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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04

主办单位:国家汉办;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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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作为一种跨语境的异质传播,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更加依赖于读者的接受与认同,这也就对作品的推介和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序跋在文学作品中占据着一首一尾的显赫战略地位,完备的序跋往往由作者的自序自跋、译者的序言附记以及批评者的相关评论文字共同构成,由此成为承载着作家诠释、译者推介以及批评者评论的多重媒介和重要语境。序跋迥异于正文的“副文本”属性,令其在传播中显示出特殊的诠释力与影响力,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尤为关键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作品序跋的相关研究还十分有限,其在文学海外传播方面的媒介功能亟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本文即以序跋文作为重要考察对象与切入视角,关注其在文学海外传播中的媒介功能,进而尝试多方面提升中国文学的文化阐释力与国际影响力。
  • 摘要:中国文学是一个涵盖古今的整体概念,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有不同的途径,但翻译出版是向海外读者进行传播的基础工程。在当今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必要了解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工程以及海外推广活动,从多种维度来思考和研究当今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特点。
  • 摘要: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民族文化的参与和源语言的文化是一种同在,它们共同构建一种既不同于源语言文化又不同于译入语文化、既有源语言文化又有译入语文化的第三种文化。民族文化总是参与到文学作品的理解和翻译之中的。民族文化是历史的、发展的和不断变迁的,由于具体时空中的民族文化不尽相同,它们参与到文学作品的翻译当中,使得同一部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从而便会有不尽相同的译本出现,但它们都是这部文学作品的此在。文化参与和所要翻译的文学作品是一种同在的事实关系,翻译及其译作是文学作品在异文化中的一种存在方式。翻译者应该反思其前理解中的文化参与因素,从而确定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是采用文化上的归化还是异化手法。但不管采用何种手法,译作都是原作的此在,是原作的翻案,是一种新创,而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客观忠实的”译作。
  • 摘要:张爱玲先后把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和英语版,兼具语际和语内翻译的贡献,为现当代文学翻译史上不可多得的案例。1967年,张爱玲得到哈佛大学瑞克利夫研究院访问学者计划的资助,开始以英文翻译《海上花列传》,第一、二章在1982发表于《译丛》(Renditions)。2005年,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在孔慧怡的修订和校正之后,终于得以出版。张爱玲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富裕,她争取成为美国作家,也没有成功。无论创作还是翻译,她的写作行为或者有糊口的目的,却都忠于自我的趣味。张爱玲很清楚《海上花列传》并没有很对西方读者的口味,她曾经说这部小说“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选择用英文翻译《海上花》,对张爱玲来说饶有意义:不但代表中国小说家的选择,也蕴含上海人的身分自觉。身在祖国之外的张爱玲,将之译介给英语读者时,实际上跨越了多种时空和身分的界限。本文将以发表在《译丛》的两章为中心,辅以近年出版的英译足本,结合张爱玲的生平资料,从语言和身分两方面探讨张爱玲写作这部译著的用心。
  • 摘要: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影响很大,改编成电视剧,名著与电视剧在海内外传播更加广泛,两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与老版之异同比较明显,各有千秋。新版电视剧与老版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均强调人物个性,大部分剧集均演绎得井井有条。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比老版篇幅长,容量大。新版《三国演义》等电脑特技明显增加,有利有弊。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等节奏比新版快。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主题歌有创意,概括力与表现力强。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需要创意。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等在传播与市场上的特点引人思考。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均是大投资,大制作。在海内外传播力度较大,调动了媒体和受众的关注与好奇心以及期待感,成为焦点之一。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引起观众与网友的强烈关注与热烈讨论。新版电视剧在电视台传播与网络传播以及手机传播等方面形成互动。