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摘要： 朱熹是个很节俭的人。宋光宗绍熙三年,辛弃疾到福建做官,顺道去看望老友,朱熹热情地为他接风洗尘。宴席上,酒端上来了,却没有下酒菜,辛弃疾皱眉道:“干喝没意思。”朱熹就让仆人煮了一碟黄豆,喝一杯酒,吃一粒黄豆,如果喝一杯吃两粒,他的脸色就会沉下来。好在辛弃疾深知朱熹脾性,并不以为忤,仍高谈阔论。两人酒逢知己,尽欢而归。

摘要： 孟子知言养气说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形成浩然之气,使人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凛然的精神状态,且以此为自身言辞端美和明辨错误言辞的前提。这一思想被后世继承发展,也引发不少争议。朱熹在《延平答问》中评价苏轼和苏辙"说养气处,皆颠倒了",关键原因是双方就何为本体认识不同。二苏和朱熹在宋代"人与天地参"的思想环境中,结合各自身份和经历对孟子养气说作出阐释,就气的性质和养气路径达成共识,但就气的地位、阐发路径和养气目的发生分歧。其中,文气和理气两种阐释路径影响深远,阐释中的合理成分对当代作家创作与读者审美、公民道德建设与社会风气培育有借鉴意义。

摘要： 朱熹论“性”和“命”都离不开“理”本体之视阈。朱熹分析“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气”言之,又论述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与“理之命”“气之命”之关联。朱熹创造性地用“理一分殊”阐释“性”与“命”,诠释了通过“理一分殊”完成每人各一“性”“命”的过程,由此贯通了人性论、宇宙论和本体论。朱熹还通过阐发“理”作为“本然的性”存在于人,说明了道德修养对人恢复本体之明的重要性。然而,朱熹论“性”与“命”只是按照孔孟“性本善”路线用“理”阐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摘要： 朱熹于乾道九年编成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理学学派的著作。朱熹在编纂此书过程中,一是广搜博采原始文献,尽载行实可作实录;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精心编排省察世情;三是师法《史记》叙事传统,以人系事纵横对比,全面客观地反映出以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宗派的学术面貌,用坚实的文献依据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伊洛渊源录》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摘要： 阳明心学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若以“龙场悟道”为界,探究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历程是无法绕开朱熹理学的。王阳明从前期探究朱熹理学到“龙场悟道”的转折,其思想的前后变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因为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有二十余年的潜心钻研,才有可能发现朱熹理学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某种缺陷与不足,这就成了王阳明在学理上标新立异的逻辑前提及创立新说的切入点。在阳明心学创立之前,王阳明受朱熹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当时学风的熏染,二是余姚地域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三是姚江秘图山王氏家学传统的浸润等。就王阳明而言,主要是受朱熹“天理”观、“修身”观的影响,这可从王阳明所撰的《山东乡试录》程文中得到明证。阳明心学并非作为朱熹理学的对立面而存在,更不是对朱熹理学的反对,两者之间在学理上仍有诸多同质性的联系。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学术思想认识路径上的分歧,而非道德伦理目的追求上的分野,这也成为“朱王会通”在学理上的逻辑基础和学术研究深化的前提。

摘要： 以宋代“道南”理学的传承法脉为线索,“道南”源于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颢,二程一脉的“道南”先贤游酢、杨时、刘子翚在武夷山发扬理学,刘子翚的学术思想曾给少年时期的朱熹深刻的影响;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武夷山设帐授徒,使之成为我国东南文化的中心,被誉为“道南理窟”;朱熹理学之后传蔡元定、蔡沈、欧阳祖光等,理学得以继续发扬光大。“道南”理学家们在武夷山求学问道、著书立说、传道授业,饱含武夷情结,借诗喻理、歌咏抒情,为武夷山注入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摘要： 南宋大儒朱熹继承儒家知行合一之传统,其学问有着强烈的现实之指向和践行之特点,其颇有建树的社会治理思想和措施对后世影响深远。荒政一直贯穿于朱熹地方治理实践中,诸多社会治理思想在其中展开和成熟。朱熹以救荒恤民为己任,其荒政理念及措施系统而实用,兼有救急之策和长久之计。朱熹在荒政实践中重视民间社会的建构与发展,其社会治理思想中的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责权相应的治理结构、公正之理的治理原则对现代社会仍有借鉴价值。

