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

摘要：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论著作,成就卓著、影响深远。需要指出的是,《诗品》中不仅有关于诗歌的品评,还有关于诗人的品评,这也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从《诗品》中有关诗人的具体品语中可以发现,《诗品》品评诗人时有一定的方法,主要包括以人物生平品评诗人、以才—气—情品评诗人,以及以本事品评诗人等。诗人的品评标准基本无涉人品,钟嵘更加看重的是诗人的才华,尤重天才、壮气,以及真诚的情感表达等,这些也都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可以与其诗歌品评互为参照。

摘要： 《我与地坛》是诗性散文的代表,无论是抒情、描写还是叙述,都娓娓道来,用词典雅、纯净,句式结构绵长,有如诗一般的质地。在教学中,笔者利用《我与地坛》“诗性散文”的特点,要求学生“依文写诗,以诗品文”,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诗作,赏析文本中的相关意象、语句和片段,以个性化的解读,将诗歌和散文融会贯通,品读语言,体会情感,感悟人生。

摘要： 钟嵘《诗品》中关于《文士传》的作者,或作张隐,或作张骘,或作张衡,或作张鄢。当作张隐,或张骘。这是仅从《诗品》所引《文士传》而言,若单讲《文士传》作者,应为张隐、张骘等。王巾,或作王屮。当作王巾。

摘要： 南北朝时期,惠休与鲍照齐名,钟嵘却反常地将惠休诗歌置于下品。但《诗品》中所写理由却无法解释钟嵘的行为。通过考察南朝的历史背景、惠休与钟嵘的生平,能够发现钟嵘将惠休放在下品实有诗歌与政治双重因素。钟嵘强调诗歌情感要直寻而出,但惠休作为僧人,所表达的闺怨情感显然不符合钟嵘诗歌批评标准。同时惠休借诗才入仕,也是钟嵘难以理解与接受的。而惠休“好色嗜酒”的行为正是梁武帝所反感的,这给钟嵘在社会崇佛的环境中将负有盛名的诗僧惠休置于下品提供了政治条件。

摘要： 陶渊明是魏晋时期著名诗人,钟嵘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本文试对陶渊明诗隐逸之风进行了分析,这是诗人力图从庸俗的功名利禄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追求独立人格的体现。

摘要： 作为小说中艺术形象的林黛玉与历史人物李商隐,皆极具审美情怀,其诗亦多见感伤缠绵之情调。读者往往认为林黛玉当以李商隐为知己。然而二人诗歌虽情调相似,但诗品却并不相类。本文从曹公所重的“行止见识”这两方面对二人进行比较,探讨林黛玉不同于李商隐的精神世界与价值追求,并推测曹公谓林黛玉“最不喜欢”义山诗,实恐读者因二人感伤情调之相似而将林黛玉误作囿于情而无超越之境界的庸常深闺女子,而忘其行止识见,故特特一笔提出。

摘要： 以“怨”论诗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传统。钟嵘《诗品》以“怨”评诗,在继承孔子“诗可以怨”的基础上,丰富并发展了“怨”的内涵,将是否抒发怨情作为品评诗歌的重要美学标准。同时,钟嵘还将“怨”诗置于较高品味,上品11位诗人及无名氏的作品中就有5处论及“怨”,对“怨”的重视上承“诗可以怨”,下启“不平则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摘要： 中国文学批评的艺术性是一种延绵而来的传统。从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直至晚清民国时代,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无一不是带着个人感性说理的精致之作。中国近代以来,这种传统似乎逐渐式微。在客观冷静的文学批评之风盛行下,李健吾先生另辟蹊径,他将冷冰冰的文学评论变成亲切的闲谈,既动人心弦,又给人启发。

摘要： 钟嵘《诗品》将五言诗人分作国风、小雅、楚辞三派,并指出他们诗作各自的体貌特征.以往学者多将"源出于""体""祖袭""宪章"等词视作钟嵘划分诗歌流派的标志.实际上,《诗品》中的人物并称亦是钟嵘梳理诗人渊源继承关系的一种手段,是对"源出说"的有力补充.人物并称在区别诗风、划分流派的同时,起到彰显优劣、树立典范的作用.人物并称的使用,折射出钟嵘风力与丹彩并重的艺术创作原则,是对纤巧浮靡的齐梁诗风的纠正.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起,"滋味说"是否能够作为《诗品》美学批评标准的中心理论一事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争论.通过对这一公案的重新探讨,以联结创作者、创作文本和读者(接受方)三方的方式进行探索和研究可以发现,在钟嵘的诗学观念里,"滋味说"要分为诗之本味和诗之余味两种,创作者和创作文本之间的"创作论"以及创作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审美标准"实际上是一物两面,而能将这两面联结到一起,使二者一一对应的就是"滋味说".

