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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

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济南
  • 出版时间： 2013-10-11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

会议文集：两岸四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暨山东大学“海右”博士生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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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神秘的"蛊毒"一直为人类学、民俗学、医学、历史学等领域学者所共同关注.从文献梳理和研究,到田野调查,再到医学分析,对于蛊毒的研究成果已越加丰富.然而研究至今已遇瓶颈,不但对于蛊毒本质的探究还不够全面和清晰,而且缺乏深度,角度单一.本文不拟重复前人研究,将探讨的时间段置于汉唐之间,集中考察此阶段蛊毒的三个大问题.第一,"蛊"与"畜蛊"都有一个认知建构的过程,它们所蕴含的社会文化知识在层累叠加,从选择性的个人记忆发展到集体记忆,最终成为公共认知.第二,笔者另辟蹊径,利用官方律文和疾病本身两种视野,去窥探汉唐间社会对于蛊毒的恐惧现象及恐惧来源.第三,中蛊往往被视为疾病,笔者重点探讨医者和巫者对其医疗话语权的掌握情况.笔者年少寡知,才疏学浅,自知谬误实多,特请教于方家.
  • 摘要：在以胡汉问题为背景的历史状态中,北魏太和改姓是继孝文帝迁洛、断诸北语而产生的对太和改制的进一步拓展.根据对《魏书·官氏志》以及墓志资料,可以断定太和改姓是在改姓诏令下推行的并辅以改姓规则的系统措施,而且其所改胡姓,总体而言是在原有胡姓的基础上变更胡姓存在的方式,即变胡族复姓为单姓.如此,建立在部落之上的胡姓便以此方式,在不改变胡姓本质的情况下,脱离了附着在其上的部落因素,成为与汉姓一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姓氏.孝文帝便以此方式在迁洛集团内部完成了自道武帝以来"离散部落"的最后一步,渐渐实现了拓跋魏建国以来部落制形态向魏晋帝国制转变的过程,并建立起不同于代北部落集团的洛阳政治集团.太和改姓作为太和改制的重要部分,其所呈现的似乎是胡族的汉化,若放在北魏迁洛之后政治的转型中,不难发现改姓在形式上汉化的表面之下,呈现出的是对迁洛代人的身份和存在状态的改变,进而在政治层面塑造不同于代北的洛阳集团,实现孝文帝的帝国形态之建构和文治理想.
  • 摘要：《易》云:"方以类聚,居必求其类."在社会学中,这种社区居民逐步向同一社会阶层集中的过程,被称为"社区阶层化".本文则想通过对一个名词的讨论,来说明在六朝时期的都城建康,就存在着这种社区阶层化的现象.周一良先生在《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中提到：梁袁昂《古今书评》谓：“徐淮南书如南江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乞。”而“南冈士大夫”一语背后显示的南朝时期士人居住地的变迁及其反映出的士族地位的分化。那么，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高门士族在东晋之后开始大量的在秦淮河北岸置办园宅呢？首先是秦淮河北岸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再者，进入东晋之后，内战频仍，而秦淮河则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最后，从东晋中期之后，在皇权复苏的趋势下，士人出现了重新向建康集中的现象。实际上，这背后还应当牵涉到士人经济来源的变化。总之，在东晋之后，建康城南冈地区居住者身份所发生的这种变化，正是一种“社区阶层化”的现象。而导致这一现象在东晋中期之后出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历史背景，则无疑是六朝贵族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孙吴时期，虞魏顾陆等南人着姓与普通民众同样居住在南冈地区，与他们需要亲自从事农业或商业活动不无关系，他们可被称为“豪族”，而不可谓之“贵族”。而一旦脱离具体的生产活动，转而依靠国家权力来获得收入，如同那些累世清华的北来士族，他们就很难容忍与作为被统治者的庶民杂居一处，并要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营造身份的区别，从而使“社区阶层化”成为可能。
  • 摘要：从宋末到清初，道统之说在文化史与政治史上一直争论不休。孔庙是道统论这种思想观念最重要的建筑载体，伴随道统之说的纷杂争论，从祀儒者亦时有进出。本文试图通过叙述杨廉(1457-1525)编纂《伊洛渊源录新增》（下文简称“《新增》”）和当时杨时(1053-1135)从祀议案进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朱学者杨廉利用选择性剪裁、删改原始文本的方式，在《新增》中塑造了杨时乃二程道学唯一真传的形象，为杨氏从祀张本，而其长远目的则是为了推动薛碹从祀议案的进行。由此可知，除被题请儒者文集、年谱之外，道统叙事文本的变动亦是推动儒者从祀孔庙的一种手段，这为理解明清时期道统叙事书籍涌现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研究角度。
  • 摘要：生态消费是一种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如何建立一种科学的生态消费观,已经成为我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研究课题.站在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把握中国历史上消费观念的变迁,对当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良好的借鉴作用,尤其在杜绝奢靡浪费的拜金享乐消费观念的养成方面有着重要引导教育作用.两宋是我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朝代,政治上的腐朽和经济文化上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领域,两宋都城在城市面貌变革和商品经济发展方面有着诸多新气象,新兴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广泛的参与到市场和消费中,这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有着诸多类通之处.两宋娱乐场所"勾栏瓦肆"的出现和繁荣为两宋都城民众提供了享乐和消费的新环境,"瓦瘾"概念的创造性提出,从全民享乐的视阈辩证地分析两宋都城过度繁荣的原因和隐患,指出当今社会的科学消费环境和经济政治和谐发展之路,才是真正的繁荣之道.
