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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

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内蒙古额尔古纳
  • 出版时间： 2012-07

主办单位：中国蒙古史学会;内蒙古大学

会议文集：纪念成吉思汗诞辰8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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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为了比较系统地整理、出版成吉思汗和《蒙古秘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继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约定合作编写《“蒙古秘史”词典》的协议后,又策划启动了《“蒙古秘史”研究版本丛刊》和《成吉思汗研究大系》等两套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工程。指出，两部丛书的出版，可以比较全面、完整地梳理国内外成吉思汗及《蒙古秘史》研究历史，系统展示其丰硕成果，继承和发展蒙古族优秀文化精华，振奋民族精神面貌，并把延伸出来的有生资源转化为产业化，为社会造福。
  • 摘要：1901年日本的那珂通世得到清末文人文廷式寄给内藤虎次郎的《元朝秘史》(顾广圻抄本之转抄本),用数年之功据汉字音写之蒙文原文译为日文,并利用大量汉文和外文史料(主要从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及多桑《蒙古史》转引)加以详细注释,1907年以《成吉思汗实录》(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07年.)为书名出版.其译文较准确,注释中对名物制度、事件多有精辟考证,成为日本蒙元史的奠基性名著.本文拟从文献学的角度对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一书所参考利用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简明扼要的考述.
  • 摘要：本文中笔者试从文书学角度就《至正条格》中较感兴趣的特殊句法和一些词汇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就《校注本》个别标点、校勘等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就教于《校注本》的作者及各位专家。
  • 摘要：要想探明蒙古文化中的一些特殊符号的来源及其特定含义,需要从蒙古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关联性说起.匈奴人和蒙古人都是在内陆亚洲北部草原地带建立过强大帝国的游牧民族.可以说,匈奴文化直接影响了蒙古人,蒙古人在传承并发扬匈奴文化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蒙古文化.具体来讲,在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见到与吉祥结和玉符有关的图案.比如,蒙古包的门窗等传统艺术图案中就有吉祥结与玉符等符号的各种变体.不仅如此,这些符号还与古代蒙古帝国的军事战略、战术密切相关.那么,这些符号与蒙古人的日常生活、军事技术关联如此紧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符号的原型及其能够留传至今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纵观以往的研究,对蒙古文化特定符号的关注多聚焦于它的美学或宗教意义等方面,忽略甚或很少注意到隐藏在其后的数理逻辑及其与天文学等的关系.据此,本文以蒙古文化中的玉符与成吉思汗的吉祥守卫为切入点,从数理角度阐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蒙古文化与匈奴文化在数理方面的承接机理.
  • 摘要：蒙元时期政治制度既是前代的延续，又具有明显的不同于以往朝代的特色。中原王朝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以皇帝为中心、以官僚为支柱的政治制度。兴起于草原、与游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大蒙古国，则实行以大汗为中心，以各部贵族、军事将领为支柱的政治制度，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元朝是从大蒙古国演变而成的，忽必烈在推行“汉法”的基础上改换了国号，但没有完全摆脱蒙古传统的影响，元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中原王朝“汉制”的延续，元朝的统一，使我国历史上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分裂割据局面得以结束，并使许多边疆地区首次处于同一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是前所未有的。蒙元时期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 摘要：上都“秋猎”大致分为纵鹰捕禽和围猎捕兽两种方式。笔者基于前辈研究，简要介绍了柳林“飞放”与元朝诸帝春猎盛况，认为世祖朝不仅是蒙元柳林春猎之开端，而且次数多，规模大，还在春猎期间处理政事，接待官员朝见。同时介绍了昔宝赤鹰房万户、贵赤卫侍卫亲军等设置及其在春猎秋狝中的职能，指出昔宝赤户反映了北方主从隶属关系，昔宝赤和贵赤二执事相继扩充为万户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且与怯薛的相对独立及长期维持，表明二者的执役活动在元朝所受到的高度重视，亦是忽必烈等诸帝“春猎秋狝”奉行不衰的确证。而万户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组织形式的差异，似显现元后期贵赤的狩猎职司转弱和扈从宿卫职能的相应上升。
  • 摘要：追溯今库车县之“库车”一名的起源,史学工作者每将其与“龟兹”一名分割开来.本文将空间与时间结合,从而指出:该词由“龟兹”、“归兹”至“丘兹”、“丘慈”,继至“曲先”、“曲鲜”,再至“苦叉”、“库车”,可以分作前、后三个阶段.其“原始”语源应该非常悠久,或可上溯至于“塞种”的“龟兹人”和其所操的“龟兹语”,或与之有瓜葛的“吐火罗语”、“帕尔西语”.就后二者而言,既然能从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的词典中同时见到“K(u)z(e)n”、“Kuqa”,且又以前者为“别名”,其意味着后者为迁来不久的“回鹘人”之“今称”,而前者乃唐代原住民的相对“古名”.至于“塔林”,亦“塔里木”,似乎是先有“地名”后有“河名”.