最近几年,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形成一种风气,成为热点之一,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问题。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有得有失,毁誉参半。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隐藏着巨大的商业机密。虽然部分改编与翻拍电视剧出来以后,常常批评的人较多,但是收视率依然较高,依然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新版电视剧《三国》爆出1.6亿的首轮播出权,再次刷新纪录。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则号称每集售价200万——中国电视剧的售价首次跨入200万的行列。《三国》在海外市场的销售也非常好,日本的NHK以70万元一集的价格买下,仅在日本市场,《三国》就能拿到5600万元的收入。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的确赚了一些钱,但是不能只顾赚钱。如果为了收视率而翻拍,在文化与艺术上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十分遗憾了。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应该讲究文化内涵,应该强调文化品位。名著改编与翻拍电视剧的电视台播放版权与视频版权有时产生争论,有时产生互补。我国视频版权三年内翻10倍。随着时代的发展,守在电视台前的观众和通过网络收看的观众阵营日益分化。很多年轻人喜欢通过网络收看电视剧。除了电视台外,制作商也开始从网络视频版权得到不菲的收益。两三年前精品电视剧的网络版权每集只有两三千,现在最高的《三国》更是爆出每集五万的价码。视频版权的增长速度让制片界看到除电视台以外的另一出路。
  • 摘要:本文在第一部分里简略的介绍了来自北美、欧洲、澳洲、和港台等地的现代汉诗英译,介绍了现代汉诗已终于走出了中国古典诗的阴影,在世界文坛上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地位。第二部分,就「可译性」这个观念作者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供大家参考。
  • 摘要:本文通过作者到欧洲出访的体验详细论述了谈谈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现状及问题,通过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映衬的的交流让欧洲人理解和了解了中国人的心灵和文学,希望中西方文化能够相互欣赏,让文化的多元共存创造出一个和谐的世界。
  • 摘要: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这个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从国家领导到普通的百姓大众。目的无他,只是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能通过走出去的中国文化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从而我们能够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然而很长时期以来,我们国家从领导到普通百姓在“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认识误区,从而把这个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翻译问题,以为只要把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中国文化和文学就自然而然地“走出去”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本文拟运用译介学理论视角,对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诸多因素的考察与分析,同时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个具体译介个案,即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百年英译史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推出的外文版“熊猫丛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实际,对中国文化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走出去这个问题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探讨。
  • 摘要:“文化/culture”是人类生存的共同现象,是从物质生活中发展出来的精神文明。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探讨了“中印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的不同,“中印文化研究”启发我们在世界文化、文学研究领域走出“民族国家”地缘政治怪圈而进入“地缘文明范式”可以对建立和谐世界作出巨大贡献。
  • 摘要:本文叙述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间的关系,我们所拥有的“世界文学”,并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通过“世界文学”的中国化,通过“中国文学”的世界文学性质,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更加实在的“世界文学”并将世界文学连同中国文学统一起来。而所有这一切,均有赖于“中国文学”古已有之的“天下之文”“天下之诗”的博大胸襟与文化传统,这是其能有今日开放容纳气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 摘要:邯郸故事,最初被《太平记》第二十五卷《黄粱梦事》所引用,之后又以该故事为原型创作了能乐《邯郸》,到了近世文学乃至现代文学,它已经成为最适合形容人的欲望和醒悟的代表性话语。然而,我们不能断言在日本文学中对《枕中记》里的“邯郸故事”的接受引用都是相同的。本文以该故事被接受的多样性为焦点,分析了日本文学中各种引用形式不同的“邯郸故事”文本。