摘要： 长泰于周显德二年(955)建县,入宋后,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得到了初步发展,根据宋代长泰县令黄颖事迹,推测长泰庙学(文庙)始建时间当在元祐中(1089—1090)之前。庙学(文庙)建立之后,在黄颖、朱熹、方壬、陈淳、叶惟寅等理学家的教化推动下,长泰地方社会文化初步繁荣。

摘要： 朱子理学的生态伦理思想意蕴深厚,“天人一理”明理灭欲“仁爱万物”“格物致知”“顺应自然”“取用守度”等思想对于处理建筑工程实践中遇到的生态建设问题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土建类专业大学生生态道德教育的重要理论来源。教育实践中,教师应以朱熹生态伦理思想为依托,培育土建类专业大学生的生态道德情感,帮助他们确立生态道德准则、规范生态道德行为,以更好地回应土建类专业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土建工程活动绿色发展之需以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之责。

摘要： 朱熹通过诠释经典展开了他的心论学说。他通过解读“十六字心诀”,区分了“道心”与“人心”,使得心理合一成为可能,并进一步以经典理解为基础,实现了“心”与“理”在主体生命体验与悟道所知的互动;借由解读四书文本中“心”与“仁”的关系,促成理学学理方向向着先秦孔孟仁学的伦理学目标转变。他还建构出诠释形上学,以“体用”观念引领经典诠释。在其努力下,“心”成为“体用”逻辑关系形成的线索。在工夫论层面,朱熹将“心”设定为主体“切己应用”的实践和“主敬涵养”的修养之关键。其效果使得儒家经典诠释学说成为一门实质上的伦理诠释学。

摘要：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摘要： 《大学》原来是西汉戴圣所传《礼记》的第四十二篇,被南宋的朱熹(1130-1200)从《礼记》中与另一篇《中庸》一起抽出,作为《四书》中的前两篇,成了儒家最神圣的经典.

摘要： 受佛教影响,宋代丧礼中火葬盛行,大作佛事之风甚炽.对此,宋儒给予高度关切,其中既有对佛教思想理论的驳斥,又有对儒家家礼节文的考订.作为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阴阳二气之功用论鬼神、魂魄,否定佛教鬼神之说的理论基础;以彻底的气散论解释死亡,否认轮回主体、空间的存在可能;以气之强弱、死者怨气解释厉鬼现象,批评佛老不安于死、自私自利的生死观.朱熹的鬼神观不仅驳斥了世俗笃信的佛教轮回之说,证明在丧葬礼俗中大作佛事的虚妄,还为儒家丧祭之礼提供了理学说明.在《家礼·丧礼》中,朱熹以不间断的仪式在不断的空间变化中接续死者魂魄,使之不致分离耗散.由于持有这样的鬼神观,《家礼》对古礼的去取损益独具特色.

摘要： 本文首先指出朱熹解说易学本为或只为卜筮之书的说法引申出来解易的矛盾问题,不能不认识到观察宇宙与思考象数的本源问题.本文深入的探讨了数之为数的动作之数(counting)的重要性,由此建立在时空中象的发生与数的发生的同时存在的认识.因之观察天文说明事物的象数关系应是卜筮成为卜筮的基础.故卜筮并非易学的原始阶段,而是认识宇宙事物建立宇宙图像后的应用.

摘要： 北宋时期的洛蜀党争发端于文人义气、性情之争,后逐渐发展为政治倾轧,也反映了洛学和蜀学的学术思想差异.然究其实质则是学统之争,其中也包括了洛蜀两派对待文学的不同态度和看法.南宋朱熹对苏轼的接受存在着学统和文统分离的现象,在学统方面是严肃批判,而在文统上则是批评和赞许共存.

