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

摘要： 现阶段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学术空白和争议。有学者认为适用该制度会导致降低证明标准,造成侦查人员怠于收集证据,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口供,产生冤假错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侦查阶段的适用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案件审前分流机制的完善;保障人权、确保公正办案。同时该制度在我国的实体法、程序法上均具备良好的法理逻辑。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应当把侦查重心放在调查取证上;赋予讯问时值班律师在场权;强化人民检察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监督;保障认罪认罚者的反悔权。

摘要： 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内部制约机制的设置,既是侦查活动中人权保障的需要,也是公安机关在此阶段主导地位影响下的发展趋势。然而,内部制约机制主体、方式和范围设置等层面的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这一机制的运作效果。在2020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次修订的背景下,应以内部制约主体集中化、方式体系化和范围完整化为改革方向,对这一机制的完善提出较为可取的建议,以保障侦查环节的正当、有效进行,促进公安机关依法履职目标的实现以及刑事诉讼整体改革的推进。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过了几年的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最终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但侦查机关在适用该制度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侦查人员没有详细告知权利并解释认罪认罚从宽的含义;存在虚假认罪、利诱认罪问题,不能充分保障认罪的自愿性;从宽处理容易影响证明标准;值班律师参与积极性不高以及侦查机关自身定位不准确等。为了正确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作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同时真正达成案件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至少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改进:对于侦查机关来说,要调整态度并增强业务能力;对于侦查程序来说,要精简流程并优化非羁押措施;对于值班律师来说,要采用教育奖励结合的方式调动其参与积极性。

摘要： 从“平等对抗”的法律角度考虑,在侦查阶段有权利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权,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律师法律帮助权的行使往往不能够最大化。在实际的司法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的律师法律帮助权大多都不能完全的发挥,并且辩护律师在行使帮助权时也都基本上浮于表面,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法律法规有较多的限制,相应支撑制度的不足造成的。而这种问题主要体现在受帮助的主体限制、时间长短的限制、律师帮助权限的限制等与国际刑事辩护司法准则的不相符合。基于此,扩大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是十分有必要的,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重新定义辩护律师的角色,扩大辩护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权限,包括讯问到场权、会见权、全面阅卷权等等,同时,侦查机关也要对辩护律师尽到“迅速告知”的义务。

摘要： 在侦查阶段开展企业合规对于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贯彻“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提升合规案件的办理质效、破解审查起诉阶段合规考察期不足等问题均有裨益。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开展企业合规是履行国家法律监督职能,坚持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应有之义,既有坚实的法理支撑,也有相应的规范适用依据。实践中,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开展企业合规有“提请审核模式”“商请介入模式”“主动介入模式”三种。改革试点阶段可优先考虑“商请介入模式”,后根据地区差异、案情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其他两种。作为改革试点的一项创新探索,在侦查阶段开展企业合规必须严把合规启动的前提条件关口,细化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职责分工,强化程序控制,以限制侦查权的扩张,确保合规检察官介入侦查的客观中立。

摘要： 个人信息尤其是用于识别个人身份的隐私信息,是成功锁定实行犯身份破解刑事案件的关键。然而,“侦查需要”与“隐私权保障”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大数据侦查时代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二者的冲突。从侦查阶段隐私权立法规定变迁史来看,当前我国对于侦查阶段隐私权保障采取“有限权利论”基本立场,实现了权利保障“从无到有”的进步,但是隐私权保障仍处于薄弱环节,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人隐私权让位于“侦查需要”的目的。结合其他部门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整体发展方向,未来侦查阶段隐私权保障必将朝着逐步加强权利保障的方向前进。在坚持合法性原则、比例原则基础上,通过强化“权力控制”机制以及引入“权利保障”机制两方面,进一步细化侦查阶段隐私权保障具体内容。

摘要： 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侦查机关的重大职权和责任。在侦查阶段,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必须坚持七项基本原则,从十二个方面进行程序性建构。

摘要： 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赋予侦查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部权力,这不符合刑事司法的现实需要.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大多发生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也更有动力适用该项制度.赋予侦查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完整权力可能导致其获取口供的倾向增加,无辜者认罪的概率增加以及权力滥用等潜在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认罪认罚全程录音录像、保障辩护律师有效参与及允许犯罪嫌疑人撤回认罪认罚等制度来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

摘要： 设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充分认识和理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侦查机关的重大职权和责任.在侦查阶段,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必须坚持七项基本原则,从十二个方面进行程序性建构.