  • 摘要: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可以追朔到公元600年大和,奈良时代,直到明治维新为止,它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然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则由古典中国文化转而为急速的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大正时代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本论文以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中岛敦为例,围绕“支那趣味”热期间日本文学界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再次接近所产生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探讨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纳形态。“支那趣味”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的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他们中一些作家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典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 摘要: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为鲁迅的传播与研究付出了毕生心血,其鲁迅研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从经典文化到民俗文化的原型追溯,尤其是关于鲁迅世界“鬼”的探寻;二、从心理视角切入,注意到鲁迅精神与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从“耻辱”到恢复的脉络;三,经典细读既有扎实细密的考辨功夫,也有富于灵性的诗性想象。
  • 摘要:日本自古代起就不断地接受了许多中国典籍,从中接触到诸如各种中国思想和语言表现等多方面内容。结果,在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随处指出其受到中国古文献影响的痕迹。本文将以唐·张鷟所撰《游仙窟》为例,研究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对日本文学与文化给予了怎样的影响。众所周知,所谓佚存书之一的《游仙窟》只在日本得以传存。那么,为什么《游仙窟》只在日本得以流传呢?其实,这是因为日本古代文人非常重视《游仙窟》这个作品,并且从中学习了不少中国语言表现和词汇等等。本文尝试以日本古代文学的代表性作《源氏物语》为具体材料,从而指出《游仙窟》里的表现和内容怎么融合于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之中。与此同时,还将分析指出中国文学传播到日本的多方面意义。
  • 摘要:作者认为,如果不是在把握当下多元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现实的意识形态特征基础上,去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而只是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改良,以为这样中国文学就顺理成章的走向了世界,其结果只能是使得一切仍然沿着旧的、唯一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路径轨道去展开认知。一方面将西方经典进一步推向“超经典”的更加稳固位置,另一方面不但无力改变中国文学在旧有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贫困状态,甚至还会由于被西方价值标准聚光灯的近距离集中聚焦透视和不公平数量比对,从而被无辜地钉到所谓“老生常谈”和“幼稚叙事”的耻辱柱上,因为向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小说不会提供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样的满足。”
  • 摘要:想象西方,指在认知、理解西方的过程中,掺杂了一定的主观因素,主观的把握与客观的现实有一定的距离。近代中国小说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冲击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近代作家与批评家热衷于中西小说特点、优劣等方面的比较。由于信息把握的不全面、以及希望借西方长处来批判中国的不足,促进中国社会的变革等原因,在近代中西小说的比较中,存在严重的想象西方的问题。从积极方面看,这种想象一方面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向,因而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
  • 摘要:1945年,《骆驼祥子》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并且成为畅销书,使老舍成为少数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美国各大报刊对英译本《骆驼祥子》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批评家们对小说的艺术成就、悲剧内涵、批判主题、语言技巧等进行了全面、准确而深入的评论,有些观点对于老舍研究而言,依然有其价值。《骆驼祥子》英译本能够受到美国文坛的激赏,与译者出色的工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应该说,除去译者对小说情节的擅自改动不论,英译本《骆驼祥子》,总体上还是比较忠实地传达了原作的神韵。对于老舍本人,美国文坛也作了具有针对性的介绍。