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明标准

摘要： 审查批捕虽然是审前程序,但也存在司法证明,检察机关需要依据证据材料来认定每一逮捕要件。实证研究表明,逮捕要件证明呈现出事实要件的证明较为严格、刑罚要件的证明宽严不一、必要性要件的证明较为自由的特点。实践中主要存在证明逻辑不够清晰、刑罚要件证明不够严格、必要性要件证明不够规范的问题,催生了捕后判处轻刑的情况比较常见、社会危险性的认定较为随意等现象。立足实践情况,结合域外经验,应当坚持对事实要件的严格证明,同时完善证明规则,加强证据供给,改革约束机制,促进逮捕要件证明的规范化,进一步降低审前羁押率。

摘要： 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作为刑事对席审判程序的例外和补充,对刑事诉讼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实践中该如何适用证明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证明标准的确定需要考虑诉讼构造、价值选择和社会基础3个因素,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从而得出在特定危害性重大案件、被告人因严重疾病缺席案件和被告人死亡案件中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证明标准。

摘要： 民事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是人民检察院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进行证据调查与案情核实的关键手段,既具有履行检察职能的担当性,又具有维护公益的目的性。在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有的随意启动调查核实权,调查核实证明标准适用不当,调查核实权的内容范围超出职权边界,导致权力运行存在风险。究其成因主要有:调查核实内容范围缺乏细化解释、启动程序欠缺具体规定、证明标准适用规定不清。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民事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将民事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限定在诉前阶段,限制调查核实内容范围;将“在履职中发现”和“依法定程序立案”作为调查核实权的启动条件,并明确调查核实权启动审批程序;在诉前阶段适用“初步证明存在或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证明标准,同时,应将诉前调查核实与立案前初查和提起诉讼后的调查取证相区别。

摘要： 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一体化调查,集中体现了反腐法治化与高效化。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的证据规则重在强调对接刑事审判标准,这显然不利于对职务违法案件的责任追究。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存在本质区别,二者在证据收集程序上虽具有一致性,但应构建不同层级的取证规则,以确保取证手段适用得当。对职务违法者的处置结果通常是政务处分,不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特征决定其应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证明标准。

摘要：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摘要： 证据标准是证明标准的客观面相和前置条件,其本质上属于“程序准入”机制,包括“程序控制”和“心证隔离”两层含义。证据标准数字化的核心功能是控权而非放权,旨在实现应用系统对于“证据规格”和“证据基数”的机器筛查与控制。系统开发与应用须妥善解决权力偏向问题、认知偏误问题和司法心证“解模糊性”问题,重点包括:优化技术红利分配,调整系统定位和运行方法,合理限缩系统的功能覆盖面,保持证据模型的适度开放性,强化要件式裁判研究。

摘要： 推定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是争端解决中认定事实的重要法律工具。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仲裁庭适用推定具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实践中推定亦得到了频繁的适用。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对举证责任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涉华投资仲裁中多起案件涉及推定问题,通过反思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作为国际投资仲裁的参与者,我国政府和海外投资企业应当能够熟练运用推定这一法律工具,同时在商签新的投资协定时,我国政府应当注意明确规定相关条款的内容,以防止在争端解决中仲裁庭作出不符合缔约方预期的推定。

摘要：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作为法哲学思想,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演进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我国刑诉制度演进至今展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为应对时代演变,刑诉制度应当沿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正确轨道,践行“限制国家自由”思想,坚持自由观念对刑诉制度建构的指引,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律正义观,促使实事求是原则继续在刑诉制度演进中发挥根本指导作用。

