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

摘要： 元朝始终没有设立牧监养马制度,遇到战争往往从民间和买、拘括马匹,和买是给价钱,拘括即强制征收。由于南方马匹不适应北方气候,所以和买、拘括马匹主要在北方进行,在南方施行较少;而且和买、拘括的对象不仅限于汉人,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施行过程中普遍存在徇私枉法、营私舞弊。长此以往,和买、拘括马匹成为元朝马政的常态,俨然元朝政治的晴雨表,它抑制了民间养马,激化了社会矛盾,给社会发展带来恶劣影响。

摘要： 究竟是谁,在时隔近千年之后的元朝,竟然成为了王羲之的铁杆粉丝和《兰亭序》的爱好者?他就是号称"松雪道人"的赵孟頫。这位元朝的艺术大家,从实践到理论,都以复古为宗旨。所谓的"古"指的就是魏晋书风,他对王義之的书法格外推重,原因是赵孟頫认为王義之的书法能够"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

摘要： 《明史》卷四四《志第二十·地理五》浙江嘉兴府下云:“太祖丙午年十一月为府,直隶京师。”;按,周振鹤主编,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即采用《明史》此观点:“明代嘉兴府是丙午年十一月由元朝江浙行省嘉兴路改设的。”;太祖丙午年(1366)十一月误,元嘉兴路实际改为嘉兴府的时间应当为吴元年(1367)三月。

摘要： 元朝是中国第一个异族统治者的中央政权,忽必烈是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忽必烈对赵孟頫的重视及合理重用是赵孟頫之幸,也是元朝之幸,更是中华民族之幸。作为当时综合修养最高、最好的汉人学者,他在蒙元的汉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赵孟頫的美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见出华夏美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转型,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 元朝的内亚特征是元代文学独特性形成和元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背景,对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有着不容忽略的影响。围绕元朝的内亚特征,元代文学的研究路径可获得四个方向的深入与拓展:其一,借助内亚视角,可以发现以往因单一民族视角而被遮蔽和简单化,但却又属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独特内容;其二,借助内亚视角,可以将元朝相近相承的辽、西夏、金等王朝结合起来,藉由其共同的多民族特征来探究元朝的文学发展历程;其三,内亚性极强的元朝与13—14世纪的欧亚世界有着诸多不可分割的关联,这使得元代文学研究需要有跨境域的世界视角;其四,借助内亚视角,值得将元明清文学作长时段的观照和会通研究。

摘要： 爨僰军作为元代西南乡兵,经历了大蒙古国时期的军事征讨、元初屯田守土、元中后期演变为普通民众的三个发展阶段。大蒙古国时期,爨僰军充分发挥了远距离作战湖广等地、平定云贵叛乱、征战云南未降附地的作用,辅助元朝确立了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元初,爨僰军完成九处屯田,既有军屯形制的典范作用,也有层级性军事布防的考量;元中后期,爨僰军最终完成从军户到民户的演变,促进了西南边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元朝对以爨僰军为代表的乡兵运用是成功的,乡兵是元朝稳定和发展西南、东北、东南陆疆与海疆的重要辅助力量。

摘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蒙古族人民能骑善射,是一个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出游时,他们总会带上一些美酒和干粮,幕天席地,把酒言欢。他们还常常在一种独特的高足杯里斟满美酒,举杯痛饮,尽显豪爽与奔放。那么你知道他们的高足杯是什么样的吗?为什么他们喜欢用高足杯呢?这么高的杯子会不会放不稳当呢?快走进博物馆找找答案吧!

摘要： 元代史学名著《红史》记叙撰述西藏卫藏历史以外,还记叙了阿里、印度、汉地、西夏、蒙古等地的王统历史。其中所载元朝相关历史是目前所见最重要的早期藏文元朝史料之一。学界对于《红史》元朝史料虽有关注,但其藏文元朝史料内容和价值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文章基于国内外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红史》所引元朝相关史料内容,即始祖孛儿贴赤那到薛禅汗世系传承;真金太子到妥懽帖睦尔皇帝世系及年号;元末年燕铁穆尔专权和妥懽帖睦尔逃亡大都,以及元朝灭亡的史实。准确记述了元朝历任萨迦派帝师和西藏地方本钦等历史信息。所载元朝史料撰写年代最早,内容可信度较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可以补充蒙汉文历史资料之不足,还可起到与蒙汉文献相互印证的作用。对推动元朝史、西藏地方政府与元朝中央政府关系,乃至蒙藏文化关系史的深入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参考价值。

摘要： 元青花是景德镇创烧的釉下高温彩绘瓷。器型有的沉稳厚重,有的胎薄轻巧。青花纹饰有的疏朗,有的繁复多层,题材多种,绘画注重似与不似的神韵意趣。丰富的造型和多样的装饰图案形成了鲜明时代画面,反映了社会与文化的现实。