尽管这些介绍有个别明显的讹误,但通过这些评介,老舍及其笔下的人物逐渐被美国普通读者所熟悉,成为美国社会想像战时中国的重要途径,不仅有力地颠覆了美国大众文化对华人的固有偏见,而且以其坚韧、真诚、耐劳的民族精神,成为二战之后中国新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骆驼祥子》的美国之行,既是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发生联系的重要界标,同时亦超越了文学范畴,而成为一桩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在迥异于本土的文化语境中,文本的翻译、改写、出版,以及被无数次地阅读和评论,不仅与文本本身构成对话,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本新的组成部分。在流动的跨语际实践当中,文本不再是凝固的化石,而是成为阐释空间不断生长、意义不断增殖的有机之物。就此而言,现代中国文学经典的译本及传播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 摘要:本文在对萨义德的《东方学》基本观点介绍的基础上,对其所导致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在理论上的不足展开分析,并正面回应了国内学术界一些学者依托萨义德的理论展开的所谓对“汉学主义”的批评,对国内所展开的域外汉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做了阐述。第一部分介绍了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的基本内容和由此产生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第二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问题;第三部分对中国学术界部分人提出的“汉学主义”,本文给予了回应,认为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有着不足。
  • 摘要:后苏联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在不断提升,但和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层级、预期还有相当的距离。造成这种状况和俄国汉学不是没有关系:汉学研究一开始就是伴随俄国引进西方文化而一道进入俄国的,因而西方汉学研究具有启蒙主义特性,并和殖民主义有着千丝万缕之关系的情形,也在俄国汉学中得到延伸;汉学研究在俄国不仅和西方一样,在早期主要由基督教传教士担当,而且一直也是政府预算支持和意识形态监控的官方学术行为。在后苏联,虽然取消了新闻报刊审查制度,译介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主体远不再是东正教会,而是学术机构,但汉学在俄国的境遇决定了它必须和主流话语相协调。由此,俄国汉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的不同,也就不能修缮俄中关系的不足。
  • 摘要: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B.M.AлeKceeB1881-1951)是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 摘要:本文跳出通常的中西文学关系的研究思路,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对象,来阐述海外汉学的跨语际与跨文化的立场,来论证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与文化的复杂纠葛不仅见证了西方文化霸权,也在某种意义上,消解、抵抗甚至利用了西方文化霸权。跨语际、跨文化的海外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示与局限,正表明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多元取向和文学立场的有机交叠,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 摘要:本文对“诗歌的翻译”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的重点是“把法语诗《米拉波桥》译成汉语”的具体过程;在展示这个过程的基础上,它试图建构一个“怎样译一首诗”的动态模型。阅读一首诗时,译者心中必须有一个“整体观”,每一行诗句都应该结合上下文来体验;理解一首诗时,译者应该把它“据为己有”,在自我理解中去领悟一首诗的言外之意;翻译一首诗,实际上是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写作”(另一首诗),它不只是一项语义转换的工作,更是一项诗意。再生”的工作。诗歌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语言”的诗歌写作。
  • 摘要:谈及诗的翻译,译诗是一种特殊的创造,它绝不是“克隆”,更不是原封不动的重现和复制,译者对译文的每一次修订都在提高译文的质量,但每一次都不可能真正与原文找齐。最后的译文应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合体,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原文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却绝不是等同,要在与原文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保持了自身独异的存在。
  • 摘要:大凉山、火、鹰以及被它们代表的一切事物,构成了古彝人的生存背景,培育了彝人的思维方式;在实施培育的过程中,还将它们自身成功地溶解、递交到彝人的思维方式之内。给了彝人以万物有灵的观念,这种观念无疑更接近最本真的自然,更符合人的天性,更具有显而易见的真实性,也同感恩、颂歌和赞美诗靠得最近。吉狄马加写过许多同黑色非洲、棕色拉丁美洲有关的赞美诗,但那也不过是把彝人的万物有灵论和《勒俄特依》给出的启迪,用于整个人类的一次尝试。
  • 摘要:诗歌在探入内心和语言世界的时候,也把读者越来越深地引入内心世界,让走出灵魂的人们回归自身,让消失的鸟语、花香、野兽与美好的岁月回归记忆,给人类一方面在恶性膨胀的盲目自大的“人定胜天”,另一方面在强大的自然报复性的毁灭面前的无限脆弱敲上警钟!诗歌在这时以她诗性的翅膀穿越所有时空与心灵,在人类渐渐习惯麻木、冰冷的神经上,再次点上一盏温暖的灯火,以照亮言说的主体和被言说的客体。