摘要： 我国刑诉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赋予侦查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部权力,这不符合刑事司法的现实需要。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大多发生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也更有动力适用该项制度。赋予侦查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完整权力可能导致其获取口供的倾向增加,无辜者认罪的概率增加以及权力滥用等潜在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认罪认罚全程录音录像、保障辩护律师有效参与及允许犯罪嫌疑人撤回认罪认罚等制度来防止可能出现的问题。

摘要： "以审判为中心"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核心和关键内容,"以审判为中心"不应单纯指在审判阶段以法官为中心,而是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应贯彻"以审判为中心",否则,"以审判为中心"就会落空或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化的审判中心主义.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已开始关注庭审实质化的问题,但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卷宗主义及证人出庭作证等庭审阶段的问题,没有将视线拓展到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如何贯彻司法审查制的问题,由此导致庭审实质化大打折扣,非法物证、书证排除流于形式.侦查主体仰仗于其在侦查阶段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及依靠强势地位所获取的诉讼资源,客观上会对审判中心主义产生实质的冲击,导致法官只是审判阶段的中心,而审判阶段的中心也只是形式上的法官中心,其裁判权难以对侦查主体及其侦查工作产生实质的影响.

摘要： 本文结合董老的法治思想,以侦查阶段为视角,从严禁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之确立、犯罪嫌疑人辩护权之保障、依法定程序讯问原则之完善、强制措施适用条件之重构四个方面分析此次刑诉法修改中贯彻人权保障原则的进步之处.

摘要：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关于证据标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有罪判决的认定方面。理论研究证明标准主要有“一元化”标准和“多元化”标准两种。在侦查阶段，证明标准的表述比证据标准更科学和准确。由于诉讼结构、诉讼文化和司法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不同法系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设置。英美法系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证明标准不同，大陆法系则在侦查阶段就规定较为严格接近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也比较严格，证明标准呈多元化、层次性是发展趋势，所以，对于我国证明标准现状的规定应该予以改良。

摘要： 保护人权系现代法治的核心.在人权之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等诸多内容中,有一种更特殊的权利,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然而,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人权的天然权利,辩护权在我国却长期因为被忽视而畸形地存在和发展.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突出表现为辩护权没有得到基本的张扬,刑事辩护职能明显地弱化,辩护方的诉讼地位远远低于控诉方,控、辩、审正三角形的结构严重扭曲等等.1996年，刑诉法修改时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方式进行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对抗制诉讼制度的要素、淡化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抗辩对抗制”审判程序，将律师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然而却未正式建立侦查阶段的律师在场权制度，也未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因此侦查阶段，律师在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大背景下，应当高度重视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尤其是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辩护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这直接关系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社会治安形式的不断变化，在规范刑事诉讼活动、保障准确、及时打击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现行刑事诉讼法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已经逐步显现出来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必要、迫切要求。辩护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合理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立法水平和刑事司法中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辩护制度、尤其是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实现程度，应当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中予以体现。当然，一项新生事物的成长必然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过程，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的设立需要进行缜密的设计，更要有相关配套制度加以配合，才能发挥其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法治水平的作用。

摘要： 确立律师是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有利于保障律师的权利，从而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利益，同时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促进控辩双方的平衡，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两个方面的目的。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的活动具有主动性和强制性两个基本特点。与此相对，犯罪嫌疑人处于被动地位。加上传统的封闭式办案模式广泛存在。这种不平衡状态仅仅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自行辩护是很难得以有效纠正的，需要通过辩护职能的加强来得以矫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有利于加强、充实辩护职能，促进控辩双方的平衡，实现刑事诉讼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双重效果。刑事司法的文明和进步，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基本的保障，而律师辩护权的“前移”乃是这一保障的必要前提，否则，“法律至上”在刑事司法中尚留有破绽。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德肖微茨曾在《最好的辩护》中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齿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这种“态度”如今就体现在律师的辩护权能否“前移”至侦查阶段。