摘要：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入仕元廷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受世祖忽必烈差遣,出使“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的云南及缅国。本次西南行进轨迹和见闻心影,记录在《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一二章至一二九章中,而构成西南行纪灵魂的,是沿线多民族的风土民俗和奇闻异事。检视马可瞳孔中的西南民俗事象,既可洞见叙事的结构模式,更能释读出叙述者的文化心理与价值秩序。质言之,马可通过程式化展现形式和虚实相生等叙事手法拱筑成的西南民俗风情图,与其说是现代文类上的民俗纪实,不如说更像一首且认他乡作故乡的田园诗,一幅充满异国情调的道德图谱。

摘要： 元朝,位于今南印度的东南一带的马八儿国,其因中转站的地位,促进的双方密切往来.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尝试考证尤永贤出使马八儿的确切时间及至元二十二年遣马速忽、阿里赍钞千锭往马八图求奇之事,并就泉州成为南印度人(包括马八儿国人)的在元的重要活动中心进行了探讨.

摘要： 上都“秋猎”大致分为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两种方式。笔者基于前辈研究，简要介绍了柳林“飞放”与元朝诸帝春猎盛况，认为世祖朝不仅是蒙元柳林春猎之开端，而且次数多，规模大，还在春猎期间处理政事，接待官员朝见。同时介绍了昔宝赤鹰房万户、贵赤卫侍卫亲军等设置及其在春猎秋狝中的职能，指出昔宝赤户反映了北方主从隶属关系，昔宝赤和贵赤二执事相继扩充为万户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且与怯薛的相对独立及长期维持，表明二者的执役活动在元朝所受到的高度重视，亦是忽必烈等诸帝“春猎秋狝”奉行不衰的确证。而万户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组织形式的差异，似显现元后期贵赤的狩猎职司转弱和扈从宿卫职能的相应上升。

摘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判例法最为发达的时期.元朝的判例创制程序上由于元朝司法程序设置上的多样性与特殊性,让它的判例创制上最具特色.元代先例创制的程序较为复杂,若按先例形成的起动方式来分类,可以分为两类,即正常创制程序和特殊创制程序.正常创制程序指由地方相关司法机关在审理时发现问题上报上级判决而成为判例;特殊创制程序是指由监察部门,当时是御史台、行台和按察司等在检查案件时发现某一案判决存在问题时,提起改判等司法动议而导致先例的创制.从《元典章》具体个案来看,绝大部分判例是由正常程序产生,仅有少部分由特殊程序产生.元代司法运作中虽然形式上中央最高司法机关是中书省,但实质上具体负责的是刑部.刑部负责全国重要案件的最终覆审和绝大多数法律疑问案件的判决.元代由于中央司法机关中没有设置唐宋时期的大理寺,所以刑部成为中央专门司法机关,拥有立法权、法律解释权和司法判决权.元朝虽然地方司法机关十分复杂,可以按不同标准分为:一般司法机关与专门司法机关.专门司法机关专门负责某些类型案件.如蒙古人的案件由宗正府、佛教、道教等群体由宣政院、军人由奥鲁等部门审理.此外,还有各种专业人户,他们的管理机关拥有司法管辖权.

摘要： 在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的汉译本中,有五个名为“额勒只带”的人.通过与《元史》、《元朝秘史》、《世界征服者史》的文本对校,又通过审音勘同,笔者认为,其一为东道诸王阿勒赤歹,一为出身于札剌亦儿部的怯薛长阿勒赤歹,一为西征将领额勒只带.其余两人,一为阿里不哥同党,一为塔塔尔人.通过史料对比,笔者认为《秘史》中所记的众官之长额勒只吉歹与《史集》所记的西征将领额勒只带同为一人.最后,笔者还对诸史所记怯薛长阿勒赤歹和西征将领额勒只吉歹的史实进行了梳理.

摘要： 在蒙古帝国初建之时,成吉思汗曾颁布《大扎撒》,记于《青册》,每逢大聚会令朝臣展读之.另据《元史·刑法志》记载,自忽必烈入主中原之后,朝廷曾次第颁布《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等法规,其相关条文略见于《元史》之中.除正史及元明以来单行刊刻的法规文本之外,蒙古族民间法规还屡屡见诸于元、明、清汉文文献.其文献的类别包括政书、类书、丛书、方志、文人别集、笔记、游记甚至诗歌创作;其时间跨度则连绵数百年,囊括着三个封建王朝,仔细研读,蒙古族民间法规的演变过程亦依稀可辨.如,蒙古帝国初建之时的刑法较为简约,施之朝廷与民间者或难分辨,逮至忽必烈定鼎大都之后,处罚重罪的法酒等应运而生,礼仪法规日见周详,其约束力遍及朝野.家产的分配法规亦由上而下,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就治盗而言,元代的法规在民间传承的轨迹尤为明显,清代卫拉特部惩罚盗贼之诸多措施便是其不断完善的实例.总之,自元朝以来的汉文文献涉猎到蒙古族民间法规的方方面面,内容较为丰富,是研究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重要依据,弥可珍贵.

