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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10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第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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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南宋朱熹着《资治通鉴纲目》,创纲目体史书以褒贬历史,对后世影响重大.元儒刘友益倾三十年心力,成《资治通鉴纲目书法》近五十万言,系统阐释《纲目》的书法,是宋明间衆多羽翼《纲目》的代表作.本文对友益生平与《书法》修撰进行介绍，并对其的编撰和刊刻进行分析，同时与其他古典文集进行比较研究。
  • 摘要：历来学者讨论《史记·货殖列传》,大多孤立此篇而论,又每以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为言,或谓太史公抨击政府的垄断政策,或谓其为商贾立传而作是篇.本文拟就《史记》的通史格局,从宏观视野重论《货殖列传》.司马迁有推崇道家"无为"思想之意,而整篇《货殖》以"无为"思想为纲领,立意旨在记载社会上各色人物的日常"货殖"活动经验,以阐明"无为"精神亦贯彻人类货殖活动,是统领人类的常态行为的不变法则.依太史公之意,人类文化发展惟有无为顺势方能兔于大乱,而保此文明绵延恒远.
  • 摘要：1987年Pham Van Tham在越南河内慈廉县东鄂社日早村陈圣庙中,发现一枚署明为南汉乾和六年(西元948年)铸造的古钟.根据清代《南汉金石志》的记载,在南汉六十年的国祚中,属於南汉时期的铜钟,仅有长庆禅院铜钟(乾和十五年)、感报寺铜钟(乾和十六年)、宝林禅院铜钟(大宝二年)、乾亨寺铜钟(大宝四年)、长寿寺铜钟(大宝七年).因此这枚在越南境内署明为南汉时期的铜钟,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意义.因为铜钟所在为日早村陈圣庙,故将之称为日早古钟.日早古钟除年代(南汉)、地区(越南河内)的特殊性之外,其内容叙述十世纪交趾县下慈廉村,“玄儒二门”村民共造“太上三尊”供养祈福,并铸钟记之的过程,对於越南地区在当时的信仰状况,也有实证的价值.日早古钟乃具有中国特色的“梵钟”,反映出越南汉传佛教的基本影响,然而钟铭所透露的,却又是道教在越南北部地区的传播的现象.本文将重新释读钟铭,并经由钟铭记载,对于南汉时期越南北部地区的历史状况、社会现象及信仰概况进行分析与解读.
  • 摘要：徐中舒先生曾说:殷周二代文化"全趋于一致",因为周之代殷,完全承袭其文化;先秦的燥烂文化,都孕育于殷商一代.这一从考古学角度得出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是一致的.先秦学术思想中为後人所重视的诸子学说,即来源于西周、春秋时代的王官之学;而西周王朝的王官之学,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又继承了殷商王朝的王官之学.
  • 摘要：刘宗周选录王阳明文字为《阳明传信录》,黄宗义据之为《明儒学案》卷十之《姚江学案》.本文以《姚江学案》文本比勘《阳明传信录》及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原文,以见刘宗周节取王阳明文字的情形,黄宗义删改损益刘宗周所选文字的情形,并且反映後者在编辑加工上可能导致读者误解王阳明意旨之处.
  • 摘要：《许衡集》是指元代重要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许衡(1209-1281)的现存著述集.它是保存许衡著述的重要文献,是研究许衡学术和思想的基本依据.总结归纳《许衡集》主要版本之授受源流,可以发现《许衡集》主要呈现出三个版本系统,即以大德初刻本《鲁斋遗书》六卷为首的系统、以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鲁斋全书》七卷为首的系统和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鲁斋遗书》十四卷为首的系统.三个版本系统联系紧密,但又各具特点.
  • 摘要：现有53号木牍释文个别地方存在问题.牍文所载人口数字偏少,结合《汉书·地理志》,可以推测,该木牍并非形成于汉武帝初年,很可能是景帝中元二年前后的产物.西汉时期的免老、新傳人口全部为男性,罢癃亦以男性为主.53号木牍对南郡江陵等县、侯国的人口统计未包括这些特殊人口,由此造成了"使大男"远少于"大女"的状况.将这些特殊人口计入,大男、大女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将会有很大的改观.成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与战争、移民无关,特殊的统计方式才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 摘要：文章主要利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的8方郭子仪家族墓志,勾勒出其家族的婚姻关系网,这张网以皇室为中心,旁及皇室宗亲、皇室姻亲如长孙氏、武功苏氏、沈氏等;同时其家族又与方镇要员、宰相家庭、甚至与有文化的家族联姻,这些举措对于固守家族在朝廷和地方的势力都大有裨益.郭子仪家族的成长经验表明,作为将门家族,军功是其在朝廷立足的基石,婚姻关系也是维护家族势力的重要门径.