摘要： 互联网+新零售时代,搭建了网络直播这一新型消费场景,场内消费繁荣,场外纠纷频发,根据传统线下消费场景制定的买卖合同相关法律规定及理论一时已难以满足这一新型消费纠纷主体多样性、场景虚拟性、交易高频性、合意时效性等特征。谁对消费者负责?是主播?是直播间运营者?还是商品经营者?直播间运营者究竟是销售商还是广告商?据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提供了两个认定直播间运营者责任的方案,一是由直播间运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责任,自证清白;二是以直播间运营者是否提供商品链接供消费者直接点击购买为区分标志,提供商品购买链接的直播间运营者承担商品销售责任,反之承担广告责任。笔者以法律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直播业发展为视角综合考量,方案二的证明标准更为明确、更便于法律适用,不仅符合保护消费者的立法价值取向,也符合直播行业的商业现状和行业发展需要。

摘要： 当事人提出免证事实否定之时,“足以推翻”意在为其提供指示性引导并提醒法官更为谨慎地审理。然而,司法实务中,对预决事实“足以推翻”的证明标准运用不一,对公证文书事实“足以推翻”的程度难以达到司法解释所定义的标准,实际结果均与立法初衷相违背。究其本因,是有关民事诉讼免证事实的相关法律不够缜密,法官在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论证过于粗疏。走出困境的关键在于明确“足以推翻”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适当限制法官自由心证,发布指导性案例以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并将公证文书事实剥离“足以推翻”。

摘要： 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以及待证事实要被证明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达到法律所认可的违法事实和程序合法这两个问题成为维护烟草专卖制度、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路上的阻碍因素.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就违法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行政相对人则应当对其管领范围内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涉烟行政处罚中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分层次的.在证明违法事实过程中,可以适用听证程序的行政处罚应采排除主要疑点的证明标准,适用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应采优势证明标准,除上述两类外的一般行政处罚应采明显优势证明标准,当事人拒不配合调查以及当事人自认的情况下应适当降低证明标准;在证明程序合法的过程中,立案阶段以能够证明违法事实可能存在为限,调查阶段以能够证明“合理怀疑”为限,执行阶段以能够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或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且当事人超过履行期不履行为限.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与证明标准调整在刑事诉讼法场域,如何平衡公正与效率、实体与程序、权力与权利之间冲突,始终是法治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核心话语.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二者作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和"推进严格司法"的关键举措.从宏观布局看,"认罪认罚从宽"与"以审判为中心"是相辅相成、协同推进的互动关系. 就此而言，关于大陆地区认罪认罚案件证明标准的争论，同样可以遵循相似的逻辑进路加以研析。大陆刑事诉讼法确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强调“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申言之，诉讼程序繁简程度的差异，本质上是由层次化的证明要求所决定的，由此可以对简易速裁程序案件之证明机理进行剖析。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办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如此方能获得从宽处理的资格。因而，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前提之一，即是被追诉者自愿作出的有罪供述。因而证明过程较之于仅有间接证据组合形成证明体系大幅缩短。加之认罪认罚特殊的证据价值，围绕口供建立证据链条不仅成本低廉而且证明效果显著，如能保证口供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重视证据矛盾分析及客观证据的印证作用，在由供到证中强调交互印证，证明难度应当是有所降低的，相对应地，证明过程确实可以适当简化部分程序环节，加快程序进程，提高诉讼效率。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进入2016年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俨然成为刑事诉讼法学领域与"以审判为中心"并驾齐驱的学术热点,有学者甚至将其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视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两个基本方向,由此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司法实践需要足够的理论支撑,尤其是试点过程中,应当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并作出理论推进.遗憾的是,当前相关研究仍主要集中于较为宏观的层面,微观视角中的程序设计及证明问题仍有待细化,甚至存在部分理论误区.例如,迄今为止,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中,虽然少有以证明标准为题的专门作品,但不少学者均会在论文中有所提及.吊诡的是,虽然所占篇幅不多,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却存在较大分歧.既然本文坚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明标准并没有降低，只是因为案件证明难度降低而促成了程序简化。那么，证明标准是否对程序简化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只是问题之关键并非证明标准降低与否，而是在于确保待证事实达到证明标准的主体、阶段和程序为何，即如何在不降低证明标准的前提下，依然促成程序有效简化。首先，需要明确的两组概念，即“自向证明”与“他向证明”以及“司法证明”与“证明准备”。简言之，“自向证明”是说服自己，“他向证明”则是说服他人，而司法证明恰恰是说服裁判者的活动，尽管同样需要运用逻辑证明方法，但其需要在三方构造的交互理性之下进行他向证明，而非单向思维之下的自向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在处理审判之“证明标准”与审前之“证据标准”的关系问题上，应当呈现出两种不同样态。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其制度推行的初衷，是从社会需求与人权保障出发的:一方面，提高司法效率、及时有效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人权司法保障的需要，有利于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

