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现将各部分主旨报告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提出的“唐宋变革”论,在学术界虽然反响强烈并讨论甚多,但对于唐宋间涉外制度的变化,学者们却着墨不多.而另一位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在讨论“东亚世界”的“册封体制”时,虽然揭晰唐朝灭亡和东亚世界册封体制崩溃的关联,并指出十世纪以后“东亚海洋贸易圈”的形成.但普通商人为何能成为东亚海洋活动的主体?因为按《唐律》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疏]议曰:缘边关塞,以隔华夷.其有越度此关塞者,得徒二年.以马越度,准上条'减人二等',合徒一年.余畜又减二等,杖九十.但以缘边关塞,越罪故重.若从关门私度人畜,各与余关罪同.若共化外蕃人私相交易,谓市买博易,或取蕃人之物及将物与蕃人,计赃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上面律文中的“化外”,是指唐朝国境以外.就是说,凡越度国境与外国人私相交易的活动皆属违犯唐朝法律行为.因此,本国商人出海到外国进行贸易活动,也应属于“共化外人私相交易”的范围.那么,从唐律禁止本国商民出国,到宋朝普遍设置市舶司允许商民出海贸易,这种涉外制度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变化的?而根据傅乐成、葛兆光等人的研究,宋人的民族意识开始凸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宋朝又是如何处理外国人来境内侨居与贸易的?本文拟从唐宋时期人出海与外国人进入中国这两个方面,从唐宋涉外制度演变角度,来考察和讨论唐宋时期中国海外交通的历史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