摘要： 侦查阶段作为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对于打击犯罪、保障社会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侦查权的强制性和单向性,其在行使的过程中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两种利益的冲突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冲突与对抗,也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刑事辩护制度的核心内容——律师辩护因其在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社会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一项重要工具.没有律师参与的刑事诉讼,或者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能完整地享有诉讼权利,都将动摇司法公正的基础.重视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法律地位、保障辩护权的完整行使己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界的共识.为此,在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对侦查程序中律师的地位、权利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赋予律师在这一阶段更多的辩护权利,以保护犯罪嫌疑人在这一诉讼阶段的合法的利益.

摘要：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审前程序的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立法的不明确,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地位和身份,学界存有诸多争议.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迎来大修.在2011年8月底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侦查阶段的律师被首次定位为"辩护人".笔者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的地位,并不是一个是否属于"辩护人"的简单概念涵括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侦查程序基本构造和律师在侦查阶段中法律行为的定性的问题。我国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配置需要完善。实际上，许多认为侦查阶段律师不具有辩护人身份的观点也主要是从该方面来进行论述的。可以说，当前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规定，是导致种种错误认识的严重症结之一。因此，对于目前侦查阶段律师诉讼权利的配置，应当予以完善，这样才能使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具有辩护律师这一名副其实的诉讼身份。

摘要：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从制度层面对我国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完善建议。我认为，要解决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当明确改革律师辩护制度的基本理念，以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作为改革律师辩护制度的指导思想，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要坚决摈弃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的价值观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切实加强和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扭转控辩失衡的局面。尤其是在侦查阶段要明确律师的法律地位即在刑事诉讼法中写明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刑事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以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本文写作的意义在于为改革我国律师辩护制度提供理论支持，以维护辩护律师的合法权利，保障律师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其理论价值在于为我国刑事法学充实新的内容，其实践价值在于为我国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摘要： 2016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开始在很多地方进行试点.根据该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本文分侦查、移送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就如何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出几点粗浅建议.在侦查阶段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以减少公安机关及检察院的办案消耗,节约司法资源,提升司法效率.《办法》第八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者值班律师的意见,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记录在案并附卷",这从制度上明确了侦查阶段可以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移送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轻徽刑事案件，可适当增大书面审查的形式，适当参考处罚令程序；而对于审判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人民法院依然需要对其进行初步的审查，先行确定是否对该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再对案件进行审理，从而达到“分流”的目的，真正提高司法效率。