  • 摘要: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由于各种原因走上了不同的路。本文分析了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的务实精神与西方科学传统以及中西文学理论基本差异的文化根源,提出中西文论的“对话”成为近现代以来的主题,文化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当我们在进行新的文学理论建设的时候,不是照搬古典,也不是照搬西方,而是以现代性的眼光,结合新的文学活动的实践,去吸收和总结古典的和外国的文论的精华,真正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真正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真正总结“五四”以来一切闪烁着现代光芒的文论成果,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的中国的文学理论必定会逐渐建设起来。
  • 摘要:自从比较文学变异学提出以来,学界在变异学的理论层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并在实践层面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但大多数理论的探讨和实践研究的展开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窠臼,基本上还是在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之内谈比较文学的变异性。事实上,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它超越了传统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也超越了中国学派所讲的跨文化、跨文明研究,我们应当在异质性和变异性的基础上统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资源,在一个新平台上重新为比较文学研究奠定基础。
  • 摘要:本文从文学内部分析了中国文学的最大危机——“文化身份”。它暗藏在精英作家们中的“主体危机”,除了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中的尴尬地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们也面临来自中国和自身现实的考验。
  • 摘要:本文对英译本的《金瓶梅》进行分析研究,随着对《金瓶梅》和《红楼梦》等中华文化的经典作品的了解在西方的日益加深和普及,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日趋提高,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和不断变化的现状也会有更为成熟和更为全面的认识,这对中西文化的交流的不断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 摘要:自从1936年起,郭沫若的诗歌被译成英文的不算很多,但也不少;不过,针对不同译本的整理、综述、比较或是评论鲜有专题研究,在极少的研究论文中也有不足和偏颇。本文对这些不足进行了补充,对偏颇进行了辩正。以文献列举的方式,系统梳理了郭沫若诗歌之英译的历史状况。另外,文章还对具有代表性的贡献比较大的几家如勒斯特和巴恩斯、许芥昱以及张培基等的译文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 摘要:抗战时期,中国人对“力”的推崇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战国策派正是抗战时期提倡“尚力”思潮的代表。战国策派的“尚力”主张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指涉,在纵向的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战国策派“尚力”思想的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理论自觉性,他们把“力”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由此形成了他们的哲学观、美学观和历史观。确切地说,在战国策派诸位同仁中,真正纯粹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从美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人生和文艺,是提出了力本体论哲学和美学的林同济。而林同济的力本体论哲学、美学的构建源自他的世界视野和中国经验的完美结合。
  • 摘要:与能乐相关的最早并且被整理成体系的记录,是由世阿弥(1363-1436以后)遗留下的能乐理论和能乐作品。日本文学(不限于文学)以某种形式吸收了中国文学,因为其运用中国文字构筑自身文化的日本文化状况,所以没有损坏这部作品的独立性,反而会提升这部作品自身的价值。世阿弥的作品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自不用说,我们还能通过其能乐理论中的实例,更加明确地把握能乐修养圈以及所受中国文学影响的实际状况。当我们考察世阿弥以后的能乐作者所接受的中国文学影响时,也无一例外地不能偏离对世阿弥的考察所得的情况。本文通过观察世阿弥的能乐理论中能乐对中国文学接受的相关实例,进而考察能乐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这一问题。
  • 摘要:本文是作者写作三十年的回忆,通过《羽蛇》的写作过程,分析其童年经验、时代原因、民族的历史、虚幻与现实的自由转换以及在写作时绘画语言与电影语言对小说的影响,逐渐寻找到了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与张力,而不致于慢慢退缩和萎顿。
  • 摘要: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是一个极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也确实取得了足够的成就,但是从整体上看,它面临着发展的瓶颈。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作家的复杂经验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不完全能够被西方所了解。
  • 摘要:当代的人们从各种网络媒体上获得资料,基于这样相同的媒体环境,人们可能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为了防止作家的写作内容在源头上的“弯曲变形”,作者提出应通过灵魂进行引导,在媒体中提炼,只有这样才能接触到事情的真实面,得到真正的经验。
