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摘要：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受到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莎士比亚是其思想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他自称是中国的哈姆雷特,有着与哈姆雷特相近的精神气质,拥有犹豫和孤独、迷惘和痛苦的情绪化体验.但郭沫若调和了自我与外在之间的矛盾,消解了内心的冲突,特别是祛除了理性的怀疑精神,将哈姆雷特精神世界的矛盾和痛苦转化为自我与现实的冲突,成为自愿与被迫、兴奋和无奈、感激和厌倦的选择.矛盾和痛苦只是情绪化的表达,没有真正抵达人性的深层.离开了理性和情感的挣扎,郭沫若与哈姆雷特在精神气质上就只是貌合神离的勾连.

摘要： 文章将1978年以来的郭沫若研究划分为第一个高潮期、沉寂期和回暖期三个阶段,总结了三个阶段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郭沫若研究者应在充分汲取已有研究经验、规避已有研究教训,注意作为作家论的郭沫若研究的局限性,从时话者的角度,以郭沫若研究为契机,反思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研究范式,在丰富和提高郭沫若研究的同时,向学术界贡献来自郭沫若研究的富有内涵的建设性成果.

摘要： 从少年时代起,郭沫若就试图建构一种以“对话”为特征的审美观念,这一审美观念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其文学创作上,更是存在于其社会实践中.在建构“对话”的过程中,郭沫若自觉地服膺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并将“人民”作为其审美理想的最高旨归.在与人民沟通的过程中,郭沫若不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清理和整合,尝试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也是贯穿郭沫若一生的一条重要线索.

摘要： 关于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早已是一个学界的常识.人们还习惯于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与更早成为常识的鲁迅"弃医从文"相提并论.本文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学术质疑，将从对郭沫若有关自述的学术检讨开始，因为一旦论据不可靠，其论点的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结果表明郭沫若有关“弃医从文”的自述，前后不太一样，尤其是后来做过一些文字上刻意修改。那些不同时期表述的前后修正和补充，那些同一篇文章不同版本的微妙修改，逐渐地、层累地、越来越清晰地指向郭沫若是“弃医从文”的。再加上这是对鲁迅“弃医从文”一语的借鉴，不加深究很容易被人接受。当后人接受了这个结论之时，就是对五四时期郭沫若复杂的思想构成和多向度人生选择的简化之始。在这个结论里，郭沫若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危机被淡化了，他人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被淡化了，对安那的爱与迁怒、对医学的厌弃与不舍、对文学的追求和追求本身的茫然、对人生多样的选择兴趣和对选择本身的焦虑等等都被淡化了……唯一被强化的是郭沫若如何被融入大时代的进程中。这也许是最值得质疑郭沫若“弃医从文”之处。

摘要：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本文尝试以新颖而独特的视角,挖掘和梳理了有关的珍贵史料,从多个方面论证了郭沫若与吴晗这两位中华伟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新中国建设、史学和考古学等学术研究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记录了两位在长期工作和交往中所结成的深厚情谊.今天,他们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思想品质与奋斗精神仍然激励着人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要： “时代意识”与古代诗话形式的结合，使郭沫若的《札记》不同于任何一部传统诗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反映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界的巨大变化与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精神成果。不过，“时代意识”既赋予了郭沫若卓识，使他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与思想成果，并成功摧毁了袁枚这位曾经的精神偶像，但同时也因“时代意识”的深度介入，妨碍了读者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进行历史还原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郭沫若对袁枚诗论的解读落入某种特定的盲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代意识”之于郭沫若的《札记》，亦是如此。

摘要： 自从1936年起，郭沫若的诗歌被译成英文的不算很多，但也不少；不过，针对不同译本的整理、综述、比较或是评论鲜有专题研究，在极少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足和偏颇。本文对这些不足进行了补充，对偏颇进行了辩正。以文献列举的方式，系统梳理了郭沫若诗歌之英译的历史状况。另外，文章还对具有代表性的贡献比较大的几家如勒斯特和巴恩斯、许芥昱以及张培基等的译文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摘要：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外转和抗战背景下的内转.从抗战时期的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既是战时文化的外化,又丰富了抗战文化.它是适应着当时的国家、民族、政党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艺术,加之作家主体的自觉,使它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旗手的郭沫若,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在组织抗战宣传和推动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在史学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等方面,尽展才华,叱吒风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摘要： 与“历史编”和“考古编”相比，《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作品缺漏现象更为突出。本文介绍了《郭沫若全集》不全之谜的珍贵史料依据，浅谈了郭沫若佚作研究的重要性。

摘要： 大多数传记作品都认为，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本文对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摘要： 本文对郭沫若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周易》的制作时代、《周易》作者等问题的论述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概述，并列举了郭沫若讲解《周易》的实例。

摘要： “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这是一个广为学人关注的话题,在现代中国更是如此.与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政普遍的关注不同,对“左翼”知识分子的从政,多数人视为一种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必然选择,缺少对时代语境、思想脉络乃至现实人事纠葛的分析和梳理.比如,郭沫若是怎样由以“纯文艺”为事业的诗人转变为“革命者”?仅仅因为翻译了一本书吗?须知,那封郭沫若说他因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而发生思想剧变的信件,是在翻译完成近两年之后发表的,与其南下赴广东大学一起构成“转向”事件,这本身实际是一种立场的选择和姿态的宣告.以往研究过分强调翻译带来的思想转变,而对史实细节缺少足够的关注,这导致现实的偶然性被过滤,相应的必然性被夸大.那么，广东大学抑或广东革命政府选择郭沫若担任文科学长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郭沫若是否从政心切，一呼即应呢?是什么促使郭沫若下定决心远赴广州?田汉为何未随郭沫若等一起南下呢?研究认为，田汉羁留上海，郭沫若显然有些耿耿于怀，而与之对应的是，田汉本人的反应同样很大，这都充分说明，南下广州对郭、田二人来说，都不是一次轻松的选择。更可以看到的是，在左翼知识分子的从政经历中，其选择与文学的勾连往往更加直接和紧密。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他们的文学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时代感召力，但在“纯文学”的视域中，其影响力却得不到有力的体现。尽管“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的说法有些夸张，但称“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却也切中肯繁，通过对郭沫若南下广州诸多史实细节的梳理，就会发现《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到民间去》《创造十年》《创造十年续编》等作品中浓厚的现实价值关怀，其意蕴值得长久的涵泳。更能体会到，在重视文献史料的梳理和阐释的前提下，避免政治模式的生搬硬套和概念的固定化、模式化、“上帝化”，重提回到“大文学”本身对现代文学研究有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摘要： 1943年至1945年，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论文《十批判书》。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包括与此关系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