  • 摘要：笔者依据史料及相关记载，就成吉思汗斡脱谷·孛兀勒(老奴婢)兀良哈氏者勒篾本名及其事迹进行了探讨。据《元朝秘史》(第97、121节)，者勒篾最初的身份正是守门人哈必赤—玉典赤。者勒篾出身兀良哈，是成吉思汗家族最老的奴婢，加之较早投附成吉思汗，深得成吉思汗信任，对成吉思汗有三次救命之恩，才有了日后与众不同的地位。
  • 摘要：全文从二元体制的确定、国家符号体系二重性的意义、中央职官制度中的二重性以及二重性政治制度的影响四个方面，就成吉思汗的遗产与忽必烈的变革进行论述。指出，就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而言，宋元变革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君主开明专制从此演变为君主绝对专制，但这种大转折、大演变与蒙古人对汉地的征服其实没有必然联系。
  • 摘要：《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是古代蒙古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经过长期广泛的、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元朝秘史》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秘史》学”.到目前为止,《元朝秘史》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涉及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开始得最早,取得的成绩较大,受关注的程度也较高.本文拟就这方面的情况进行梳理,循其主要发展脉络作一个大致的回顾.冠以《元朝秘史》之名的这部古籍,成书已经六百多年,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也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回顾这一历史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早期文献学研究”、“初步发展期文献学研究”、“成熟发展期文献学研究”等三个阶段来总结和介绍.
  • 摘要：本研究以蒙元统治中国时做为一个整体部落影响最为深刻的札刺亦儿部为例，以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去追踪散落各地的札刺亦儿部显贵木华黎后裔，并分析、探讨这些后裔群体的自我认识过程、民族意识和当代存在方式，从而彰显历史的普遍性。
  • 摘要：十三世纪的乞儿吉思,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的坚昆,至唐代汉译作黠戛斯,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基本史料除了汉文文献、突厥文碑铭文献,还见于中亚阿拉伯、波斯文文献的记载.坚昆、黠戛斯历史以汉文及突厥文为主,殆至乞儿吉思历史,则以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的记载犹为详实.rn 《史集》不仅仅是蒙古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记载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史事,因此具有重要的价值.《史集》记载了乞儿吉思的地理方位、邻近的各部、成吉思汗的征服等诸多史实,为汉文史料所不载.通过研读《史集》并对比汉文史料,得以窥见乞儿吉思历史的流变.