摘要：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委联合发布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认定,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何谓证据确实、充分,主要从强化证据质和量的要求入手,尤其突出强化了证据之间的不矛盾性和结论的唯一性,这也是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定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该《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15条和第22条还确立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单个证据的印证规则.2012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其第53条对证据的质、量及全案证据的综合要求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强化,并引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此后不久,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于各个证据种类的审查、认定规则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特别突出了证据的综合审查与运用规则,明确了单个证据证明力和对全案证据综合评判的限制性规则,最终,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证据间印证的要求.如:以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为核心,第105条直接规定了间接证据的定案要求.第106条对隐蔽证据的印证规则进行了规定.综上,由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模糊和笼统,实践中仅凭供证一致定案潜在严重的问题及风险.冤错案的重压之下,2010年以后的立法及司法解释选择将印证规则细化并法定化,以期能够规范侦查取证,强化法院对定案证据的审查,提高定案证据的质量,尽可能减少冤错案的发生.伴随印证规则的法定化,也就是对证明标准印证化的立法强化,这种立法努力主要呈现三大特点:首先,突破了供证一致定案的局限,进一步明确了依据印证定案的具体要求.其次,坚持证明标准客观化的立场,将排除合理怀疑定位为对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补充.最后,初步形成了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最高要求的印证规则体系.

摘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时首次规定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情况下没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提供了相关法律依据.但因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我国是一个新的制度设计,已有的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比较原则,因缺少具体操作规范指引、法律适用存在较多困惑使得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未能达到立法的预期效果.截止2016年底,全国法院共受理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案件38件,其中大多数案件还处在公告、延长审理期限状态,难以向前推进,严重影响了反腐败战略的实施和成效.为推进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司法适用和完善特别程序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7年1月5日出台了《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司法解释规定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逃匿、通缉、违法所得的具体认定以及违法所得没收的操作程序做了相对完善的规定.诚然,缺席审判程序的设立于我国刑事司法而言意义重大,既体现了对于重大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强,又兼顾了对于合法权益的人权保障,填补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缺失,弥补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漏洞.但是,《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该程序中部分内容的规定仍然过于原则和模糊,从而引发理论界的广泛争议和司法实务中程序适用的障碍,特别是关于缺席审判程序的证明标准问题,实务部门和学界给予了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为使相关规定能更好地落实,确保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能够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被广泛运用,有必要对缺席审判程序中的证明标准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与解读.

摘要：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落实,我国在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海上交通运输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持续的繁荣与进步,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类涉海案件的增多.2013年国家通过重组国家海洋局、组建中国海警局建立了一支海上综合执法队伍便是应对举措之一.但受制于海上特殊的地理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律以及执法办案人员的认识等各类因素的影响,当前国家对海上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案件的高效办理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和挑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出台了《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和《关于审理发生在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以下简称《涉海司法解释二》),对海上案件的办理作出了一些解释和规定.海上特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理论探讨，海上特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路径设置，比如适用条件、配套制度等。

摘要：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公众对于司法的合理监督会促进社会进步,但是对于刑事案件毫无根据的无端猜疑,不仅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退化.这是由于司法的印证证明模式与公众的印证证明模式之间存在区别造成的,通过Netlogo社会模拟实验,在价值层面构建共识平台以及在证据材料层面对于不恰当的效果进行抵消可以对此问题有所帮助.

