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

摘要： 号称“汉代大儒”的董仲舒表面上是把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斥为邪僻之说,其实他的思想体系是以阴阳、五行作为骨架来解释宇宙秩序,解释天的功能,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并将“贵阳而贱阴”之说引申到人事,从而形成了人间的阳尊阴卑理论。扬雄认为,正统儒学并没有“男尊女卑”之说。社会人伦必须遵循“天日错行,阴阳更巡”的天道原则,而固定不变且违背“天道”原理原则的“尊卑、贵贱”人伦,是非常错误的。夫妻关系的稳定不仅对于家庭而且对于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所以扬雄反复强调说,人间的人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大不过天道人性原则。

摘要： 扬雄《太玄》取用了大量动物意象,其动物意象的取用既是对《周易》创作理念的遵循,又受到汉代象数易学,特别是焦赣《焦氏易林》的影响。《太玄》中动物意象的取用着眼于动物的形貌、习性或生活环境,涉及走兽、禽鸟、水族、昆虫等多个种类。《太玄》中的动物意象或是隐喻现实中的人,或是影射社会政治事象,或是承载阴阳观念。《太玄》动物意象的取用基于其所创建的符号体系和世界图式,玄首、赞辞、测辞的撰写和意象的选择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因此,对《太玄》中动物意象文化内涵的解读,要根据玄首的意义,玄位、赞位等相关信息综合判断。

摘要：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摘要： 扬雄作为西汉后期颇有成就的思想家,其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即有对社会教育的论述。扬雄社会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社会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社会教育的作用、社会教育的方法的认识上。扬雄之所以能提出这些社会教育主张,既离不开前人积累的优秀思想成果所奠定的基础,又得益于其对现实问题的积极思考,同时也是其勤奋好学的结果。

摘要： 扬雄是汉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哲学思想与文学作品具有独特价值,在英语世界也吸引了不少翻译与研究。梳理和讨论有关扬雄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情况,有助于了解英语世界对扬雄的理解与接受角度,展现英语世界对扬雄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而后再与国内文化经典翻译人才的培养现状进行对比,发现当前外译工作在语言、内容、主体和成果推介等方面存在误区。建议通过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来培养和加强译者的课题选择能力、原典研究能力、翻译变通能力与合作交流能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 扬雄在屈原和司马相如的感发下开始辞赋创作,又在对二人的扬弃中别开自我一途。《反离骚》在对屈原困境的质疑、同情和尝试理解中表现出一种对屈原文本中“不遇”之叹和哀婉情感的背离。模仿司马相如作四篇大赋而又辍不复为则是一种对大赋文本靡丽多夸劝百讽一的摒弃。《太玄赋》《逐贫赋》等浅近自然的言志之作书写个体生命感受,为此后的文学书写性情开辟了途径。《太玄》《法言》等温纯深润的哲理著述则展示冷静理性的知性活动,将此后的士风导向理性觉醒。

摘要： 扬雄作为一代汉赋大家,其文学成就吸引了众多海外汉学家的关注。然而,由于时代背景、文化模子和诗学传统的不同,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对扬雄汉赋中的儒家思想、扬雄汉赋创作中的模仿手法以及扬雄赋论中的“悔赋”言论等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充分认识海外汉学界对扬雄的研究视角、范式和观点,有利于国内学界以扬雄汉赋为桥梁实现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助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摘要： 扬雄是西汉末期著名的思想家与经学家。他身处经学兴盛但又今、古文经纷争不息的“经学昌明时代”,因政治、著作等因素被后世忽略了其学术贡献。以两汉今、古文经学的差异为考察背景,分析《法言》大胆采用模仿经典形式背后的撰述动机,显示出扬雄在经学发展转型时期,不囿于一家一派,调和今、古文经学的自身学术立场及其“重德轻事”“深约解经”的经学思想。此外,《法言》中展示的援道入经倾向,以及扬雄在后世所受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昭示着中国儒学在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理论的不断完善与成熟。

摘要： 汉代思想自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了主流,而董仲舒又是汉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这几乎是学界的公论。美国汉学家戴梅可的研究则对此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首先汉代思想呈多元化的态势;其次扬雄才是汉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第三,扬雄思想的核心在于“乐”。因此,就汉代思想和扬雄而言,戴梅可和中国学者在三个方面有着鲜明的差异:第一,汉代的“独尊儒术”是否真的让儒家思想处于主导的地位;第二,谁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第三,如何理解扬雄的思想体系。通过比较两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对汉代思想与扬雄哲学诠释的分歧,会导致对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脉络理解的差异。