  • 摘要：明初,万筐从江西迁居罗田,发展到第二代万全时面临三大难题:医者贱业,生活窘迫;医术难行,众人猜疑;土著欺凌,大族掣肘.万全分析自身优势,以医技为手段,精进医术,培养门徒,推行仁心仁术,救济贫贱,加强同官家和儒士等社会精英往来,构建了一套以医事实践为核心的社会网络,改变了困窘的经济局面,积累了较高名望,赢得了世人的认可,从而破除了种种障碍,融入当地社会,并且实现了个人及其家族的本地化.
  • 摘要：明清易代之后,坚持不与新政权合作的遗民,人生道路发生重要改变.张履祥在清初的治生实态,为类型化和抽象化的遗民困厄生活提供了一个生动而完整的案例.塾师收入虽不高,但已足以维持节俭的生活.然而,王朝易代后时常出现的天灾人祸打破了生活的平衡,张履祥不得不靠借贷和友人的义助维持正常的家庭开销.即使如此,张履祥依然能够有正常的访友、出游生活.这又表明,遗民生活的只是复杂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倘仅以此来涵括清初遗民群体生活的全景,则明显太过简单而类型化,不能完整的呈现遗民生存的实态.
  • 摘要：边疆民族问题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学术界从边防的角度研究民族边疆问题本来就少,且研究重心偏重北边的"塞防".历史上,"蛮防"问题一直存在,清代以来统治阶层开始酝酿"改土归流",并于雍正初年于西南大面积推行.然而,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往往就"改土归流"的背景、过程、影响等展开,对"改土归流"背景下清朝统治阶层针对西南边防体系的讨论、规划与实施情况关注不足.笔者本文将关注清中期的西南边防,拟从"蛮防"的角度探讨"蛮"的起源、"蛮防"的本质以及清中期的西南边防政策等,谈谈自己对"改土归流"与清王朝"以藩固边"传统国防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
  • 摘要："割股疗亲"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在佛教的影响、他人的效仿、官方主流意识的推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隋唐以后,"疗亲"成为割股者的主要选择,进而促成了割股疗亲模式的集体构建.对于割股疗亲是有效还是无效,时人各有其说,究其根本,实乃"股"所突显的孝行象征话语.割股前的祭祀祝祷、禁忌话语等彰显了割股者的意志力,更显现了割股疗亲行为的私密性与神秘性.社会各方对此行为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国家制度与实践的自相矛盾,说明儒家伦理存在自我冲突.割股者忍受肢体的痛苦去疗亲的行为反应出中央、地方官员、士人、割股者个人复杂的信仰与观念.
  • 摘要：荣禄和翁同龢同治年间既已结识,甲午之前一直维持着密切往来、私交甚笃.甲午战争中,荣、翁同值督办军务处,由于在汉纳根练兵问题上意见不一,酿成激烈争执.紧接着,翁以书房独对特权压制荣的"掣肘",更加剧了矛盾.自此荣在政治上疏远了翁、时常站到其对立面,曾先后联合奕、徐桐对翁进行倾轧.乙未六月翁入总署事件和十月汪、长罢黜事件,都有荣的发动.
