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

摘要： 《四库全书总目》分两处提要著录《朝鲜志》及其别本,皆"不著撰人名氏",只推定作者是明中叶以后的朝鲜人.近年先后多次影印《朝鲜志》,但仍未明晰此书作者及编纂情况.本文考察中国和朝鲜书目信息及相关史料后,认为《朝鲜志》是朝鲜王朝为满足明朝使臣龚用卿求取朝鲜《地志》要求而编纂,撰集时间在嘉靖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之间,纂修人员有苏世让、闵齐仁、金遂性、郑万钟、申瑛等人.《朝鲜志》主要节录自《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并稍加补充了民风和习俗等内容."壬辰战争"爆发前,凡遇明使求取《地志》,朝鲜即给《朝鲜志》以应对,遂成定例.《朝鲜志》是宗藩关系下朝鲜维护藩国利益的产物,是研究中朝关系史的生动案例.

摘要： 《岷州卫修学记》石碑镌立于明万历三年。现存碑文虽多处漫漶不清,但可见碑文内容丰富。从《岷州卫修学记》碑文明证了明代岷州卫儒学之发展和文庙创设、改易扩建,以及地方官员主持修饬学宫等盛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摘要： 运用文献分析法,通过疏理有关明朝教育腐败和治理措施的研究文献,分析明朝教育腐败和治理状况。研究表明:明朝的教育腐败主要表现在官学领域;其主要原因是战争导致国家财政拮据、功名的诱惑驱使士子不择手段、统治者利用八股文禁锢思想、官吏凭借职权弄虚作假、党羽之争败坏教育风气和教育体制自身的缺陷;教育腐败导致生员泛滥、士风败坏、朋党之争加剧、教育空疏、读书人思想僵化、社会进步受阻;明朝采取了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严格考试审核程序、谨慎选拔提学官、淘汰不合格生员、施行教育监察职能等应对举措。

摘要： 清前期的朝鲜“仁祖反正”辨诬,是清代中朝宗藩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明臣袁可立曾主导调查朝鲜政变一事,并在查明情况后为朝鲜助封,从而推动了朝鲜请封的进程,也对明末清初史书中关于“仁祖反正”的记载产生了很大影响。朝鲜君臣对仁祖请封过程中袁可立的重要助力作用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辨诬时却对其进行重点抨击。在辨诬过程中,朝鲜为达到目的多次向清朝提及袁可立,进而影响到清代关于袁可立的历史书写。

摘要： "攻战之际,马功居多",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力量的强弱具有决定战争胜负的能力。明朝建立后对马政格外重视,一度实现了繁盛,但随后又走向了衰败,形成"马政莫详于明,亦莫弊于明"的局面,这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军国大政"所谓马政,指的是中国封建王朝对马匹的管理制度,包括马匹采办、牧养、训练、使用等。

摘要： 轩车兒(1382-1464),字惟行,号静斋,河南柘城人。轩车兒在历史上以清廉著称,堪比海瑞。然而,世人只知明朝有海瑞,而不知轩车兒,这是为何?通过对《明史》、地方志等资料的梳理和考证发现,这与轩车兒的职业和个性有密切的关系。轩车兒一生担任的大多数是“监察官”。作为监察官,“清廉”是其职业要求。轩车兒性格“孤峭”,不善交际,不愿与品行操守不端的人来往,又因不爱著述文章,因而,默默无闻,不被世人所熟知。轩车兒一生“清廉自守”,始终如一,这是他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轩车兒却衣”的廉洁故事和获得“一簏廉吏”美誉的原因。

摘要： 弓角作为造弓的重要原材料之一,是重要的军需品,其主要作用是增加弓的强度和发箭的速度。由于朝鲜士兵在作战中惯用弓矢,而各类弓角之中,水牛角用于造弓质量最好,但朝鲜不产水牛角,只能通过与明朝贸易获得。明朝对弓角的交易多有限制,只允许朝鲜每年收买二百副,因无法满足需求,故朝鲜方往往由赴京使臣通过私下收买或互赠礼物的方式犯禁获取弓角。明朝虽明令禁止潜贸弓角,但因与朝鲜关系密切,所以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尽管弓角贸易多是犯禁之举,但对中朝双方而言则有利有弊。

摘要： 嘉兴博物馆藏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明陆基志之母支氏昭穴生圹碑,由嘉兴平湖陆基志撰文,记述了其身为妾室的母亲支氏谋求死后能与丈夫附葬一事。墓志内容超脱侍奉长辈、相夫教子、维持生活的女性墓志惯用模式,对于明代平湖陆氏及当时妾室丧葬情况具有相应的历史研究价值。

摘要： 明太祖朱元璋为实现保恤臣子之意,按军功赐爵授券,将爵位与铁券联系起来,实现了铁券授予的制度化。通过翻检《明史》,并结合《实录》等典籍校验,本文补充了学界现有明朝铁券授予对象的统计。通过对券主画像,本文指出明朝铁券授予的意义除论功行赏外,更强调其对功臣家族内部血缘式链条的再造。