摘要： 扬雄在《法言》中提出的“性善恶混”人性论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扬雄与孔子的人性理论的内涵与本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与其将扬雄人性论看作是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不如将其看作是向孔子人性论的回归。扬雄人性论向孔子人性论的回归主要体现在“性善恶混”与“性相近”的内在契合,以及“人性之修”与“习相远”的内在契合两个方面。

摘要： 扬雄的官箴文涉及到西汉的官制,根据西汉末官制的变迁,可以推知这组箴文大致作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十二月至二年三月之间.扬雄的官箴文在流传中有所亡佚,东汉崔駰、崔瑗父子及刘(驹)駼对其进行补苴,因此有些篇章作者的归属引起疑问,现存的《交州牧箴》、《尚书箴》、《司空箴》、《博士箴》、《太常箴》一向被认为是扬雄的作品,其实应是后人的补作.他的官箴文创作受到内外动因的双重驱使,在朝政混乱的情况下,扬雄通过模拟《虞人之箴》的方式,一方面委婉的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劝谏,另一方面则直接与古人角胜,体现出知识型人格处理问题的特点.其官箴文因为符合士大夫的审美需求和创作心理,在六朝时期逐渐被经典化,在官箴文体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摘要： 一般讲扬雄的人性论,都以《法言》为依据,认为他是"善恶混"派的代表.并认为他的人性论缺乏内在超越的根据,比较接近于荀子.本文认为《太玄》中蕴涵丰富的人性论思想,研究扬雄的人性论,应以《太玄》为基础.扬雄的人性论本于其天道观,有很强的超越性,扬氏以五行为架构,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超越途径,其思想接近于性善说.

摘要： 为了把纷繁复杂的方言词表记出来，扬雄《方言》既使用形音义相统一的表义字，又使用了很多音同音近的记音字以及古今俗字、异体字，有时甚至自己制字；这些表义字和记音字中含有大量的方音材料，它们对研究汉代的方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 《方言》中关於“古今语”的两段论述性文字表明了扬雄的三点认识：语言有古今不同；语言古今变化之大，可能“後人不知”；语言古今变化的一种可能是“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这充分体现了扬雄的历史语言覼。後世的汉语方言词汇研究受到扬雄历史语言观的影响，表现有二：给方言材料标注“今”字；进行方言词汇古今比较研究。

摘要： 本文拟就扬雄与东方朔二人生平、著作加以考察，探讨东方朔如何面对他的生存困境以及扬雄如何评论东方朔，并在自己的生存困境中改采不同模式加以因应，最后对后人如何看待他们的出处模式而有所取效，对此二人进行了历史评价。

摘要： 在王莽主政时期(包括平帝、新莽两朝)，刘歆为王莽政治活动出谋划策的同时，又再次担任起典校秘书之职。刘歆的校书活动包括了广求图书，进行整理校订，又搜集扬雄等人的着作，并为其撰写书录，汇编入录等;更藉此机会撰写《三统历谱》等个人着作。此种模式基本上是对刘向校书工作的追随和仿效，然而刘歆校书的主要对象为古文经，其根本目在於辅助王莽;故此，与刘向校书在於谋求通过中秘藏书的全面整理，来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途径，并撰作书录，供成帝借鉴，有着明显的性质差异。

摘要： 扬雄的《太玄》,在结构上是模仿《周易》,在思想上则仿效老子的“道”。他为了表示有所创作,将《周易》的两个基本符号“—”阳与“--”阴,以“玄”的三个基本符号“—”“--”“---”代替,以“方、州、部、家”之名组成的八十一首,代替了《周易》的六十四重卦;并将老子的“道”称为“玄”,而《太玄》的三,即是来自老子所谓的“三生万物”,三也代表了“天、地、人”。这些都表现了扬雄思想中受道家及《周易》影响之成分。扬雄以“玄”作为宇宙的根本。“玄”是天地之道，天地万物之运动皆受其支配。扬雄同时认为天地与宇宙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天地，也就有了宇宙，而天地是从“玄”中分化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