  •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关於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的版本与史料价值，然后分析了御览本后魏书与今本魏术校正，最后是对太平御览所引后魏书撰文、脱文和佚文等内容进行考证和分析。
  • 摘要：在唐朝编纂的纪传体国史中,由吴兢修订的《唐书》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吴兢一生着述甚丰,但《唐书》是耗费精力最大、修订时间最长的一部着作.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参加《唐书》的修撰,到玄宗天宝八载(749年)去世,将仍在修订中的《唐书》稿献给朝廷,吴兢修订《唐书》的工作持绩了将近半个世纪.本文就吴兢修订的《唐书》的经过及相关问题所做新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吴兢修订的《唐书》是否“私撰”吴兢修订的《唐书》与韦述《唐书》以及唐代国史定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希望批评改正。
  • 摘要：宋嘉定十六年(1223),张虙知南康,补刊黄干所绩《丧》、《祭》礼,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终以完书面世.然绍定四年(1231),杨复又根据黄干编撰《祭礼》草稿重新撰作一部《祭礼》.杨复〈丧服後序〉云:「先生尝为复言,《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翻阅而推明之,闲一二条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又＜祭礼後序＞云:「(先生)尝有言日:「祭礼已有七分.』」则黄干《祭礼》虽为草稿,规模已定,所余三分者,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为其一,未加按语为其二.
  • 摘要：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指的是大英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汉文佛教典籍以外的文献.大英图书馆是敦煌文献的主要收藏地点之一,此外的重要收藏点还有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大英图书馆藏有敦煌文献一万三千多件,其内容主要是佛教典籍,佛教典籍以外的文献——即社会历史文献也占有相当比重.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敦煌文献中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其中的社会历史文献,而这一部分文献的主体部分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本项目最终将包括全世界各地收藏的敦煌社会历史文献,《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仅仅是它的第一期工程.
  • 摘要：中国历史上,曾多次把佛教文献编辑为《佛藏》,也曾多次把道教文献编辑为《道藏》.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编辑了《中华大藏经》,中国道教协会也编辑出版了标点本《道藏》.受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影响,和佛、道二藏整理出版的刺激,学界逐渐出现编辑出版《儒藏》的想法.理由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但千百年来,只有《佛藏》和《道藏》,而没有《儒藏》,始终没有把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辑为一个体系,这与儒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主流地位不相称,也不能满足传统文化整理与研究日益广泛深入的需要.于是,国内如干单位,如四川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都提出编纂儒藏的动议.最后经教育部协调,由北京大学牵头开展这项工程.主要由“工作小组”研究制定编纂体例、确定收入文献的目录、合作单位的选择联络等事项。点校工作正式开始后，主要由“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负责具体工作。
  • 摘要：子弟书是由清代八旗人士创制的一种说唱艺术.大约在雍正、乾隆年间兴起於京城,在至乾、嘉时期已经广为流行.清代后期,其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传至渖阳地区,的被更传播到渖阳地区,称作"清音子弟书",至天津地区,名为的则名为"卫子弟书",最后随清代的覆亡而消歇,前后流传时间将近二百年此外，由黄仕忠负责，在卷末另投“附缘”，以捕正文之不足。首篇《待舫害目解题》，著录已樱知篇名而今燕傅本，以及傅惜苹《子弟书总目》曾著有傅本而今不知下落不明者，以待他日寻访补充。次高清颇琳所撰《书词著论》，是清代唯一一部关于子弟书的理论著作，故在在附录中整理后全文刊出，以便擅者利用。再次，汇集清代及民初人士编制的多种子弟害目录，以便证者检索利用。最后为子弟书篇章的书写作者的集中考证，以供证者参考。附缘的编辑、撰写，均由黄仕忠负责完成。
  • 摘要：对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源远流长.特别是清代学者做的工作尤多,成绩尤为巨大.进入民国之后,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持续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与新材料的发现、现代科学观念的引入、整理国故的提倡等,都是同步进行的.这期间最有影响的古文献整理,一是新材料的发现、公布和整理,此即为学界熟知的如甲骨文、简牍、敦煌文书、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二是古籍的校勘与整理,代表性的工作就是张元济主持的《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的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影印,《丛书集成》的断句排印,以开始对《明实录》的校勘整理等.特别是《百衲本二十四史》,因为与汲古阁本、作殿本作了详细校勘,并作了描润和校改,更被学者视作现代古籍整理的"开山之作".这里所讲的古籍整理,是指施加现代标点符号、划专名线、有校勘记的现代整理;当然,为全面了解古文献的刊布情况,也要注意以影印形式出版的古文献.