  • 摘要：本文着眼于清末民初一份《朱峙三日记》,检视日记撰者——湖北籍知识分子朱峙三——及其学友同侪对于清末「排满」思想的认识和接受情况.透过文本及语境分析,本文指出,凤行于清末湖北青年学生中的「排满」思想很大程度上源自该地赴日本留学生的倡导.此种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在其渲染下,不少湖北青年学生不仅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作为指导者或宣传者、亦在日后的革命中作为积极参与力量而存在.即便未与革命直接相关者,亦在心理上坚定了去除旧制度的信念.针对朱峙三个人,本文指出,他在接触「排满」思想的过程中,有不同于周遭青年学生的独特的心态特征,即相对理性和客观.此类特征具体展现为对旁人偏激言行所持的谨慎态度、对加入革命团体一事的保留态度、对「排满」宣传文字的客观审视态度、以及对周围革命环境的「旁观」态度.然而,这也无法阻止他接纳「排满」思想.对此,革命刊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清政府无法有效禁刊的情况下,它们有力地促成了「排满」思想风行扩散、植根日深的局面.当然,文本也指出,青年学生在接受与发扬「排满」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偏颇,即他们认为可连带排挤普通满人民众.此应受批判.此外,清末湖北社会的特殊性不可忽视.当地发达的通讯条件和蓬勃发展的现代教育事业等因素,客观上促成了「排满」思想在青年学生中较为顺畅的传播.
  • 摘要：本文在《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签订与修订的背景上，利用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文件》的同治元年(1862)<禁止洋商私立行栈案>与同治二年至同治八年(1863-1869)<俄商在张家口元宝山租屋堆货案册>内载数件俄商与内地商民的租赁纠纷案例，以及《清末通商贸易档案汇编》藏光绪元年(1875)<张家口禁止俄商设立行栈案>，分析清廷禁止俄国商人在张家口设立行栈，直至全部让予蒙古利益过程中，最终弃守国境之北的底线。咸丰十年起至光绪六年(1860-1880)间，张家口成为中俄陆路贸易的口岸，中俄商队贸易达到最兴盛时期。清廷多年来欲藉蒙古牵制俄国，力求张家口不设领事馆、行栈。然而，清廷处理禁设行栈一事，并未为维护蒙古、中国利益而有积极作用，反倒是俄国在此争得不少利益。相对地，清廷的外交策略亦求西方列强之间矛盾，维护它治理中国基础。光绪七年(1881)清廷开放张家口设领事、行栈，只是承认既存的事实。从总理衙门档案中，看见在张家口经商的俄商总是那么狡诈乖张，因为「投身这一行业的俄国人并不是资本雄厚的企业家，而是追求急功近利的商人他们在张家口经营茶叶转运行通常都存在不久。每隔十来年总是要换一批。」由于西伯利亚铁路开通，恰克图至天津，这条贸易商道逐渐式微。张家口的俄商陆续出走，「最近这几年，俄商想发财比较困难。二十几年前，开办转运行几乎不需要什么资本。光绪十八年至光绪十九年(1892-1893)，张家口只有三家俄国商行。」反倒是中国商人在长期劣势之中，找到生存之道，「由于恰克图慢慢从国际长程贸易市场变成服务地区的市场，为了支应西伯利亚日渐增加的俄国移民日常所需，到1900年时，中国商人每年将各式各样俄货进口到蒙古、中国内陆，可达几百万卢布，俄国商人极少参与。」成为这条商路上的重要角色。
  • 摘要：在历史中,总有一些人若隐若现,在历史中消逝.傅秉鉴作为晚清一名中下层官员,由科举起家,从中央到地方,历经庚子国变、清末新政等清末重大事件,其丰富的经历对于人们认识晚清社会转型复杂面相有重要价值,理解历史进程中人物的复杂与多样性.本文试图通过对傅秉鉴相关史料的细致梳理，结合晚清时代背景与具体活动，勾勒其幽微而模糊的面相，理解历史进程中人物的复杂与多样性，并以之来观察晚清社会转型状况。傅出身书香门第，以科举起家，于官场候补多年，从中央到地方颇得历练才干，实践经验丰富，熟悉制度运作。科举之路通畅，这与山东重视教育，文化事业发达有关；进入仕途后，在户部任职长达18年之久，一直止步不前，庚子事变成为他仕途的转折点，才干加之机遇使得官运逐渐起色。外放甘肃后，终于得到展示的舞台，受到上司的倚重，并且参与到清末新政事务当中去。丁忧之际，在山东又充分发挥地方绅士的功能，修撰地方志书。其后又于新疆、甘肃亲自主持清理财政事宜，充分发挥了其之前在户部长期任职所锻炼的能力。辛亥革命之际，于危急之时被派往宁夏安抚局面，但最终为时代洪流所吞没，弃官而遁。经历并参与庚子国变及清末新政等诸多重大事件，在亲历历史的同时又在制造历史，最终消逝于历史的迷雾中，不见踪迹。在晚清社会大变局中，傅秉鉴依然沿袭着传统士绅的发展路径，在为官治理地方的刚对，关心桑梓，修撰地方志书。通过个案的研究，对这一“隐匿”的历史群体可以有更清晰的认识。总体来说，传统时代读书人的仕宦之路出来的傅秉鉴，于职事尽心操办，实心任事，关怀桑梓，这与其所受到的教育和个人识见、经历有关；尽管参与一系列新政事务，但更多的是出于对职事的负责，没有实现观念的现代转变，这也应该是当时大多数读书仕宦的中下层官员的真实影像。