  • 摘要：蒙哥汗的即位,是大蒙古国的重大事情,对元朝统一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蒙哥汗是窝阔台汗之后十年动乱中,由他母亲的协助和拔都的支持下继承汗位的.蒙哥汗即位后,结束了十年动乱,巩固和扩大了大蒙古国的统治.蒙哥汗的即位,使黄金家族汗位由窝阔台系转至拖雷系,为忽必烈建立元朝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 摘要：文章就蒙哥汗登基汗位后，窝阔台系的后王去向进行了探讨。宪宗元年(1251)蒙哥汗依靠术赤的儿子拔都、察合台的孙子哈刺旭烈、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合丹、灭里和拖雷系所有兄弟们的支持登基汗位，并镇压了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儿子贵由的儿子忽察、脑忽，阔出的儿子失烈门和哈刺察儿的儿子忽秃黑等的反对势力。宪宗二年(1252)，蒙哥汗将窝阔台系后王分迁到河西、叶密里以及更西北和北部的哈刺和林一带。六年(1256)蒙哥汗绕道西南攻打中原。窝阔台系的部分宗王随同西道军进军云南，并驻守西南一带。蒙哥汗去世后，支持蒙哥汗的窝阔台系的部分宗王支持了阿里不哥的势力。中统四年(1264)，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争夺汗位的斗争结束。支持阿里不哥的部分窝阔台系后王被忽必烈遣送到突厥斯坦地。窝阔台的孙子海都表面上支持忽必烈，并多次获得了封赏。至元三年(1267)海都与忽必烈之间发生战事，直至海都去世(1301)。至元十三年(1276)，窝阔台的孙子禾忽在阿力麻里叛，并附和了海都。至元十四年(1277)，在六盘山一带驻军的禾忽的儿子土鲁也附和了他的父亲，叛。忽必烈派遣其子忙哥刺平息了叛乱.此后，在中原地区的汗位一直在忽必烈系中传承。窝阔台系后王分散在西部和更西北一带。
  • 摘要：本文就蒙元时期巩昌便宜都总帅府世袭总帅汪氏家族与窝阔台次子阔端及阔端后王之关系分窝阔台汗至蒙哥汗时期和入元以后两大阶段进行系统考察.汪氏家族最早与阔端系发生关系始自窝阔台汗七年(1235),自此时起至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期间,汪氏家族实为阔端的家臣,而巩昌二十四城则俨然阔端之领地.窝阔台系在执掌蒙古国汗位22年后,由于蒙古贵族间的权利之争,汗位终被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系夺取,从此窝阔台系势力转衰,其政治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而窝阔台次子阔端系诸王的命运及汪氏家族与阔端后王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汪氏家族作为阔端后王家臣的身份虽未改变,但与阔端后王在政治军事上的关系则大为削弱.入元以后,随着忽必烈采用汉制而带来的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蒙古宗王的权力整体有所下降,尤其是忽必烈子孙以外的诸王更是普遍遭到抑制,巩昌都总帅府也逐步纳入中央集权体制之中,在行政隶属上被划归陕西行省.但以诸王藩权为代表的草原旧俗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领域,“黄金家族”共有天下的原则在蒙古上下层中有很深的影响,诸王在各自的封地中仍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对过去传统上的领地仍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和影响力.所以尽管巩昌都总帅府在行政建置上业已隶属陕西行省,历代都总帅的袭任均须中央政府任命,汪氏子弟也依迁转法任职各地.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汪氏在身份上仍属阔端后王的家臣,而巩昌二十四城也仍具有阔端后王领地的性质或至少仍被阔端后裔视为自己的禁脔,汪氏家族的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与阔端后王的命运相关联.此文最终揭橥者:从巩昌汪氏与阔端及阔端后王之关系变动转化中所反映的蒙元时期政治生态变迁史之一斑；亦可由此略窥阔端一系在整个蒙元时期盛衰起伏之状况及缘由.
  • 摘要：在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史集》的汉译本中,有五个名为“额勒只带”的人.通过与《元史》、《元朝秘史》、《世界征服者史》的文本对校,又通过审音勘同,笔者认为,其一为东道诸王阿勒赤歹,一为出身于札剌亦儿部的怯薛长阿勒赤歹,一为西征将领额勒只带.其余两人,一为阿里不哥同党,一为塔塔尔人.通过史料对比,笔者认为《秘史》中所记的众官之长额勒只吉歹与《史集》所记的西征将领额勒只带同为一人.最后,笔者还对诸史所记怯薛长阿勒赤歹和西征将领额勒只吉歹的史实进行了梳理.