  • 摘要:本文作者通过分析“故可寻象以观意”的审美活动过程,并借王国维的“境界说”为读者阐述了中国诗学艺术特点是在“境界”中“意会”,在“意会”中求弦外之音,即“韵味”,并且诗人在创作中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给人们留下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 摘要:法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是由20世纪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所开拓、以探寻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代才智”者为先导的。1926年,经罗曼·罗兰推荐、由我旅法学人敬隐渔在巴黎首译而发表的鲁迅《阿Q正传》,推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和接受的序幕。从20——30年代中国留法学者的首次拓荒,到40年代滞留华土的法国传教士继续垦拓;中经50——60年代来华的法国文学界、文化界友好的热心推介,至70——90年代中法作家、翻译家携手共耕、交流对话;法国对中国20世纪文学译介和接受的历史,就是法国接受者沿着罗兰开拓的寻求中国现代“才智”的路标所走过来的历史。
  • 摘要:本文试图把韩国作为一个特殊的“窗口”,透过它来审视中国文学的国际地位,从而对中国文学全球化进程滞缓的原因进行诊断和分析,并从“第三者”的视角出发对中国文学全球化的方案进行摸索。
  • 摘要:本文针对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作家“为什么要讲故事”的批评,阐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小说家的路径选择,即从倾心于模仿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把“讲什么”转换为“怎么讲”,以“纯文学”对抗强大的政治话语的压迫,到90年代以来的有关反省,以及用讲故事的方式应对急骤变化的社会现实的自觉努力,分析中国文学“为什么要讲故事”的内在机理,梳理现代性、本土化、乡土情怀、现实感与中国文学基本经验的关系。
  • 摘要:本文以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为例,详细的对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提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己经内化为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或者说,现在任何一部小说,从结构、语言、情节展开、人物塑造等技术层面上,作家即便没有刻意模仿哪位西方作家,但西方文学的影象己经无意识地存在了。但它的前提是“中国”的本土的文学传统已经先于西方文学影象存在了。
  • 摘要:论文探讨了北美华文文学的三大群落和华文网络文学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从纵向厘清了全球华文网络文学的源头,以大量不同阶段的北美华文网络文学资料,结合网络技术阶段性指标和写作群体、文学主题等划分出华文网络文学几个发展阶段,论述了各阶段涌现的标志性网站和作品及代表作家,揭示了北美留学生和华人在以英文为主导的网络虚拟空间中自主建成的华文公共空间的崛起和持续繁荣的历史和现状,为网络时代的中国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补益的启示,亦为华文网络文学研究奠下一个必要的基础。
  • 摘要:老舍《四世同堂》英译者浦爱德Ida Pruitt做为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出生于中国山东。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吸收并学习了父母代表的美国现代文化和基督教世界观,以及中国农民所体现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她父亲为布道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甚至还接受了中国服装或发型等异文化的身体性。母亲为同一目的却采用了不同的方式而想要带进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来,呈现类似“中国冲击”一般的异文化理解。童年时代的浦爱德从父母双方接受了不同方式的异文化理解,同时她要克服根据“他者”认识的异文化理解,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方式。本文沿着浦爱德的成长过程,以义和团事件为例,探讨对异文化的理解如何可能或不可能,超越国界的理解如何需要多元性的视角。
  • 摘要:进入江户时期之后,日本文学突然发生了变化,柳腰不再是极为稀见的描写,也不再局限于描写杨柳。这样的现象与江户以前的时代比较,就显得相当地特别。本文举证了一些文学和照片资料,分析了江户文学中的柳腰之美,不只是受中国文学影响而产生的想象,其中确实含有物质事实的因素。研究到这个层面基本可以断定江户文学中的柳腰美人是事实,但是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江户文人是如何发现柳腰之美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 摘要: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中国经常与外国文学混用,本文追问:世界文学是否就是世界各国文学的相加之和?能否等同于外国文学?它与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又是怎样一种关系?本文追溯世界文学的原初概念的含义,对世界文学的概念进行了跨文化反思,进一步明确了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的关系,并且对这一学科进行了重估。