  • 摘要：在近代自然科学以及西方先进思想、生活习惯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对"水"这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认识也不断发生变化.各类报刊、杂志、出版的书籍中都有关于水的知识的介绍,其中既包括关于水的分布、特性、物理化学反应、分类等基本自然科学常识的介绍,也包括用水卫生、水与健康疾病、节约用水等生活常识的普及.这些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既改变了民众对水的传统认知,增长了科学知识,也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总之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关于水的介绍还有很多，但内容大多如上文所述。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是最基本的常识，但在当时，对没有任何自然科学知识、卫生常识的民众来说，这些内容是很新奇的，是与他们之前所接触的四书五经是完全不同的。这些内容是随着西方水学知识的传入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水文化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尽管近代中国社会仍存在诸多迷信信仰，但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主流。仅透过其中关于“水”的知识的介绍，就能深刻体会到近代中国正朝着科学、健康、环保、文明的方向发展。
  • 摘要："东亚病夫"是近代中国的身体隐喻,这其中则反映了西方知识进入之后引起的中国社会对身体卫生认识的复杂变化,以及在此过程中与政治形势、文化思潮、知识精英的实践、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的互动纠葛.本文尝试从三个角度即身体隐喻、革命动员及集体记忆三个方面阐释"东亚病夫"与近代中国的关系.身体隐喻则解释"东亚病夫"隐喻产生的内在缘由,革命动员则表现为具体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集体记忆则表现为历史的影响,而这三个方面彼此之间亦存在内在联系. 换言之，近代中国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界受“危机意识”的影响，“东亚病夫”成为一个包含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色彩的词汇，中国知识精英将其转化为国民改造的体系之中，面对近代衰败的境地，中国知识和政治精英全面检讨中国传统，并认为革命就像手术一样，可以使中国重新健康，“东亚病夫”可以通过革命强健起来，在毛泽东时代，因为“东亚病夫“包含民族感情，被用于巩固政权合法性及全民政治动员中，在改革开放年代，”东亚病夫“通过官方及媒体的宣传，成为中国民众的集体记忆，这样的集体记忆成为整合多元化时代思想的手段和方式。
  • 摘要：晚清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已经开始发生演变,传统的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救济已经开始向民间下移,这为民间慈善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民间慈善开始活跃起来;传统的善堂善会也在救助对象、职能和社会功能方面开始发生某些演变,但是这种演变既有向近代化转型方面变化的趋势,也有在传统社会里自发的不是向着近代化慈善方面发展的内容,传统慈善本身也有自己演变的内容和特征;同时,在中外频繁的交流中,西方先进的教养兼施慈善理念的形成以及近代化慈善组织的出现,表明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向近代化转变的主流趋势.
  • 摘要：本文通过比较清政府与民初政府的剪辫主张之异同、考察民间社会对剪辫活动的反响,旨在揭示清末民初时期,不仅清政府、革命派、北洋军阀,这三种政治力量在主张剪辫时存在观念差别,而且上位者的剪辫主张与民众认同也存在着观念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剪辫这一移风易俗的行为,经由不同政治力量的诠释、推行,与身体政治存在着人为的联系.民众抗拒剪辫的理由、政治人物的剪辫行为与其政治认同的不一致,又从另一面反映了剪辫仅仅是社会习俗的变更,与身体政治存在着分离,不过这种分离往往被推行者及旁观者忽略.