  • 摘要：河清《令》即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三月辛酉与《律》一起颁行的新《令》.此《令》可称是北魏孝文帝以来波澜曲折的制度改革和修《令》进程的一个总结,也是北魏至隋、唐《令》发展链条中特殊重要的一环.关于河清《令》的面目,史籍的记载相当简略且有所出入,从而产生了若干问题或悬疑,而其症结,则是《唐六典》卷六《刑部》原注的下列记载:北齐令赵郡王叡等撰《令》五十卷,取尚书二十八曹为其篇名.又撰《权令》二卷,两《令》并行.
  • 摘要：现在可以在网络上方便地检索和下载到《办案要略》的电子文本.电子文本大约来源于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官箴书集成》所收的《办案要略》,系据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刊本影印.这个版本,是浙江书局所刊的丛书《入幕须知》的一种.1974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辑入《入幕须知》一书(文海出版社,1974年),也是据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本影印(收在第一编第二十七辑).此外,《办案要略》还有整理排印本问世.1980年代初,华东政法学院语文教研室对《办案要略》加以标点注译,作为教学用书排印出版(1982年),稍后又由群众出版社重版(1987年).这个标点注译本,采用的是光绪十年(1884)刊《入幕须知》本.新近出版的杨一凡编《历代珍稀司法文献》再次辑入《办案要略》,则采用浙江书局光绪十八年刊本整理排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鉴于这两本书现在己容易读到，且一定会越来越多地为研究者所利用，笔者以为有必要说明这两书之间的关联及其与其他几本书之间的相关问题。在清代史籍日益被影印排印和复制成电子数据库的今天，一方面可供读者利用的史籍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方便，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工作，也应该有所跟进。希望本文的讨论，有助于这项工作。
  • 摘要：学界以往对历史上条约的论述,是把它视为国家之间确认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形式,基本上是限于清代和近现代国际条约的研究.本文在简略阐述明代以前条约沿革史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资料,对明代地方性条约的编纂、种类、内容、功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认为条约作为地方法规的基本形式始于明朝,对明代乃至清代前、中期的地方法制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 摘要：本文是笔者研究宋仁宗(1010-1063,1022-1063在位)外戚政治的一部份,重点在检视仁宗一朝外戚世家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与及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据笔者多年的研究,仁宗朝的政治特色,概而言之,一方面是文臣集团的壮大,另一方面,在仁宗前期摄政的章献刘太后(970-1033,1022-1033摄政)和仁宗本人的刻意扶持下,外戚及内臣的影响力大增,成为帝后反制文臣集团的助力.相较之下,虽有功勳却非外戚出身的武臣,好像曹利用(971-1029)、王德用(980-1058)及狄青(1008-1057)等人便一直受到排挤打压,只得在文臣控制下听令而行.本文以北宋保州保塞外戚将门刘氏为研究对象，探究从太宗朝开始他们数代人事迹，从而进一步探究外戚世家在北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 摘要：欧阳玄是元代中期的重要文臣,他生于世祖忽必烈前至元后期,卒于末帝至正中期,经历了元朝政权由盛及衰的大部分过程.他作为北宋一代名臣欧阳修的近支后裔,崇尚程朱理学,积极参与元朝的文治,为之歌功颂德.至于元朝在中期以后,乃至后期国步日艰,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军造反,他都很少予以关注,反而强调无论诗歌、散文,都要表现清和雅正的风格,显得肤廓空洞,稍乏风骨.同时由于才华不足,他的诗文成就有限,难以企及当时一流作家的水平.
  • 摘要：1977年春,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合作发掘了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及简牍.这批简牍后来运到北京,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进行整理.1983年2期《文物》发表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撰写的《阜阳汉简简介》及《阜阳汉简苍颉篇》、《苍颉篇的初步研究》等文,开始发布整理成果.30年过去,这批简牍的整理工作虽然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发掘报告未完成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常因素的牵扯,简牍内容至今未能完全公布,本文论述《说类杂事》第一部分是可以与传世的文献封皮的残片，整理按照今通行本加以编排，在释文之后，抄录相应的文献，以方便读者参看。
  • 摘要：户口簿作为记录乡、县、郡的户数和口数,以及人口增减情况的户口统计账簿,秦汉政府将其活用为征收百姓算赋、徭役,以及评价地方官吏业务时的基本资料.本文以里耶秦简、西乡户口簿、东阳县户口簿、北韩平壤乐浪地区出土的乐浪郡县别户口簿、东海郡集簿等资料为主进行分析,试图考察和了解秦汉政府掌握人力资源的方式和对民支配方式.
