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

摘要： 1966年构成了陈映真创作上的分水岭,其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在创作题材上的鲜明变化。不仅前期主要题材被新的题材所代替,前期隐藏的次要题材也成为着力铺陈的重点。创作题材上的变化反映了陈映真内在的精神结构的变化,也即基于前期的“中间物”意识的重构。出于对大陆“文革”的理想主义地想象,陈映真精神结构的张力发生变化,左翼青年主体的道德困惑得以解决,他得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展开对于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亲美反共”的意识形态的多重批判。

摘要： 台湾作家陈映真和旅台马华作家黄锦树都分别以《山路》为题进行过创作,两部作品创作的时间虽相隔三十余年,但同是对社会的“发言”,且在文学意象、人物形象设置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看出黄锦树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技巧上对陈映真作品的吸收与借鉴,但它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模仿或复制的结果。本文将从对陈、黄二人《山路》中的文本意象、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对比,发现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深入探究黄锦树另写《山路》的用意所在。

摘要： 金理的著作《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构建了从章太炎、鲁迅到胡风的现代名教批判谱系,探讨后发国家知识分子的现代困境。在此基础上,文章从“反现代的现代性”的第三世界视野进行补充思考,如陈映真发表于1967年的《唐倩的喜剧》,可见其深刻的现代名教批判:辛辣讽刺中国台湾地区作为“转向者”的“伪士”及其文本性态度所体现的殖民性,批判西潮甚嚣尘上的“现代名教”,从而超克“文化冷战”时期单一的资产阶级现代性想象。

摘要： 本文将《华盛顿大楼》系列放置于台湾战后社会语境和陈映真文学创作脉络中加以考量,认为该系列中的性/两性问题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紧密联结,既延续又发展了早期小说通过性/两性问题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和左翼理想主义的探讨,并呈现出对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兴症候的反思。该系列的女性书写反映出第三世界女性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结构性位置和困境,其境遇由国族、性别、阶级等诸多结构关系相叠加而形成,她们比男性更具反抗的能动性,但这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进程。该系列延续了早期小说借由性/两性问题对男性主体展开批评的反思路径,但这一时期具有朴素国族意识或禁欲主义倾向的男性主体与左翼理想逐渐脱钩,也回避了质疑台湾“内战·冷战”历史结构的困难。该系列在社会批判和艺术审美两个层面达成了微妙的平衡,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詹姆逊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严重分裂甚至二元对立。

摘要： 从“内在台湾的中国思想史”视野来看,陈映真早期小说对鲁迅的接受与发展不仅体现在第一卷(1959-1964)中,也体现在第二卷(1964-1967)中,继承与发展鲁迅的知识分子批判传统:一、都批判西潮涌入之际失落“诚”与“爱”的“伪士”现象,借此反思启蒙。二、对个体现象关联的外在社会制度环境与历史结构,如对世界史中的知识分子殖民性问题进行批判。陈映真继承鲁迅的“半殖民地”批判与“弱小民族”关怀,基于台湾社会特定的双战结构,对“留美热”和东西二元对立的迷思进行新殖民主义批判。总的来说,陈映真的知识分子批判较之七十年代黄春明等人的乡土小说具有超前意识:通过自我反省反击“亲美”的神话,对我们今天走出东西二元对立的迷思仍具有意义。

摘要： 2017年台湾人间出版社编纂的《陈映真全集》,贡献极大。其中《著作年表》全面整理与系统考校陈映真的著述轨迹,并首次正式呈现作品的翻译出版情况。但是在迄今唯一的陈映真小说英译专集《在家流亡》的出版时间上存有疏误。陈映真作品在当代英语世界的翻译可以追溯至1976年小说《第一件差事》的英译发表。1980年代初期,有4篇小说(除去重复)收录在重要的文学选集与翻译杂志中,其中学者刘绍铭较早注意到陈映真作品独特的社会历史价值,给予力荐。1986年米乐山的《在家流亡》出版问世,译者米乐山不仅肯定陈映真作品的社会意义,而且更关注其作品的美学特点。1990年代以来,陈映真作品的英译活动陷入低潮,似乎只有《山路》备受译者的青睐。近年来,中国台湾学者陈光兴等共同主编的《亚际文化研究》制作了陈映真的作品翻译计划,希望再次推动其作品与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阅读。

摘要： 电影《午夜特快》改编于小说《夜行货车》。《夜行货车》在当时批判了消费社会,带来一定的思考与启发,而《午夜特快》除同样具有《夜行货车》传达的现实性与人文关怀,其在原著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加工,创造性地以钦佩的目光凝视底层“弱小者”的生活,展现了充满喜乐与温暖的台湾后街。电影并未完全继承小说的内容,但是,电影体现出来的理解弱小者的方式、对老兵的关注,及对省籍关系的探讨,仍然延续了陈映真的核心思想。

摘要： 陈映真的文学与思想蕴含着对台湾历史与当今问题的理解之钥,而宗教意识是理解陈映真的关键。文章以陈映真小说脉络中的基督教情怀为起点,思考《万商帝君》中从基督教情怀到民间宗教信仰的微妙转向背后含蕴的现代性反思与中国认同,进一步明晰陈映真思想对当代台湾社会的现实意义。

