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摘要： 白先勇小说中常常出现子嗣缺席的现象,女性的无后命运、同性恋者间虚构的父子或母女关系、父辈与子辈间文化上的断裂造成血缘子嗣的异化。探究白先勇小说中的子嗣缺席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子嗣的缺席实际上是白先勇对台湾地区文化空间的感知,此地无希望、无未来。这种悲观意识源于他的自身经历与特殊身份:同性恋者、出国留学者,家族的“孽子”。无子的现实与母体文化的割裂均指向台湾地区的“明日”不可知性,其中暗含了白先勇对台湾地区孤岛空间与中华文化母体割裂的隐忧。

摘要： 夏志清称白先勇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无论是在主题、艺术、人物形象塑造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本文拟对白先勇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为研究对象,进行整体观照,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时间意识笼罩的悲剧色彩、承继五四传统的感时忧国精神、中西交融的艺术成就、悲悯的人性关怀、感伤的美学。

摘要： 世界华文文学大家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拥有丰富的声音资源。在叙事策略及技巧上,白先勇一方面以音缀事,借助贯穿文本或具体事件或人物意识流的声音景观,赋予小说叙事以整体性,使个人笔下的“孽海情天”有色亦有声;另一方面,作者赋予小说中的各类声音景观丰富的象征意义,既可见人物命运的表征,情欲与死亡的联系,也有对普世之爱的象征。此外,白先勇还充分运用以声衬情的策略,在表达人物个体心境、情绪的同时,凝聚了作者的历史意识与命运意识,映衬苍凉的人生情境,折射出作家的悲悯情怀。听觉叙事在白先勇短篇小说中承担了重要的叙事功能,而探究白先勇小说中的声音景观,也有助于更全面地展现白先勇艺术世界魅力,并开拓出新的研究思路。

摘要： 通过文化磨合的视角分析《台北人》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主题意蕴,重新阐释白先勇丰富多变的创作风格和思想内涵,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一)磨合的人物。白先勇笔下的人物群像塑造,主要是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渗透和西方现代意识的注入来实现的;(二)磨合的叙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传统深深地植根在白先勇的脑海里,而留学西方的经历又影响了他看待世界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叙事中既有中国传统的诗学意味,又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光怪陆离的象征色彩。(三)磨合的主题。白先勇通过塑造各阶层的人物角色试图揭示一种中国古典文学中常有的主题:世事沧桑和命运无常,又仿佛展示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主义式的生存困境。白先勇这些为中国读者重现了充满传统意味的新故事,也为西方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中国历史文明的崭新视窗,并重建了在西方读者眼里的中国形象。

摘要： 台湾地区留美文学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文学"发展至今,创作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着力于表现族际冲突主题到后来的族群融合主题。族际冲突的原因常常是多方面的:种族偏见和歧视、文化冲突、利益冲突、认同问题等。族群融合既有异性间的族际交往、通婚,也有同性恋者的跨族际交往。创作主题的变化不仅是时代、环境、历史现实的反映,也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在美时间长短、身份认同等因素密切相关。

摘要：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中评价《红楼梦》为天下第一书,曹雪芹以天眼看红尘,写下大观园中的人生百态,贾、史、薛、王四大家族的繁华兴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青春情事。全书集文言与白话、诗词与曲艺、写实与象征、宗教与哲学、神话与俗事等不同的叙事手法和切入角度,包罗万象、蔚为大观。如何将这部集中华文化大成的巨作以现当代戏剧的形式呈现?如何说好这个中国故事?

摘要： 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的连环画改编,采用简化与留白呼应“荒凉旧梦”的主题意蕴,并在保留艺术的基本呈现上运用隐喻和反讽的手法实现再创造。此外,连环画所呈现出的构图呼应、意象复现、人物命运的雷同等特征构成独特的环形叙事结构。诸多艺术形态的运用不仅阐释了白先勇对命运的表达,也传达出改编者的生命哲思,连环画由此具备了自身独特的视觉效果与叙事张力,实现了图像艺术的独立性。

