其实与顾费之争一样,主要源于双方在学科背景、现实关怀及国家建构的路径选择和理论依据等方面的差异。

摘要：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中国历史学家傅斯年是中国科学考古学早期发展史上的两位关键人物,二人均非考古学专业出身,却是中国考古学兴起的推动者和见证人:前者因发现沉寂于沙漠中1600余年的楼兰古城引发了丝绸之路考古热潮,后者主持的安阳殷墟考古推动了中国科学考古学的兴起,开创了新局面。

摘要： 夏鼐(1910—1985)与吴金鼎(19011948)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说来也巧,夏鼐与吴金鼎充满了相似性。比如在名字上,夏鼐(鼐即大鼎之意),字作铭;吴金鼎,字禹铭。二人都曾就读于清华大学,都在傅斯年、李济、梁思乘(1910-1985)与吴金鼎(19011948)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说来也巧,夏鼐与吴金鼎充满了相似性。比如在名字上,夏鼎(鼎即大鼎之意),字作铭;吴金鼎,字禹铭。

摘要： 柯昌泗《語石異同評》中曾提及後梁名將劉鄩神道碑,云:“光緒初出山東濰縣。濰人郭子嘉處士(麐)專爲拓釋其文,人無知者。予傳鈔釋文,以呈羅師。”(1)劉鄩碑雖早已被發現,一直罕爲人知。迄今爲止,尚未見拓本刊佈,學者幾無注意。昔年陳尚君師纂輯《全唐文補編》《舊五代史新輯會證》,雖據柯氏著録,知此碑或存於世,囿於當時的條件,未能寓目。

摘要：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均属民国学界开辟新纪元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对好朋友,研究二人的交往史,不仅可丰富科学史、学术史内容,也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摘要：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均属民国学界开辟新纪元的领军人物,也是一对好朋友,研究二人的交往史,不仅可丰富科学史、学术史内容,也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新视角.

摘要：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是著名的文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的核心理念，“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围绕这一核心观点的论证，傅斯年提出了两个术语：“文言”和“古文”。所谓“文言”，即文饰的语言，即“语言的艺术化”。先秦至汉初的著述和文章主要是用这种艺术化的语言写成的，还保持着口语的鲜活和生命力，是活的作品。“‘诗三百’篇中的话言，所谓“古文”，就是“死了的文言”，已没有口语的鲜活和生命力。“古文”与“文言”的区别在于：文言虽然是文饰的、艺术化的，但还是从口语提炼出来的：古文却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学者所用的拉丁文，它不是从汉武帝以降的口语提炼出来，而是仿效先秦至汉初的古文。所以，尽管“文言”和“古文”外在的形态相似，但本质不同。与对“文言”和“古文”的区分相联系，傅斯年所划定的“中国古代文学”并非先秦至1840年的文学，或先秦至1911年间的文学，而是先秦至隋末的文学，唐以降则是近世文学。“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傅斯年以此为基点，还从发生学的角度提出了文体的生命类似于有机体的观点，认为每一种文体都要经历一个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的过程。傅斯年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但他显然是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他尤其关注两个方面：文人的时代和文人的职业。就时代而言，“文学因时代的不同，每每即是文人的地位因时代的不同。”经五代之乱，世族社会扫地以尽，到了北宋以后，文人每以射策登朝，致身将相，所以文风从此一变，直陈其事，求以理胜者多，诗风从此一变，以做散文的手段做诗，而直说自己的话。

摘要： 傅斯年作为一位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家,对于教育问题乃至教育学人的素质都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和鲜明的立场。他从自身的直接经验出发与当时的教育学者之间所展开的论战,在给教育学人提出镜鉴的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在教育学素养方面的不足。因此,从多个角度反思傅斯年与教育学者之间的这场论战,适时体察教育学人的素养问题,对于促进当今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仍然具有较好的意义。

摘要：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在《时事新报》和《新潮》上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争论。本文即拟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与前后语境加以考察，以展示当时新派内部对这一问题从心态到观点互相分歧又互相影响的两面。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要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必须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在论战中他们虽多少接受了对方的主张，但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由这一争论可以进一步看出，此时正在激烈化的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而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竞争。

摘要：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在《时事新报》和《新潮》上发生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争论.本文即拟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与前后语境加以考察,以展示当时新派内部对这一问题从心态到观点互相分歧又互相影响的两面.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要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必须同时破坏传统文化.在论战中他们虽多少接受了对方的主张,但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由这一争论可以进一步看出,此时正在激烈化的新旧之争,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而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竞争.

摘要： 本文以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傅斯年教授为研究对象，系统的总结了傅斯年教授的史学思想和教育学思想，指出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了解他的同胞，也是塑造他们思想和行为的无形力量;同时，他又了解西方，借鉴西方，从而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中国走向世界、让中国了解西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摘要： @@傅斯年，是科学历史考据学的领军人物，一提到他，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句“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断语。在《史语所之旨趣》这篇名文中，他明确地反对疏通，说“推论”是危险的事，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他更反对著史，说“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做文章家的本事。”

摘要： 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由此成就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却也因此惹来诸多争议，本文对此观点再次解析。首先阐述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其次进行分析，傅斯年的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并非一般的考订排比，史学的本旨在于求真，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关系，讲究的是包括真伪在内的材料的可信度问题。曲解与本意，在“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宣言之下，傅斯年的一些相关主张多少有些口号式的意味，有时甚至故作惊人语，因而不免引起误解，滋生流弊。然而，全面理解傅斯年，不要以只言片语立论。傅斯年的许多主张，主要是为了标举史语所的学风，而不是针对一般史学的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