  • 摘要：任公的《新民说》在晚清倡导新思维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取新民之意,乃是为了中国的人民能有所更新,成为现代化社会中的国民,然新酒不能配旧瓶,国民需要有新国,新国则要有法治.本文旨在尝试厘清《新民说》中所谓"国民"的特质以及"法治"的观念,国民与国家需要配套,所以还要探讨任公期望的中国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新民与新国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是一个有意义与有趣的历史议题.
  • 摘要：本文以《吴昌硕八十大寿像》为例,探讨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江南一带文人画在与西方文化交会,及受到商业资本主义之影响下,如何应变与转化.清末民初的传统知识分子面对的不只是急速输入中国的西方器物,还有废除科举制度后诞生的新知识分子、留学生,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兴起下,社会阶级的流动和新价值观,其深层意义,实隐含遗民文人地位动摇的集体心灵和民族感等复杂的问题.本文将使用艺术史学、图像学和艺术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吴昌硕八十大寿像》.文章首将梳理明代(1368-1644)以来有关肖像画写真技法之画论,归纳西方技法影响中国人物肖像画之路径,以及近二十年来学界对该时期艺术表现的诠释.其次,分析《吴昌硕八十大寿像》画作的母题来由和题跋的意涵,及探讨「无量寿佛」图像传统的形象与近代之发展.最后,将综合《吴昌硕八十大寿像》的题跋与风格技法等,来探索清末民初上海艺坛的文化风潮.
  • 摘要：西周以来我国经历了历史时期的第一个寒冷期,气候寒冷且干旱严重.这种气候生态上的重大变化不仅引起了物候上、生活生产方式的变革,对西周的政治稳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气候、环境史的研究深入,在考察西周衰落的一般原因之外,当时气候、生态、环境的变化也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对相关材料的综合考察和认识,认为西周时期生态环境的演变直接影响了西周中晚期西北地区边疆危机的产生,而这正是考察西周衰落与灭亡不容忽视的重大诱因.
  • 摘要：《后汉书》载黄巾拜郑玄事,并非向壁虚构.郑玄兼综今、古文经学,在其丰赡所学里,善图谶、通《易》理这两项内容,与黄巾太平道存在思想交叠处,且在终极理想秩序之追求层面,黄巾、郑玄所祈望之"太平",更有深相契合者,此为黄巾拜郑玄的思想根源.与此同时,黄巾对郑玄之敬拜,不仅反映了他们对于道术通达者的自觉思想认同,也是汉末时人对于隐沦民间的贤人隐者抱有神秘理解倾向及普遍尊崇心态的自然呈现.
  • 摘要：两宋典籍所载宋太祖诞生神话,其五个主要情节除了必不可少的感生元素,显系因袭前代帝王而造作,其主体部分"胞衣如菡萏"及"异香"的情节,则是中古时期极为发达民俗信仰"莲花化生"的反映.由这一诞生神话包含民俗信仰色彩的独特性格,以及宋初的政治情势,可知其流布于太祖登位之初.这一时段内,五代动荡造成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顿减,后周灭佛运动则留下了宗教恐怖的氛围.与之匹配的是带有佛教色彩的宋朝开国神话大量涌现,宋太祖诞生神话为之代表,并与之共同形成宋初政权重建合法性信仰的最初努力.
  • 摘要：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既往的研究中多是从其史料价值出发,忽视了其背后所蕴藏的士大夫的文化观念.《岭外代答》中《外国门》的创立,反映了"外国"的概念从"蛮"中的分离,在"外国"的历史叙述背后,传统《四夷传》的权力话语逐渐解体,士大夫开始以贸易为视角重构域外的历史叙述.
  • 摘要：十五世纪后半期,以陈白沙、王阳明提出的儒学新思考最为夺目,是明代思想重要的转折点.本文则关注明代思想变革前期知识分子中酝酿的种种教育改革的思考与实践,其活动在当时空前活跃.学校教育理想的定位和教学方案的设计是思想风俗的养成所,引导着社会思潮的走向.本文首先揭示十五世纪前期在浙江、福建、江西三地的地方学校出现的地方教育改革尝试及其遭遇的阻力,进而分别以三地知识分子杨守陈(1425-1489)、陈真晟(1411-1474)、张元祯(1437-1506)为个案,探讨其对儒学教育的目标、方式、价值的反思和提供的具体改革方案.本文认为此期知识分子对学校教育的思考与探索,对于推动教育体制之改革的直接成效不大,但是他们改革的目标是拔高个人德性,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是提倡持敬的诚意之教,这无形中后期心学风潮成型与明代思想之转变奠定基础.