  • 摘要：1260年,忽必烈登上大汗位后,结束数十年的蒙丽战争,把元丽关系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并以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嫁给高丽忠烈王.忠烈王之子王璋(蒙古名益智礼普化)亦尚晋王甘麻剌之女宝塔实怜公主.晋王甘麻剌嫡长子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生于至元三十年(1293).1323年八月,元英宗在南坡之变中遇害,也孙铁木儿即位称帝,王璋从放逐贬所被召回到大都.松山、宝塔实怜和也孙铁木儿的关系,松山是甘麻剌的长子,故至元三十年首先受封梁王,同年冬,其弟也孙铁木儿出生.三年后的元贞二年(1296),松山妹宝塔实怜下嫁高丽国世子王璋.大德六年(1302),晋王甘麻剌去世,由于也孙铁木儿是嫡出长子,故由他嗣晋王位.
  • 摘要：外蒙古(即今天之蒙古国)宣布独立建国至今已经100余年.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和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至今日依然见仁见智.本文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大国沙文主义情绪,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以史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在历史的长河中,外蒙古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隶属于中国.中国失去外蒙古是历史恩怨、民心相背、力量对比、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以及政治集团斗争的战略、策略需要等多种因素复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弱小民族的真正独立自主往往是一种奢求,外蒙古亦难例外.中国失去外蒙古的确是一种耻辱和伤痛,但对于保留一块完全属于蒙古族的独立自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传承和发展蒙古民族传统文化,使之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保持世界文化的民族多样性、丰富性和旺盛活力亦具有重要作用.
  • 摘要：在右翼三万户的译经师中对佛学研究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是堪称“诸师之首”之阿优希固什。在其一生中最大，也是最令人吃惊的伟大成就是他在翻译佛教经典的具体实践中，于1587年将梵文佛教名词术语用蒙文准确标音的一种音标—“阿礼嘎礼”(Ali Gali)字母的创制。它是将梵文(清代所言天竺字)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蒙文音标，类同于现代学者所用的拉丁文转写音标，其主旨是解决梵文(也包括转写梵文的藏文)佛经咒语及其名词术语的正确标音问题。指出，在西藏佛教格鲁派僧人的支持下阿优希固什以科学的方法创制的转写梵文和藏文佛学名词术语的阿礼嘎礼字音标，对佛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做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贡献。
  • 摘要：Medegdegün与(C)iqula keregleküi二者都是佛学纲要书—高度概括了佛教的器情世界的构成及其佛学最基概念。但二者成书于不同年代——佛教在蒙古地区始传的元代和再度弘传的北元时期。基于两部佛典的成书时代的差别，本文更想指明两部佛典在佛教术语蒙文翻译方面的研究价值。通过Medegdegün与(C)iqula keregleküi中的佛学术语翻译对比，可以了解不同时代佛典蒙文翻译的差异，同时可以了解到沿用至今的蒙译佛教术语的缘由。
  • 摘要：本文采用《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历史记载的对比研究和分析阔亦田战役经过的方法来,寻找铁木真(成吉思汗)与札木合等蒙古东部保守派势力之间的决战之地-阔亦田古战场遗址.结果初步确认《蒙古秘史》中的“阔亦田”之地就指今呼伦贝尔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境内莫日格勒河上游的辉腾岭.
  • 摘要：在有关前近代内亚游牧-农耕关系研究方面,以往的巴菲尔德、王明珂等学者的研究至少有两个共同特点.首先,他们试图回答的问题一直是,为什么游牧民总是(一定要)抢掠农耕民？其次,他们都试图从游牧社会内部寻求答案.本文作者认为这种提问的方式是有偏差的,他们寻求答案的努力都可能是徒劳的.应该回到长城沿线游牧-农耕关系互动区域,在互动关系的自身逻辑中寻求答案.本文以1570年俺答汗的孙子把汗那吉降明事件为起点,讨论浮现于文献中的“捣巢赶马集团”及其他们在明蒙关系方面所起作用.16世纪明蒙互动关系证明,明蒙之间绝非抢与挨抢那么简单,而是互相掠夺的关系.