摘要：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具有将中国传统佛教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相融合的特点。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来看,白先勇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精神的“前见”与佛教思想紧密相关,他将西方现代主义人—神对立的张力结构置换为今—昔比照的无常变化。以佛教的“四法印”来观照,白先勇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人生虚无和痛苦的体验是通过佛教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有漏皆苦”来完成的。在文学的终极关怀层面上,白先勇没有走上佛教“寂静涅槃”的出世解脱之路,而是代之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悲剧的尊严”的抗争精神,并且他将大乘佛教的悲悯情怀与“悲剧的尊严”相融合,呈现出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的境界。

摘要： 作者介绍白先勇,1937年7月11日出生于广西南宁,籍贯广西桂林,美籍华裔作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昆曲研究推广计划”荣誉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孽子》,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纽约客》等,散文集《蓦然回首》《第六只手指》《树犹如此》等,舞台剧《游园惊梦》等。其中《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排名第七位。

摘要： 白先勇是誉满海内外的当代华语文学的领军人物,生命悲剧书写是他始终不渝的创作取向。“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两部小说关注生活在艾滋病肆虐背景下的美国纽约华人同性恋群体,在挖掘他们面对命运不公的孤独、无奈及自我救赎的同时,也隐含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小说运用疾病的隐喻、音乐的象征等艺术手法,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和文化立场,是白先勇人道主义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的升华之作;且作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纽约华人世界那段不堪回首历史的文学镜像,颇具认识价值和启示意义。白先勇的悲悯情怀源自他对世界和人生的深刻生命体验及由此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源于童年经验、人生经历、文化接受及认同危机等多方面影响。

摘要： 白先勇的悲剧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上.他往往善于把握个人与社会间的矛盾冲突,并把这种冲突从社会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和历史层面,然后借助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全方位、深层次地表现出人类生存中无可奈何的"被抛状态"以及被命运抛弃后的怅惘、绝望情绪.然而当他像大多数存在主义者那样把笔下的人物逼到无可退处时,却并不象他们似的由此拷问出人性的复杂.他往往非常宽容地赦免了对笔下人物的拷问，转而专注地描写生存困境本身的险恶，并在对苦难本体的描摹中渲染人物悲苦哀怨的情绪。这就把存在主义者对人类存在的形而上思考，拉回到了中国传统佛教对芸芸众生的世俗关怀上来。在类似于佛教“生即是苦”的理念宣扬中，显示出作者特有的宗教式的悲悯情怀。可以说，白先勇悲剧意识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由存在主义和佛教教义共同交织构建而成的。

摘要： 本文以美华台湾文群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白先勇为分析个案，解读其纽约客系列创作中华人认同问题的复杂性。60-80年代白先勇笔下的美国华人大多尚未真正归化，或者说他更关注那些华人漂泊者作为异乡人的愁苦，因此他的北美华文书写始终未曾脱离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性视野，同时，他的作品总是笼罩着一层悲悯和宿命的色彩。书写海外中国人浓稠悲怆的民族情感和认同焦虑，其实也是那一时期海外台湾作家的一种主流视野。而世纪之交白先勇的创作则更专注于人性层面的探讨，尤其是被视为边缘弱势群体的同性恋群体，得到了白先勇的比较纯粹深切的关注和悲悯。作者注意到人性的沟通尤其是爱情可以超越种族界限，但是，在这一主题的表达过程中作者也并未放弃他的中国情结的抒发。而近年来自先勇先生致力于做“昆曲义工”的美学践履，无疑是其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集中表征。