  • 摘要:早在中国原始经学时期即存在着丰富的诠释学命题,这些命题虽然是隐性的关于经典文本之理解与解释的思想,但其比西方显性的诠释学理论在学理性上要博广且精深得多。当代中国经学研究者不仅应该拥有扎实的国学功底,并且还应该拥有扎实的西学功底及某一两种印欧语言的阅读与交流能力,封闭于中国本土的经学研究需要走向国际学界。经今文学的独断论诠释学是对儒家经典之意义进行过度性诠释的创造性误读,但是,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观念上立论,恰恰是这种过度性诠释在创造性误读中构建了一个时代之国族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并且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乾嘉学派是经古文学的终结者,他们迫于一种政治暴力而退缩到纯粹的技术性释经境遇中;于存在论的意义上,他们把考据的历史语言学在方法论上看视为生存的本体论,其实,经古文学也是一种隐性的独断论诠释学,只是经古文学在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解释中所隐含的暴力性诠释,被考据及其学术修养遮蔽得更加温良恭俭让。
  • 摘要:本文叙述了王蒙无论在写作、讲课、休养生息、下乡、讲学论道,还是在维语、英语和文学翻译中都体现了他的语言才华、文学视野,及其所代表、所联系的不同语言与不同文化。
  • 摘要:本文首先辨析了文学传播,文学传播的逆传播,台湾流美国汉学三个概念,并以台湾流美国汉学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进行分析,表明了对具有整合力量的理论欠缺的恐慌。阐述了在传播与逆传播之间构成的张力,带来的是辨析中国文学世界意义的契机,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如何进行与众不同的海外传播。
  • 摘要:《诗经》中《陈风·墓门》,《豳风·鸱鸮》、《大雅·瞻卬》褚篇,都涉及到了“鸮鸟不样”的禁忌意义,似乎鸮鸟乃不祥之物。本文将此现象放在中外“鸮鸟不祥”的文化背景上去观察,以期梳理一下“鸮鸟不祥”观念的内在脉路;以及中外民间观念在这一事象上的一致性。
  • 摘要:张爱玲《金锁记》里的“金锁”的内涵似乎是没有疑议的,小说中仅有的两处的关于“金锁”的文字都将其解作“黄金的枷”,意味着“金锁”就是指黄金的枷锁。当张爱玲本人亲自把《金锁记》译作英文并发表的时候,她所选择的译法也就是The golden cangue——“黄金的枷”。可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金锁”并非“黄金的枷”,而首先是指黄金的(匙)锁亦即goldon lock。它是富贵、幸福等美好事物的象征。最著名的金锁典故,则是薛宝钗的金锁,“金玉良缘”也是《红楼梦》当中最广为人知的说法之一,熟悉《红楼梦》的张爱玲必定很清楚这一点。由此就有理由推定,张爱玲通过赋予“金锁”这一有着非常确定的文化内涵的习语(黄金的匙锁)以新的内涵(黄金的枷锁),将寄托着祝福的“金锁”革变为砍杀人的“黄金枷”,是在对这个传统习语作一种戏谑或曰反讽式的处理。有趣的是,这种写作手法还表现在张爱玲其它很多作品里,尤其是一些小说的题名,譬如《倾城之恋》的“倾城之恋”、《色,戒》的“色,戒”而非“色戒”。张爱玲本人所译的The golden cangue,就此而言便丢失了本来的反讽意味。
  • 摘要:本文从民族文化的象征性、丰富性、开放姿态、自我保护及其与国际关系政治问题探讨其在文化传播中的“逆顺律”,并且探讨了文化巨人和一般受众在文化传播中的“逆顺律”,宗教原则、官方原则和民间原则在文化传播中的“逆顺律”等方面进行分析。
  • 摘要:本论文的关键问题是:人们能否把关联宇宙诗学(形式和玄学)引入到英语诗歌中?答案将用两部分陈述。随着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遗失论文重见天日,第一部分将叙述他在100年前所做的最直接的尝试。第二部分(较为简短)将比较关联诗学在英语和汉语里面临的共同障碍和可能的解决方法。
  • 摘要:一般认为,北岛的诗歌以他去国为界线,前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去国前的诗歌显出对历史的批判与怀疑;去国后,北岛的诗歌给予对他有所期待的读者的印象是,在语言、技巧越发娴熟的同时份量却变轻。在不少人看来,这似乎是北岛诗歌在“去政治”、重技巧后所付出的必然“代价”。而针对多多去国前后的诗歌,荷兰学者柯雷曾做出过一种判断:“多多作品的鸟瞰图显示了一种按时间顺序的背离政治性与中国性的发展”。与这种关于多多诗歌的“非政治化解读”相对,诗人王家新在分析多多1990年代重要诗作《依旧是》后得出结论:“多多在超越意识形态对抗模式时却比其他人更有赖于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语境提供的话语资源”。通过考察北岛、多多去国后的诗歌创作发现,正是在对早年经验的疏离与回溯的纠缠中,他们扩展(而不只是延续)了其自身和当代中国诗歌对政治的书写。作为1970年代末“崛起”的朦胧诗的两位代表诗人,北岛和多多去国前后诗作里中国经验和政治意识的延续与变异,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当代诗歌寻求主体性,进行自我建构的多面性。
  • 摘要: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与陈世骧编译的《中国现代诗选》出版,成为最早的以结集形式把中国新诗译介到西方的英译本。它不仅显示了一种深刻的独立性。还着力于通过一种美学的当代眼光,凸显出新诗到此时为止已经取得的艺术成绩。诗人在诗学观念和写作实践上表现出的多样性,也让我们看到,对于新诗本体的思考,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活跃程度。而这一选本中展现出来的这种当代性,显示出两位合作编选者的慧眼与卓识。进而言之,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合作编选的实践,体认到中西现代主义者对于文学的现代性,在1930年代中期所达成的“视界融合”。
  • 摘要:我们的国际会议的主题是“全球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本身来说,这一主题意味着,它希望站到自身之外来观察它自己如何置身于其他文学和文化之间。观察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理论如何被译入其他语言,当然是获致此种近乎不可能的“在自身之外观察自身”的一个可能途径。而为了实现此种观察,被翻译了的“中国文学”就需要再被“中国文学”自身来阅读。这样的在被翻译了的“自身”之中阅读“自身”其实乃是某种“回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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