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

摘要： 本文以清代《缙绅录》中的相关数据为依据,对清末中央主要部门官员群体的族籍结构进行考察。具体主要从整体上、分部门、分职位类别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考察发现,随着时间的演进,清末中央主要部门官员群体,在总体数量上旗籍官员所占比重由优势最终变为劣势,个别部门中民籍官员所占比重持续占据优势,民籍在中级以上官员群体中所占比重最终转为优势。这种量变发生的重要结果,是清王朝统治基础的严重削弱,以至于成为其最终垮台的重要因素。

摘要： 清末社会危机的加深导致教育变革势在必行,作为畿辅之地的直隶率先进行教育变革。近代中学教育作为小学教育之延续、大学教育之开端,在洋务运动时期得以萌芽,戊戌维新时期得到重视,清末新政时期得以推行,从具有中学性质的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到北洋西学堂二等学堂再到五城中学堂、顺天中学堂,完全意义上的中学在直隶地区出现,清政府《钦定中学堂章程》与《奏定中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中学教育体制不断完备。受时代局限,这一时期的中学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其对于当时各省中学堂的创办及教育体系的完善有着示范作用,对当今相关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摘要： 历史上的谣言问题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课题,颇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清末时期,谣言盛行,内容也纷繁复杂,根据《申报》所载,这些谣言主要涉及政治、社会民众生活,还有文化思想等。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出示告示、增派兵力、实际调查核实、各部门相互督促合作、派遣侦探等措施应对谣言。清末政府的谣言应对,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借鉴意义。

摘要： 甲午战后,为着解决中国民众的温饱问题,为着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部分清末官绅远赴日本考察农业。生机勃勃与成绩斐然是清末赴日考察官绅对日本农业的认识。在清末赴日考察官绅看来,日本农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日本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建立大量农业学校与加强农业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基于此,清末赴日考察官绅认为,改变中国农业落后的面貌,各级政府必须重视农业改良,采取有力措施扶植农业发展,特别是建立农校与农事试验场,培养专业人才,让具有专业知识的读书人积极参与农业改良。

摘要： 教育记忆史是在历史语境中探讨人们记忆之中的教育历史,旨在对参与者记忆的梳理挖掘,还原教育历史的现场。基于教育记忆史视角,以“谁的记忆”“如何记忆”和“记忆什么”的逻辑展开,在由生徒个体、集体记忆所构成的教育人物、活动和事件的多维呈现中,探索近代传统书院改制、停废前夜亲历者的微观体验。研究发现,生徒记忆构建受家庭出身和入院原因等因素影响;负载生徒记忆的“记忆之场”有课作、学规等多种形式;生徒记忆映照当时社会诸种现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时期传统知识人感受变革,乃至做出抉择的复杂缘由与生动面相。

摘要： 清末广安州经济出现了种种乱象,为解决地方经济发展的弊端,广安州商务分会应运而生,商会的创立符合地方商人、商帮和官府的利益诉求。广安州商务分会从1906年开始申请试办,1908年开始试办,1909年正式成立,从申请试办到正式成立用了近三年时间。商会人员由总理、会董、议员、商董和普通会员构成,下属组织有商帮和商事公断处。商会在试办后不断完善自身规章制度,对比其他地区商会,虽有不足,但已具有现代化商业组织的性质。

摘要： 清末民国时期,编辑和研究者曾对语文教科书的插图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从插图的功能、形式、内容、颜色、与文字的关系、编选原则方面做出阐述。这些研究成果对当下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 “清末云南为禁种大烟倡种桑棉推行实业档案文献”保存于云南省档案馆,形成时间为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至1920年(民国九年),共170件,反映了清末民初云南各级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禁烟运动,挽回烟利,推广桑蚕、棉、麻、桐、茶、青㭎等经济作物替代罂粟种植,推广合作股份公司,鼓励各地开办地方实业,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这组档案文献由云南省档案馆申报,于2010年2月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摘要： 近年来,大量民间文书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为学界开启了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课题。文章以光绪十一年所立《商人孟和信稿及杂记》为考察中心,分析清末太谷县商人孟和的经商情况和家庭生活状况,体会商人与留守妇女之间的相思之情、因常年在外无法尽孝的愧疚之心、为维持生计经历的艰苦的心路历程,探究女性在婚后家庭生活中承担的责任和对家庭的贡献,感受不畏艰险、勇于拼搏的晋商精神。