摘要： 现在回到文章的最初部分，来试图回答下这些不断被忽视或无视的问题。首先，《诗品》专论五言诗难道应该被视为诗歌理论著作的弊病么?或者扩展来说，锺嵘并未像刘勰《文心雕龙》那样遍论诸体对诗学论著来说是一种缺憾么?其实，像郭绍虞先生"专论五言诗不及其他文体，讨论的范围就缩小了"类似的看法，实际上是受刘勰《文心雕龙》"体大虑周"体制的影响，是文化史上片面追求大而全思想的遗害。说到底，体量和体制并不能够彻底决定一部史学论著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而锺嵘《诗品))之所以选择专论五言诗，恰恰是注意到诗歌发展的最新动向，只有在讨论的范围和规模上有所限定，才能够真正摒除其他文体的干扰从而直捣要害，这是大而全论述导致理论浮泛所不能够相比的。 其次，锺嵘采用传统鉴赏为主的批评方式难道真的无法建立起批评理论的标准么?这个问题似乎是传统诗论研究者一致的顾虑，即中国古代诗学理论著作并没有像西方文论那样体系周密、讲求逻辑的文本，这种重抒情、偏鉴赏的文字是否就没有内在理路和体系可言?通过我们对《诗品》的分析可见，锺嵘是在对五言诗进行严格地辨体和尊体基础上，因革损益《诗经》的"六义"理论，全新树立起符合五言诗文体特色和发展状况的美学标准，最后还通过具体有法的文本批评实践，建立起属于五言诗的优秀诗人和诗歌统序。曹旭先生称:"从总体上看，《诗品》既是一部诗学理论著作，又是一部诗学批评著作，这就把文学评论的广、狭二义融为一体。'，①因此可以说，锺嵘《诗品》实际上是一部极有理论体系建树的诗论著作，而这个体系恰恰需要传统诗论研究者透过重抒情和偏鉴赏的文字提纲挚领地为读者呈现出来。 最后，章学诚表彰《诗品》"思深意远"是否只是一个无甚道理的虚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锺嵘从对五言诗进行辨体和尊体、建立五言诗美学标准到五言诗文本批评实践，时时刻刻都注重自文学本位出发，因革损益旧有文学思想和理论，同时将归属经学和道统的部分逐一剔除，将曹植奉为"文章之圣"，标举"建安风力"，实现五言诗文学理论和诗歌统序建立上的"夺胎换骨"，从而寄寓对世道浇漓和诗道不振的忧患与反思。因此，章学诚"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的评价绝非随意标榜，锺嵘《诗品》的创作背后恰恰是有着不易被人领会的"深思远意"。

摘要： 《文心雕龙》和《诗品》不约而同地描绘文学活动中心对物的勃发过程:萌动于咏情、发展于尚气和重兴、旨归于爱秀，心物关系理论蕴含刘勰和钟嵘共同的生命意识——感物的社会责任。刘勰在回归自然、回归儒家和道家的回归意识的驱使下“拟容取心”，心对物的情感是在“见异”中求“趣新”;钟嵘在“掎摭病利”、“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精英意识的驱动下“直寻”“自然英旨”，心对物的情感是怨悲。

摘要： 《文心雕龙》在体大虑周的整体形式中形成了圆照典雅的形式特征和注重"论文叙笔"的有机形式论;《诗品》则在思深意远的整体形式中形成品味新奇的形式特征和"止乎五言"的有机形式论.同时,在形式中溯源,两部文论的民族时代文化渊源相近,即儒途道心《易》理兼综,而其个人心理溯源相异:刘勰在由佛入仕、实现理想的日神精神的的鼓舞下创作《文心》,钟嵘则在特立独行、恣意纵情的酒神精神的鼓舞下创作《诗品》.中国古代文论双峰并峙、双璧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