  • 摘要：侯继高生于明朝嘉靖年间,十六岁袭祖职为官,历任指挥同知、参将、副总兵、都督佥书、总兵官等职,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恰是嘉靖朝倭患的亲身经历者与抗倭前线的指挥者.除去其军事贡献外,侯继高还撰写了《全浙兵制考》、《日本风土记》、《游补陀洛迦山记》等著作,由于其身份及经历的特殊,这些著作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全浙兵制考》是侯继高的代表作,此书成书于侯继高作为总兵官镇守浙江之时,书中将浙江的卫所分布、兵力配置、岁支银两、倭寇入侵情形等都详细记述.笔者就侯继高所著《全浙兵制考》一书的内容概况、成书背景、文中反映出来的卫所、兵力配置以及书中有关增兵及数目方面存在的错误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侯继高作为浙江总兵，在其任内写出了这本原汁原味的浙江地区兵制史，让人从中可以对万历年间浙江地区的海防情形一目了然。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倭乱情形，一直是学者们所重点关注内容，当时及后世就倭寇入侵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无论如何，从区域兵制介绍之详细、之可信角度来说，侯继高之《全浙兵制考》，永远也不会失去其风采和价值。
  • 摘要：浙南平阳县的沿浦乡于明清之际开始兴起,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彼时闽籍移民浪潮冲击的结果.笔者曾先后多次进入该闽籍移民社会,对带有浓厚闽文化特性的当地宗族组织进行有计划的调查与研究,希冀利用收集谱牒家乘等历史文献的方式以及对不同宗族成员的口述资料的筛选整理,还原闽籍宗族组织于该村落形成之初的基本形态,并通过对该村落个案的研究,管窥明清时期温州地区闽籍移民宗族的发展与嬗变.
  • 摘要：在佛教、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等三种观音信仰中,民间宗教之观音信仰研究最为薄弱.该文依据民间宗教经卷文献,以佛教与民间信仰中的观音信仰为参照,从名号与形象、慈悲与智慧、境界与修持、地位与神权等方面,对民间宗教经卷中观音信仰的宗教属性、内涵与特征做出较为具体深入的分析,指出:受无生老母信仰及其相关民间宗教之修持法门等影响,其观音信仰呈现观音老母化、慈悲母爱化、修持法门三教融合化、神祗系统等级化等民间宗教属性与内涵,具备凡圣并立的双重性、多教重叠的复合性以及体制外的异端性等特征,对民间宗教的活跃与发展有一定意义.
  • 摘要：本研究以清代的官属帽顶为主题,就形制与结构追溯其发展的脉络,而溯源的过程中,亦考虑古代特定服饰的演变过程,归纳出存在于元、明、清三朝帽饰的共同属性,最后讨论清代官属帽饰的特质.除此之外,本文更进一步从帽饰装饰模式与观看方式的角度进行讨论,针对过去学界对于炉顶与帽顶辨识的议题,提出其辨识与认定上的不确定性,笔者亦将元明时期至清代的帽顶形制演变做一梳理,并藉由观察其发展过程中讨论背后所体现多重的文化意涵.本文亦进一步针对过去有关元明两朝帽顶与炉顶使用的争论,就自身研究与观察提出个人的看法,提出此现象不只出现在元、明时期,甚至是清代顶饰的辨识上,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这需要透过对帽顶材质及其整体发展脉络的理解,方能获致更深刻的认识.
  • 摘要：明清苏北海涂外涨快速,海岸带环境变迁显著.本文以淮南煎盐为中心,通过对苏北海岸带盐作生产要素变化的研究,梳理环境变迁中"变"与"不变"的具体方面.研究表明,从煎盐生产来看,自然环境条件并未发生本质改变,海势东迁虽然引起了植被、土壤、盐分等要素的空间分布变化,但没有改变其组合关系.这种变迁的特点深刻影响了淮南盐场盐作生态的长期形态,通过移亭就卤、使用引潮河等适应性活动,实现了盐作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弥补了要素分离的不足,达到了盐作生产与环境变化的动态平衡.
