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摘要： 茅盾曾创作了不少散文诗,但一直被学界忽略。通过辨析可以发现,茅盾诸多被划归为散文的作品其实是散文诗。这些散文诗通过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诗化节奏,应和情感的内在变奏;通过优美婉约或雄壮激越的诗意语言,表达复杂幽微的情感体验与人生思考;以象征的诗性的意象设置,表现理想的幻灭、动摇与追求。节奏、语言和意象的综合调度,使得这些散文诗显示出浓郁的诗性,体现出独特的审美价值。

摘要： 岁月是经典最好的证人。经典首先属于作品诞生的时代,同时又超越时代,历经时光之潮的冲刷,与不同时代的对话,不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成就着经典的品质。茅盾曾评价,"当年海上惊雷雨",《雷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经典和里程碑,奠定了中国现代话剧坚实的基础,代表中国话剧艺术由此走向成熟。《雷雨》的经典性首先在于与同时代的对话。

摘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茅盾从香港转移到桂林。《劫后拾遗》是他到达桂林后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标志性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劫后拾遗》经历了从文学文体到新闻文体的认知流变。笔者认为,"速写小说"的命名不仅可以较为贴切地概括《劫后拾遗》的文体美学,也能够较为有效地解释这种文体焦虑的深层原因。作为"速写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发展形态,《劫后拾遗》既是二三十年代流行一时的"速写"文体在消解自身独立性后发展的文学一脉,也是抗战时代语境复苏"速写"文体、催生美学新质的产物。

摘要： 因茅盾在嘉兴桐乡乌镇的童年经历,以及他对蚕桑历史与文化的深度探求与感知,愈加凸显江南的地域化特色。以“老通宝”与“荷花”“四大娘”为代表的形象溯源于蚕桑之地的男女形象,他们固守与抗争的个性特质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变迁,是男权与女权互为交锋的见证。在特定的生活境遇中,劳作于蚕桑之事的蚕农却因丰收成灾走向背弃故土之路。吴越之地的方言在茅盾的择选中愈显蚕桑之地的地域色彩与人物的复杂性格特质。

摘要： 茅盾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具有内在的体系性与深刻性。从儿童文学认识人生、解剖社会之用出发,茅盾重视儿童文学翻译,表现出民族与世界兼顾、切要与系统并举的儿童文学翻译选材观,以及“浅”“趣”“美”的儿童文学翻译文体观。

摘要： 茅盾曾在《故乡杂记》中写道:“倘若这个地方还有原先,还有旧时的月光,还有过去的时光,这个地方便是江南。”或许这就是很多诗人都会用柔美的笔触描写江南的原因吧。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每每读到描写江南的句子,都会沉浸在庭园、花径、和风、细雨、小桥、流水这样的江南美景中不能自拔。为此我常常羡慕南方人,羡慕他们生活在有山有水、细雨蒙蒙、水墨画卷般的江南。

摘要： 1941年茅盾在香港创作的《腐蚀》,因文本选取的人物、背景以及整个故事的进展没有表现香港而被认为是“和香港无关”。而从作者、作品、读者、编辑的关系出发,结合文本,可以看到茅盾采用了一种站在香港读者立场、并积极将读者的阅读趣味纳入创作思考之内的书写方式,《腐蚀》的创作和发表与香港是有着密切联系的。主体三个部分分别阐释了抗战时期香港读者群建构与对作家的具体影响,促成《腐蚀》能够迎合本地读者,使得茅盾在香港的小说写作转向的两个条件,以及《腐蚀》在形式和内容上所体现的香港因素。

摘要： 1946年底至1947年初,茅盾夫妇曾受邀出访苏联,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准备出国,到聚会欢送;从登程出国,到在苏联访问;从告别回国,到报告印象,报刊媒体进行了跟踪报道。对于茅盾访苏的报道,呈现出民营报刊在夹缝中求生存、保持独立的品格与追求,以及报道的速度、力度、创新性,茅盾成为增进中苏人民友谊和中苏文化交流的使者,媒体对茅盾访苏的连续报道,成为中国新闻发展史和中国外交史上的亮点。

摘要： “在这里,蓝天明月,秃顶的山,单调的黄土,浅濑的水,似乎都是最恰当不过的背景,无可更换。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a茅盾笔下的延安,是革命新生活的向往之地,总是显得生气勃勃。透过历史的沧桑,黄土高原上的沟壑纵横、黄沙漫漫,也是延安地区从前的真实写照。如今的延安城内,黄土高坡尽是绿水青山,山头连片尽是一马平川……红色圣地旧貌换新颜。