  • 摘要：本文简述历史文献学面对具体文献资料如何形成各级概念,形成理解,进而指出每一层概括的过程都要依靠主观判断,因而也受社会及学界共识的影响.希望文史研究者对这种情况有所了解,而文献工作者应该致力於客观检查这些概念,确认概念与具体之间的差距.
  • 摘要：新发现的文献,对于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其鉴定与整理工作,需要建立健全的学术规范,以防真伪混杂,扰乱学术.这种学术规范应当以力求真实为基本理念,尽量保持文献的原初状态,不主观地加以名称,不做修剪、更改的手脚,原原本本、真切如实地整理公布.对于重要、大型的文献造伪行为,应当以社会公权机制与法律机制予以扼制和惩处.
  • 摘要：宋代理学发展至朱子(朱熹,1130-1200)集其大成,成为宋明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但由於倦入了孝宗、光宗、宁宗时期的政治纷争,导致韩侂胄(1152-1207)於庆元三年(1197)正式发动所谓“庆元党禁”,将赵汝愚(1140-1196)及与其相关的五十九名学者、官员打成“伪学”,理学发展至此受到不小的打击.朱子去世後两年(嘉泰二年,1202),韩侂胄终於解除伪学之禁,但理学地位的恢复与提升,实际上要等到开禧三年(1207)史弥远(1164-1233)谋杀韩侂胄,并於隔年代之为相以後.由于真德秀在宋代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大学衍羲》的广泛影响，目前学界对真德秀的学术思想以及《大学衍羲》都已有不少的研究，然于其另一部著作《心经》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大多只是在封真德秀的研究中略为提及而已，亚且对《心经》的理解往往有所错误《心经》份量拯少，且几乎只是封级典文字的摘抄，却集中了宋代理学关于「心」的探讨。若能予以更全面的掌握，将可从中检视朱子后学对心的相关看法，有助于对真德秀、乃至对整个宋代理学进行更清楚、完整的认识。
  • 摘要：历朝历代,《左传》经过无数学者研究,硕果累累,最著名的当然是《左传正义》,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更是新时代《左传》注释之集大成者.在阅读过程中,随手笔记,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感想,希望能和原注进行商榷,并有所阐发.现以札记的形式,聊写几则,不一定能成立,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 摘要：现存元人诗集黄庚《月屋漫稿》和张观光《屏岩小稿》内容完全相同,其中必有一伪.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黄庚《月屋漫稿》是伪作.但笔者发现《屏岩小稿》内容和吴师道所撰《屏岩先生文集序》的记载不符,相反和黄庚生平经历却有相合之处;再梳理文献线索,可以发现黄庚《月屋漫稿》流传有绪,而张观光《屏岩小稿》是到清代才出现;并且明人所引用的黄庚《月屋漫稿》诗句均见于今本,而张观光《屏岩小稿》却从未有人引用.因此,《月屋漫稿》无疑应属之于黄庚.
  • 摘要：传世《四库全书总目》的版本虽多,主要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武英殿本(殿本)系统,一为浙江杭州刊刻本(浙本)系统.前者为朝廷的最后定本,流通较少,世间罕睹;后者为浙江地方官府刊刻,广泛传播于各界,影响也较大.其他各本大抵由此二本而出,几无例外.晚清以来,学界普遍认为浙本出於殿本,尽管缺乏文献佐证,却始终无人怀疑其可靠性.世纪之交,开始有学者质疑此说,并且提出具体的文献作为证据,这才使“浙本出于殿本”这个主流说法受到强烈的批评,浙本的底本究竟为何?因而成为学界关心的问题,也引起广泛的讨论.本文之作,并未预设立埸,基本上系依据新出现的文献资料,对此一问题的正反意见进行检视,从而得出比较可信的看法,希望能对这个众所瞩目的问题能有较具体的意见,以提供学界的检验.由于受限于参考文献的不足,既有的资料也不易取得,所见所思难免有局限不足之处,尚祈大雅方家有以正之.