摘要：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现实要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一步刑事司法化与轻刑犯罪数量剧烈增长而司法资源严重不足情形下交互作用的结果。本体论(Ontology)与其得到表达的语言之间的联系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对于“是”这个词的依赖，从字面上就是关于“是”的学问，即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研究它的本体首先在于其概念的精准理解。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仅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延伸与制度化，更是当前犯罪轻刑化和犯罪数量剧增背景下的迫切选择。深化司法改革正在进行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与实践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且具有重大影响的工程，其目的在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然而，只是基于制度生成的理论基础以及本体问题的研究，还不能够完全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自我完善，它还需要刑法的对应修改，更需要刑事诉讼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配套的诸如值班律师辩护人化、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明标准、扩大起诉裁量权、审级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程序上的全流程简化。

摘要： 引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一改革目标;2016年7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审通过的《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方向性地指导."该项改革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刑事诉讼制度中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两项重要改革,对于推进程序分流、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相关证据问题,与其他刑事诉讼制度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化的内涵,比如就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认罪认罚案件适用刑事证据规则问题等.从证据法的角度,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经验,对其中证据制度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具体诉讼程序中的落实.

摘要： 笔者结合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探索经验，探讨正当化事由的证明问题。正当化事由的证明问题包括证明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目前主要限于正当防卫,新刑事诉讼法则未明确加以规定.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不同的概念,在公诉案件中,正当化事由的举证责任由辩方承担,控方始终承担证明有罪和反驳时的证明责任.在公诉案件的不同诉讼阶段,辩方的证明标准始终低于控方,控方最终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辩方是高度盖然性标准.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和被告人分别承担正当化事由的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其证明标准普遍低于公诉案件,分别是排除合理怀疑和相对偏低的高度盖然性标准.

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例如证明已巡查的地点和巡查时刻的保安巡查的证明系统。另外，例如通过附加经证明的拍摄了地点和时刻的信息的映像，能够使映像证明拍摄的地点和时刻。存在如下各部分：提供地球上的位置信息的GPS卫星10；提供地球上的气象信息的气象卫星20；保安巡查时携带的信息处理设备30；证明时刻信息和位置信息的证明书发行服务器40；保管经证明的位置信息和时刻信息及添加这些信息的映像的信息保管服务器50；验证拍摄映像的地点和时刻的验证装置60；将信息处理设备30、证明书发行服务器40、信息保管服务器50和验证装置60等相互连接的网络70。

摘要： 一种工作量证明运算方法、工作量证明芯片及上位机，所述工作量证明芯片包括：中央控制单元，用于接收上位机发送的DAG数据；外部DAG处理单元，用于将所述DAG数据保存至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用于保存DAG数据；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保存的DAG数据进行工作量证明运算。本公开实施例通过由上位机将DAG数据发送给工作量证明芯片进行处理，工作量证明芯片无需保存Cache数据，从而有足够的空间保证DAG数据的完整性，进而延长了芯片的使用寿命。

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生成区块状态承诺和证明及验证区块状态证明的方法，包括：每次在区块中写入状态时，记录写入状态的版本；将所述写入状态的状态名和所述版本输入全局过滤器，得到过滤器结果，并在所述区块中记录所述过滤器结果作为不存在性承诺；对所述区块所有写入状态的状态名和复合状态值进行计算，将计算结果作为存在性承诺；在区块中记录所述存在性承诺；其中，所述区块包含全部区块的所有非过期写入状态的不存在性承诺。通过以区块为单位组织状态树，状态树的规模小，结合写入状态的过期机制，在全局状态规模巨大但活跃状态规模有限的场景下，极大降低了计算状态存在性证明的代价，缩短了状态证明数据的长度。

摘要： 本发明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可信状态证明的方法和相关设备，用于降低证明服务器进行可信状态证明的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信息量以及证明服务器的负担。本发明实施例方法包括：首先，对该网络设备的第一可信证明代理进行度量以获取第一代理度量值；随后，向该上游设备发送该第一代理度量值；最后，接收来自该上游设备的至少一个基线值，该至少一个基线值中的至少部分基线值用于证明该下游网络设备的可信状态。