摘要： 明朝以前,我国香料多依赖域外输入,并且仅限于宫廷和贵族之间流通使用。到了明朝,香料才真正实现全民化和日常化。究其原因,一是明太祖朱元璋颁布海禁政策,增加了香料通过朝贡贸易的输入量;二是民间海外贸易被阻止后,明朝政府鼓励百姓种植香料,使得本土香料的产量大幅增加;三是合香技术进一步发展,香料成本降低,使全民用香逐渐成为一种风尚;四是明朝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商帮兴起,交通运输便捷,使得香料贸易大为繁荣,进一步促进了香料的世俗化。

摘要： 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贡赐往来是一种用物品表现的、以政治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情怀,其经济意义并非该项制度设置的初衷.作为典型的朝贡国家,朝鲜认为"皇朝进献,事系至重",需谨慎对待,将进献事项,如进贡对象、贡物品种、数量等方面都做了细致且严格的规定,其中贡献价值量的变化体现着朝鲜遣使的政治心态.而明朝对朝鲜有针对性的赏赐更是基于政治立场的现实考虑.鉴于此,对贡赐物品价值进行分析是有助于理解明朝与朝鲜外交内涵的.

摘要： 本文对中国明代导引学发展状况作了概述,认为明代的导引学发展成了医家、文人和专业养生家三支,他们各自目的不同,却对导引学都做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因为整个明朝,导引学健康无碍的发展,造就了明朝导引学的辉煌和繁荣。

摘要： 明朝的韵书发展中,出现了「古今韵」韵书的体制.所谓「古今韵」韵书,即将「古韵」与「诗韵」作一整体结合.明人张之象(1496-1577)编辑的《韵经》,为至今见到最早的一部成书时间确切的「古今韵」韵书,该书影响后世「古今韵」韵书的体制发展.《韵经》全书共为五卷,分一百十六韵,每韵目底下或有「通转」注解,并设「转注」纲目.本文以为《韵经》的「通转」注解,呈现当时古音「韵缓」的观念.「转注」纲目的设立,则受到明人杨慎古音学研究的影响.杨慎古音学基础为「转注古音」,研究方式乃以搜罗古今异音为其目的.张之象《韵经》,在「韵缓」的观念下,以「通转」注解,建立其古韵纲目.而其下的古韵字例,则参考引据杨慎《转注古音略》的资料.但透过与《转注古音略》的比较可知,张之象除直引《转注古音略》的字例外,亦有包含己身的判断于其中,故使得二者的古韵字例有所差异.《韵经》在明朝「古今韵」韵书发展中,占有着一席之地,或许由于时、空的局限,导致其古音观念仍有不足之处,但其中内容却可见学术史的承袭与发展,对於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意义.

摘要： 明代南京是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四大中心的超级城市,各行各业都十分发达,且当地充满着大量具备高度文化、教育与经济水准的市民与往来的官、商和学人,再加上政策的鼓励和四通八达的联外交通等种种优越条件,都支持着明代南京书籍市场的不断成长与活络.同时,明朝南京也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作家、书商和技术一流的刻工,成为提供图书市场货源不绝的生力军.在明代,南京除了是全国最重要的刻书中心外,也是数一数二的书籍市场,经营贩售着来自全国各地琳琅满目的各类图书,并采群集式的市场经营规模,书坊主要分布于三山街附近一带与国子监前面,还有少数分散于各巷道里的零星书铺.由于群集式经营的成功,明时南京书市驰名天下,凡嗜癖典籍者,莫不造访此处购买书籍,成为明代各类藏书事业图书徵集的主要来源地.另外，从图书质量标准来看，明代刻印的典籍虽然较宋代有所下降，但是刻印种类、出版范围、传播距离、刻印数量都是宋代无法比拟的。

摘要： 云南是明代土官的主要分布区.文章从明代云南土官袭职制度的形成、明朝应对土官争袭的措施、政局变化对袭职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土官袭职导致的问题,影响了明代云南边疆的稳定.土官袭职勘合制度是明朝土司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明朝对羁縻区域的控制方式之一。但土官争袭影响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安定和明朝西南边疆的稳定。为维护土司地区社会安定，宣扬对土司地区的控制，明朝非常重视解决土官争袭问题。土官袭职勘合制度是解决土官争袭问题的制度保障，而勘合过程中明朝官员的腐败行为影响土官对明朝的认同，明朝面临的局势变化使土官告袭程序发生变化。虽有勘合官员的管理和约束，但未对勘合官员的腐败和不作为行为产生实质性的遏止作用。