  • 摘要：四库提要,载体多多,主题是库书提要和《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内各书卷前有一篇提要,累计接近三千五百篇.《四库全书总目》含提要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篇(依浙本统计),其中载入《四库全书》各书卷前的三千四百六十一篇,为收入四库仪存其目的有六千七百九十三篇.七阁《四库全书》,缮写颁发,有先有后,各书提要,递有修改,大体趋势,后来居上.七阁《四库全书总目》原抄本,散佚殆尽,文澜阁存二十七卷.所幸早在太平军入驻杭城之前六十八年,浙江士绅集资翻刻,二百卷写本化身千百,飞入寻常百姓家.继之以覆刻、石印、铅印、影印,浙本遍天下,形成《总目》传播的主渠道,独领风骚二百年.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缮写本,颁发于乾隆五十八年,代表乾隆五十七年以前的修订水平,这当然已经优于库书提要,尤其是北四阁.需要特别注意者,以纪昀为代表的专家高人,追求完美,又修订三年,直到乾隆六十年弘历下台前夕,才算"校勘完竣",由曹文埴主持刊版刷印一百零四部.这就是武英殿本,水平很高,却藏在深闺人未识,甚至误传为乾隆四十七年"聚珍本",演绎成"浙本翻刻殿本"谬说,且造成二十世纪主流观点,殊为可惜.1983年,台湾影印《四库全书》,其中《四库全书总目》的底本,正是武英殿刊本.在四库提要诸多传本中,《总目》本修订年份最长,居于优势地位,是及自然的事.
  • 摘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第310至314页刊有一件被编者定名为《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汉文文书,俄藏编号为иHB.No.5176号.此件文书年代,《附录·叙录》原判定为"西夏写本",杨浣先生《黑城＜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考释》一文①根据文书出现的人名不少为女真人姓名,官名万户为金代官职等,认为本件文书为金代文书而非西夏写本,形成时间在西公1217年到1220年间,并指出文书的价值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反映出军事官员的构成呈现多民族性,二是军队的门类较多,三是进入军事编册体系的机构或官员比较广泛,四是该地军队数量较为庞大.映金代猛安谋克制度的重要材料.
  • 摘要：秦始皇东巡刻石,一方面承袭了秦国悠久的石刻传统,另一方面,也适应了统一的秦帝国的政治文化需要.秦始皇东巡刻石,不仅是政治措施,也是与祭祀密切相关的礼仪行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刻石颂德的建议,出自于齐鲁儒生.这一建议与被秦帝国采信的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一起,决定了刻石文辞的形式.刻石文辞为四言颂诗之体,每篇36句,是6的6倍,其章数、韵数及句数皆是6的倍数,与秦水德终数直接相关.石刻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献形式之一.秦始皇东巡刻石为中国古代石刻文献奠定了形式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摘要：《史记》鸿篇巨制,内容丰富,《太平御览》引用《史记》甚繁,达一千六百七十二条之多,然而,循文溯源,则《御览》所引《史记》文字似乎并非全部都出于原书而有源自他书者.或谓《御览》编者失检,所谓《史记》引文其实出自他书.此说骤看有理,但若果属实,则《御览》误记甚夥,似又不然.
