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

摘要：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广州中药业十分发达,民国时期一度成为我国重要的药材集散地.随着广州中药业不断地发展,相关药业组织也随之成立并且不断发展,根据经营范围的不同,形成了八个细化的组织,时称“药业八行”,他们各有不同的集散地和行会;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其职能从最初只是承担统一收缴“行厘台费”,逐渐开始多样化,一方面沟通团结同业会员,建立相关机制帮助经营不善的会员度过难关,另一方面资助中医教育,兴办中医学校.这些转变为传统行会组织向工商同业公会的过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 西北一向被视为我国腹地之屏障与文化的策源地.自19世纪后半叶我国边疆不断受到外国势力侵袭边患不断,西北边疆之界定也随之变动.国民政府将西北边疆巩固、开发与建设作为边疆治理的第一要务,从军事、经济、交通和文化层面着手经营.而西北文物收集与展览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面向,在再造西北意象,为边疆治理提供参考品,为民族学、考古学等学术研究提供资料,以及激发民族意识和建构国家认同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在民国时期边疆治理框架内审视西北文物展览,将其视为边疆建设的治理术,通过“凝视”实现民族国家建构的展示复合体.

摘要： 本文结合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出版成果及文献史料,梳理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出版情况,体现了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并从经济角度、出版数量和出版物内容三个角度对该时期的出版成就进行了评价.

摘要： 天津文庙是古代祭祀孔子的庙宇.民国时期,天津地方文人、学者积极组织祀孔活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本文就民国时期天津文庙祀孔活动及其历史价值做一简要概述.

摘要： 清末民初，中国新图书馆事业正处于萌芽时代。尤其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现代图书馆纷纷在各地建立。五四运动以后，图书馆界也发生了革新运动，同时对目录方面提出改革要求。西方国家，尤其英、美的图书馆理论和技术方法陆续输入中国。在此冲击下，中文编目也产生了极大的改变。文章在简要介绍中西方编目学历史基础上，根据相关资料，对几种民国时期编目学文献的编辑体例、主体内容及其出版背景等方面进行分析，由此探讨近现代编目思想对今天编目工作的影响与启示。

摘要： 房捐与妓捐均系民国时期苏州市税之大宗,但随着1928年苏州娼禁的实施,妓捐因妨碍除害之良政而停征.为抵补妓捐及解决财政困境,市政当局开始筹划房捐,主要以拓展观前和修建商场为节点重构城市商业空间,从而为房租改革提供产业支撑.此规划出台后,市政各方歧见迭出,态度复杂.拆除照壁,改建商店,产业遭遇侵蚀,故有保商保古之争执,参与市政规划;抬高房价,加征房租,民众倍受影响,则有改进会之房业组织,反制政府干涉.这些改革和参与实则是地方权力资源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重新配置,而地方财政是基于自治力量实现筹划和抵补的.

摘要： 20世纪初,上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出版机构,上海一度成为全国出版中心.近代上海的出版业几乎与近代上海的都市化同时发展.本文选取周瘦鹃为代表,侧重研究了周瘦鹃在上海作为编辑家与出版家方面的活动,将周瘦鹃的编辑出版活动分为积累经验、大显身手、退隐文坛三个阶段.周瘦鹃编辑的刊物主要针对都市市民,在编辑风格上注重趣味主义与唯美主义的结合、通俗性与时尚性的结合,不断创新,注重广告效应,里面的内容繁多,供稿的作家比较广泛,来自各行各业,也有不少周瘦鹃慧眼识才出来的文坛新秀.出版方面周瘦鹃开创了出版个人杂志的先例,对后来的个人出版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一个民族是否兴旺的标尺.放眼当今的中国教育,不够顶级,缺少自身特色几乎是教育界最大的软肋.然而在中国,却有那么一个时期,虽然饱受战火摧残,更没有当今中国的滚滚财力,教育事业却冉冉升起,一枝独秀,在国际中都得到诸多认可和好评,这就是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如同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革命家蔡元培、李石曾;文学家胡适、鲁迅;哲学家任继愈、冯友兰;科学家邓稼先、钱学森等大家辈出.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教育有其历史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但回顾民国教育,分析其成功的特质,可以带给不少对于当今教育的启示.当今教育所到达的境界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教育事业的高度和深度，正如开篇所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正是这一规律的现实体现。民国教育是我国教育史上一份绝无仅有的财富，总结其精髓可以给当今教育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践参考。经过总结、调整、改革后的中国现代教育一定会迎来更为光明的明天。

摘要： 陪都西京时期(1932-1945),是近代西安城市发展最为迅速时期,以流民为主体的人力车夫逐渐成为市内最大的工人群体,给城市的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对车夫群体的管理问题和协调车夫与其他利益相关体间关系的问题.为此西安当局通过发放人力车牌照登记车夫、规定人力车价格标准、制定人力车夫交通守则和注意事项、成立工会等进行管理,并积极协调劳资关系和人力车与公共汽车业的竞争关系.通过分析人力车夫管理的三个阶段,即车厂主管理、警察与车厂主的共同管理、市(县)党部领导下的工会管理,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也是政府威权在基层社会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不断强化的表现.

摘要： 陪都西京时期(1932-1945),是近代西安城市发展最为迅速时期,以流民为主体的人力车夫逐渐成为市内最大的工人群体,给城市的治理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对车夫群体的管理问题和协调车夫与其他利益相关体间关系的问题.为此西安当局通过发放人力车牌照登记车夫、规定人力车价格标准、制定人力车夫交通守则和注意事项、成立工会等进行管理,并积极协调劳资关系和人力车与公共汽车业的竞争关系.通过分析人力车夫管理的三个阶段,即车厂主管理、警察与车厂主的共同管理、市(县)党部领导下的工会管理,可以发现这一过程也是政府威权在基层社会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对城市社会管理不断强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