摘要： 白先勇在创作《台北人》时，明显受到了英国作家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影响。白先勇在《台北人》中，同样表现了各类人物的心灵病态与人性扭曲。这些“台北人”既深深陷入到心灵的梦魇之中不能自拔，又对自己真实的人生状态缺乏自省与自知。《台北人》的主题内蕴与审美旨趣，显然并非指向未来，而是指向过去。白先勇所着意的，是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美好心灵，怎样在岁月流刷和历史动荡中，令人辛酸地被伤害、被腐蚀，并最终走向消亡的。纵观“台北人”系列作品，几乎所有小说的主人公都同时经历了个人的不幸与家国的沦亡。如果从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角度对《台北人》加以观察，自然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对国民党显贵在大陆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之奢华生活的怀念，以及他们丧失大陆中国的“亡国”之痛。蕴含在《台北人》中的情感意蕴，不仅是从一个虽然痛苦万分，却不舍高贵自由的心灵中发出的天籁般的悲鸣与哀叹，也不仅是白先勇从凝聚着自己痛切人生体验升华出的“丧家失国”的悲哀，更深藏着一种对悠久辉煌的中华文化传统的怀念与留恋。笔者认为最能体现这“唯美中国”之传神特征的，应是白先勇笔下那一个个风韵犹存但毕竟年长色衰、难掩迟暮的老美人形象。笔者还认为白先勇的同性恋气质和作品中的女性化倾向，与他精心打造的那个带有女性化特质的“唯美中国”形象，无疑具有天然的关联。白先勇的小说虽然境界不够雄奇阔大，取材也较为狭小细窄，但由于他高洁清远的文化气质和非同寻常的“中西合璧”能力，使得他的作品不仅承袭着西方文学“性爱、暴力与死亡”的传统母题，还大胆汲取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创新手法，更天才般地将其与“物是人非”、“家国败亡”一类中国文艺传统融为一体。而正是这“中西古今”的有机统一，造就了《台北人》在世界华文文学中无可替代的经典地位，他以文字延续并建构了古老中国文化的新命脉。白先勇的成功，无疑是华文文学之经典性与“中国（特）性”不可分割的绝佳例证之一。

摘要： 文章通过对白先勇与现代主义的介绍入手，阐述了其作品《台北人》所描写的丧失感及其中的记忆与乡愁，并对《台北人》中的14篇作品进行简析，更好的对白先勇小说中的现代主义进行了诠释。

摘要： 本文论述了白先勇正是用自己成功的中国化的小说美学实践，给作者和读者树立了一个可资深思勤学的样板。

摘要： 白先勇称其文字来源，除了中国传统文学外，另一是中国各地方言--"我从小又走过很多地方，我会说四川话、上海话、广东话，到台湾后，懂一点闽南话，湖南话我也会说一点.所以是南腔北调……".由此看来，白先勇不仅敏感于时间的流逝，也敏感于空间的移转，所以他的许多小说，特别是开始创作《台北人》之后，几乎每篇都要点明小说人物的籍贯，或者赋予小说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这并非偶然，似乎是作者有意为之.白先勇原籍广西桂林，笔下人物则有东北人、山东人、河南人、北京人……但从他会说的方言中，约略可知哪些地方他呆得较长、给予他较深的印象，而他的小说亦多取材于此.从地域文化的属性看，最主要有三个区域，一是南京、上海等江浙一带，即所谓的吴越文化区；二是包括湘西、桂北、川东等在内的湘楚、巴蜀文化区；三是闽台、粤港文化区.本文即尝试以此三大区域的界分，略析白先勇小说中以往未被注意的多元地域色彩.

摘要： 20世纪中期的中华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国内战争导致政权的更替，国土的离异，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曾掀起了阵阵波澜，也曾吸引不少作家敏感的神经和注目的视线.可以说，为共产党的胜利唱凯歌的文学作品不计其数，而为国民党的失败唱挽歌而又唱得最动听的文学作品，却似乎只有著名的美国华人作家白先勇一个.本文论述了白先勇"民国史"小说就是一部挽歌的大合唱，唱出了民国历史的客观规律，唱出了国民党政权的必然悲剧，也唱出了现代中国社会动乱的生活现实和海峡两岸的真实感受.

摘要： 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内外的演出中大获成功，已是近年来中国戏剧界影响较大、引人关注的事件，尤其是走进高校，在大学生中产生的轰动与影响，使之成为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故而有学者称之为“青春版《牡丹亭》现象”。首先，从白先勇个人角度来说，青春版《牡丹亭》圆了他文化复兴的梦，他赞同汤显祖的“至情”的哲学，认同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的超越生死的爱情观。青春版《牡丹亭》在剧本方面忠实于原著，采用“只删不增”的原则，从五十五折删减到二十七折，通过对折次的删改与调整达到了"减头绪”“立主脑”的效果．全剧分为“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三本。在舞台美术方面，达到了中国古典美与现代美的结合。坚持“传统为体”“现代为用”的原则，在不失古典韵味的同时，在服装，道具，舞台布景，花神舞蹈，灯光等方面都融入了现代因素。最后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还在于先前的宣传与策划。