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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06-15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会议文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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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清帝退位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也包含了晚清王朝逐步削弱统治基础，丧失权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朝统治集团的满洲亲贵对事态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宣统朝满洲亲贵虽因政治背景与政治利益上的差异，他们对时局的认识和应对的方法不同。但其举措在总体上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清廷以接受优待条件，和平退位的最终结果。
  • 摘要：有贺长雄因为在民国初年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鼓吹君主立宪而被卷入当时舆论的漩涡，此后受袁世凯称帝复辟之牵连而长期处于负面的评价之中。对于有贺长雄在民初制宪活动中所充当的角色及其影响，中日两国学术界均给予关注，但评价有异。国内学者较多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观念影响，批评有贺长雄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为日本的侵略国策服务，实际上扮演着“阴谋政治家”的不光彩角色，而日本学界基本上就事论事，观点相对平实。相对于有贺长雄在民初的活动与影响而言，其与清末出洋考察政治与筹备立宪的关系，还几乎没有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日本学术界对此虽有所研究，不过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尤其是未能充分结合清末政局的复杂关系来进行分析，因此还有继续深入与系统研讨的必要。研究有贺长雄与清末预备立宪的关系，不仅对于深入认识清末预备立宪的决策取向和理论来源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完整地理解有贺长雄的宪政观点及其在对中国问题认识上的连贯性，而这对于合理评价其在民初顾问任上的所作所为不无裨益。
  • 摘要：1912年2月12日，以清朝隆裕太后用懿旨名义代表6岁的宣统皇帝发布“退位诏书”为标志，存在了268年的清王朝正式宣告结束。皇冠落地，君权殒灭。这对于有着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中国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变。rn 如今，一百年已经过去。时移世易，岁月沧桑，历史的尘埃已经落定。但往事烟云，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依然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留下了诸多历史的印痕，值得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作一点冷静的反思。rn 笔者首先把清王朝覆亡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过程中加以审视，并分析了清王朝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兴亡周期率”、对外部世界挑战的应对和自救不成功的四个问题，最后认为清王朝被推翻，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
  • 摘要：仕绅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里的菁英阶层，包括地主以及由绅兼商的商人，最为官府看重，官绅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本文介绍了仕绅阶层在清末民初这段特殊的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 摘要：1912年的新历和旧历元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指标性日期。作为大时代的亲历者，清朝官员、仕绅、学生、革命党与立宪派等各色人等在感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同时，也还要继续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代的强音绕梁之余，身边的生活节奏仍在不紧不慢地敲击。剧变进程中过来人走向共和的步伐与感受，与后来者指向明确的认识自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
  • 摘要：直系在大选期间给议员发放国会常会“出席费”及开具五千元支票等做法，难免行贿嫌疑。但要认定曹锟触犯了刑律尚须考虑以下因素：其一、发放“出席费”的始作俑者不是直系，而是反直议员。其二，国会议员历年欠薪达五千余元，在欠薪的前提下发放与所欠薪俸同等额度的支票可否作为“贿选”证据?其三、总统预选未能达到法定开会人数的控告材料在证据链上无法衔接，难以采信。其四、检举方与嫌疑人受控“犯罪”行为之间已形成因果关系，前者系利害关系的一方，其证人身份及证言在法律上是否有效?其五，被普遍采信的报刊舆论对曹锟“贿选”的指控真假参半，未可尽信。此外，检察机关未对当事人提起公诉的原因尚有待考证。在这些问题澄清之前，“贿选”罪名将很难在法律上成立。
  • 摘要：辛亥革命具有两张面孔，一张是革命，另一张是封建，民主与封建纠缠在一起，形成了革命的复杂面相。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民国建立之后，革命接踵而至，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盼中央威权，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
  • 摘要：笔者从政治思想、社会现实、历史解析和历史演变四个角度，分析了中华民国建立前后，革命党人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同时，存在着诸多与其所宣传的主义不符，甚至相悖的行为做法。