摘要： 茅盾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三篇女作家论是《庐隐论》《女作家丁玲》和《冰心论》。这三篇女作家论影响深远,不仅总结了三位五四女作家的历史意义和价值,而且形成了一种价值评判的导向,即在思想上遵从时代精神反映论和历史进步趋向论,以切合意识形态和时代需求的观念为标准,对作品作权威性的价值判断,强调文学反映社会历史潮流的功能,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后来的文学史就是在这套价值体系中对五四女作家进行评价,对五四女作家文学史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评价体系突出了女作家属于时代的群体性特征,却遮蔽了女作家的个体生命体验,使五四女作家的文学史形象单一而固定。

摘要： 本文对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初步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无论褒贬，茅盾“文学生活”与中国书法文化的密切关系则是基本史实，这关系涉及到许多方面，不仅是茅盾被动的接受影响，而且也有主动的创作和传播;不仅是自己挥毫书写书法自娱，而且在印章、文房四宝、书法交际、题字题签等方面都有深度介入，进入了“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扩展、拓展及广泛应用的动态场域。rn 此外，还有这样一个命题，即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与书法文化就是一个很有意趣的课题。迄今为止，茅盾文学奖已经评出了8届，很有意味的是，每一届都有钟情于书法文化(或精于书写，或热爱收藏，或乐于鉴赏，或兼而有之)的作家进入获奖名单，如第一届的姚雪垠，第二届中的李举，第三届中的刘白羽，第四届中的陈忠实，第五届中的王旭峰，第六届中的熊召政，第七届中的贾平凹，第八届中的莫言，都与书法文化有较为深切的关联。至于最近三届的熊召政、贾平凹和莫言，则都是既注重文学生活也注重书法生活的杰出作家，他们精通书法文化，书法造诣也相当精深，其书法创作的成就和影响力也非同小可。虽然不能说这是对茅盾那一代作家的自觉师法和传承，但也不能说毫无因缘关系。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中，书法文化的创造和消遣是重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条文化河流，很幸运，通过茅盾文学奖串联起来的作家中，就有延续这条文化河流的优秀作家不断涌现出来，这并非偶然，而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使命得到了自然而然的显现。

摘要： 文学风格是茅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关健词。它既被作为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追求，也被看作是当代作家创作个性和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还是茅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美学底线.当代文学创作被作为传达政策意图、时代命题和阶级观念的重要载体，文学风格也自然成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文学风格又被当代文学作为审美个性和艺术形式的重要标准，这样，在文学的艺术风格与政治目标之间，茅盾存在着诸多不解的难堪。

摘要： 茅盾是1920年10月经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开始参与各种秘密会议、政治学习、罢工、办报、革命宣传等工作.自1920年代以来,在颂扬苏俄革命及其领袖的宣传大潮中,茅盾始终站在前面.“五四”，之后，苏俄革命开始舶来中国。作为新生的产物，当时的国人多不了解，而作为较早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者和鼓吹者，茅盾为了宣传和鼓动阶级革命，主动承担起颂扬和宣传苏联革命的重任，也充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和贡献。但是，在苏联历史档案已经解密情况下，在历史已经无情地翻开新的一页后，重新考察和反思那一代知识精英们的言论，除了还原历史现场，剩下的不过是为了以史为鉴而已。

摘要： 《蚀》三部曲意在"忠实"地记录时代,《虹》则是企图扭转文坛上对茅盾本人的攻击舆论.两部小说中对国民革命的态度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具有干政的性质,是把两种对立的美学特质糅合在一起的美学实验,丰富了五四以后小说的内涵,打开新的言说空间.作家凭借直觉把握和理解了社会之真实,借"时代女性"来表现国民革命,创作意图与创作效果、认知能力和生活阅历之间虽有矛盾性但并未妨碍作品的艺术质量,这与他忠实于艺术良心从而获得艺术真实且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随性创作密切相关.

摘要： 茅盾对《青春之歌》的批评是其评论风格的典型展现,从其评论文章的形式入手可以透视茅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从艺术角度谈论文学作品的含义及苦衷,同时也体现了当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对文学生产的介入方式问题。

摘要： 本文认为《子夜》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关系并非文学史所言(即《子夜》是为了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回答托派而作)如此简单.以茅盾的自述为切入点,其不同时期的“差异”使两者的真实关系存在被重新看待的可能性.一方面,《子夜》的确受到了论战的影响而改变了情节,使其包含了论战元素,但同时也模糊了作者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通过细读《子夜》文本,能发现小说中体现了一些超越论战的元素,使两者形成某种“错位感”.通过重新看待两者的关系,可以更好地进入小说,探讨其丰富的文本内涵和茅盾复杂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