摘要： 文章围绕刘仁本的生平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以突出文章主旨，刘仁本是浙江温岭人,元末浙东著名的诗文家,擅诗能文工书.从至正十四年(1354)入方国珍幕,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亮祖攻下温州被俘,共辅佐方国珍13年.刘仁本以方国珍幕僚和朝廷委派官员的双重身份,处于元末占据庆元的方国珍政权核心,主持或参与了当时浙东的重大社会活动.在文化方面,刘仁本联络浙东文人及过往朝廷官员,倡导诗酒雅集,活跃浙东诗坛，其诗文创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诗文为主，后期诗文并重，刘仁本的文章平易流畅，纪实性强，部分记、序以文存史，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刘仁本和元代文人一样喜欢以诗文作为应酬手段，自然会吸引一批有共同爱好的浙东文人、名士、僧人且居于方国珍政权的核心地位，身边、地方官员等。采用刘仁本痛心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却缺少记载，有意识地把正在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还记录方氏政事,补正史书的阙误,在元末史料缺失、散佚的背景下,其散文有较高的档案史料价值.

摘要： 文章围绕刘仁本的生平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以突出文章主旨，刘仁本是浙江温岭人,元末浙东著名的诗文家,擅诗能文工书.从至正十四年(1354)入方国珍幕,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亮祖攻下温州被俘,共辅佐方国珍13年.刘仁本以方国珍幕僚和朝廷委派官员的双重身份,处于元末占据庆元的方国珍政权核心,主持或参与了当时浙东的重大社会活动.在文化方面,刘仁本联络浙东文人及过往朝廷官员,倡导诗酒雅集,活跃浙东诗坛，其诗文创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诗文为主，后期诗文并重，刘仁本的文章平易流畅，纪实性强，部分记、序以文存史，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刘仁本和元代文人一样喜欢以诗文作为应酬手段，自然会吸引一批有共同爱好的浙东文人、名士、僧人且居于方国珍政权的核心地位，身边、地方官员等。采用刘仁本痛心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却缺少记载，有意识地把正在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还记录方氏政事,补正史书的阙误,在元末史料缺失、散佚的背景下,其散文有较高的档案史料价值.

摘要： 文章围绕刘仁本的生平的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以突出文章主旨，刘仁本是浙江温岭人,元末浙东著名的诗文家,擅诗能文工书.从至正十四年(1354)入方国珍幕,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亮祖攻下温州被俘,共辅佐方国珍13年.刘仁本以方国珍幕僚和朝廷委派官员的双重身份,处于元末占据庆元的方国珍政权核心,主持或参与了当时浙东的重大社会活动.在文化方面,刘仁本联络浙东文人及过往朝廷官员,倡导诗酒雅集,活跃浙东诗坛，其诗文创作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诗文为主，后期诗文并重，刘仁本的文章平易流畅，纪实性强，部分记、序以文存史，有颇高的史料价值。刘仁本和元代文人一样喜欢以诗文作为应酬手段，自然会吸引一批有共同爱好的浙东文人、名士、僧人且居于方国珍政权的核心地位，身边、地方官员等。采用刘仁本痛心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却缺少记载，有意识地把正在发生的事件记录下来，还记录方氏政事,补正史书的阙误,在元末史料缺失、散佚的背景下,其散文有较高的档案史料价值.

摘要：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由道荣嘎先生于1958年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哈撒尔祭殿斡耳朵之洞穴中发现的.但是对其学术性关注至今仍然极其微薄.本论文主要利用1998年公布的“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影印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献,对其成书时期,内容特点及其重要历史意义等加以探讨,并通过史料分析提出了作者以下新的见解.rn 首先,笔者认为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16世纪初期即1521年之前成书的成吉思汗祭祀重要祭典文献.其次,“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反映了历史上察哈尔万户为中心的成吉思汗祭祀活动的实际情况,而这祭祀活动的规模又涉及到了当时蒙古本部六万户范围.第三,“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详细记述了成吉思汗祭祀的古时状况.第四,“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极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蒙古可汗自始至终在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亲自率先完成诸多礼仪的细节.

摘要：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由道荣嘎先生于1958年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哈撒尔祭殿斡耳朵之洞穴中发现的.但是对其学术性关注至今仍然极其微薄.本论文主要利用1998年公布的“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影印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献,对其成书时期,内容特点及其重要历史意义等加以探讨,并通过史料分析提出了作者以下新的见解.rn 首先,笔者认为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16世纪初期即1521年之前成书的成吉思汗祭祀重要祭典文献.其次,“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反映了历史上察哈尔万户为中心的成吉思汗祭祀活动的实际情况,而这祭祀活动的规模又涉及到了当时蒙古本部六万户范围.第三,“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详细记述了成吉思汗祭祀的古时状况.第四,“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极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蒙古可汗自始至终在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亲自率先完成诸多礼仪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