摘要： 自朱子理学成为官学以后,朱子的言论一言九鼎,朱子的散文思想也成为权威,但是目前的朱子散文思想研究却是空白.作者分析了朱熹的文道观，并从他的游记文学总阐述了其散文思想，同时论述了其散文史观以及散文观，认为朱子建立了理学家的新文统,朱子使理学家古文派成为古文正统,使明清古文缺乏文学性,使柳苏蒙冤,使古文难逃政教的工具.

摘要： 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是朱熹政治思想重要的价值选择,是依据南宋实际对国家政体和形式所做的体认,是平衡君权、相权、地方权力的一种措施,是维持国家安定、长治久安的需要,是应对近在眉前的增强军事力量以抗金的悲愿。

摘要： 在宋王朝大力复兴儒学、新兴庶民家族逐渐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朱熹怀着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投身到庶民家族礼仪文化重建的实践场域中.朱熹站在稳固王朝统治、重整日常生活秩序的高度,提出重视庶民家族礼仪问题,并从应用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礼俗调和的指导思想,要求《家礼》的编订既重古礼,又援俗入礼,以服务现世生活所需为根本目的.《家礼》创制出了经典家祭礼仪模式,为宋明以后庶民家族生活秩序重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文本依托.

摘要： 朱熹之后,历史地位得以树立,学术内涵得以彰显,黄干最是关键人物,为免人说法歧出,避免陷入门户之争,成为黄干一生用心所在,往浙东传学,不馑延伸朱熹道统论述的影响层面,开展学术范围,北山一系学人学之有验,也代表在学统分立,彼此竞逐当中,朱学最终得以胜出的结果. 学人在《四书章句集注》之间,反覆辨证,不论是横向发展,抑或纵向深化,朱学由宋入元,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一脉相承,代表朱学正传,四书成为学术核心所在,《四书大全》征引其中部分内容,许谦材料最多,其次为方逢辰、金履祥、王柏、何梦责、欧阳玄等人,共计154条,分析其中,《四书大全》特别留意经文结构分析、文句涵义,北山一系学人讲论之中,厘清文本内涵,体证与诠释并造方式,尝试在经典诠释当中,揭示儒学工夫与境界,确立朱熹学术的价值与方向,也提供后人诸多的思考成果,值得参考.

摘要： 易学向来分为易理与象数两大流派.其实,易理离不开象数,象数也离不开义理.因为没有象数的易理就不能称为易学,而没有易理的象数则会流于数术.而在象数学里头,七、八、九、六与阴阳、老少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历代的易学著作当中,朱熹的《周易本义》是第一本把图书搜罗在易学著作的专著.里面包括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以及卦变图.而其中的＜伏羲八卦次序图＞里面,有关四象,也就是阴阳老少,朱熹把少阳界定为下阴上阳,把少阴界定为下阳上阴.而朱子在《易学启蒙》中讲筮法时也论断「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由于朱子作为传统儒学的巨擘,拥有极为崇高的权威,八百多年来,鲜少有人敢对朱子所界定的少阴、少阳以及「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的论断质疑过.依照阴极生阳、一阳来复的法则，老阴之后就是少阳，而少阳由七进长为老阳的九，这只是量变而已。依照阳极生阴、一阴来姤的法则，老阳之后，就是少阴的八，而少阴由八消退为老阴的六，这也只是量变而已。同样，在先天八卦图之中，坤之后，一阳来复为震;乾之后，一阴来姤为巽。同理，在八八六十四卦圆图中，坤之后，一阳来复;乾之后，一阴来姤。如此则少阳为七，为阳下阴上;少阴为八，为阴下阳上。条理至为清晰。至于在大衍筮法的操作中，则不是「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而是「九八常多，而六七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