  • 摘要：在晚清十年政治舞台上，皇族及贵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终比较活跃，他们对国际大势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对中国处境有比较真切体认，在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推动，没有他们那样近距离影响最高统治层，晚清的政治变革当然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样子。只是这批皇族随着改革发展也在分化，而且由于改革触及体制深层，可能会影响整个贵族阶层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站在了改革对立面。他们毫不犹豫站在了改革对立面。所谓“皇族内阁”，就政治上来说，是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运动的巨大进步，但从权力分享、人人平等的原则说，表明以皇族、贵族为推动力的政治改革还是有着很大局限。他们看到了体制之弊，他们也想改革也真诚改革，但他们的底线是不能触动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革掉自己舍身饲虎，因而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后来的所谓宗社党其实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想轨迹发展着，他们那时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先前倡导改革的激情。
  • 摘要：长期以来，一般论者均以为清帝逊位是辛亥革命的一个尾声和必然结果，基本不具备独立研讨的价值。民国建立以后，清朝所赖以支撑统治的诸多要素也自然会崩解消失，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移植于西方的民主宪政制度会自动确立其无可争议的地位。但出乎意料的是，民国肇建之初即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而且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合法性。本文拟从清朝“正统性”与民国“合法性”之间如何发生对立互动的新视角探讨民国政权建设的成败得失，以及传统因素在民国政治制度建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 摘要：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一大亮点是对1912年清帝逊位系列诏书(包括《清帝逊位诏书》、《清帝逊位优待条件》以及两道《劝谕臣民诏》)的重新发现。一批法学学者撰文指出，清帝逊位系列诏书既牵涉到中国多民族现代国家的建构，又关系到民国政权的正统问题。甚至还有解读认为，这一系列诏书代表了一个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与法国式革命相反的英式“光荣革命”传统。rn 由于这一系列诏书在主流历史叙事中湮没不彰己近百年，它们乍一浮出水面就得到如此高的评价，不免会引起一些旁观者的疑虑。在笔者看来，最早由法学学者重新发掘出这一批文献并非偶然，因为理解它们的确离不开法学的规范分析视角。但另一方面，要准确评价它们的历史意义，需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它们到底推动了何种历史运动，留下了何种遗产。本文将在2011年学界讨论基础之上，对该系列诏书的历史意义以及相关近代史历史叙事模式作出若干反思。笔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为民国全面继承清朝疆域提供了重要法理依据，对于“中华民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清帝逊位系列诏书作出的政权安排以及清帝逊位后的北方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融合 (笔者统称为“大妥协”)，并没有为民国奠定一个坚实基础。统一后的民国政府内潜藏了正统性之争，成为民初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既不能无视乃至低估这一系列诏书对于建构国家连续性的法理意义，但同时也不宜过于拔高这一系列诏书以及“大妥协”对于民国宪政建设的意义。
  • 摘要：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08年，清廷制定了建设地方自治的七年规划，规定了地方自治建设的具体步骤和内容，截至清朝灭亡，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建设大致是按这个规划进行的。在此期间，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地方自治建设的举措，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大的基层社会改造运动，使得当时民间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新气象。本文介绍了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的背景，分析了清政府官员对地方自治的看法，最后从天津地方自治章程来分析清廷地方自治改革的取向。
  • 摘要：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晚清政治权力机构的两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1)帝国主义对国内的影响；(2)中央、省级政府与地方精英层面上不断扩大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对象是分析袁世凯作为晚清官员所拥有的权力，特别关注他担任直隶总督和1901年到1909年在北京担任要职期间的生涯。和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上一代参加自强运动的老牌政客不一样的是，袁世凯对正式的政治思想问题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敏感，这在其仕途生涯中证明是一大致命弱点。尽管袁氏可能是其同代人中最有效率的改革管理者，他的解释总是简洁而乏味。作为重视行动而又沉默寡言的人，袁世凯最关心的是手中权力的大小。
  • 摘要：袁世凯是清末重臣，对于清末政局的影响非常巨大。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中，有三件大事与他密切相关：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在这三件大事中，袁世凯的心理、观念和作为对于时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属于身不由己，清末新政中袁世凯的表现是属于假戏真做，而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的作为则属于静观其变、浑水摸鱼。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及其心理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 摘要：作为清末民初叱咤政治风云场上的活跃人物，杨度组织宪政讲习会，首先掀起以“速开国会”为目标的国会请愿运动，是清季君主立宪论的代表人物。然而，辛亥革命后，其政治主张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本文拟通过考察对辛亥革命后杨度思想的变化，揭示其在立宪与共和之间进行艰难选择的心路历程。