摘要： 职务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程度较之其他犯罪要大,嫌疑人的翻供往往对犯罪能否成立产生严重甚至致命的影响.而实践中嫌疑人翻供又是常见现象,如何避免翻供以及在翻供后确保案件仍能达到证据充分的标准,笔者试图从侦查阶段调取和固定证据着手,谈谈一已之见.rn 一、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要深入、细致、全面、完整。1、着重围绕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展开讯问，特别强调主观故意的讯问要深入。犯罪构成四要件是认定犯罪的必备要素，对嫌疑人的讯问也应围绕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犯罪的要件进行，对一些特殊的构成要件要特别留意，如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对嫌疑人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要根据构成要件的符合性详细讯问，客观行为的讯问要全面、细致、完整，而主观故意的讯问则要明确、肯定、深入。2、对犯罪过程中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清楚的细节要详细记录。在嫌疑人和其他同案犯及证人单独隔离讯问的情况下，细节既能提供更多有罪证据的线索，也能在嫌疑人翻供后用以证明有罪供述的真实性。3、预测可能翻供的事实或情节，做好堵漏工作。rn 二、及时、快速做好证据的调取和固定工作.实践中有些侦查人员拿下嫌疑人有罪供述后，认为可以顺利结案，忽略了搜集更多的客观证据，导致嫌疑人翻供后控方措手不及。这些做法还是体现了重口供、轻证据的习惯性思维，在嫌疑人越来越狡猾、证据越来越难取、辩护律师介入程度越来越深的形势下，侦查人员必须树立以证据为中心的观念，不仅要磨破嘴皮拿下口供，更要踏破铁鞋搜集证据。 三、做好讯问嫌疑人和询问关键证人的录音录像工作。职务犯罪案件传统取证方式主要是制作笔录，而笔录整理的过程中客观性会有所降低，又容易被辩方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为借口进行攻击。目前，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措施是实行讯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在查办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已成为全国检察机关收集与固定证据、防止职务犯罪嫌疑人翻供的重要手段。采取同步录音、录像的办法固定讯问过程，可以提高收集和固定证据的科技含量，排除非法取证行为，增强控诉证据的可信性和说服力。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侦查装置、自动侦查设备及侦查方法，其中，侦查装置包括信息获取部件，用于获取目标检查区域的信息；姿态调整机构，用于调整信息获取部件的姿态，以使信息获取部件朝向目标检查区域；旋转机构，用于调整姿态调整机构的角度；和升降机构，用于调整姿态调整机构的高度；其中，旋转机构和升降机构中的一个设在承载装置上，另一个上设置姿态调整机构。此种侦查装置增加了信息获取部件的运动自由度，在实际侦查过程中，可根据实际的目标检查区域灵活地调整信息获取部件的位置和姿态，以使信息获取部件朝向目标检查区域，实现全方位侦查；而且具备较强的通用性和适应性，可减少需要准备的检测设备的数量，提高工作效率。

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侦查探测仪和使用该侦查探测仪的侦查方法，该侦查探测仪用于侦查探测制毒场所所在的位置，该侦查探测仪包括集成在所述侦查探测仪本体上的传感器组件，所述传感器组件包括摄像头、气体传感器、GPS定位器、海拔仪和风速测量器，所述摄像头、气体传感器、GPS定位器、海拔仪和风速测量器通过数据输出组件将气体数据信息、经纬度信息、海拔高度信息和风速信息将通过数据软件进行处理，结合三维图像信息，判断出制毒场所的具体位置。本发明对制毒现场周边散发出的制毒原料气体有极高的响应，可以侦查到被树木等遮盖的制毒场所，通过数据处理软件，能够对制毒场所进行准确定位。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侦查装置、自动侦查设备及侦查方法，其中，侦查装置包括信息获取部件，用于获取目标检查区域的信息；姿态调整机构，用于调整信息获取部件的姿态，以使信息获取部件朝向目标检查区域；旋转机构，用于调整姿态调整机构的角度；和升降机构，用于调整姿态调整机构的高度；其中，旋转机构和升降机构中的一个设在承载装置上，另一个上设置姿态调整机构。此种侦查装置增加了信息获取部件的运动自由度，在实际侦查过程中，可根据实际的目标检查区域灵活地调整信息获取部件的位置和姿态，以使信息获取部件朝向目标检查区域，实现全方位侦查；而且具备较强的通用性和适应性，可减少需要准备的检测设备的数量，提高工作效率。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外勤侦查用侦查装置，包括主体、侦查设备、调节架、内固定板、调节板和驱动轮，所述主体的两端的内部对称开设有滑槽，所述调节架的两端限位滑动安装在滑槽的内部，所述调节架的内侧对称开设有螺孔，所述主体的内侧的底部固定安装有伺服电机，所述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驱动螺杆，所述主体的内部固定安装有内固定板，所述驱动螺杆的一端限位转动安装在内固定板上，该一种外勤侦查用侦查装置通过对驱动轮、支撑杆和螺旋桨组件的调节，能够在空中、路面和水面行进，方便进行侦查，灵活性和通过性高，使用方便。