  • 摘要：在近代中国迈向世界、进入近代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因对西方事务的不熟悉,便以外籍顾问做为学习、了解西方事物的对象.有贺长雄于1913-1919年担任北京政府的法律顾问，为此一时期中国处理政治外交事务上提供重要建议方针。本文希望先透过有贺氏的个人行迹与著述，初步探究他对中国政治外交的观察与分析。一般而言，论者多将有贺长雄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从法理上为日本提供侵略中国之利器；为中国草拟之宪法草案，似为袁世凯称帝提供政治理论。若仔细考察其思想渊源及经历，即可察知其复杂历程。作为国际法与宪法学者，有贺氏分别从国际法与宪法的角度看待中国之处境，就历次战争中的角色、外交上的处境与宪政问题提出看法与建议。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与日本敌对的中国被视为野蛮、未开化、不守战律的国家；日俄战争中局外中立与战后东北问题的处置，除下改过往中国未守战律之野蛮印象，从战后东北问题的设想亦可见其对中国主权问题之考虑。这些看法与建议，实为日后相关交涉提供重要法理依据。或许有人会认为，有贺长雄这些建言与评述，不过是出于日本的利益，对中国并无实际帮助。但从长远看，这些经历对有贺氏日后思考中国问题必定有所影响。不过，真正促使有贺长雄与中国官界的接触，主要还是其宪法学者的角色。《支那西洋开化之差别》一书是其理解中国的原型，可谓与日后思考中国制宪问题相呼应，即中国之制宪不离其本身历史发展。清廷派遣留日学生与官员出洋考察宪政，使其得以与中国官界直接接触。1913年进入中国政府后，草拟的宪法草案——《观奕闲评》则提供了理解辛亥革命的历程及国法沿革问题，亦对外交、军事权作了详细的厘清。仔细考察其思路与内容，此一宪法草案可谓其考虑中国政情、参照各国成例而成，不能将其解读为特为袁世凯称帝所提供之政治理论。再者，就其聘任过程与顾问身分，可以说他初入中国政府时，并不特别受袁世凯重用。
  • 摘要：在传统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的股权结构不仅直接关系到企业的资本筹集和资金运作,而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权力分配和治理结构.在近代中国发行优先股的本土企业和外商在华企业中,优先股在其企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近代中国本土企业的优先股是一种在普通股基础上直接附加特权而形成的特种股票，在权益方面与普通股相比处于一种全面优先的状态；而外商在华企业的优先股则权利限制与特权附加条款并存，与近代西方企业制度中的优先股相一致。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二者招股难度的差异，本土企业在发行股票时，无论在认购热情上还是在溢价收益上，在与外商在华企业的对比中均处于弱势地位。同时本土企业优先股实质上是西方意义上发起人股、优先股及部分红股的统称，而外商在华企业优先股则是典型的西方企业制度下的优先股，且有专门的发起人股存在。而上述差异如果提升到企业制度层面，这说明本土企业在企业制度演进方面与外商在华企业相比尚处于初级阶段。究其原因，则主要是中外企业在发展历程和所处地位上的差异。
  • 摘要：近代以来,以迄今日,中国的计时工具在不断变化,成为社会转型与时代进步的显示器.伴随着计时工具的改良,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也逐渐从传统意义上的模糊转向近代意义上的精确.在越来越强的时间观念引领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变越快,甚至为了追赶西方、避免因落后造成挨打而与时间赛跑,拼命奔驰,于是就有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共同感受.近代中国计时工具的西化、精确化反映了中西交往的进度与深度,中国人民生活节奏的规范化与速率化反映的是群众进步意识的觉醒.这场近代中国人的"时间"与"速度"之战,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不断尝试的艰辛,客观时间与主观速度平衡的把握与否,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能否平稳有序前进的关键环节.在不断追求二者平衡的探索道路上,既有20世纪50年代末席卷全国的"大跃进"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也有对自1978年始直至今日仍将不断进行下去的改革开放大业之警示.
  • 摘要：本文通过解读作为新材料的天柱文书,同时勾稽地方志乘、民间碑刻等其它相关乡土文献,力求借助对天柱地区林木培护的历史考察,揭示清至民国年间清水江流域的民间生态环境保护.笔者发现,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利润,极大的提高了当地植树造林的热情,促成了大批人工林的营造,从而维持了当地的森林面积,较好的保护了流域内的生态环境;然而,经济利益的驱使同样引发了滥砍滥伐现象,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与此不同,清水江流域人民的风俗习惯,始终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积极正面的作用.因此,对于风俗习惯,需要更加审慎和宽容的态度;对一些风俗习惯中蕴含的深刻生态保护智慧,更要努力继承和发扬.