  • 摘要：成吉思汗征召全真教教主丘处机是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的一个插曲,却成为全真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及其两者的关系成为了道教史研究领域以及蒙元史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课题。本文论述了对成吉思汗和丘处机关系中的几个细节试作一些新的解释。认为在战争形势下，丘处机表示要诏谕河朔山东地区的百姓，是成吉思汗优礼他的关键所在。然而，全真教的快速发展却是在丘处机死后的事情，丘处机也并没有为成吉思汗诏谕到多少“下头百姓”。同时指出，元代典籍记载的早期蒙古人孝敬父母尊长的事例很多，其孝道伦理并不待丘处机的谏言才产生，全真教史籍对丘处机难免有溢美之词，这时在研究其历史作用时应该注意的。
  • 摘要：迄今为止,学界对《暾欲谷碑》所见türk sir一词没有较为满意的解释.笔者最近在研读突厥鲁尼文碑铭以及查阅相关书籍时发现,对此问题进一步推敲甚至作个诠释是有可能的.经研究,碑铭所见türk sir应与汉籍史料所记“锻奴”有关,即与突厥炼铁有关.根据突厥起源地,sir是突厥语和蒙古语共有的具有炼铁之义的词根是没有问题的.
  • 摘要：九姓达靼是十至十一世纪占据漠北草原中心地域的游牧部族.突厥鲁尼文刻写的叶尼塞碑铭之中,哈尔毕斯·巴里碑铭记录有九姓达靼.该碑铭中,九姓达靼被黠戛斯人称为toquz tatar eli“九姓达靼王国”.汉籍记录的十世纪时期带有国王称号的达靼国,并不是“河西达靼国”,而是漠北的九姓达靼.十至十一世纪时期,九姓达靼的社会发展已达到具备游牧国家特色的王权阶段,堪称九姓达靼王国.漠北草原游牧政权的传统,在黠戛斯退出漠北之后,并未间断.成吉思汗创建的大蒙古国,应是继承了九姓达靼王国的政权传统.
  • 摘要：王延德《使高昌记》中记载了九族达靼的部族名和居住地.其中达干于越王子族、拽利王子族条下说明的记文引起笔者的注意.本文主要以拽利王子族的相关记载为根据,结合后来的札剌亦儿部的相关史料与研究,拟定拽利王子族为札剌亦儿部.并简单论述了达干于越王子与克烈部之关系.回鹘汗国灭亡后,札剌亦儿部没有立即转牧于别处,直到王延德出使高昌,经过九族达靼时候,札剌亦儿部还在鄂尔浑河上游哈剌和林一带游牧.
  • 摘要：西安碑林收藏之《大蒙古国京兆府总管提领经历段继荣墓志》主要记载了志主段继荣的家族世系及其仕宦经历.段氏家族为金代关中世宦之家, 带有浓厚的乡里色彩,婚姻圈涉及河中显贵李金吾、伪齐刘豫、词赋状元吕子成.段继荣本为金中层武官,降蒙后被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田雄征辟为幕府僚佐,协助其处理军民庶务,田雄殁后仍为其子田大成礼遇.《段继荣墓志》为研究金元之际陕西关中士人及大蒙古国京兆军帅田氏家族的重要资料,从中不仅可以得知伪齐皇帝刘豫之亲属情况,补史之阙,还能探窥田氏家族在京兆之治政,又可获田雄之子之真实姓名,纠《元史》之谬,其本身还为金元之际陕西名士郭镐文学、书法真迹之实物载体,在郭镐文集散佚后弥足珍贵.
  • 摘要：元朝末代中书右丞相也速从怯薛起家,在讨伐红巾军战争中发迹,官至知枢密院事、辽阳行省左丞相.随后,也速在元惠宗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斗争中支持顺帝,官至知枢密事、中书左丞相,但在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控制朝政后被罢去要职.在元朝将亡之际,元惠宗以也速为中书右丞相.北元初年,也速以所领卫军退入草原,成为北元抵抗明军、在草原站稳脚跟的重要缓冲力量.