  • 摘要：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逊位期间，“虚君共和”观念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康、梁之论著及其政治活动为中心，在时间上始于辛亥年九月，迄于同年十一月；第二阶段则围绕清帝逊位条件之商议而展开，尽管相关动议于辛亥年九月已经有所涉及，而且具体条件之磋商也至迟于十一月初便已开始，但公开之商议及争论却集中于十二月。上述两个阶段皆涉及“虚君共和”，不同之处在于，康、梁之主张在于将“虚君”列入宪法，使其为国家机关之一种；而优待条件之“虚君”则不过逊位之酬谢，与共和国体无涉。
  • 摘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赵尔丰其人的评说，不再坚持以前所持否定的趋向，转而趋于彰显他治理川边地区的政绩，肯定他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同情及其后的交出政权，乃至于否定他在四川独立后发动“成都兵变”之说。但是，对辛亥年(19l1)“赵屠户”之于赵尔丰的名实蕴涵，笔者尚未见到国内外学术界有专题研究，本文由此介绍了“赵屠户”浑号的由来和语用，成都血案前四川保路运动中赵尔丰的“福星”、“爱民”形象，分析了赵尔丰再当“屠户”的因由及其对“爱民”形象的自我重建。
  • 摘要：本文拟依据升允(1858-1931)的诗文、书信和国内外相关档案作为基本资料，从政治角度切入，并试从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视点对其清亡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政治活动进行解读。
  • 摘要：民族认同、满汉关系是17世纪至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新清史学派及其反对者为此笔讼不断。本文通过考辨杭州光复后驻防协领贵林的死事真相，具体而微地剖析了从革命排满到五族共和的迅速转变是在怎样的历史情境中展开并实现的。激进的排满主义不仅是革命之前的言论和策源，也是中国从帝制向共和转型过程中切实的政治行动。在革命以后，种族之辨与身份认同仍然以一种隐而不彰的复杂方式推动着历史。
  • 摘要：本文拟从清帝退位前后满蒙权贵对大势的认知出发，剖析清廷高层各派的情绪表达，借以考察他们抉择背后的政治心态。满蒙权贵的退位抉择，既反映了辛亥之际各派政治势力博弈的细微变化，也与他们权衡利弊的心态休戚相关，同时也受到直接经济利益的最终驱使。rn 当退位抉择形成新的政治认同时，它起到了稳定社会情绪、维护社会大局的作用。从短时间看，这种政治心态呈现出悲凉无奈的复杂特征；从长时段看，它又有“大势所趋”的坦然。rn 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欲常常与权力相关。但一些时候，私欲未必与阶级的、统治者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私欲的极度彰显甚至会瓦解了一个阶级、一个王朝的整体利益。这对私欲者的集团整体是个坏消息，却从侧面推动了全社会的某种进步。历史的经验常常出人意料。
  • 摘要：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来看，宣统帝溥仪退位揭开了世界范围内帝国连锁崩溃的大幕，至一次大战末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相继覆灭。这些帝国的皇帝无一留居首都，要么仓皇出逃，要么遭到杀戮，例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被苏俄政府秘密枪杀。与同时代的废黝帝王相比，溥仪及其小朝廷相对幸运，能够留居故宫安然度日—虽然是有限度的，也是暂时的。rn 小朝廷之政治社会生活的断裂和重组虽然都带有无奈的色彩，但是却在客观上维护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稳定。除了张勋复辟，小朝廷总体上是以比较平和恬静的形象出现于北京社会的。其间，由于新观念的渗入，富有多重意义的身体符号—辫子一一在短时间内从小朝廷大多数成员头上剃去。大批裁撤太监也使长达数千年的宦官制度加速走向坟墓。单就这两个意义非凡的事件而言，小朝廷的社会重组应当得到肯定。rn 但是，挥之不去的复辟情结使得小朝廷无法真正融入到世俗社会之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高墙的隔绝，另一方面，小朝廷耽于安逸，缺少社会责任感，扶助贫困旗人、保护宫廷文物等分内之事都未能很好履行。rn 对民国政府而言，未能引导小朝廷的良性发展、反而设置对小朝廷的种种限制是值得深思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并不是辛亥革命反清事业的继续，也无助于反复辟斗争，结果是又一次造成小朝廷社会生活的断裂，并且孕育出新的危机—国内的压制与外国的引诱，使得小朝廷重新燃起复辟的希望。
  • 摘要：以往学术界在讨论立宪运动时，对驻外使领均曾有所涉及，特别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与立宪运动的关系，几乎所有的著作都要涉及到。的确，孙宝琦在当时犹如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无论是在出使前、出使期间还是归国以后，都比较深地介入立宪运动。但如果要问：当时孙宝琦上过多少折子，提出了多少有建设性的思想和主张?人们不见得能够做出比较圆满的回答。如果再问：除孙宝琦之外，还有哪些驻外使领参加了立宪运动，他们的表现如何?能够回答者的可能更少。以往学术界专门讨论驻外使领与立宪运动的关系的论文非常少，据笔者所知，可能只有伊杰的《<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非载泽待所上》一文。不过，此文主要考证《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为各驻外公使所上，而非载泽等人所上，还谈不到对驻外使领与立宪运动的关系作深入研究。清末预备仿行宪政是一种政府行为，作为清政府的外交官员，驻外使领无一例外地被卷进立宪运动中来。具体到各个人，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作为一个整体，驻外使领在立宪运动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 摘要：有贺长雄受聘为袁世凯法律顾问的准确时间是1913年2月，初次续聘则在当年7月国会即将开始草宪工作之际，由代总理段祺瑞签署续聘合同。他能够被续聘，与他在此前抛出《观弈闲评》，提出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主张“超然内阁制”，有密切关系。至于他的《共和宪法持久策》，则是针对当年秋天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而发的，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争斗的产物。以往研究者将其与1915年秋才发表的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相提并论，说它是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之作，是完全错误的。
  • 摘要：拟从“传统臣民观的瓦解”、“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产生”、“近代知识分子的国家思想”、“救国呼唤新国民”、“清末国民观的特征”和“清末国民观的影响及历史地位”等几个方面对清末国民观作一研究。