摘要： 2020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首先,左翼研究持续走热,其中既有对杨逵、吕赫若、陈映真、蓝博洲、钟乔等单个作家的左翼文学活动的研究,也有对诸如“保钓”运动、《人间》杂志等重要的左翼文化实践的关注等;其次,文学文化思潮研究花样翻新,除左翼思潮外,以后现代和后殖民为代表的“后学”思潮,以及在青年群体中逐步盛行的强调“小确幸”思潮,大陆学界均予以不同程度的回应;再次,对“重写文学史”工作的细部优化,对外强化台湾文学的外部联结,对内将性别、族群、雅俗、新旧等一系列议题的重新问题化,开辟新的论述空间;最后,诗人杨牧去世,现代诗研究持续发力,针对具体诗人、诗作的专论以及诗史、诗案等的综论均在此前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摘要： 过往有关台湾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多以“三民主义新闻思想”和西方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为主线.在上述两条线索之外,台湾左翼的新闻传播思想则一直鲜为人知,其中以陈映真等人提出的“民众传播”最具代表性.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与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在陈映真建构“民众传播”理念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民众传播”的实施主体旨在对“保守”的知识分子进行启蒙和改造,促成他们与普通民众联合,实现左翼群体社会变革的宏大目标.

摘要： 本文试以"海峡两岸文学经验"的题目为起点,聚焦岛内文学、文艺议题,思考来日课题与展望.本文定题陈映真与陈映真的80年代处境,目的分两部分.其一,藉由介绍岛内文学界分析80年代陈映真的方式,提醒来日研究者需留意的面向.更关键的是第二点,通过简介陈映真83年后的〈铃珰花〉三篇的现实意义,既思考陈映真如何在80年代当下完成他的"两岸文艺经验"书写,也通过小说中的暗示,理解陈映真的"两岸文艺经验"设想如何在90年代转变为一系列文艺工作,而此些工作仍是来日的展望所在.

摘要： 陈映真的文学没有把"左翼"的思想与政治内容作为一种素材或主题来对待,而是通过一种媒介化的形式重组了内容,因此要进入到其美学世界中才能真正把握其试图挖掘的现实和历史世界.在陈映真的笔下,历史是"活的"遗迹,是行动与思考的起点.他也在"去政治化"的历史情境中进行着"再政治化"的文学实践.本文通过具体分析《铃铛花》这篇小说,试图沟通其美学形式与政治,在记忆与风景的叙事框架下,透视陈映真小说的有机结构与生产性.

摘要： 本文试图以“中国文学论”的台湾文学史观、“第三世界文学论”以及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民族风格”为路径，切入陈映真的文学思想研究。

摘要： 本文介绍陈映真通过阅读《呐喊》，看到了苦难和落后的中国，并由此对祖国产生了强烈的认同。陈映真既传承了鲁迅精神，也与日据时代台湾文学先贤遥相呼应——当然，后者本身也有鲁迅影响的深刻印痕。鲁迅具有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勇敢、持续地向丑恶现实扔出匕首和投枪的风骨;而陈映真经过入狱出狱、创作和论战的长期实践，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思想、反省、批判、前瞻之所寄”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有了更明确的自觉。这是两位作家所服膺的文学反映现实、服从现实斗争需要的现实主义理念使然，也是战斗、批判的现实主义的敏锐性要求的体现。

摘要： 人世关怀的第一个特点是多元的同情指向。本文简要论述了在文学的思维里，陈映真始终坚持对人，活生生的人，做深广的关怀.

摘要： 从漫长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这个将会改变世界未来走向的大计划，一般理解的动因在其内在需求与全球经济发展，然而这个方案不能孤立地理解，脱离中国中心的世界观，发现东南亚次区域中印度尼西亚“新海洋时代”、南亚印度“新香料之路”等提案，这几个表面不相统属的计划都具有内在的联系。整体而言，它们意味着第三世界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区经过四个世纪帝国主义的摧残，长期的隐忍、再生与复苏，从废墟中悄然升起，为了掌握自身未来，不再被强权牵引而试图提出带动地球未来发展的新方向。在过去的社会思想资源中，诸如中国固有的大同思想、佛教与民间信仰众生皆平等大爱世界观、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等，都是指引道路的明灯，其中1955年的“万隆会议”更是第三世界在历史实践中少有的共同资产。万隆主义是国际主义，同时是追求接地气的世界主义，众生皆平等、万事万物皆平等更以宇宙为前提超越人世的地球主义，以万隆分子自诩是为了人间也是为了地球的未来。目的在于改造知识构造与气氛，走向更具解放性、更平等的地球，以第三世界接地气的国际主义思想路线、方法，取代欧美中心主义。第三只眼的直觉是:映真先生洞察身边的能力让他长出了另外一只/双他自己都没法充分意识超越左右的眼睛，这只眼睛不特殊，其实内在于“第三世界”的需要，历史客观状态的复杂性，迫使要介入的有心分子要接地气、着陆、低空俯视自身的大地。

摘要： 陈映真曾问王安忆今后打算如何?1987年的王安忆回答:写中国.陈映真嘉许她"好样的".王安忆听了很受鼓舞.《人间》杂志创办于1985年,发行人(署名陈永善)、召集人、文字编辑(署名许南村)皆是陈映真,《人间》是陈映真非常重要的文化实践与社会参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是帝国主义侵凌的结果,激起了陈映真的民族主义情感.陈映真的中国认同是富有左翼范畴的第三世界意识的.同时,陈映真早年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相遇,使他在朦胧中向往彼岸的左翼社会主义,赵刚曾通过"橙黄橙黄的早星"解读出他的理想与向往.因此《人间》杂志既推动台湾民众对大陆的了解,又以报告文学救赎国家分裂、民族分断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