  • 摘要：长期以来,成吉思汗家族的超自然起源论在蒙古历史叙事传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说,《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家族的谱系书,因此这里保留了成吉思汗祖先的世系传说.要理解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世系传说的原型意义,必须从所载这一系列传说之《蒙古秘史》创作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语境分析入手.这一系列传说的“奉天命所生”观念是跟《蒙古秘史》编纂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十二和十三世纪正是蒙古人从政治上的分裂状态走向统一的时期,而且加强政治上的统一和帝国建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宗教体系就是萨满教信仰中的天命论思想,它的根源就是青天或称为蒙古人的“长生天”.古代蒙古人对长生天崇拜的集体无意识,积淀为成吉思汗及其祖先的世系传说的原型,其思想根源为天命论思想。
  • 摘要：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纵横欧亚大陆的武力扩张,容括和反映了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在价值取向、宗教思想、财富观念、军事兵法等诸多方面的民族精神与民族特性.这场战争一方面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让蒙古贵族无形中担当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传播者和推动者角色.同时,这一场跨越了人类地域文化、阶级种族、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差别的百年征服战争也正是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世纪之交,蒙古民族由落后崛起转为强盛的划时代起点,由此成吉思汗和蒙古民族对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即使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成吉思汗所留给人们的许多精神遗产仍然是深刻而积极、丰富而宝贵的.
  • 摘要：在爱新国的官制中,汗、扎尔固齐、蝦(即侍卫)、巴克什、额真、台吉、达尔汉、巴图鲁等尊号、官号或美称,多借用自蒙古,或者可以认为这是满蒙地区所拥有的共同的政治文化.这说明爱新国政权机构及官制脱胎于蒙古的事实,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爱新国(清朝)是蒙元帝国的继承者之一.rn 本文通过对汗、扎尔固齐、达尔汉、巴图鲁等官制的考察,着重强调满洲崛起中的蒙古背景问题.正因拥有入关前的特殊经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走得更远,即通过蒙古继续延展到其他内陆地区.
  • 摘要：顺治十年八月,顺治皇帝力排众议,坚持废掉其第一个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额尔德尼布木巴.关于顺治废后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笔者经过对文献的仔细搜检和逻辑推理,认为此事是顺治帝顾忌蒙古外戚势力过分膨胀而导致其坐大、不臣而采取的一次政治手腕.被废的皇后,不仅在官书中消失踪影,在清朝的所有文献中也难寻踪迹.笔者结合田野调查和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认为其可能回到了蒙古草原.
  •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从该书所展现的边疆理论范式建构尝试、主要观点以及独特的人类学视角的角度,分析了以这种视角探究中国边疆史所采取的路径,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人类学解释框架在处理中国边疆史这一宏观问题上的某些不足之处.
  • 摘要：本文通过对世界文字发展的考察,来探究八思巴文的产生及其文字学上的特点,进而寻求同是新制文字的训民正音与八思巴文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文字的使用目的、文字拼写方式及结构、文字外观形态等方面的观察可知,以世界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八思巴文对训民正音的创制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点不同于以往学者认为的训民正音字母是模仿八思巴文而创制的一说.
  • 摘要：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由道荣嘎先生于1958年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哈撒尔祭殿斡耳朵之洞穴中发现的.但是对其学术性关注至今仍然极其微薄.本论文主要利用1998年公布的“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影印史料和相关历史文献,对其成书时期,内容特点及其重要历史意义等加以探讨,并通过史料分析提出了作者以下新的见解.rn 首先,笔者认为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是16世纪初期即1521年之前成书的成吉思汗祭祀重要祭典文献.其次,“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反映了历史上察哈尔万户为中心的成吉思汗祭祀活动的实际情况,而这祭祀活动的规模又涉及到了当时蒙古本部六万户范围.第三,“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详细记述了成吉思汗祭祀的古时状况.第四,“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极其重要性还在于它极其详细地描述了蒙古可汗自始至终在成吉思汗祭祀仪式中亲自率先完成诸多礼仪的细节.
  • 摘要：蒙古民族具有强烈的世界意识和学习意识,灭宋时已建起了强大的水军.在13世纪时期,元朝不仅是陆地的亚洲第一强国,而且是海上亚非第一强国,虽然元对日和爪哇海战惨败,但海航和海上贸易以及海道运粮都很成功,虽也曾搞过海禁,但并不多,与200多个东西洋沿海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进行海外贸易.可与明朝并称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光辉鼎盛时期.这一切与忽必烈作为雄才大略的元世祖重视国家海域治理和海外贸易,重用蒲寿庚,亦黑迷失那样熟悉海外交通、国情和贸易的人才,采取积极鼓励对外开放,进行海上贸易和外交的国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历史还证明,采取消极的海禁政策,不仅无助于解决海上弱国的受欺问题,而且会积弱加剧,有亡国的危险,只有积极开放应对,化挑战为机遇,在实践中学习成长,才能变弱为强.