  • 摘要：陈寿《三国志》因极少摭录诗赋而遭受非议,而这源于陈氏切世大事的取材原则,因诗赋通常无关社稷大计,故为《三国志》忽略.相反,士人们参与政治建言献策的子论则备受陈寿青睐.魏晋时这种较普遍的轻诗赋重子论倾向实与子论的性质相关.汉晋子论与经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而且要求撰著者有文章之才,故子论最能展现作者的才学,与诗赋偏重文才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 摘要：明末清初黄景昉所著《国史唯疑》是研治明史的珍贵史料,清代学者与近世贤哲,如高兆、林佶、徐釚、范光阳、全祖望、周星贻、傅以礼、徐时栋、缪荃孙、傅增湘、孟森等,或为传抄,或加评点,或作题跋,对此书都极为推崇和珍视.至当代熊德基、陈士楷两位先生更广搜高兆本、虹亭本、双云堂本、烟屿楼本、周星诒校本、杞菊轩本、台湾杞菊轩本等七种珍本整理对勘,点校行世,终于化身千万,嘉惠学林.唯该书作者身历明清易代,书成以后,一直以抄本流传,有关撰写时间、引用情况、传藏过程等,执论不一,迄无定论.笔者据读天一阁双云堂抄本所得,拟对其传藏过程进行梳理和考察,希望能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 摘要：黄宗羲《明儒李案》是研究明代思想史的重要资料，当中封吕柟师承关系的认定，封后世研究者影响甚大。本文旨在辨析明儒吕柟与薛敬之的师承关系的虚实，证明在历史上存在的「吕柟师承薛敬之」的判断其实不确。本文首先利用各方证祠，以及多种文献及其版本、文本的异同，揭示吕柟师承薛敬之的文本建构。接着梳理薛敬之入祀乡贤祠的历史过程，指出其肖孙薛祖学为争取入祀乃祖篡改文献，虚凝吕柟师承薛敬之，乃是尊致「吕柟师承薛敬之」说法的故事源头，本文考查了此一文献篡改的后续影响，观察到明代中俊期一种地方学统叙述方式的改变。
  • 摘要：最近这两年个人因研究和撰写有关南洋和中国侨乡流传的《过番歌》课题，也就顺藤摸瓜的留意起《侨批文献》中,内容涉及因谋求生计而背井离乡下南洋的苦力们如何省吃俭用把余款寄回故乡接济家中大小的感人故事.对比这两种文本,不难感受到滞留番邦找活计的新客们于字里行间尽显之恋乡情切.而赖以疏解两地相思之苦的,正是往返中国、南洋之间的"水客"代为传递之"番批".本文论述了 自2000年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即开始着手潮汕侨批的实物收集、整理、展出和研究出版等工作。2003-2004年间，中心从收藏到的侨批中精选出一部分，编辑、出版了共3辑的《潮汕侨批萃编》。2003年10月出版了由王炜中主编的中心学术性研究刊物一一《侨批文化》创刊号:迄2010年12月一共出版了13期。又，据相关报道:这是继2010年2月“侨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以来又一重大进展。据介绍，2012年3月，广东、福建两省档案局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申请，冲刺2013年即将评审的“世界记忆名录”。
  • 摘要：清朝以中国北部氏族满族为基础,逐步发展成为统一内陆亚洲及中华大地的东亚最后一个超级帝国.而清朝的历史观,在重视其治下大多数汉人的同时,随着时势变化,也不断在北方氏族统治的辽金与汉族统治的两宋之间左思右想.本文按清朝初期、盛期、晚期直至革命后的顺序,追溯这一观念的变化过程.
  • 摘要：黄溍是元代知名文人,为官清白正直,作文渊澄深湛,享誉当世.今择取宋濂、危素、杨维桢等人所言黄溍事蹟,辅以黄溍自撰诗文,略述黄溍生平行事,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黄溍其人其文.
  • 摘要：进入21世纪以后,出土简牍资料迎来了一个"爆炸性增长"的时期,高等院校开始收藏流散简牍更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个动向.继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和清华大学藏战国简之后,北京大学于2009年初接受捐赠入藏了一批西汉竹简.随后由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考古文博学院共同组建"出土文献研究所",集合历史、考古、中文三个院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方面的专家,负责这批汉简的保护、整理与研究.2010年初,北京大学又入藏了一批秦简牍.过去几年中,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一直致力于两批秦汉简牍的保护和整理工作,已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就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对两批简牍的主要内容和工作进展情况做一个简要介绍.
  • 摘要：近世中国有关如何阅读的指导性意见和专门手册层出不穷,但这些阅读指南并不能反映读书人的实际阅读体验,尤其当充分考虑到读者身份、书籍数量与种类、阅读目的等多种因素时,更加需要对具体的阅读实践进行研究.近年来,明清文献大量影印出版,明清印刷史和书籍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在资料和研究两方面为开展阅读史研究提供了条件,有利於在写作、出版、销售和收藏的序列中引进长期被忽略的读者环节,进而关注具体的阅读活动及其与书籍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本文以崇祯九年江南举人吴震元阅读596卷的《明神宗实录》抄本为例,通过考证该书各卷末多达519条题识的作者,进而讨论吴氏的具体阅读情境、速度、态度和质量.作为应对晚明出版繁荣和书籍数量剧增的一种方式,吴氏的快速集中阅读活动已经与日常生活高度融为一体,有别于浏览式泛读,这种快速阅读并未以牺牲阅读态度和阅读质量为代价.
  •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的研究呈现可喜的局面.国家启动了古籍保护计划,《中华大典》、《儒藏》、《清史》编纂等重大文化工程全面开展,出土文献的研究、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域外汉籍的搜求和出版,古籍整理和古文献研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历史文献学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学科建设不断推进. 文拟就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略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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