摘要： 宣统二年冬清廷重议外官制期间,原本反对裁抑督抚的湖广总督瑞澂提出了逐渐裁撤督抚方案,并提议各省督抚联奏。在遭到督抚普遍反对后,瑞澂仍单独上奏。瑞澂方案并非一次性尽裁所有督抚,而是分三等裁撤:在近畿试裁总督,在腹地裁督留抚或改督为抚,在边地仍设总督且加重事权。身为总督的瑞澂提议裁撤督抚,有其自身的逻辑,即通过裁撤近畿督抚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试图维护腹地督抚和加强边地总督的事权,是采取协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策略,以应对清末“内轻”与“外轻”之弊,继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摘要： 清末,无论是出于工具理性下对文字适用性的认识,还是民族主义诉求下保存民族文化、开启民智及“学战”思潮下挽救民族危亡的渴求,太多的理想使得士大夫精英阶层及处于预备立宪时期的清王朝开始关注下层民众的识字问题。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清王朝最终灭亡的三年里,清王朝凭借其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简易识字学塾运动。从简易识字课本的颁布到催促、考核各省的实际运作,直至较大成果的取得,无不交融着国人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因受因政绩考核之影响,地方政府在推行该政策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急进性,进而在上报成果时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然而,该运动的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它是民族主义诉求下国人试图解决文化危及政治危机的有益尝试。它把民众识字率定为立宪进展之标准,并以政府政令的形式加以推行.它与当时社会精英们所倡导的诸多文字改革方案相互呼应,勾勒出了清末文化运动的大概情形.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积极的运作举措、较大的办塾成果成为清王朝于弥留之际留下的珍贵历史记忆.

摘要： 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急需大量的新式教师，师范教育随之产生。重庆建立了师范学堂，并在各地设置了多样化的师资培训机构，按照“新学制”的要求实施教育管理、安排课程和教学计划，并对中小学堂教师进行资格认定和考核。清末重庆的师范学堂为新式教育培养了所需的合格教师，推动了当地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进程。

摘要： 清末乡土志区别于一般地方志书,是一种专门用来教学,具有教育功能的乡土教科书。清末河南乡土志是在国势贫微、“西学东渐”,国内教育实行新政之时出现的,其编纂数量不能称之为丰富,但从其内容、编纂主体可以看出,乡土志可谓是在教育上连结地方与国家的一座桥梁,反映地方文化的乡土志更多地肩负着沉重的国家使命,可以说乡土教材的发端是为革新教育、振兴民族精神和培养爱国之观念而服务的。

摘要： 翻译活动总是在特定语境里发生的，它受到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本文以清末的翻译活动为考察对象，通过深入分析该时期译者的政治心理特征，论证了政治文化对该时期翻译活动的影响。

摘要： 本文对史学界关于清末新疆建省问题的研究做了学术史的考察与总结,旨在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文章分新疆建省的酝酿、新疆建省的原因、左宗棠与新疆建省、刘锦棠与新疆建省、新疆建省的影响和意义、评估与展望等六个部分.

摘要： 律师及律师制度来到中国已有100多年了.当回溯100多年前,端详那历史零点的时刻,发现它的到来、进入中国竟是踉跄的.律师及其制度的构建始于清末的修律,对此在《法院编制法》、《刑事民事诉讼律草案》均有规定.本初,清政府热衷于修律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收回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即便如此，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有关律师、律师制度存废、兴衰的争论就一直未停止过，这其中有期望、援引，也有设计、规制，更有消化、消解。在中国，律师及其制度不具有神圣的崇高性，并且中国法律(包括律师制度)近现代化的移植缺少适当性。然而律师职能的实现对“独立实行审判权”有依赖性。

摘要： 近年来一些学术文章探讨了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关系。有的文章认为当代中国外交是传统的“有机延续”，有的提出“传统的务实王道思想只需加以与时俱进的改造，仍可成为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宝贵战略文化资源”。还有的以1840年为界，基本肯定此前儒家思想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作用。也有文章探讨了近代有识之士对传统思想的改造。本文通过研究传统思想对清朝1840年以后对外关系的影响来说明传统思想的命运。

摘要： @@ 按一般的说法,清末湖北最早开始铸造铜元的是湖北铜元局，1902年秋初的事情。但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有说是湖北银元局1900年或1901年附造。rn 湖北于1900年制造铜元的最早说法，是1925年9月的《中国经济简报》(Chinese Economic Bulletin)的报道：“武昌造币厂由总督张之洞创办于1893年，取名银元局。rn 次年(1894)开铸银元，1900年始铸铜元，1902年随铜币厂建立购置较好的铸铜元设备……该厂自1894年开办起即主要为银行代铸银元，当十铜元始于1900年。”这段文字在1928年11月被伍德荤引用。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华北地区的乡村教育,并对旧式教育的历史地位,新式教育的三次发展,发展乡村教育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论述.

摘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华北地区的乡村教育,并对旧式教育的历史地位,新式教育的三次发展,发展乡村教育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