摘要： 明清鼎革之际东北亚地区处于局势持续剧烈动荡与新秩序的重建规明、清(后金)与朝鲜三方逐渐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双方十六、七年来合作抵抗后金中的某些长期模糊不清的史事给予考实,认为朝鲜王朝和明东江镇联盟失败的原因是双方的军事实力皆远逊于清朝，且与明朝、朝鲜战略政策的失误亦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朝鲜与东江镇始终“貌合神离”，彼此猜疑防范，互不信任：东江镇军兵抗金无能却扰鲜有术，使得双方矛盾激化。但是笔者要着重指出的是，尽管最终朝鲜和东江镇均双双败服于清朝，但是双方的交涉亦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其具体有着三方面的体现：至少在毛文龙主镇东江的八年，双方的交涉对于牵制后金使其不能专意“西向”还是起到了相当的作用的，不仅为西线“关宁锦”战场赢得了备战时间也分担了一部分的军事压力，客观上延缓了明王朝的灭亡。“仁租反正”毕竟是一场军事政变，其上台的合法性在朝鲜不乏质疑之声，而毛文龙为仁祖向明朝请封不遗佘力，使得仁祖终于得到上国明朝的正式册封，这对于稳定政变后的朝鲜局势至关重要，不管毛文龙是否是出于私心，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氏于此颇有功劳。辽东沦陷后，朝鲜与明朝的陆路交通断绝，朝鲜为表事大之诚惟有海路朝天，然而海上风涛难测，故朝鲜最初的朝天之船多有败没于海中者。东江诸岛几乎是“一”字排开于海中，是朝鲜朝天之船理想的避风及获取补给的所在，即使是毛文龙被杀之后，东江镇也仍然在执行着护途朝鲜朝天使臣的使命。可见东江镇与朝鲜的交涉对于联络明朝与属国，其作用也不宜低估。

摘要： 明代皂李湖湖水纠纷背后一直隐藏着得利湖民与县级官府、不得利民众之矛盾.湖民为独占湖水,通过高级官员撰写《记》文,及构建与并强调曹、黎二姓割田成湖之“史实”,以对抗县级官府与不得利民众要求分水的诉求.湖水受荫范围外民众要求分水之诉求,在明中前期由湖民以湖区包纳湖税,不纳湖税不能分湖水之利以拒绝;明万历后湖税均派全县,但诉求仍被湖民否定.县级官府作为官僚体系中的基层单位,无论为保障浙东运河通畅,还是扩大湖水灌溉范围,都需要都过县官执行.在官民争水中,县级官府由早期暴力干涉转变到后期通过方志编纂来构建湖泊的公有属性.县官之努力与湖民利益发生冲突,府级官员所作裁决基本都站在湖民立场.湖水纠纷问题实际反映了明代赋税征收变化以及府、县官府在治理地方上的立场与态度差异.

摘要： 明代皂李湖湖水纠纷背后一直隐藏着得利湖民与县级官府、不得利民众之矛盾.湖民为独占湖水,通过高级官员撰写《记》文,及构建与并强调曹、黎二姓割田成湖之“史实”,以对抗县级官府与不得利民众要求分水的诉求.湖水受荫范围外民众要求分水之诉求,在明中前期由湖民以湖区包纳湖税,不纳湖税不能分湖水之利以拒绝;明万历后湖税均派全县,但诉求仍被湖民否定.县级官府作为官僚体系中的基层单位,无论为保障浙东运河通畅,还是扩大湖水灌溉范围,都需要都过县官执行.在官民争水中,县级官府由早期暴力干涉转变到后期通过方志编纂来构建湖泊的公有属性.县官之努力与湖民利益发生冲突,府级官员所作裁决基本都站在湖民立场.湖水纠纷问题实际反映了明代赋税征收变化以及府、县官府在治理地方上的立场与态度差异.

摘要： 明代皂李湖湖水纠纷背后一直隐藏着得利湖民与县级官府、不得利民众之矛盾.湖民为独占湖水,通过高级官员撰写《记》文,及构建与并强调曹、黎二姓割田成湖之“史实”,以对抗县级官府与不得利民众要求分水的诉求.湖水受荫范围外民众要求分水之诉求,在明中前期由湖民以湖区包纳湖税,不纳湖税不能分湖水之利以拒绝;明万历后湖税均派全县,但诉求仍被湖民否定.县级官府作为官僚体系中的基层单位,无论为保障浙东运河通畅,还是扩大湖水灌溉范围,都需要都过县官执行.在官民争水中,县级官府由早期暴力干涉转变到后期通过方志编纂来构建湖泊的公有属性.县官之努力与湖民利益发生冲突,府级官员所作裁决基本都站在湖民立场.湖水纠纷问题实际反映了明代赋税征收变化以及府、县官府在治理地方上的立场与态度差异.

摘要： 明代皂李湖湖水纠纷背后一直隐藏着得利湖民与县级官府、不得利民众之矛盾.湖民为独占湖水,通过高级官员撰写《记》文,及构建与并强调曹、黎二姓割田成湖之“史实”,以对抗县级官府与不得利民众要求分水的诉求.湖水受荫范围外民众要求分水之诉求,在明中前期由湖民以湖区包纳湖税,不纳湖税不能分湖水之利以拒绝;明万历后湖税均派全县,但诉求仍被湖民否定.县级官府作为官僚体系中的基层单位,无论为保障浙东运河通畅,还是扩大湖水灌溉范围,都需要都过县官执行.在官民争水中,县级官府由早期暴力干涉转变到后期通过方志编纂来构建湖泊的公有属性.县官之努力与湖民利益发生冲突,府级官员所作裁决基本都站在湖民立场.湖水纠纷问题实际反映了明代赋税征收变化以及府、县官府在治理地方上的立场与态度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