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古代的疾病叙事由来久矣,就疾病的历史叙事而言,完成了一个从巫医传统到巫史传统的转换,前者是这一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对象,后者则是描写的形式。在经史典籍中的疾病叙事向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的演变过程中,疾病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发生改变,已突破了人类的生理疾病这一基本含义,开始作为喻体来指代各类有损国家利益的因素。疾病叙事进入古代小说领域,内容属性上有实笔与虚笔之别,前者可称为写实型,后者可称为隐喻型。两种笔法对应着不同的主题表达,一是作为日常生活的表征,一是个体与家国命运的隐喻,值得重点关注的是后者,具体包括了个体层面的道德隐喻、命运隐喻和国家层面的政治隐喻。关于疾病的道德隐喻主要表现在天理与人道两个方面,因果报应观念成为小说叙述中道德缺失导致身体疾病的动力机制。道德的丧失是身体受损的直接根源,相反,道德的疗救则可以使恶疾者病愈。就命运隐喻而言,一些明清小说名作浓墨重彩地详细描绘了精神性疾病的具体病症表现,凸显和强化了作品的悲剧主题。就政治隐喻而言,晚清小说家往往用疾病来比喻满目疮痍的中国现状,批判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之弊端,提出改良国家之方案。以上三种类型,就疾病叙事的内容而言,包含了叙事中的致病之因、祛病之法和被病之果。就作品题旨而言,则又交错着“病”“医”“药”的三重隐喻。最后,可以从“天人合一”和“医儒同源”观念两方面来阐释古代小说之疾病叙事极为深湛的文化意涵。“天人合一”说认为在传统观念中,人与天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违背自然规律将是疾病产生的诱发因素。只有顺应天意,才能免除疾患。“医儒同源”观则从中国传统士文化演变的角度,揭示了医儒之道本自相通,治国与治疾原理亦可相通,解释了“妙文醒世”和“悬壶济世”之间的相得益彰和彼此成就,疾病叙事中的典范正是以“妙文”书写“悬壶济世”,乃是两者合流的结果。古代小说中的疾病叙事昭示后人:千百年来,医者和儒者的共同理想不止在于医人之病,更在于医世与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