  • 摘要：张謇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先驱性和过渡性人物，清末国家存亡一直是他的基本关怀。晚清他受新思潮与反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佛教只有负面作用阻碍了中国的进步，造成了中国的落后，从价值上否定中国宗教对近代国家民族存在的意义而排诋佛教。民初在传统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基本结构崩溃之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人心究竟依靠什么来维系的问题，逐渐成了他的基本关怀。他关注时代的境况，认为道德规范、人心的维系不能够离开传统而提倡佛教，不自觉地否定了自己晚清时期反传统思想回向传统。
  • 摘要：光绪二十二年太监寇连材因为违制递折子而被慈禧处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完全的澄清。一个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了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最终树立起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形象。特别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极力讴歌寇连材的“忠直”，使得寇氏在近代史的叙述谱系中始终以支持维新的正面人物出现，并早己深入人心。然而，从寇氏被杀后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赞誉，到戊戌政变后康、梁出于保皇立场的宣扬，再到民国时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艺作品对其事迹的激情创作，寇氏的历史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寇连材的“事迹”和“烈宦”形象，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被构建出来。 “烈宦”诞生的背后，隐藏着他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取向，人们心目中的寇连材是被“打扮”出来的。
  • 摘要：本文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叙事建构，所存在的问题，可能的解决之道，及其对重新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作者首先探讨了中国近代史叙事建构中的真实性与虚构性，认为在不同时期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史家之写作难免个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述史实虽非杜撰，但叙事结构之营造，本质上跟文学创作中的想象并无二致。重写中国近现代史，不仅要抛弃现有的诸宏大叙事，且须突破中国近现代史写作中现有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作者最后提出“在时、开放的近代史”概念，并探讨了辛亥革命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 摘要：辛亥革命南北议和的结果是清帝逊位，以禅让模式终结作为普世帝国的清帝国。清帝逊位诏书成为帝国主权转移至民国的重要合法性文献，对中华民国建国意义深远。作为原帝国所辖领土的辽阔的内陆亚洲地区从此被纳入民国法统之下，中华民族成为政治实体的国族，原居于中原的汉族与边疆诸族群独立建国的合法性遂归于逐渐消灭。然而民国法统之存续，尚须经历列强环侍，图谋瓜分、侵夺主权，支持分裂的险恶局势的考验。中央、边疆各族群与列强之间展开了关于宪政合法性及国际承认的政治博弈。
  • 摘要：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己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 摘要：1909年成立的湖南咨议局是智囊团式的参谋咨询机构，或准议会机构。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时间，但它毕竟是一次政治近代化的尝试，客观上为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湖南咨议局与巡抚的关系经历了由“官民合力”、裂痕骤现到分道扬镳、渐行渐远的过程。清政府遭到革命派的强烈反对和打击，无视民瘼使它丧失了下层民众的支持，对立宪运动的拖延、疑惧和压制将立宪派推到自己的对立面;从而又丧失了体制内政治精英的支持，它的覆灭也就为期不远了。
  • 摘要：本文从北洋派的视角考察辛亥，尤其着重于北洋政府时期对辛亥的纪念方式，探讨北洋派与辛亥以及这个与清帝逊位相关的纪念日形成、转变及消失的历程，并探讨其意义。
  • 摘要：晚清知识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认知和表述，首先是一个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面对陌生的共和制度，这种认知和表述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1898～1902年间，经过梁启超等人的介绍，近代“共和”概念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环节传入中国，并且迅速传播开来。与此同时，“共和”也日益成为政治领域的一个现实行动选择问题。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前者侧重于知识和学理探讨，主张缓行共和：后者更强调实际行动，主张跨越式速行共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传统的输入呈现为名与实的疏离。“共和”成为耳熟能详的新名词，但共和制度的移植效果未能符合人们预期,以至于诞生不久的共和国被视为“假共和”，逐渐遭到空置。
  • 摘要：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政治变动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以往谈论近代民族主义，关注的多为认为的“先进人物”，在晚清时期，就是革命派和立宪派的政治人物。本文探讨的是一个满族官员，并且是辛亥革命中被杀了头的官员——端方的民族主义，以及在民族主义意识支配下他的政治理念。作为满族官员，他的思想、理念和行动，真切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当然，端方算不上理论家，也没有较系统的思想和论述(或者可以称之为民族意识)。另外，端方虽在维新运动时期即已参与政治活动，但关于其活动的资料，还是1901年以后的比较充分，因此，笔者主要据1901年以后的资料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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