  • 摘要：相对于清政府,太平天国作为新兴政权,从未放弃对重建正常社会秩序主导权的争取.在主要占领地区,政府打破过去"官督民办"的模式,试图独揽社会"慈善"事业,相继建立起各类独具特色的救济组织,并在生态环境、卫生医疗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慈善事业因之呈现别样景象.这一时期江南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滞缓的原因,不能以"战乱"一言以蔽之,还要注意到太平天国时期主客观环境的限制、民间慈善组织与太平天国社会组织制度的冲突、"战乱"造成的"社会失控"等因素,而社会组织制度的弊病、"社会失控"同时也是造成太平天国夭折的重要原因.
  • 摘要：在近代中国,广东的麻风病情最为严重.当地麻风病人被各界抛弃,被迫聚居成村,从事低贱的职业,甚或以犯罪谋生,生活十分艰苦.传教士进入广东后,引入西方先进的诊疗手段,建立西式麻风病院,试验新式药物.在传教士的推动下,广东地方政府逐步将救治麻风病人纳入工作范畴,民众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科学而健康的疾病观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以麻风病为代表的疾病救治开始近代化转型,并促使整个卫生健康领域进入这一进程.
  • 摘要：清末演说的主体既包含有政府官员、教育界与教会人士、专业的演说员以及新女性这些个体,也有以各类演说会为主的社会团体.演说的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军政改革与时事;改良经济、发展实业;改良社会风俗;革新教育等四个方面.相对于宣讲等其他社会教育方式而言,演说具有形式灵活,贴近听众;开展时间较早;数量大,内容丰富;煽动性强,影响多集中于演说前后等特征.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演说的主体和内容也受到了政府的限制.
  • 摘要：基督教高等教育是近代基督教普世宣教运动的产物,是一个全球性事件.通过将中国基督教大学与土耳其基督教大学进行对比研究,得出中国基督教大学与土耳其基督教大学之间的共性大于二者差异的结论,它们都殊途同归至地域化和世俗化;基督教大学在所在国面临的挑战和需求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教会大学地域化、世俗化的原动力.中国与土耳其新教教会大学的对比研究也利于人们客观、科学的认识、理解中国基督教大学走过的70年历史.
  • 摘要：前人为1920年代的梁启超建立了两个解释模式:一为「学术」二为「晚年」.因此,在相对于人生前段丰富的研究而言,梁启超自北洋政府下野后的情况,则较为学者所忽略,其少量的研究又以「晚年」与「学术」两大预设以及五四与民国史架构为出发点,梁氏真正的人生观与计划遂被掩盖.本文认为,所谓「学者」是建立在梁氏「政治不正确」且成王败寇下,政治活动为人所隐晦下的解释,其中特别以国民党褒扬梁启超一案作为「学者」形象确立的标志.然而这「学者」形象与当时梁氏受到北大知识分子排挤的「政客」形象形成相当明显的矛盾.至于所谓「晚年」,则是学者以后见之明逆推梁氏由逝世到北洋政府下野的十年,并将梁氏的死亡视为一连续的病例所造成.然而这与梁氏本身对其身体积极乐观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最后,藉由回到梁启超身处的历史处境与生命处境,并将焦点集中于梁氏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给予响应,由此可见在后见之明所谓「晚年」以及「学者与政客」的二元对立下,梁氏其实抱持的是相当积极乐观的态度.梁氏以「尽责」作为对其处境的响应,而不仅是局限在政治与学术的二元分立框架中.从梁民的例子可以了解,不论是主动参与「政治」的欲望或是被动受「政治」的影响,对中国读书人而言「政治」其实是无所不在的.
  • 摘要：本文试图透过香港历史上的人口流动情况及社会结构,呈现1841年至「二战(1941)」前,投资者和劳动阶层都到香港「淘金」的历史图像.香港在19世纪的四十年代被割让给英国,当时人口仅七千余人.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四零年代初时,香港人口已近164万人.巨幅人口成长的因素,绝非一般的「自然出生率」造成,基本上是移民社会的「推力」及「拉力」的牵引所致.十九世纪影响香港人口流动因素包括:1.中国内忧外患、2.英国治港策略、3.世界劳动力供需,再加上新界并入香港行政区,使人口达到近37万人.二十世纪前半叶影响人口流动因素则包括:1.中国政局未稳、2.香港基础建设完备及华资崛起、3.世界经济萧条及排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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