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探有贺长雄对清末民初政治外交

摘要

在近代中国迈向世界、进入近代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因对西方事务的不熟悉,便以外籍顾问做为学习、了解西方事物的对象.有贺长雄于1913-1919年担任北京政府的法律顾问，为此一时期中国处理政治外交事务上提供重要建议方针。本文希望先透过有贺氏的个人行迹与著述，初步探究他对中国政治外交的观察与分析。一般而言，论者多将有贺长雄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从法理上为日本提供侵略中国之利器；为中国草拟之宪法草案，似为袁世凯称帝提供政治理论。若仔细考察其思想渊源及经历，即可察知其复杂历程。作为国际法与宪法学者，有贺氏分别从国际法与宪法的角度看待中国之处境，就历次战争中的角色、外交上的处境与宪政问题提出看法与建议。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与日本敌对的中国被视为野蛮、未开化、不守战律的国家；日俄战争中局外中立与战后东北问题的处置，除下改过往中国未守战律之野蛮印象，从战后东北问题的设想亦可见其对中国主权问题之考虑。这些看法与建议，实为日后相关交涉提供重要法理依据。或许有人会认为，有贺长雄这些建言与评述，不过是出于日本的利益，对中国并无实际帮助。但从长远看，这些经历对有贺氏日后思考中国问题必定有所影响。不过，真正促使有贺长雄与中国官界的接触，主要还是其宪法学者的角色。《支那西洋开化之差别》一书是其理解中国的原型，可谓与日后思考中国制宪问题相呼应，即中国之制宪不离其本身历史发展。清廷派遣留日学生与官员出洋考察宪政，使其得以与中国官界直接接触。1913年进入中国政府后，草拟的宪法草案——《观奕闲评》则提供了理解辛亥革命的历程及国法沿革问题，亦对外交、军事权作了详细的厘清。仔细考察其思路与内容，此一宪法草案可谓其考虑中国政情、参照各国成例而成，不能将其解读为特为袁世凯称帝所提供之政治理论。再者，就其聘任过程与顾问身分，可以说他初入中国政府时，并不特别受袁世凯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