  • 摘要：罚畜刑是古代蒙古族法律制度中的一种独有的刑罚方式,以处罚犯罪者一定数量牲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规定.蒙古族古代罚畜刑源于其游牧生活,由牲畜作为商品交易的币值单位演变成定罪量刑处罚的赎金,因此一经出现则适用于蒙古社会生活生产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当中,成为游牧民族独有的一种刑罚制度.罚畜刑经历了从成吉思汗《大扎撒》到清代蒙古法的近千年发展与演变,内容不断充实完善,已成为蒙古族法制史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刑罚制度.
  • 摘要：蒙古人以武定天下,在他们的创业过程中,传统的军事及其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他们军事方面的优势或长项也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尤其随着征伐目标的改变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则更多地体现在了水军的训练和军事科技的应用,以及军事匠人的培养上.rn 据史料记载,蒙古人在南宋战场上,以及在东征日本、南征爪哇时,对水军的训练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进行了大胆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史实证明,蒙古军通过水战,积极地适应了水路环境,为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正是这些内河作战,为期以后的海上远征,提供了保障.rn 除了水军的训练,蒙古统治者在军事科技的普及推广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为其攻城掠地扫清了障碍.概括起来讲,对军用地图、砲石、火炮的应用,还有砲手和砲匠培养等方面,都有很多建树,为军事训练教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 摘要：本文剖析了主流派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根源，认为对草原畜牧业历史的歪曲和正在蔓延中的科学迷信，是使他们义无反顾地继续实施“问题政策”的两大推动力。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是具有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的经典产业。草原牧民不是有些人所认定的那种“原始”、“落后”的人群，而是蒙古高原生态产业—蒙古族经典草原畜牧业的创造者、保护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理性生态人。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当然十分重要，但也有缺陷。在面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经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幼稚”、“单纯”，有时甚至不如普通牧民.只有科学家们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和发展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包括草原畜牧业经营智慧在内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
  • 摘要：战国汉初与南宋后期,北方游牧民族两次南下西南边疆地区.战国汉初南下的游牧民族,大部分居住在今云贵等地的山区,以后演变为彝、哈尼、纳西、傈僳、拉祜、基诺等民族.南宋后期,蒙元统治者通过建立行省、推行土官制度等措施,积极经营西南边疆,并有不少蒙古人、色目人以军人或官吏的身份落籍西南边疆.北方游牧民族这两次南下,其发展轨迹和所产生影响均有丰富内容,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这两次南下在诸多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相比较而言,南宋后期与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南下,意义更为重大,并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特点.
  • 摘要：本文就内蒙古大学研究人员在17世纪上半叶蒙古历史研究中利用满蒙汉文档案的情况作了系统的介绍.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主要包括清初蒙古史史料研究、爱新国时期女真/满洲与蒙古关系研究、爱新国与察哈尔关系研究、外喀尔喀与爱新国/清朝关系研究等四个领域.研究人员发挥自己熟练应用满蒙汉文知识的优势,在较为扎实宽厚的历史学研究基础上,在这些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就.
  • 摘要：1431年木刻版畏吾体蒙古文佛经的序和跋，一方面成书时间记载确切，反映着畏吾体蒙古文字形发生变化的较早阶段，对蒙古文文字学研究很有意义;另一方面篇幅较多，内容很丰富，且与汉、梵、藏文合璧，因此对15世纪蒙古文语音、词法、句法、翻译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431年的文本显示，直到此时，13, 14世纪蒙古语的一些语音特点仍然保留在蒙古高原的一些蒙古方言中，至少直到15世纪30年代初，蒙古语语音仍与前两个世纪保持许多一致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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