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

摘要：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要：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字公洽)之邀,从杭州到福州游览,被陈仪委任为省政府参议,直到1938年3月,郁达夫应郭沫若电邀,离开福州,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任少将设计委员。此后,又于该年9月底回到福州,陈仪仍委任他为省政府参议,在“主席文书室”服务。

摘要：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摘要： 郭沫若在日本的海洋体验对其电影剧本《郑成功》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郑成功》中对“海战”“通洋裕国”“收复和开发海岛台湾”等一系列海洋书写可知,该剧是海洋文学的典范之作。郭沫若对郑成功作为海洋英雄的文学再现正是其创作该剧的所谓“历史的兴趣”,亦即“哲学意味”之所在,这也是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超越时代的海洋精神的外在表达。

摘要： 郭沫若早期小诗众多,并且多半具有明显的外来性特征,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相去甚远。其小诗在题材、主题、思想、意象、词语和体式等方面,都与外国诗歌和文学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对外来文化的直接引用或间接运用,给他的小诗带来了鲜明的特色和浓厚的异域色彩。而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时代的选择与文化的选择,当然,也与他当时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与自我的经验存在密切的联系。

摘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清算,一大批激进学者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纷纷加入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批判当中。然而,在对孔子儒学的一片讨伐声中,曾开五四时期创造风气之先的郭沫若却逆势而行,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的强烈认同。郭沫若的这种文化认同并未仅仅停留在精神思辨的层面,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政治实践行为,成为他投身救亡图存革命活动的强大动力。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文化认同还成为郭沫若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作为这个命题的较早提出者,郭沫若的这种探索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无疑仍具有不可低估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摘要： 郭沫若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有辉煌成果,文章从“实践与成就”“思想与方法”“地位及影响”三方面论述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契余论》《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等著作是郭氏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实践及成就。郭氏的甲骨文字考释思想及方法总结有六:古代社会研究与甲骨文字考释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互证、跨学科综合考释甲骨文字、借助字形分析考释甲骨文字、结合辞例内容考释甲骨文字、利用汉字演变特征考释甲骨文字。他的许多观点及研究对甲骨文字考释影响深远,甲骨文研究的百年间取得的成就多与郭沫若的探索不可分割。

摘要： 百年中国新(现代)文学史中的郭沫若书写经历了三个阶段。民国时期,郭沫若进入新文学史的版图,但其重要性并没有凸显,核心作家的地位在文学史秩序中并没有确立。“十七年”时期,由于受到“鲁郭茅巴老曹”国家命名工程的影响,郭沫若成为文学史秩序中最重要作家之一,其文学成就受到重视,但阐释视角比较单一,带上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新时期以来,郭沫若文学史格局中的中心化特征仍然延续,文学成就也仍然得到高度评价,在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上,摆脱了“十七年”时期的那种“意识形态化”缺憾,回归到文学本位,同时表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解读倾向。

摘要： 积极倡导“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从文字语义、逻辑推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公式化、教条化、生搬硬套等方面,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和严厉的批判。黄氏对郭沫若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总体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黄氏的反驳和批判偶有击中郭氏要害之处,但与此同时,在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过程中,在语言学材料及证据和方法运用方面,也屡屡产生诸多新的问题。黄氏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以偏补偏,以左纠左的论述,贯穿于黄氏论著。凡此表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并非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实现了和社会史论战的衔接,而恰恰是在社会史论战时期低水平水准线上的徘徊与重复。为积极申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说,黄氏力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各种古史分期学说,四面出击,无的放矢,见奴即批。然而在对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批判过程中,黄氏很难抓住问题的关键,论证杂乱无序,不仅达不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反而使得其对先秦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构陷入破立两难的困境。

摘要： 郭沫若史学虽然不再是当下的学界研究热点,但在一批学者的坚持下仍取得了不少成果,同时在研究领域上还有新的拓展。其中,将郭沫若与同时代的学术名家进行横向的比较研究;对郭沫若史学的评论、接受、研究历程进行纵向的学术史梳理;从思想文化史角度再审视郭沫若的先秦诸子研究、传统思想文化观等,是较为引人注目的。本期本栏目的两位作者——周书灿教授、杨胜宽教授,在这些方面都作出了各自的学术贡献。