摘要： 本申请涉及零知识证明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零知识证明的证明方法、系统、电子设备和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通过本申请，当存在尚未被FFT计算处理的R1CS子数据时，基于R1CS子数据，使用GPU进行FFT计算处理，得到R1CS子数据对应的多项式数据；以及基于R1CS子数据及R1CS子数据对应的多项式数据，使用CPU进行MultiExp计算处理，得到R1CS子数据对应的证明分量。当所有的R1CS子数据均已被FFT计算处理时，基于R1CS子数据及R1CS子数据对应的多项式数据，使用CPU和GPU并行进行MultiExp计算处理，得到R1CS子数据对应的证明分量；最后基于R1CS数据中所有的R1CS子数据对应的证明分量，生成证明。本申请能够加快零知识证明的生成。

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基于零知识证明的100％资产准备金证明方法及证明装置，利用了零知识证明，证明平台对所宣示资产的所有权的合法性。本技术基于零知识证明的100％资产准备金证明方法旨在提高资产所有人和资产管理平台之间的信任，让资产所有人的资产不被随意挪用，让资产管理平台能自证清白。基于该方法，资产管理平台可以向所有的平台用户证明，平台的准备金率不低于100％，证明平台拥有的数字资产大于所有用户资产的总额；所有用户都可以采用本技术流程进行资产验证，所有用户都能确认自己的资产数目在平台公布的储备资产数据中，没有任何用户提出资产数据被重复验证或者伪造。

摘要：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例如证明已巡查的地点和巡查时刻的保安巡查的证明系统。另外，例如通过附加经证明的拍摄了地点和时刻的信息的映像，能够使映像证明拍摄的地点和时刻。存在如下各部分：提供地球上的位置信息的GPS卫星10；提供地球上的气象信息的气象卫星20；保安巡查时携带的信息处理设备30；证明时刻信息和位置信息的证明书发行服务器40；保管经证明的位置信息和时刻信息及添加这些信息的映像的信息保管服务器50；验证拍摄映像的地点和时刻的验证装置60；将信息处理设备30、证明书发行服务器40、信息保管服务器50和验证装置60等相互连接的网络70。

摘要： 一种工作量证明运算方法、工作量证明芯片及上位机，所述工作量证明芯片包括：中央控制单元，用于接收上位机发送的DAG数据；外部DAG处理单元，用于将所述DAG数据保存至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用于保存DAG数据；计算单元，用于根据所述保存的DAG数据进行工作量证明运算。本公开实施例通过由上位机将DAG数据发送给工作量证明芯片进行处理，工作量证明芯片无需保存Cache数据，从而有足够的空间保证DAG数据的完整性，进而延长了芯片的使用寿命。

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生成区块状态承诺和证明及验证区块状态证明的方法，包括：每次在区块中写入状态时，记录写入状态的版本；将所述写入状态的状态名和所述版本输入全局过滤器，得到过滤器结果，并在所述区块中记录所述过滤器结果作为不存在性承诺；对所述区块所有写入状态的状态名和复合状态值进行计算，将计算结果作为存在性承诺；在区块中记录所述存在性承诺；其中，所述区块包含全部区块的所有非过期写入状态的不存在性承诺。通过以区块为单位组织状态树，状态树的规模小，结合写入状态的过期机制，在全局状态规模巨大但活跃状态规模有限的场景下，极大降低了计算状态存在性证明的代价，缩短了状态证明数据的长度。

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证明数据处理系统与方法，在该证明数据处理方法中，多个电子签章在一时间区间内被接收，其中各该电子签章是分别根据一电子凭证的一私钥对一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及加密所生成。在该证明数据处理方法中，在该时间区间之后，一梅克尔树根据该多个电子签章被产生，且针对各该电子签章的一令牌被产生。各该令牌记录着该梅克尔树的一梅克尔根、各该电子签章、各该电子签章所对应的电子凭证、对应各该电子签章的一梅克尔证明、以及时戳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