摘要： 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人的侦查系统、侦查方法及其设备。涉及机器人领域。一种基于机器人的侦查系统包括：采集模块、处理模块、通信模块和控制终端；本系统机器人可以自主行动完成侦查作业。此外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人的侦查方法包括：获取并发送工作区域视频数据；根据工作区域视频数据生成并发送操作指令；获取并发送目标人物数据，对目标人物进行识别分析，获取目标人物行为信息；根据目标人物信息进行判断，如果目标人物信息异常则进行报警。本方法机器人可以自主行动完成侦查作业。此外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基于机器人的侦查设备包括：机器人主体、摄像组件、工控机和通信模块。本设备机器人可以自主行动完成侦查作业。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VR技术的多人协同侦查方法及侦查系统，搭建虚拟案发现场；多人进入所述虚拟案发现场；所有人按照现场勘验规范，进行协同勘查；在所述虚拟案发现场，针对提取的痕迹物证，使用语音进行现场记录，对提取的物证进行描述，逐步掌握案发现场情况；综合现场勘验结果，对案情进行分析研判，描绘嫌疑人画像及其行为轨迹。本发明突破了刑事案件勘查局限于实际现场的门槛，创建了跨空间协同勘查的新模式，实现了案发现场快速建模、跨空间进行案情分析研判与协同侦查的实战系统，满足刑侦领域刑事案件快速侦破的实际需要。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外勤侦查的侦查装置，属于外勤侦查技术领域，包括侦查车以及设置在所述侦查车底表面的两个履带和设置两个履带之间的方向轮，所述侦查车的前表面安装有照射灯，所述侦查车的顶表面开设有方形凹槽，所述侦查车的顶表面安装有侦查机构，所述侦查车上安装有动力机构，所述侦查车的两侧均安装有缓冲机构。该侦查装置在缓冲机构的作用下可对侦查装置的周边进行防护，达到了更好的防护效果。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侦查突击车车厢及侦查突击车，包括车厢，车厢远离车头的一端设有供人员出入的后门以及用于打开和关闭后门的门板，在车厢外部、后门的一侧设有供人员爬向车顶的爬梯，在远离车头一端、车厢内两侧分别设有一排座椅，且两排座椅之间具有间隔以供人员通行，在靠近车头的一端、车厢内两侧分别设有用于放置器具的柜体，并且两侧的柜体之间具有间隔，门板下边沿与车厢铰接，以使门板的上边沿能够向下转动打开。如此设置，侦查突击车车厢结构布置合理，便于乘员乘坐、下车、搬运设备等操作，从而使得侦查突击车能够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投放兵力、运输器材、勘探情况以及完成救援。

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外勤侦查的侦查装置，包括机壳，所述机壳的顶部中心设置有承载柱，所述承载柱的顶部中心设置有侦测杆，所述侦测杆的一侧设置有数据控制线，所述机壳的底面靠前后两端均设置有一组滚轮，且所述机壳的前端内部设置有若干个活动槽，所述侦测杆的顶面中心设置有摄像头，所述承载柱的中部外表面靠两侧均设置有升降板，且所述承载柱的上端内部靠两侧与上端内部靠中心分别设置有转轴与防护槽，所述承载柱的两侧侧壁内部靠下端均设置有升降槽。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用于外勤侦查的侦查装置，能够提高侦测装置的灵活性，加快侦测装置的侦测效率，其次可以保证了侦测效果，减少侦查部件的受损概率。

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侦查机器人，包括平台、变形行走装置和侧向悬挂装置。所述侧向悬挂装置包括第一连接臂、第二连接臂、轮连接件和弹性装置；所述第一连接臂和第二连接臂的一端均铰接在所述轮连接件上，第一连接臂和第二连接臂的另一端分别铰接在平台上；所述弹性装置的一端铰接在所述第二连接臂上，另一端铰接在所述平台上。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侦查机器人可将轮式、履带式、腿式三种运动模式的优势集于一身，载荷能力强、运动速度快、越障水平高、灵活度好、转弯半径小。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地空一体联合侦查系统，能够兼具小型地面移动机器人和无人机两种侦察方式的优势，能够对复杂多变的环境进行全面的、持久的、细致的侦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