摘要：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本文尝试以新颖而独特的视角,挖掘和梳理了有关的珍贵史料,从多个方面论证了郭沫若与吴晗这两位中华伟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新中国建设、史学和考古学等学术研究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并记录了两位在长期工作和交往中所结成的深厚情谊.今天,他们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思想品质与奋斗精神仍然激励着人们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摘要： 关于郭沫若的"弃医从文",早已是一个学界的常识.人们还习惯于把郭沫若的"弃医从文"与更早成为常识的鲁迅"弃医从文"相提并论.本文对郭沫若“弃医从文”的学术质疑，将从对郭沫若有关自述的学术检讨开始，因为一旦论据不可靠，其论点的可靠性是很难保证的。结果表明郭沫若有关“弃医从文”的自述，前后不太一样，尤其是后来做过一些文字上刻意修改。那些不同时期表述的前后修正和补充，那些同一篇文章不同版本的微妙修改，逐渐地、层累地、越来越清晰地指向郭沫若是“弃医从文”的。再加上这是对鲁迅“弃医从文”一语的借鉴，不加深究很容易被人接受。当后人接受了这个结论之时，就是对五四时期郭沫若复杂的思想构成和多向度人生选择的简化之始。在这个结论里，郭沫若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危机被淡化了，他人生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被淡化了，对安那的爱与迁怒、对医学的厌弃与不舍、对文学的追求和追求本身的茫然、对人生多样的选择兴趣和对选择本身的焦虑等等都被淡化了……唯一被强化的是郭沫若如何被融入大时代的进程中。这也许是最值得质疑郭沫若“弃医从文”之处。

摘要： “时代意识”与古代诗话形式的结合，使郭沫若的《札记》不同于任何一部传统诗话，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反映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思想界的巨大变化与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救赎的精神成果。不过，“时代意识”既赋予了郭沫若卓识，使他能够发前人之所未发，见前人之所未见，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阅读体验与思想成果，并成功摧毁了袁枚这位曾经的精神偶像，但同时也因“时代意识”的深度介入，妨碍了读者对袁枚及其《随园诗话》进行历史还原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郭沫若对袁枚诗论的解读落入某种特定的盲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时代意识”之于郭沫若的《札记》，亦是如此。

摘要： 自从1936年起，郭沫若的诗歌被译成英文的不算很多，但也不少；不过，针对不同译本的整理、综述、比较或是评论鲜有专题研究，在极少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足和偏颇。本文对这些不足进行了补充，对偏颇进行了辩正。以文献列举的方式，系统梳理了郭沫若诗歌之英译的历史状况。另外，文章还对具有代表性的贡献比较大的几家如勒斯特和巴恩斯、许芥昱以及张培基等的译文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摘要：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型: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外转和抗战背景下的内转.从抗战时期的文学所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价值意义来说,它既是战时文化的外化,又丰富了抗战文化.它是适应着当时的国家、民族、政党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艺术,加之作家主体的自觉,使它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旗手的郭沫若,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在组织抗战宣传和推动文化统一战线方面,在史学研究和历史剧创作等方面,尽展才华,叱吒风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摘要： 与“历史编”和“考古编”相比，《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作品缺漏现象更为突出。本文介绍了《郭沫若全集》不全之谜的珍贵史料依据，浅谈了郭沫若佚作研究的重要性。

摘要： 大多数传记作品都认为，郁达夫1936年底赴日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敦请郭沫若归国。本文对郁达夫1936年底日本之行与郭沫若归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摘要： 本文对郭沫若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周易》的制作时代、《周易》作者等问题的论述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概述，并列举了郭沫若讲解《周易》的实例。

摘要： 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朱德家中写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以单行本形式发表,产生强烈反响.遗憾的是,也许是相关史料零散、稀少的原因吧,迄今只有人撰文介绍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重获《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经过,或是根据《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及其姊妹篇《脱离蒋介石以后》两文内容进行常识性介绍.与该文写作相关的恢复党权运动是国民党左派发起的以削弱限制蒋介石过于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几乎贯穿了整个北伐时期,是北伐期间重要历史事件之一.无论是国民党政要李宗仁、陈公博,还是共产党要员张国焘,抑或是外国驻华记者、翻译对此都有记述.目前对恢复党权运动的研究同样不够充分,主要集中于对恢复党权运动进行整体评述和以国民党党政要员为切入点探究其与恢复党权运动或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两个方面.如果回到《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写作前后的具体时代语境,梳理出文本写作前后的基本历史面貌,将会发现郭沫若在恢复党权运动中的微妙处境与大胆选择,能够为了解恢复党权运动提供新的角度,也会发现《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当时国民党左派倡导的声势浩大的“恢复党权运动”的构成部分,隶属于“恢复党权运动”的言说系列.

摘要： 1943年至1945年，郭沫若集中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学说，发表了论文《十批判书》。讨论其学术内涵和学术价值，就不能脱离该书的具体语境和作者的著书动机，包括与此关系密切的政治形势和学术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